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证明自己不是“纸老虎”，从封锁到禁运，美国如何绞杀新中国？

摘要：西方国家在口头上虽然不反对，但是各自的处境和利益不同，很难用同美国“一致行动”来套住。一些中立国如瑞典等自不待言。美国最主要的盟国英国就持不同意见。英国当时在华经济利益的绝对数字大大超过美国，在本国经济中所占比重就更大。同时还有香港问题，生怕解放军打到香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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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己暂时不准备承认新中国，也不希望别的与美国“友好”的国家先于自己承认。

特别是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美国利用盟主地位，强调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致行动”。

1949年5月，艾奇逊指示美国驻一些西方国家的使领馆，本着两点精神向各驻在国政府做工作：

第一，目前不宜主动采取通向承认的步骤，也不宜对中共方面争取承认的活动表示欢迎；第二，西方国家在这方面应建立共同阵线。

西方国家在口头上虽然不反对，但是各自的处境和利益不同，很难用同美国“一致行动”来套住。一些中立国如瑞典等自不待言。美国最主要的盟国英国就持不同意见。英国当时在华经济利益的绝对数字大大超过美国，在本国经济中所占比重就更大。同时还有香港问题，生怕解放军打到香港（当时美国内部已决定，如果解放军打香港，估计英国顶不住，美国不准备给英国以援助)。另外，在国民党统治下，英国在华利益受到美国排挤，它感到没有必要陪着美国与国民党拴在一起。因此在这个问题上英国一直与美国貌合神离。

1949年8月15日，英国政府正式向美国送交关于中国问题的备忘录，提出主张承认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政权。其理由同美国远东问题专家中主张承认的论据差不多，外加保持英国在华利益。

此后，英国一再向美国表示同样意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以及广州解放之后，更为急切，并且表示，不需要以新中国政府承认过去的国际协议为先决条件，英国也不抱此幻想，只要新中国保持九龙现状即可。另外，英国主张给予新中国“法律上”的承认，而对国民党还存在于台湾的政权给予“事实上”的承认。美国力图加以劝阻，英美之间几次磋商均未达成一致意见。

美国有的国会议员还要艾奇逊运用其“辩才和外交手腕”说服英国。但是英国还是按照自己的判断和利益行事，于1950年1月承认新中国。

法国政府的态度原来与英国差不多，本来也准备承认中国，后因印支问题逡巡不前。1950年1月，越南民主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相承认为唯一合法政府，并宣布建交。中法之间暂不可能建立关系。

其他一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当时在动摇中，美国压力对它们还起一定作用，多数在当时未承认新中国。在亚洲所谓的“非共产党国家”中，美国当时最重视的是印度，因此在承认中国的问题上也最注意印度的态度。印度也是经过长期斗争而取得独立的国家。

共同的命运和经历使它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抱有天然的同情。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在1949年9月间对美国还留在南京的原参赞琼斯有一段讲话是很有意义的。

他说：

撇开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不谈，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已经给亚洲人民以深刻的印象，并且正在改变亚洲的面貌。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在亚洲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不是由于他们是共产党人，而是由于他们敢于反对西方而成功地建立了新秩序。因此，绝大多数由于自己亲西方的关系而已经处境被动的南亚国家，必须十分小心，不能对通过最长期的革命而产生的新中国政府采取公开敌视的态度。正因为如此，南亚国家对最近菲律宾发起的（反共）联盟反应不热烈，这一态度也将影响南亚国家政府对承认中共政府的政策。

潘尼迦还指出，印度和南亚国家在中国并无既得利益，过去也没有什么条约，因此在承认的道路上没有什么障碍，完全可以和新的中国政府从头开始。

美国国务院曾要求各驻东南亚国家使节收集意见，估计驻在国对美国承认或不承认中国的反应将如何。当时美国驻印度大使馆估计，在印度国大党领导人中，对西方国家不承认中国的批评会超过对承认的批评，他们尽管也怕中苏合作使亚洲“共产主义化”，但这一情绪并不强烈。占压倒的因素还是认为中共的胜利是反对殖民主义的胜利，并认为西方国家承认新中国有利于世界和平。②美国一直不放弃向印度做工作。直到1949年12月初，艾奇逊还与印度驻美大使潘迪特夫人谈话，表示希望在承认中国问题上有一个“国际性的犹豫”，希望“民主”国家共同行动这一工作显然无效，印度于1950年1月与中国建交。

总的说来，美国当时阻挠各国承认新中国的活动可以说有失败也有成功。1950年上半年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可能冲破美国的阻力，同中国建立关系。但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形势发生变化，这一趋势也暂时停止。

与外交承认有关联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问题即提上日程。

1949年12月底，美国国务院制定的应付方案是：

如果安理会讨论中国席位问题，只要美国还承认国民党政权，就将投票反对以共产党政权替换国民党政权的席位；但是这个问题应视为程序问题，因此不使用否决权，也反对给中国（指国民党)代表以否决权。若出现在美国尚未承认“共产党政权”之前国民党政权就已“消失”的情况，则到时候再议。

当时美国估计在1950年初开始的一届安理会会议上，美国的立场可能得到一票的多数。到1950年1月间，美国预计再过几个星期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就可能是少数，美国将听任多数决定。

到1950年2月之后，美国暂时不考虑承认中国的态度比较明确。在3月底一次参议院外委会的内部听证会上，艾奇逊在回答有关问题时一再声称，近期内没有承认中国的前景，也看不出有什么好处要这样做。不过他仍然表示，在这个问题上要保持灵活的立场，以后不是不可以重新考虑。

1949年3月3日杜鲁门政府批准对华总的政策（即NSC34/1,)，同日还批准了一项“对华贸易政策”(NSC41)。

“对华贸易政策”的大前提是为总的政策目标服务，即：“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认为目前形势不允许美国采取积极政策来实现这一目标，“只有在对华经济关系的领域内，美国才拥有对付中国共产党的有效武器”，因此对华经济政策“有战略重要性”。

美国当时应奉行什么样的对华经济政策，可以有两种选择：

(1)强硬政策，即动员整个西方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力量，直接、公开地以严格的经济制裁相威胁。以期中共在压力下或者终于脱离苏联，转而采取美国能够接受的内外政策；或者因经济上完全孤立而导致政权垮台，至少也可延缓其内部巩固的过程。

(2)怀柔政策，即恢复对华正常贸易，以期加强中国内部反苏力量，促使中苏之间产生严重摩擦。中共不需要靠苏联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在它与日本、西方的贸易增加之后，将导致与苏联的冲突。美国无法制造这种冲突，但可以通过经济政策予以助长。与此同时，也要向中共显示，在新政府采取美国认为危害其战略利益的政策时，美国有能力与西方国家及驻日盟军司令部合作，共同采取强硬的限制贸易措施。

第一方案不可取，因为：

强硬政策必须所有西方国家齐心协力同时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才能有效。而这点很难做到。特别是英国，决不肯跟美国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统一行动。

根据过去西方对付苏联的经验，这种手段对这类国家收效甚微，因为它们对困难的耐受力强，反而可以把外来压力作为巩固领导、动员群众的有利因素。特别是中国一向生活水平较低，必要时可以自给自足。

这样做的结果使日本失去了与中国的贸易，间接对美国不利。因为日本同中国东北地区的贸易对日本逐步实现经济自立关系重大，否则美国目前扶植日本的沉重负担将长期背下去，而且越背越重。

这样一来，必然促使中共有理由关闭一切美国企业，驱逐美国商人。这对美国经济损失不大，但美国将失去一个情报来源以及在中国传播文化的渠道。

最重要的是这样做的结果反而会使中共党内消除一切思想分歧，完全倒向苏联。这恰好与总的政策目标背道而驰。

最后，一旦此计失败，其他选择就没有了。因此，非到其他道路都行不通，不得已时，才能使用高压手段。

基于以上考虑，决定基本上执行第二方案，但还要附加一定的限制，即对军用物资实行禁运，并对可能转手出口到苏联、东欧及北朝鲜的有战略意义的物资予以审查控制。当时美国及西方国家对苏联、东欧国家已实行控制贸易，有A、B两张禁运货单，A单限运物资的范围较小。决定对中国的贸易控制先按A类执行。

美国政策既定，就要求其他与美“友好”国家，特别是英国合作执行。对于“有限的禁运”的货单，即便按A类执行，与英国能同意的仍然距离甚远；而且英国表示，要把香港和新加坡包括在控制之内就有实际困难；另外，要美国保证法、荷等其他欧洲国家都能严格执行，不能单独要求英国。英国还认为，要禁运，就要对暂时还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地区，包括台湾，同时进行，因为这些地区随时可能落入共产党手中。这点，美国不同意。

与“承认”问题一样，主要是英美处境不同，贸易政策也自然各异。英国的原则是：“只要有一线希望，英国的利益就要留在那里。”

1949年大半年间，美英就此问题进行多次磋商，始终未达成一致意见。

1949年下半年，美国曾考虑采取进一步严厉的经济措施以报复中共关闭美国新闻处等做法，认为美国如果无所表示就是示弱，证明自己是“纸老虎”。

杜鲁门指示国务院重新考虑3月份的决策。国务院考虑的结果认为，由于国民党对上海港的封锁，以及中共外汇有限，本来与西方贸易额就不大；而采取进一步限制措施无法取得英国的合作，不但无效，反而暴露西方的不团结，因此只能仍然维持原来的政策。

这里提到的国民党对上海港口的封锁，情况如下：

1949年6月，蒋介石决定利用其拥有的美国飞机和军舰对已经解放的一些港口，包括永嘉、宁波、天津、青岛、上海、秦皇岛等，进行封锁，不允许任何商船通过，并照会有关国家，称：一切外国船只如违反此决定，由此而引起的任何危险将由自己负责，暗示可能遭到轰炸。

由于蒋介石一向连内战都不承认，这次名义上不用封锁字样而用“暂时关闭”，以示主权仍在自己手中，不承认中共为交战的一方，同时也可逃避国际法的约束。国民党方面对自己这一手很得意，吹嘘为“第二战线”，竟妄想凭此扭转局势。

美国对这一行动的态度从开始有保留，到模棱两可，到暗中支持、配合。

美国一方面认为此举对美国好处颇多：

在英国不愿就出口限制与美国合作时，这正好可以达到同样目的，而且更加有效；同时又担心这一措施会促使中共下决心非把台湾拿过来不可；将使在上海等地的美国商人及公民处境日益危险；如果在美国援助之下进行，将更增加中国人的仇美情绪，从而减少与苏联分开的机会，等等。

在这种矛盾的考虑下，美国国务院最初对此事发出的指示是模棱两可的，对美国有关船只是否继续到上海营业，既不鼓励，也不阻止，只把国民党的决定通知他们，由其自己酌情处理，美国军舰不予护航。

9月间，美国有几艘船只果真受到拦截。10月1日，杜鲁门主动过问此事，指示国务院不要做任何事帮助那些美国船只。

他一再强调：他的政策是允许这一封锁有效地进行，要国务院严格遵守。10月29日，艾奇逊答记者问表示：美国政府不认为这是从国际法意义上的正常的封锁。“美国政府的政策不是要打破这一封锁。…我们已经把确切的情况告诉伊斯布兰顿和其他轮船公司，告诉他们那里的形势捉摸不定，他们是冒风险的。”

11月以后，发生了几起美国船只受到国民党军舰炮击和扣留的事件。

美国已从国民党处得知它对美、英是区别对待的，并经过调查证实国民党对英船是认真地狠狠地打，而对美船还是手下留情的，也有做给英国看的成分。美国的轮船公司在一再遭到袭击之后，写信给国防部要求保护，但是海军根据国务院的意见，不予保护。国防部长发现，在这个问题上，“帮助一切反共力量”的政策与美国海军保护美国船只的职责，以及美国武装力量保护美国公民生命财产的职责发生矛盾。在事态进一步激化时，这一矛盾还会加剧，使国防部处境为难。他建议：干脆使这一封锁“正规化”，问题就解决了。所谓“正规化”的意思是，国民党正式宣布封锁，美国正式予以承认，政府也就可以正式通知各轮船公司遵守此禁令。

果然，一星期之后，台北方面发出照会，要求一切还在其封锁范围内及附近水域的美国船只限一星期内完全撤离，并宣布将在这些地区布雷。

美国国务院随即向各有关轮船公司发出通知称：“上海港及其附近水域是危险地区”，警告各船长“不应以美国人的生命财产冒此危险”。与此同时，还发出口头警告，违者将受有关规章制裁。从此美国商船再无去沪者。

在驻沪各国使领馆由于因“封锁”造成生活不便，联合发起向国民党方面要求某些放宽时，美国国务院对总领事的指示仍强调，美国政府的既定方针是：不采取任何足以缓和国民党“封锁”的有效性的措施，因此要他施加影响，尽量使各国使领馆的呼吁严格限于“纯人道主义”的范围。

到1950年上半年，包括杜鲁门本人在内，美国政府倾向于对中国实行更严厉的禁运的倾向日益占上风。1950年4月底，艾奇逊就这一问题复国防部长约翰逊一封长信，表示原则上同意“把共产党中国作为苏联的卫星国来对待，对向该地区出口的控制应与适用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安全原则相一致。”

此时已成立“巴黎协商小组”，全面考虑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禁运的统一行动问题，对华贸易问题将在此范畴内统一解决。到1950年6月8日，美国国务院正式向有关部门发出通知，决定“对向共产党中国出口战略物资实行比迄今为止更为严厉的控制许可证制度”，限制的范围从1一A扩大到1-B类。对1-A类，毫无例外地与对苏联、东欧国家视同仁；对1一B类基本上也一视同仁，但有两点例外：一是如果该项物资英国或其他西欧国家正在向中国供应，美国单方面禁运只不过把市场转移至西欧；二是禁运某项物资可能严重危及美国在华人员及财产的安全。

此项决定于6月13日由商业部开始执行。总的说来，到此时为止，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基本上与对苏联、东欧国家相同，在个别项目上略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