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 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种奇怪的传染病似乎从法国波尔多蔓延开来。数十位男性发现自己在无知无觉的状态下漫游欧洲，明明心里没有目的地，却穿越国境，乃至跨越大陆，最后或被警方拘留，或被关进疯人院。当时的医生诊断其患有“神游症”。

19 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种奇怪的传染病似乎从法国波尔多蔓延开来。数十位男性发现自己在无知无觉的状态下漫游欧洲，明明心里没有目的地，却穿越国境，乃至跨越大陆，最后或被警方拘留，或被关进疯人院。当时的医生诊断其患有“神游症”。

在《疯狂旅行者》中，现代科学思想巨擘、加拿大著名科学哲学家伊恩·哈金创造性地考察了这一鲜为人知的疯狂旅行流行病。他横跨精神医学、历史学、科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等多个领域，不仅讲述了第一个“疯行者”阿尔贝·达达耐人寻味的人生故事，而且探索了一些十分重要的问题，包括精神障碍的真实性、催生疯癫的社会“生态位”，以及这个一百多年之前的案例对备受精神疾病困扰的现代世界的意义。

我们摘选了第一章分享给读者。

故事的开头是这样的：“去年 7 月的某个清晨，我们注意到皮特医生的病房里有位 26 岁的年轻人在卧床哭泣。他刚经历了长途旅行，徒步归来，已是筋疲力尽，但这并非他哭泣的原因。他哭泣，是因为一旦被那种渴求占据，他便难以自控地踏上旅途，为此不惜抛弃家庭、工作和日常生活，以最快的速度行走，有时每天步行 70 公里，直到最后流落街头、被捕入狱。”

我们的故事从波尔多那历史悠久的圣安德烈医院的病房中开始。年轻人的名字叫做阿尔贝，他是当地煤气公司的临时工，也是本书所提及的第一位神游症患者（fugueur）。他因在阿尔及利亚、莫斯科、君士坦丁堡的离奇远游而尽人皆知。他沉迷于旅行，几近着魔，然而总是不携带身份证件，有时连身份证明也没有；他不知自己是谁，不知为何旅行，只知下一站行往何处。当他“苏醒”时，他几乎不记得自己行之所至，但在催眠状态下，却能回忆起那些逝去的浪迹时光。

关于阿尔贝的医学报告起初在波尔多引发了一场小规模的流行病，染病者挂帆出海、所向无前。热潮很快蔓延到巴黎，接下来是整个法国、意大利及至德国和俄国。“神游症”（fugue）本身成了一种医学意义上的疾病，携带着类似于“流浪癖”（wandertrieb）这样的俗语标签，也有恰如其分的拉丁语或希腊语标签，如“漫游自动症”（automatisme ambulatoire）、“主观性自动症”（determinismo ambulatorio）、“旅行狂热症”（dromomania）、“漫游症”（poriomanie）。神游症，也就是在神志不清状况下进行的怪诞不经的旅行，一直为世人所知，但直到 1887 年，随着一篇医学博士论文的发表，其所意指的疯狂旅行才成为精神错乱中某种特定的、可诊断的类型。

阿尔贝的离奇经历是一个流浪汉式的冒险，其中不乏痛苦感伤，但为何如今旧事重提？因为我们被精神疾病所困扰，这种疾病更多倾向于神经质（neurotic），而非精神质（psychotic），且我们力图探明其中哪些是装腔作势，哪些受文化塑造，哪些被临床强化，哪些又是盲目模仿综合征，以及哪些被我们要言不烦、隐晦其词地归结为——真实。我们对精神障碍群体深感困惑，觉得他们的症状既是后天形成，又是与生俱来的；既含道德属性，又带神经病学的内涵。

当我陈述了关于神游症的诸多情况后，你会对分裂感同身受。没错，你会想说这些人确实患有“真正的精神疾病”（可能还不止一种）。当时医生所采用的诊断方法的确符合他们的实际情况。神游症是一个能够滋长的实体存在。然而与此同时，这种现象也受当时社会环境的熏陶和浸染。我们不禁想说，不管这些病人罹患何种疾病（他们确实饱受疾病之苦），所患疾病的表现及标志是受社会环境所制约的。那么，我个人的方式是这样的：告诉你一个真实故事，一个关于你从未听闻过的疾病的真实故事。这是一个足够扣人心弦的故事，你会置身其中，并很快了解它的显著特征。然而你将意识到，这种或多或少“已逝”（dead）的疾病，只是今天困扰我们某类问题中的一个小插曲。至于为什么要在病例陈述上选旧弃新、撷古舍今，是因为由偏见造成的后续反应不会立即出现。当它们隐然浮现时，你可能会思考，为何它们在很久以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显得如此尘垢满面、模糊不清——我们对此漠不关心是理所应当的。

神游症本身恰如其分地说明了关乎精神疾病的诸多社会方面，这些方面如今已显得过时。它在性别和阶层方面尤为专一。这与社会控制系统有关，我指的并非权力和知识的抽象概念，而是警察和军队。在定义和正确诊断疾病方面，很难说哪一方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是病人群体还是医生群体。神游症与 19 世纪晚期的某种精神疾病，即歇斯底里症密切相关，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这一疾病引起了文化历史学家的广泛关注。长期存在的催眠术（hypnotism）谜题在神游症中发挥着作用。对于富足的城市来说，当时面临的一个尴尬局面便是无家可归者。反犹太主义传统重新抬头，除了流浪的犹太人，还有谁更适合成为神游者的典型呢？

尽管组成方式有些新颖，但这些问题还是引起了人们熟悉的共鸣。我更愿意强调另一种观点，使用之前在另一个领域流行的概念作为隐喻：生态位。我们对此类现象感到震惊：在一个相当连续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某些类型的精神疾病和某些症状的组合在某时某地位居中心，而在其他地方则荡然无存。我将这类现象的特点归结为短暂性的（transient），它们并非始终萦绕着某人的生活，飘忽不定，而是只存在于某时某地。我认为生态位是理解短暂性精神疾病的有效观点，不仅仅是社会的、医学的，不仅仅来自病人或医生，而是将大量不同类型的因素串联起来，这些因素为某些特定疾病的呈现形式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孵化场所。

菲利普·蒂西埃医生（1901 年）

不过现在，我希望你能对一个年轻的波尔多煤气安装工的介绍性故事感兴趣。我们第一次听说他是在一篇论文中，论文题目非常浪漫：《疯狂的旅行者》（Les Aliénés voyageurers）。我们或许会担心作者——一位绝对算不上年轻的医学生——菲利普·蒂西埃的故事像是怪闻奇谈。蒂西埃和你在任何时候任一家医院能见到的普通实习生都不同。当第一次见到阿尔贝时，他已有 33 岁。蒂西埃 14 岁时，便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他在图卢兹火车站当过记账员，每个晚上通宵工作十二小时。白天则在当地音乐学校上音乐课。16 岁时，他白天干送货员的工作，晚上则去上夜校。他靠做杂活攒下的钱供两个妹妹读书，在 23 岁生日那天，他上了一艘名叫“尼日尔”（Niger）号的汽轮，沿着波尔多—塞内加尔的航线离开了波尔多。在船上，他担任货物保管员。船上的医生颇为欣赏他，几年后，医生力劝他去波尔多的医学院申请一个助理图书馆员的职位。蒂西埃得到了这份工作，并且拿到了科学领域的相关文凭（baccalauréat），到 1886 年，除了论文外，他终于获得了医学学位所需的资格。他因此得以到阿尔贝·皮特的病房里工作。阿尔贝·皮特是一位杰出的神经学家，在巴黎时曾是夏尔科的学生。1881 年，30 岁的皮特在波尔多当上了教授，此时蒂西埃还在忙于学业。1886 年皮特正在做关于催眠术和歇斯底里症的系列讲座，阿尔贝·达达被分配到他的病房也就不足为奇了。所以菲力普·蒂西埃在他的论文中提及了阿尔贝·达达及其他许多病人。大约六十人被分配到同一个病房。蒂西埃选择阿尔贝·达达并不是偶然的。这个人和他的医生为彼此而生，他们对立却又并行。

一方面，阿尔贝·达达极少写信，他能阅读，但他几乎不会书写；但蒂西埃一直在写信，哪怕是在青少年时期整日做着卑微工作时也没有停止。阿尔贝·达达是冲动和失控欲望的受害者，而蒂西埃是在目标的导向下制定计划和取得成就的典范。另一方面，蒂西埃却和阿尔贝·达达一样，总是永不止步，在夜间的火车站——那个运转活动的中心，或者是在那艘让人对黑暗非洲殖民地旅行和冒险浮想联翩的“尼日尔”号巨轮上，默默记账或运送货物。

在进一步介绍他之前，我要言之在先，提出警告。我对阿尔贝的兴趣点不在于他生命历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者他奇行怪举的原因是什么。他在我的故事中很重要，是因为他是所有神游症当事人中的第一位。阿尔贝和他的医生们以一种夸张的方式，确立了神游症作为疾病被诊断的可能性。我接下来要描述的一切可能都带有想象成分，因为它们可能是由医患互动催生的，在业内被称为“共享妄想症”，一半疯狂，一半荒唐。这种荒唐之举仍可能引发一种流行病。

荒唐隐然存在，就在简单介绍了阿尔贝的父母前因（parental antecedents）后，蒂西埃开始描绘一个离奇的故事。糟糕的是，尽管这个故事是借阿尔贝之声讲述，但众所周知，几乎所有的事实陈述都是他在受到暗示和催眠的情况下吐露的，这也许是人类已知世界中最不可靠的证据来源。

催眠术值得怀疑，但我们对此还算有所了解。众多医生研究过阿尔贝。这本身不能成为事件真实性之源，但法国军事机构中的一例神游症病例或许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来自军队医疗系统的人，尤其是刚被提拔到法国最重要的军事医院——圣恩谷医院的人，对于如何发现诈病患者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他们受过良好训练，怀疑精神深入骨髓。埃米尔·迪蓬谢尔（Emile Duponchel）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在晋升前驻守在波尔多，曾协助询问阿尔贝。他这样描述阿尔贝：“很容易被催眠，并且乐于接受暗示。在催眠导致的睡眠中，他回忆起了冒险经历的一些细节，这些细节在他清醒时不曾被记起。正因如此，并辅之以致信国外的法国领事、咨询国内的民政和军事系统当局等方式，我们才能够以值得褒扬的耐心和确信无疑的外部证据，一点点地重新记录他的浪漫生活。”

让—阿尔贝·达达出生于 1860 年 5 月 10 日，是罗曼·达达（Romain Dadas）和玛丽·杜美尔（Marie Dumeur）之子。1877 年，50 岁的玛丽死于肺炎。每当阿尔贝回忆起母亲玛丽，总是感慨伤心甚至凄然泪下。家里的男人们都在煤气公司工作。父亲罗曼但凡身上有一点钱，要么不翼而飞，要么挥霍一空。1881 年，61 岁的罗曼死于脑软化。作为父亲的罗曼·达达是位疑病症患者（hypochondriac），你只要告诉他看上去憔悴，他就会回家睡觉并抱怨疼痛。随着年岁日长，“他纵情声色，无法自拔，时常离家不归；渐渐地老态龙钟，出现了全身瘫痪的症状”。根据这段描述，他极有可能患上了梅毒。罗曼的一个儿子长大后，在法国南部管理一个煤气工厂，却于 45 岁时死于脑膜炎。

罗曼的另一个儿子也是疑病症患者，在镇上为煤气公司工作，平日时常为头痛所困扰，死于 1892 年。阿尔贝的姐姐身体很好，嫁给了一位煤气工人。这些人物都是可靠的工匠，受人尊重，当他们需要时，总能找到合适的工作；他们对雇主忠诚，雇主则予以他们相应的报酬与福利。

阿尔贝 8 岁时从树上摔下来，得了脑震荡，并伴有呕吐和长期的偏头痛。从此事件开始，我们可以把这个故事当做一个儿童头部受伤的病例来解读，但请允许我先用蒂西埃的方式讲述一遍。阿尔贝 12 岁时在一家煤气设备制造厂当学徒工。他工作勤恳但却突然消失。他的哥哥在附近的镇上找到了他，当时阿尔贝正在帮一款旅行伞做推销员。哥哥拍了拍他的肩膀，他表现得如同从沉睡中惊醒，昏沉且迷糊，猛然发现自己竟推着一车雨伞在推销。

从此以后，这种“标准模式”开启。有人给了阿尔贝 100 法郎，让他去给煤气公司买焦炭，他在火车上醒来时，手里却拿着一张去巴黎的车票。100 法郎是多大一笔钱？年轻的蒂西埃在火车站上夜班时，月薪是 30 法郎。当他在医学系当图书馆员时，年薪是 1200 法郎。所以 100 法郎尽管不少，但也算不上巨款。无论如何，阿尔贝后来被发现睡在巴黎火车站的一条长凳上，他受拘留两星期后被送回。雇主想要向他的家人索赔 100 法郎，所以阿尔贝在归途中略作停留，在家政公司工作了几个月并存下了一小笔积蓄。

事情就是这样。只要无意中听到一个地名，阿尔贝便觉得有必要动身前往。有时他会对自己的处境感到惊讶，经常穷困潦倒，偶尔身陷囹圄。他尝试着找工作，做零工、乞讨，然后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寻求回家的路。有一次，他听人谈及马赛，便孤身前往；而当他前往马赛城时，又听人谈到非洲，便登上远赴阿尔及利亚的轮船，在那里他经历了无数冒险，在身临绝境时，一名当地士兵劝他回家。他从打零工中赚取了一点小钱，随即向一位船长苦苦哀求，获准搭船回家并在船上厨房里兼职擦洗锅子。农作物收获的季节到来时，阿尔贝来到艾克斯（Aix），却又在田野里被当做无证流民遭到逮捕，并受到了强制劳动一个月的处罚。

阿尔贝的主要旅行经历是从他志愿加入第一二七步兵团开始的，他在部队里是一名炊事员。当偶遇儿时伙伴时，他鼓励伙伴加入，这位朋友便被派往第十六龙骑兵军团。由于这两位昔日好友不能在一起安营扎寨，他们都有被遗弃之感。阿尔贝行军穿越了比利时与荷兰最寒冷的冬天。他的朋友早早地死于寒冷、饥饿，以及极度疲惫。

在德国漫游期间，阿尔贝先到纽伦堡，之后沿着多瑙河顺流而下，等到了林茨时，他因遗失证件被关了八天。监狱医生看见他病得很严重，便将其释放出狱。到维也纳时，阿尔贝在煤气厂找到了工作，对此我们可以通过当地管理人员的信件予以确认。反复旅行数次后，他得知法国逃兵获得大赦，于是便回家了。尽管头痛和腹泻时常困扰他的躯体，但依旧挡不住他远行的步伐。

顺便说一句，当读到这么多关于旅行的故事，你会惊奇地发现在一个世纪以前，环游欧洲如此简单，尽管并非全无危险。阿尔贝的独门绝技是，每当发现自己身处异乡，便向法国领事报告，这样他能够获得一笔钱，恰可购买回乡的四等座火车票。若在归途中听到一个陌生的地名，阿尔贝便会反向行之，归途也就遥遥无期。为了旅行，他甚至在国外向法国人乞讨。学生们会为他举办募捐活动，一个聚居着胡格诺流亡后裔的村庄对法国人宽容友善，有时某些法国社团也会给他几分钱和一点面包果腹。

阿尔贝最声势浩大的一次旅行始于蒙斯（Mons）的警察局，他把制服和军用品都带在身边，言行举止表现得彬彬有礼；然后他一路向东，前往布拉格、柏林、波兹南和莫斯科。在经过东普鲁士的途中，他在一个法国人的庄园里乞讨，被恶狗咬伤。尽管狗主人支付了住院两星期的短暂费用，但他却留下了永久的疤痕。在莫斯科，一位警长说道：“我知道你是谁！”这使得阿尔贝欢欣雀跃。不过在 1881年 3 月 13 日沙皇遭暗杀后的大逮捕中，他作为一名无政府主义者被捕，和其他无政府主义者一起在监狱里待了三个月。囚犯们被分成三组，一组被绞死，一组被发配西伯利亚，另一组被驱逐至土耳其。在蒂西埃的作品中，关于大逃亡的故事真实生动：哥萨克卫兵，随行的吉卜赛人，“肮脏得难以想象”；人们忍饥挨饿，为了一小块面包或一小口白兰地被迫在田野上与其他被驱逐者交媾。阿尔贝在这方面算得上守住了底线，尽管女郎曾大胆尝试通过勾引让他兴奋起来，但此后他用“自己的方式”满足自己。我不曾提到，根据病例报告，阿尔贝直到 26 岁才发生过三次性行为，第一次在维也纳，但他本人是一个“积习难改的手淫者”。经过长途跋涉，他最终抵达了君士坦丁堡，在那里一位乐于助人的法国领事给了他去维也纳的一点钱。待到了维也纳之后，阿尔贝再次进入煤气公司工作。

你会惊奇地发现在一个世纪以前，环游欧洲如此简单

这些幻想不真实吗？明确的地点、领事、雇主、那些帮助他的法国人，均经过确认，有案可查。被捕入狱的经历和从莫斯科到俄土边境的苦难行进不真实吗？任何读过报纸的人都知道警察在抓捕无政府主义者，甚至知道那部分被处决、被发配至西伯利亚或被驱逐的人。阿尔贝不需要去莫斯科就能了解此类见闻。他在军队里学会了阅读，偏爱涉及遥远异乡的报道。莫斯科事件成了欧洲的谈资，所以他完全可以在脑海中构思他的冒险经历。我承认自己相信他所言不虚；当然，迪蓬谢尔先生表示怀疑。这次旅行有很多奇怪的细节，但结果是阿尔贝向自己的军团报告返回。当局以擅离职守罪判处其在阿尔及利亚服三年苦役。他干得不错，但头发被剃光使其承受了难以忍受之痛，不得不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医院里。此后，阿尔贝因为表现良好及耳膜受损而被军队释放。

阿尔贝回到波尔多为煤气公司工作，与所钟情的女孩坠入爱河、订婚……直到 1885 年 6 月 18 日突然失踪。9 月初，他出现在凡尔登，对此前发生了什么，浑然不知。与此同时，女朋友意识到两人水尽鹅飞，自此不相闻问。12 月 9 日，他得到了一张回家的福利票，于是 1886 年 1 月 17 日，他来到了圣安德烈医院，并于 2 月 24 日被转移到皮特的病房。第二天，当皮特和助手去查房时，他却消失了……但在 1886 年 5 月 3 日回到波尔多之前，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收容所度过。

阿尔贝是个什么样的人？在附录一中，我对他的病因做了大胆猜测。在这里，还是陈述最简单的事实吧。当他处于正常状态时，在家里、在工厂或者在军队里当炊事员时，他是一个很棒的人，谨慎、恭敬，在异性面前腼腆害羞。他从不喝酒，当他神游症发作时，还会对酒精产生一种特殊的敌意。在家中，他会过着循规蹈矩、平淡无奇的生活，接着问题来了：持续大概三天的严重头痛、焦虑、盗汗、失眠，每晚手淫五六次。他于是跨出家门、踏上旅途。神游活动通常不会是漫无规划的。阿尔贝会凑一点钱，准备一份能表明身份的证件。在最后时刻，他会喝几杯水，或在酒吧停下来，点几杯糖水或其他软饮料。一切就绪后，阿尔贝整装待发，踏上行程。

在旅途中，他会不断遗失身份证件，屡教不止、周而复始。人们很难不去猜想，此举是否有意为之，即通过遗失证件而忘却身份。然而在旅途的后期，阿尔贝非常清楚自己是谁及通过何种方式获取帮助。总的来说，他的旅行经历有一种奇怪的混合特质。毫无疑问，他在动身前陷入一种可怕状态，某种莫可名状的需求压倒一切，征服了他。然而，他在旅途中的意识状态虽不稳定，有时却会作出故意为之的选择。当无政府主义者的命运被决定时，他的反应是：太棒了，沙皇要把我送到西伯利亚，我最狂野的梦想亦不及此！他夜间经常意淫白天见过的某个女人，有时会看着一张两人出发去旅行的合影。此人痛恨自己“迫切不合理的旅行需求”，如同蒂西埃所说，这妨碍了他的正常生活。但是他也想去旅行，从小就对遥远异乡的故事特别着迷。

在阿尔贝的旅程中，人们很少注意他。尽管他风餐露宿，但却非常干净，他会小心翼翼地在溪水中洗澡，轻轻地把鞋子上的泥擦干净。当“醒来”时，他通常不知道自己为何身居此处。后来，他对自己去过的地方有了模糊的印象，带着一些看似漫不经心的、在我看来有些可疑的观光细节，但他对任何具体的遭遇都没有记忆，比如他被狗咬一事。

“你胳膊上的那条疤是怎么来的？”

“哦，我想这是与生俱来的。”

“不，这是咬痕。”

“咬痕？我被狗咬了？”

然后记忆就会慢慢渗透，通常是在他被催眠的时候。阿尔贝有很多当时歇斯底里症的典型表现。当他第一次接受面诊时，舌头感觉不到疼痛，即使针刺穿过，也感觉分毫未伤。他意识模糊，这是歇斯底里症的一种典型表现。他有些部位的皮肤过敏，有些部位的则完全正常。

蒂西埃在一本名为《梦》（Dream）的书中继续对阿尔贝进行分析，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一书中也曾九次提到蒂西埃的书，但只是泛泛而谈，并未深入。蒂西埃认为阿尔贝的神游症是由梦引起的，他开创了一种令人惊叹的梦境治疗模式。在我看来，阿尔贝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蒂西埃治疗模式的影响，但这仅仅是个人观点。我在附录一中作了关于阿尔贝病例的推测，并探讨了催眠治疗的风险。但在这几章内容中，我不太希望过度聚焦阿尔贝，尽管这位病人极具典范意义。我们对此搁置不议，仅讨论有普遍意义的几个要点。

首先，正如我会在第二章中论证的那样，阿尔贝确实掀起了一阵神游症风潮，或者也可以说是蒂西埃掀起了一阵对神游症诊断的风潮。其次，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人们观察到患有多重人格或分离性身份认同障碍症的病人十分之九是女性。这就引发了一个奇怪的问题，男性的多重人格患者在哪？（有些讨论意见认为他们是在监狱中）在 19 世纪末的法国，十分之九的多重人格症患者为女性，这是既定事实。但在阿尔贝之后，关于男性多重人格患者身在何处的问题有了一个简单的答案——他们人在旅途。

他在动身前陷入一种可怕状态，某种莫可名状的需求压倒一切，征服了他。

神游症患者并不是普通的旅人，他们清醒、干净、体面，虽是广大不富裕劳工中的一员，但并非处于长久的赤贫状态。工匠、送货员、职员、小店主……切莫将之与大量的流浪汉和乞丐混淆，因为在 19 世纪 80 年代，法国人越来越多地将此类群体视为社会问题的症结。神游症患者虽然并非来自中产阶级，但他们也是城市居民或者有着固定的职业。几乎没有关于农民神游症患者的报道出现。

米歇尔·福柯的经典著作引发我们的思考，疯癫是不是一面映照理智的镜子？在福柯所举的特例中，我们不禁发问，启蒙运动时期所构建出来的疯癫，是“理性时代”的镜子，还是某种思想安排的重要部分？我不认为神游症是任何宏大体系的重要组件。但它确实反映了一些东西：外出旅行的时代已拉开帷幕。这是蒂西埃本人亲眼所见的。1901 年，当阿尔贝在世时，蒂西埃发表了最后一篇评论，用“病态旅游”（pathological tourism）来形容身陷其中、难以自拔的阿尔贝。

可别搞错了。那是一个外出旅行非常流行的时代，在英语世界，经营欧洲和黎凡特旅游业务多年的托马斯·库克父子公司（Thomas Cook & Son）就是一个缩影。我们并非在谈论英国贵族、各郡地主或亨利·詹姆斯小说中的美国人物等精英们排场盛大的旅行。我想谈论的是大众旅游。库克最初租用火车车厢搭载福音派教徒，支持他们参加各地的戒酒运动。所以在 19 世纪下半叶，乘坐这些车厢的所谓“库克的旅客”出现在英国各地。到 19 世纪末，每年的出票规模在七百万张左右。尽管需要自掏腰包，这些旅客却和其他普通英国人一样，没有固定的阶级。当时也有许多小型旅行社，其中德国人开的比法国人开的要多。法国南部的旅游业正在扩张，但更多地是面向尼斯和卡昂，而不是波尔多或比亚里茨（Biarritz）。历史车辆滚滚向前，兴建大众旅游酒店的伟大事业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翻开统计图表，可以发现瑞士的酒店正在逐年扩张。1882 年，瑞士迎来了速度最快的酒店扩张期。在此期间，阿尔贝遇到一位恰好论及瑞士的朋友，于是他便对该地满心痴迷，并立即付诸行动，只身前往。

旅行并非仅仅是库克公司业务的一部分。旅行是对日常行为的不羁反叛，是在古老大地上书写的动人诗歌。

我之所以提出有些人对阿尔贝的事迹着迷，是因为旅行已经成为好学之士和中产阶级生活的一部分。但超出旅行一词本身，依然有很多问题悬而未决。

阿尔贝深陷其中、无法自拔的多次旅行没有任何条理可言，与其说是发现自我的旅行，不如说是试图消除自我的旅行。在第二章中我将描述它们如何掀起疯狂旅行的潮流，并以此为依据来探讨精神疾病的真实性问题。读者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解读阿尔贝，恰是因为旅行在整个西方文明中意义重大，从《奥德赛》到外太空，还有许多其他方面，包括约翰·班扬在《天路历程》中所论及的灵魂之旅。

然而，在所有这些重要的旅行中，我们不应忽视本书的主要话题——精神疾病的真实性。蒂西埃对军事法庭公然无视医学建议、武断对待阿尔贝的方式感到愤怒，他说道：“当看到这个可怜的家伙及其与法律打交道的次数、屡屡被关进监狱的糟糕生活状况，我们不禁要抗议法官的傲慢无礼和断案无能之言：‘要判断一人心智错乱，难道还需要医生的帮助吗？如果疯癫显而易见，那么人人都可以通过其放纵和暴怒加以识别；如果疯癫隐晦不明，那么医生也会心存疑问！’”

“那，”蒂西埃在论文的最后继续写道：“便是我们想从论文中得出的道德。”他确实对 1830 年的一篇法医论文存疑，拒绝接受那些故纸堆里的旧道理。我们现在认为法庭上的司法裁断需要医学专家的证词是理所当然的，虽然在潜意识里仍然有这么一个观点萦绕不散（我猜是内心深处渴望 1830 年那篇论文里提出的简单法理原则）：人们肯定能判断什么是疯癫！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已经选择了更进一步的研究探索。今天的问题不是专家证词，而是他们所陈述的证词和病人行为方式之间的关系。虽然医学知识和问题人群行为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但这恰是我们必须探求的主题。

来源：好奇心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