摘要：1937年1月12日，史沫特莱的到访被当作一件要紧之事。她在一群红军士兵的护送下，穿过了地势起伏、道路坎坷的山间小道，最后到达了陕北。彼时，这片区域是中国共产党的关键根据地，处于国民党直接控制范围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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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月12日，史沫特莱的到访被当作一件要紧之事。她在一群红军士兵的护送下，穿过了地势起伏、道路坎坷的山间小道，最后到达了陕北。彼时，这片区域是中国共产党的关键根据地，处于国民党直接控制范围之外。
红军战士身着朴素却干净的军装，个个面容洋溢着坚定与热忱，他们对这位从远方赶来的国际友人致以崇高的敬意，展现出十足的友好。史沫特莱一行人在寒冷中长途跋涉，虽然旅途疲惫不堪，但她的到访极具象征意义，代表着东西方左翼势力的一场重要交流。
到达之后，她并未径直去住处歇息，而是立刻被带到了当地的会议室，打算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们进行首次正式会晤。史沫特莱受到了毛泽东和朱德的亲自接待，这样高规格的接待并不多见，由此可见史沫特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里的影响力，以及她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得到了高度的重视。
毛泽东和朱德的接待之地简约却洋溢着革命气息，墙壁上悬挂着口号和革命题材的艺术画作，彰显出革命根据地的精神风采。在初次见面便搭建起深厚的初步关联后，史沫特莱和朱德之间的交谈渐渐成了一项固定的安排。
每一周，他们都会选定两到三个夜晚，专门用来交流与记录。在这些时段里，朱德会细致地讲述他过往的经历，不管是战斗岁月，还是他对政治局势的独特看法。这类夜间交谈一般是在朱德的住处开展，那是一个较为私密、能避开日常政务纷扰的地方。
朱德在一间布置得尽量舒适的小屋里，与史沫特莱相对坐在木质桌子两边。屋里点着一盏光线昏暗的油灯，这样的环境利于两人进行长时间的交谈。
在这些交谈里，朱德不光回忆了自己早年投身革命的时光，讲述自己怎样从一名普通士兵一步步成长为红军的高级将领，还细致地讲述了他所参与的各个战斗以及战略决策的具体经过。
比如，他详尽地叙述了长征期间面临的诸多艰难险阻与危急状况，涵盖了怎样在敌人的层层围困中做出决策，怎样应对路途上的各类难题，还有怎样在近乎绝望的处境里维持队伍的斗志。
朱德也讲述了他对于中国农村改革的见解，像土地政策的调整以及实施期间面临的难题和取得的成果。他阐释了这些政策怎样让普通农民的生活发生改变，还有这些改变对中国革命的深远意义。凭借这些详尽的讲述，史沫特莱能够深入知晓中国革命的内在运行机制和实际产生的影响。
经过一系列紧密且系统的沟通交流，史沫特莱渐渐积攒了众多宝贵的一手资料，这些资料在后来成了她创作《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这本书的根基。
在史沫特莱大力呼吁之后，国际社会逐渐把更多目光投向中国抗日根据地面临的困境，特别是医疗资源匮乏的状况。白求恩、柯棣华等一群秉持人道主义精神的国际医生对这一呼吁作出响应，毅然决定奔赴中国，投身到抗日最前沿。
白求恩作为一名来自加拿大的外科大夫，在奔赴中国之前，已于加拿大和西班牙积攒了大量的战地医疗阅历。柯棣华身为一名美国医师，他同样满怀对国际援助的热忱。
这些大夫在来到中国之后，最先被派到了陕北以及另外几个抗日根据地，他们的到来让当地的医疗水准有了明显提升。抵达抗日根据地后，白求恩和柯棣华马上开展起工作。一开始，他们对现有的医疗设备进行了评估。
因长时间的战争以及资源短缺，众多医疗设施都到了难以使用的地步。白求恩凭借自身经验，着手组织并训练医疗团队，不但向他们讲授最前沿的医疗知识，还传授急救技巧和手术操作方法，以保证即便在前线也能够开展有效的医疗救治工作。
除了提升医疗技术，这些国际医师还带来了全新的管理方式。比如，柯棣华引进了病历卡体系，每位患者的治疗状况都有详尽记载，这对提升治疗效能和患者管理意义重大。他们还积极改善卫生状况，降低因恶劣卫生环境引发的疾病传播。
在真实的医疗工作里，白求恩与柯棣华时常奔赴前线，亲自处置战伤。某次战斗结束后，白求恩曾连续工作好几个小时，为众多伤员开展急救与手术。他们的无私付出和精湛医术，赢得了中国战士与平民的高度敬重和深深感激。
史沫特莱在中国有着极为多样且丰富的经历，她深切洞悉了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生活与拼搏。这些经历为她后续创作的《中国的战歌》一书给予了充足的素材。该书细致地记载了中国广大乡村与城市里人民的生活情形，以及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抗争。
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史沫特莱把战火洗礼下的故事以及其中蕴含的人性光芒鲜活地呈现给了西方读者。在创作《中国的战歌》时，史沫特莱走访了多个抗日根据地，亲身见证了诸多激烈战事与艰苦的日常生活。
她记载了农民、士兵、工人以及普通市民于严苛环境里的坚韧不屈与无私付出。在书中，她细致讲述了在资源极度匮乏时，医生和医疗团队怎样开展伤员救治工作，还有在持续不断的战事中如何维持良好精神状态并保障生活正常运转。
该书的创作与发行，对西方世界了解中国的抗日战争以及中国民众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风采发挥了关键作用。史沫特莱的叙述直白且真切，使身处战火之外的西方读者能够体会到中国人民抗战的艰辛与崇高。
1941年，鉴于健康方面的状况，史沫特莱不得不回到美国接受治疗。虽然身体还没有彻底康复，但她的注意力依旧集中在尚未完成的任务上。她做出决定，着手撰写关于朱德的传记——《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早在她和朱德多次深度交谈时，这本书的创作规划就已构思完成。她期望借助这本书，详尽记载这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生活以及他在中国革命里所扮演的角色。对史沫特莱而言，撰写朱德的传记是一项艰难的工作。
为保证书中内容精准且有深度，她得梳理众多访谈记录、个人笔记以及相关历史文档。除此之外，她还时常和中国的联络人通信，以此获取更多一手资料并确认细节。就在这个时候，史沫特莱接到了新独立的印度政府的邀约，对方希望她能前往担任政府顾问。
这是个极具吸引力的职业机遇，能使她在全新领域彰显自身能力与影响力。不过，史沫特莱鉴于她已承担的写作项目的关键意义，以及她对完成朱德传记作出的个人承诺，最终决定拒绝印度政府的邀约，留在美国专注完成她的作品。
从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美国的政治氛围发生转变，国内的反共情绪急剧高涨，由此进入了所谓“麦卡锡主义”的阶段。这场政治运动的关键在于强烈的反共立场以及国内的政治迫害，矛头指向那些被怀疑具有共产主义倾向或者与共产党存在关联的人。
由于史沫特莱有着丰富的中国经历，并且与中国共产党领袖交往甚笃，她顺理成章地成了这场政治围猎的对象。在这样的高压政治氛围中，史沫特莱的生活和工作均遭受了巨大影响。她的通话被监听，信件被查验，就连个人的公开活动也遭到了严格的监控。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她为塑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正面形象付出的努力，被视作对敌对势力抱有同情。即便承受着巨大压力，史沫特莱依旧坚持完成了她的作品《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这部书籍不只是对朱德一生经历的记载，更是对中国革命及其价值的深刻剖析。然而，在美国当下这种政治氛围日益狭隘的情形里，出版这样一部作品面临着极高的风险。最终，出于对自身安全与自由的考量，同时也为确保手稿的安全，史沫特莱决定离开美国。
她悄然带着自己的手稿，告别了曾被她当作自由之境的美国，奔赴英国。她把英国选作避风港，期望能在那儿寻得一个更具包容与理解氛围的环境，进而完成写作。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莱于英国牛津因术后并发症溘然长逝，年仅58岁。
文学界与历史学界因她的离世遭受了重大损失，在她生前，自己历经艰辛完成的作品未能呈现在世人面前。直至1956年，即她去世六年后，那本详尽记载朱德生平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才得以问世。
在史沫特莱生命的最后时光，她对中国以及中国领导人朱德将军的深切情感和崇高敬意，于她的遗嘱里得以彰显。在与死神竞速的那些日子，她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道出了一个关键心愿，要把她所有作品赚取的利润毫无条件地捐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将军。
依照她的指令，稿费被集中起来后转交给了中国驻东德大使馆，数额是95008.3马克。这笔款项依照史沫特莱的遗愿存于大使馆内，等候关于使用方式的进一步指示。这笔资金在大使馆存放了两年之久，直至大使馆工作人员向国内请示：“朱副主席，这笔款项该如何处置？”
朱德获悉这一状况后，作出了意义深远的决策。他下令用这笔款项购置有关最新自然科学以及冶金化学的书籍。依照朱德的指令，大使馆采买了众多科学书籍，其中包含自然科学、冶金学和化学等范畴的最新研究成果与理论。
后来，这些书籍被集中运回中国，由朱德将军亲自捐赠给国内的科研单位和图书馆。这些图书馆与研究机构遍布中国各处，涵盖部分高等学府和研究所。这批书籍的到来让它们的藏书资源大为丰富，对提高国内科学研究水平起到了积极作用。
[1]徐改平.关于史沫特莱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风波的简要探讨[J].学术界,2018(2):170 - 186
来源：历史记录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