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弃或威胁盟友是否会提升盟友对核武器的支持？

摘要：作者：Brian Blankenship，迈阿密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于2012年5月获得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学士学位，2018年5月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2019年秋季成为助理教授。其研究和教学兴趣为国际关系、国际安全和国际合作，重点研究美国

抛弃或威胁盟友是否会提升盟友对核武器的支持？

作者：Brian Blankenship，迈阿密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于2012年5月获得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学士学位，2018年5月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2019年秋季成为助理教授。其研究和教学兴趣为国际关系、国际安全和国际合作，重点研究美国外交政策和军事联盟政治。

来源：Brian Blankenship, “Do Alliance Abandonment and Coercion Increase Support for Nuclear Weapons? An Elite Survey in NATO,”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69, No. 2, 2025.

导读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阻止核武器的扩散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目标之一，而美国的军事联盟则是其核不扩散政策的核心。通过向其军事联盟网络提供保护，美国能够减少盟友寻求核武器的动机。然而，此举也可能导致盟友不再为自身安保进行投入，增添美国的负担。许多学者认为，一旦美国选择抛弃盟友或宣称“抛弃”以威胁盟友，削弱盟友对美国的信任或依赖，盟友对核武器的兴趣便会上涨。

为了研究此过程中美国与盟友的互动关系，本研究报告对16个北约成员国的外交政策官员和专家进行调查，主要探究美国释放的抛弃盟友的信号和强制盟友分摊安保成本的措施是否增加了盟友使用核武器的愿望。这些精英将评估他们对自己国家获得核武器的兴趣，以及政府在面对四种假设情景时追求核武器的可能性：A. 美国威胁如果不增加国防开支就放弃该国；B. 该国决定在未来五年内将其国防开支翻倍；C. 美国明确表示将无条件放弃盟友（直接宣布不会保护盟友）；D. 美国明确表示将无条件放弃盟友（宣布撤出所有驻扎在盟友领土上的美军）。

研究结果表明，尽管美国发出的抛弃信号可能会破坏核不扩散，但目前证据尚无法证明美国对盟友的胁迫也会导致这一后果。不同的抛弃信号影响力也不同：如果美国仅释放抛弃信号，如要求盟友增加国防开支否则将放弃盟友，其盟友将适度增加对核武器的支持；而如果美国为抛弃信号增加一些实际行动使其变得更加可信，如在宣称抛弃的同时撤出美军，盟友对核武器的支持将会进一步提升。

译者认为，本文得出的结论发人深省，而得出结论的方式以及对这种方式的反思也是值得学习的。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直接研究有能力影响国家政策制定的精英人士是探究一国政府立场的有效方式，但在研究政治敏感问题时，问卷问题的设计便需要一些技巧。此外，问卷选取的研究对象的数量、研究对象所处的战略环境以及研究对象本身对问卷的理解都将对问卷收集到的数据产生影响，进而影响结论的可信度与适用性。本文在设计问卷时兼顾了这些问题，同时也对研究中的缺陷与不足有所批判。其研究手法及有关反思均值得借鉴。

分摊安保成本与核不扩散问题

在军事联盟中，分摊安保成本十分重要，但一些盟友可能选择搭其他盟友的便车来逃避这份支出，程度取决于当前面临的风险以及其他盟友的态度。因此，分摊安保成本有很大讨价还价的空间，盟友间可利用威胁、承诺奖励等方式互相协调。

目前而言，分摊安保成本面临两类问题：一方面，一些盟友相信他们的盟友有能力保护整个联盟，进而认为他们的搭便车行为不会受到任何惩罚，因此不愿分摊安保成本。美国与其盟友的体量差距很大，同时不断通过国外驻军的方式对盟友进行安全保证，这或使盟友认为分摊安保成本并不是必要之举。

另一方面，盟友体量不对等的联盟也经常进行不对等的商品交换，如以安全换取外交自主权或特定的政策让步。核不扩散便是美国为盟友提供安全保障时的一个要求，而这个要求反过来也将深化盟友对美国的依赖。

由此可见，美国一旦要求盟友分摊安保成本、增强自我防御能力，就可能导致盟友自主性增强，对美国和联盟的忠诚减弱、忽略美国对核不扩散的政策偏好；而美国一旦威胁盟友分摊安保成本否则将抛弃盟友，就可能激发盟友被抛弃的恐惧，将盟友推向核武器。两种情况均可能导致盟友寻求发展核武器，对美国期望的核不扩散成果构成威胁。针对后一种情况，一些研究认为，有条件的威胁或许能够平衡美国维护核不扩散成果与分摊安保成本这两项要求。例如，美国可以在威胁抛弃盟友的同时发出有关信号表示，如果该盟友分摊安保成本美国就不会放弃盟友，进而软化威胁，减少盟友因为恐惧而选择核武器的可能性。

研究设计

研究假设

本文主要假设如下：

假设1a（H1a）：要求盟友分摊安保成本与盟友获取核武器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假设1b（H1b）：美国鼓励盟友分摊安保成本并采取相应措施，将增加盟友对获取核武器的支持；

假设2（H2）：美国放弃盟友的可能性将增加盟友对获取核武器的支持。

但同时，也有充分的理由解释为什么盟友即使在美国要求分摊安保成本乃至威胁抛弃盟友时，也可能不愿考虑追求核武器。首先，这些盟友可能担心先发制人的攻击，即在自己获得核武器之前遭到他国的攻击。其次，核不扩散制度也有一定约束力，证据表明自1970年以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在遏制核武器扩散方面卓有成效，自那时以来只有少数国家追求或获得核武器。再次，对一些国家来说，生产必要的裂变材料和运载系统可能极其困难，而对另一些国家来说，获取核武器可能不符合其国家身份与自我认识。

因此，本文同时提出反面假设：

假设3a（H3a）：要求分摊安保成本与支持获取核武器之间没有关联；

假设3b（H3b）：美国要求盟友分摊安保成本不会增加盟友对获取核武器的支持；

假设3c（H3c）：被美国抛弃的风险不会增加盟友对获取核武器的支持。

研究方法：调查问卷

为了探究核不扩散与分摊安保成本之间的具体联系，本文采取问卷调查的形式，对北约16个国家“具有与外交政策和国际事务相关专业经验或专长的群体”，即外交政策精英展开研究。2023年11月至2024年3月，这些国家智库（外交和国防政策专家）以及政府（外交部和国防部的官员）的外交政策精英接受了匿名的五分钟调查问卷。总样本量为110人，其中19%的受访者是现任政府官员，另有31%曾担任政府职务。

近年来，学者们经常通过调查问卷来了解行为体考虑获取乃至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这样做有几大好处：首先，核决策本身难以观察。分析人员往往缺乏评估所需的实际数据，因为自1945年以来，核武器并没有实际应用于战争中，而且很少有国家追求与获取核武器案例。其次，如果不使用问卷直接询问政策制定者，很难直接将核扩散与美国的军事联盟互动建立因果联系。再次，接受调查的外交政策精英一般通过担任政府职位直接影响外交决策制定，或通过专业知识间接影响外交决策制定，他们对核武器的个人偏好也接近于政府的偏好。

本文的调查问卷要求受访者提供他们个人对获取核武器的偏好以及他们认为本国政府寻求核武器的可能性，本文的主要实证检验方式是对比受访者在几种假设情景下支持获取核武器的平均值。具体而言，收集的数据分为两类：个人层面（受访者自身的偏好）和政府层面（受访者对其政府行为的预期）。受访者需要回答在问卷预设的情景中，自己会有多支持本国获取核武器，以及他们的政府追求核武器的可能性有多大。

在个人层面的评估中，本文调查问卷采取五分量表评级的模式，要求受访者评估本国支持获得核武器的可能性，立场从“强烈反对”到“强烈支持”，对应从1到5的分数。随后，每位受访者需要思考如下情景，包括：(1)“美国总统宣布美国不会保卫你的国家”；(2)“美国总统宣布美国将撤回所有部署在你国的美军”；(3)“美国总统宣布如果你的国家不增加国防开支，美国就不会保卫你的国家”；(4) 他们的国家“决定在未来五年内将其国防开支翻倍”。前两个情景评估受访者在美国直接威胁放弃盟友时对核武器的支持情况，而后两个情景则评估受访者在美国使用有条件的威胁，或本国政府决定大幅增加国防预算时，对核武器的支持情况。随后，本文使用T检验评估不同情景下平均值差异的统计学显著性。

在政府层面的评估中，询问受访者本国政府目前追求核武器的意图可能具有政治敏感性。为了规避这个问题，本文调查问卷选择询问受访者以下八个原因中哪些能够解释为什么他们的国家目前不追求核武器：(1) 缺乏主要的外部威胁；(2) 与美国的联盟；(3) 技术上过于困难；(4) 这样做不符合国际规范和国际法；(5) 这样做不符合该国的国家身份；(6) 经济制裁的风险；(7) 预防性攻击的风险；以及 (8) 追求核武器会导致美国放弃该国的风险。受访者可选择所有原因，并且需要指出哪个原因最为重要。随后，本文再次使用T检验来评估平均值差异的统计显著性。

研究发现

个人层面

所有样本对核武器的初始支持率（基线）普遍较低，76%的受访者表示强烈反对或较为反对获取核武器，平均支持率仅为5分中的1.88分，只有立陶宛的受访者对核武器的支持率达到3分（中立）。此外，美国“拒绝防御”和“撤军”引发的盟友核武器支持率最高，而盟友本国的“国防支出翻倍”引发的核武器支持率最低，相较于基线的均值差异仅勉强达到统计显著性。

图1显示了相对于基线的四种情景中外交政策精英对获取核武器的平均支持率之间的差异。所有四种情景中，受访者对核武器的支持率均高于基线，意味着美国要求盟友分摊安保成本或威胁抛弃盟友均会提升盟友对核武器的支持程度，与前文H1b、H1c和H2的假设相符。其中，被抛弃的恐惧比有条件地威胁盟友分摊安保成本更能激起盟友对核武器的兴趣。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情景中，盟友支持获取核武器的比例仍然相对较低。即便是美国拒绝提供安保支持，盟友对核武器的支持率也只比基线高出约0.5个百分点。

政府层面

由于要求受访者对其政府追求核武器的可能性进行评价涉及政治敏感问题，这一部分并没有初始的基线，仅将四个情景下受访者的回应进行比较。图2显示，受访者报告称，如果美国“拒绝防御”或“撤军”，盟友追求核武器的可能性更高，高于美国“有条件的威胁”和“国防支出翻倍”这两种情况。此结果与个人层面的结果类似，意味着被美国抛弃的恐惧，比被美国要求分摊安保成本等情景更能激发盟友对核武器的兴趣，与H2相一致。

为了进一步揭示因果机制，图3展示了受访者列举的政府目前不追求核武器的原因。其中，排在首位的原因包括：(1) 与美国的联盟；(2) 国际规范的限制；以及 (3) 国家身份的约束。此外，近50%的受访者表示，与美国结盟是其政府不追求核武器的最重要原因。

如图4所示，进一步观察这近50%的受访者可发现，与其他受访者相比，他们在面临问卷假设的四种情景时，均会认为本国政府更有可能寻求核武器，不过此结论在p

结论

总体而言，本研究报告为以下观点提供了有力支持，即美国放弃盟友的信号、胁迫盟友或要求盟友分摊安保成本会导致该盟友国内精英对本国获取核武器的支持提升。从个人层面而言，在面对美国无条件放弃盟友的情景时，即无论盟友行为如何，美国都直接撤回美军或不再为其提供防御时，受访的外交政策精英对核武器的支持力度最高；而当美国以分摊安保成本为条件威胁盟友时，受访者对核武器的支持力度会稍有降低。而从政府层面而言，当被问及本国政府的可能反应时，受访者也给出了类似的预测。

本研究报告从三个方面为核扩散和联盟政治的研究做出贡献。首先，一些学者认为，要求联盟成员分摊安保成本可能导致核扩散，但这一命题并未得到充分的实证关注。本研究支持这一假设，并发现如果美国希望降低盟友对核武器的兴趣，可以通过使用有条件的抛弃盟友的威胁，而不是发出无条件放弃核武器的信号。

其次，本研究深入探究美国的行为如何影响盟友对核武器的支持。目前多数研究关注美国对盟友的积极诱导（如保证），而本文则重点探究美国消极诱导（如胁迫和遗弃信号）的影响，丰富了既有研究。

此外，本研究还探讨了美国愿意并能够鼓励盟友分担安保成本的条件。研究结果表明，虽然美国要求盟友分摊安保成本的行为可能与美国追求的其他目标（如核扩散）相冲突，但采用不同的方式要求盟友（如有条件的威胁）可以有效减少此类冲突。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文的结论基于外交政策精英样本的问卷调查得出，因此其适用性也受样本、调查对象、调查问卷等因素影响。首先是本文选取样本的性质。本文的样本量较小、统计能力有限，意味着针对本轮次调查的国家，本文结论的可信度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本文的样本也无法代表所有欧洲外交政策精英，意味着针对其他国家，本文的结论可能无法适用。这两个局限性一直是使用精英样本的调查研究面临的长期挑战。

其次，撇开样本的规模和代表性不谈，研究对象所处的战略环境的特征也可能会限制研究结果的适用性。本次调查正值乌克兰危机，这可能影响了部分盟友对威胁的感知、对联盟的忠诚度以及对核武器的态度。在考虑将本文结论推广到美国在其他地区的盟友时，也需要关注这些盟友所处的战略环境，以及他们对美国、对周遭威胁的认识。

此外，调查问卷本身的设计也可能影响研究结论。调查问卷必然无法还原出真实情景，而提出问题的方式、省略的细节都可能影响受访者的判断。这导致受访者在调查问卷中表达的偏好未必是现实生活中面临相同情景时会做出的选择。

译者：唐一尧，国政学人编译员，国际关系学院。

校对丨叶诗韵高锐前

审核丨李源

排版 | 崔笑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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