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乡村振兴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工程，其难度源于历史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现实发展的多重挑战。将其困难简单归因于某一历史阶段的政策，容易忽视问题的复杂性。以下结合基层治理实际，从更全面的视角分析乡村振兴面临的难点，并客观看待历史政策与当前工作的关联：

乡村振兴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工程，其难度源于历史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现实发展的多重挑战。将其困难简单归因于某一历史阶段的政策，容易忽视问题的复杂性。以下结合基层治理实际，从更全面的视角分析乡村振兴面临的难点，并客观看待历史政策与当前工作的关联：

一、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中的矛盾：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治理困境

计划生育政策（1982年定为基本国策，2021年调整为三孩政策）在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缓解资源环境压力等方面发挥了历史性作用，但在乡村执行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1. 行政手段与传统观念的冲突

乡村“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的传统生育观念根深蒂固，政策执行初期（尤其是20世纪80-90年代），部分基层干部为完成人口控制目标，可能采取简单化、强制性的工作方式（如罚款、拆房等），引发群众不满。这种矛盾本质上是现代治理要求与传统乡土文化的碰撞，也是政策刚性与基层柔性治理能力不足的体现。

2. 信任裂痕的阶段性特征

部分群众因政策执行中的具体问题对基层干部产生抵触情绪，但这种情绪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随着社会发展和政策调整（如2016年全面二孩、2021年三孩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计划生育政策已从“限制生育”转向“鼓励优育”，基层治理方式也逐步向服务型转变。当前乡村群众对干部的信任度，更多取决于新时代政策落实的公平性与民生服务的有效性（如产业扶持、社会保障等），而非单一历史政策的长期影响。

二、乡村振兴的核心难点：结构性矛盾的集中显现

乡村振兴的复杂性远超单一政策范畴，其难点源于城乡二元结构、资源要素流失、治理能力滞后等多重因素的叠加：

（一）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空心化与人才流失

1. 产业“低小散”与市场竞争力不足

传统农业附加值低，规模化、品牌化、链条化发展不足；乡村工业多为低端加工，受环保、技术、资金限制难以升级；文旅、电商等新业态起步晚，缺乏专业运营人才和资本投入。

案例 ：某丘陵山区农村，青壮年劳动力80%外出务工，留守老人种植玉米、红薯等作物，亩均收益不足500元，土地流转后企业尝试发展有机蔬菜，但因冷链物流缺失、销售渠道不畅，最终亏损退出。

2. 人才“老龄化”与“断层化”

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持续向城市流动，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农民工总量达2.95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占66%。留守人口以“386199部队”（妇女、儿童、老人）为主，新型职业农民、乡村工匠、基层治理人才严重短缺。

现象 ：某乡镇选拔村后备干部，报名者多为45岁以上村民，30岁以下青年不足10%，数字化农业、电商直播等新技能推广困难。

（二）治理效能不足：资源整合与执行能力的瓶颈

1. 基层组织凝聚力弱化

税费改革后（2006年取消农业税），乡村组织与农户的经济联系减弱，部分村干部“无钱办事、无人理事”，公共服务依赖上级财政转移支付。同时，村民自治存在“行政化”倾向，群众参与感低，“干部干、群众看”现象普遍。

问题 ：某村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干部挨家挨户做工作，部分村民认为“是政府的面子工程”，拒绝配合清理门前杂物，甚至索要“误工费”。

2. 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梗阻

乡村振兴政策涉及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多部门，存在“九龙治水”现象；基层干部“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既要应对考核填表，又要处理征地拆迁、信访维稳等具体事务，专业化能力不足。

困境 ：某村发展光伏产业，需协调土地性质、电网接入、农户分红等多环节，因部门审批流程复杂，项目落地耗时2年，错失市场机遇。

（三）制度性障碍：土地、资金等要素的体制约束

1. 土地资源盘活受限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下，宅基地闲置浪费（全国约15%宅基地空置）与农民建房需求矛盾突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土地流转等改革进展缓慢，土地价值难以转化为发展资本。

数据 ：2023年全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面积仅占城镇建设用地供应的2.3%，且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

2. 金融支持“贫血”与风险较高

农业投资周期长、回报低，金融机构“惧贷惜贷”；农户缺乏有效抵押物，小额信贷额度低（通常5-10万元），难以满足产业升级需求。

案例 ：某家庭农场主想扩大养殖规模，需贷款50万元，但因农村住房无法抵押，最终仅获得10万元信用贷款，扩建计划搁置。

（四）文化与观念滞后：传统惯性与现代文明的摩擦

1. 小农意识与市场观念冲突

部分农民习惯“自给自足”生产方式，对新技术、新产业接受度低，风险偏好保守。例如，推广高标准农田建设时，部分农户担心“打乱田埂影响风水”，拒绝土地平整。

2. 公共意识与法治观念薄弱

乡村“熟人社会”中，宗族势力、陈规陋习（如彩礼攀比、厚葬薄养）仍有市场，基层治理需在传统伦理与现代法治间寻找平衡。

现象 ：某村推进殡葬改革，部分宗族反对迁坟，以“破坏龙脉”为由阻挠公墓建设，引发群体性事件。

三、新时代基层治理的转变：从“管理”到“服务”的重构

近年来，基层治理理念已发生根本性转变，正从“行政命令”转向“多元共治”，逐步修复信任、凝聚合力：

1. 政策执行的人性化与法治化

乡村振兴政策更注重“群众参与式决策”，如通过“院坝会”“乡贤议事会”征求意见，避免“一刀切”。例如，厕所革命中，尊重农户习惯推广“水冲式”“三格化粪池”等多种模式，而非强制拆除旧厕。

2. 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成效

基层干部工作重心转向民生服务：代办医保社保、调解邻里纠纷、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等。据农业农村部统计，2023年全国农村电商培训超2000万人次，基层干部牵头建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238万个，成为带动农户增收的重要纽带。

3. 技术赋能与治理创新

数字化手段提升治理效率，如“智慧乡村”平台实现政策一键推送、问题线上反馈；积分制、清单制等创新机制激发群众参与，某村通过“文明积分兑换生活用品”，村民主动参与环境整治的比例从30%提升至70%。

四、结论：乡村振兴的破局需系统性改革与长期耐心

乡村振兴的难度，本质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长期积累的深层矛盾在新时代的集中体现，而非单一历史事件的结果。解决之道需从三方面突破：

1. 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结合

深化土地、户籍、金融等制度改革，打破要素流动壁垒；鼓励地方探索“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等模式（如浙江“千万工程”的经验）。

2. 人才振兴与文化振兴并重

实施“乡村振兴人才专项计划”，吸引青年返乡；挖掘乡土文化价值，培育文明乡风，增强乡村内生认同。

3. 信任重建与治理能力提升

基层干部需以“绣花功夫”做好群众工作，用实际成效（如产业增收、环境改善）重塑公信力，让群众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

历史问题需要历史地看待，乡村振兴的征程中，既要正视过去治理中的不足，更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到新时代的机遇与变革。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言：“乡村不是落后的代名词，而是文明的重要根系。”唯有立足国情农情，尊重乡村发展规律，才能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来源：林徽因仰望的灵鹫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