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的科举制度源远流长，影响深远。而作为明代四大奇书之一的《金瓶梅》，对科举之事总要有所反映的，虽然这些反映是淡漠的，但却是深刻的。作者对中国的科举制度持否定态度，对其书中从科场上过来的封建官吏无不竭尽讽刺之能事。

内容提要：

中国的科举制度源远流长，影响深远。而作为明代四大奇书之一的《金瓶梅》，对科举之事总要有所反映的，虽然这些反映是淡漠的，但却是深刻的。作者对中国的科举制度持否定态度，对其书中从科场上过来的封建官吏无不竭尽讽刺之能事。

特别是重点揭露了蔡状元这一典型的封建官僚与西门庆等地痞无赖相勾结，狼狈为奸，徇私枉法的事实，使人看到了封建科举及其培养出来的“干才” 极其腐朽的一面。

联系《金瓶梅》的科举意识来看，此书作者当是贾梦龙，因为以贾梦龙的经历，才华、语言及其放荡不羁的性格等，足以能写出《金瓶梅》。

创作于明代万历年间的著名现实主义“世情” 小说《金瓶梅》，距今已有四百多年历史了。

四百多年来，其作者是谁？牌本若何？是否诲淫？以及何时流传海外等等，已被众多的《金》学名家考证得天翻地覆，诚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空前盛事。

然而却也有一个领域（或者说是一个学术问题）很少有人探究 —— 即《金瓶梅》的科举意识，亦即中国的科举制度在《金瓶梅》中的种种反映。

笔者不揣谫陋，仅就此问题抛砖引玉，愿就教于大家。

一

中国的科举制度始于隋，盛行于唐、宋、明、清，历时一千三百多年，几乎占据了由秦到清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五分之四的时间，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发展，特别是对中国的封建吏治，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

在科举为做官正途的封建社会，文人士子为给自己施展才华抱负寻找出路，求得日后飞黄腾达，无不竞相投身科场，以求“金榜题名”，特别是 “状元及第” 作为科举考试最高名级后，更为历代举子趋之若鹜，以摘取这顶桂冠为终身荣耀。

一部《二十四史》，仅收录唐以后历代高官显宦、名人学者即数以万计，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无论出身贵贱，门第高低，在踏入仕途以前，都有着为 “金榜题名”、“状元及第” 的目标而拼搏角逐的奋斗史。

正因为如此，唐代以后的诗词歌赋及话本小说等，无不多有反映科举之事的，诸如《彩楼记》、《再生缘》等，反映了科举制度下文人学子对人生追求的艰辛和愉悦，而《范进中举》等故事则道出了文人学子对人生追求的彷徨和悲哀……

《金瓶梅》成书于明中叶，描写的却是宋王朝的社会现实，虽然它假《水浒传》中关于武松、西门庆和潘金莲的故事，但这故事的结局却与《水浒传》大相径庭，竟完全变成了“另一个”。

而且就故事本身而言，也已远远超出了《水浒传》的思想范围和艺术水准，比《水浒传》的故事更离奇，更具有写实意义和艺术感染力。

如此一个离奇的故事，所描写的是宋王朝的事实也好，其成书于明中叶也罢，但宋王朝至明中叶这一漫长时期，却是中国科举制度最为盛行的时期，因此，书中涉及科举之事，当是最为寻常的事了。

然而让人惊奇的是，书中所反映的科举之事竟是那样的淡漠，一如无涯汪洋轻风过，仅以最简洁的笔触描写了科举影象的痕迹。通览全书竟没有关于科举之事的大笔描写。

这是《金瓶梅》的不足，抑或也是《金瓶梅》的一个重要特点，既反映了《金瓶梅》故事本身构架的需要，也反映了作者的科举意识 —— 淡漠、指斥，甚至否定。

《金瓶梅词话》封面

一部百万字的《金瓶梅》，写得洋洋洒洒，富丽堂皇，既写出了以西门庆为主角的市井无赖由发迹到败亡的血淋淋的人生历程，也写出了宋王朝极盛时期的京都皇城及市井乡野的社会现实，亦或也描绘出了明中叶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面。

因为是明人写宋事，就难免将两朝盛事缩为一体，使之成为熠熠生辉的能够反映出宋明时期世象景观的多棱体，使我们能最直观地看到了宋明王朝荣辱兴衰的一切。

西门庆的发迹是有着特定社会背景的，这主要是北宋王朝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商业资本空前活跃，同时封建统治者却也日趋腐败，官商勾结，更加淫逸奢侈，社会矛盾逐渐加剧，商品经济在每时每刻创造着富足繁荣的同时，也在急剧地滋生着物欲和罪恶。

在如此世风下，科举之事必将受到影响，买官鬻爵，徇私舞弊，科场冤狱，瓦釜雷鸣，已是在所难免。

诚如《金瓶梅》第三十四所说：

“那时徽宗，天下失政，奸臣当道，谗佞盈野。高、杨、童、蔡四个奸党，在朝中卖官鬻狱贿赂公行，悬秤升官，指方补价。夤缘钻营者，骤升美任、贤能廉直者，经岁不除，以致风俗颓败，脏官污吏，遍满天下，役烦赋兴，民穷盗起，天下骚然”。

西门庆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特别是生活在临清和清河这样一个相对繁荣发达的地区，加之西门庆还有祖上遗下的家业，在县府门前开着生药铺，绸缎庄，并兼放官吏债，而且还顾着主管伙计，打手帮闲，这就为西门庆的发迹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西门庆一俟有了钱财，便变本加厉，勾结官府，窥伺权贵，手眼通天 —— 但凡人间美事便欲竭尽全力占有之，于是使出种种伎俩，聚敛钱财，渔色滥淫，直至弄出人命 —— 终因淫欲过度而暴死在潘金莲身上。

根据西门庆的家庭条件，如果走科举之路以获尊荣也是可行的。祖上遗产使他富足，而富足则易识书达礼，“学而优则仕”—— 这是一般的通途。怎奈西门庆是天生的不好读书，对 “书中三有” 不以为然；他生性豁达，喜放荡而不受管束，而且对财色的追求贪得无厌。

虽然仕途的通达完全可以获取财色，怎奈那样太慢，且太费力气，于他的性格格格不入；又因为他生性豁达，不受管束，且又爱舞枪弄棒，喜欢别人的恭维，加之手中有钱，神使鬼差，故而引得那班无赖之徒亦步亦趋，呵脬捧卵，助纣为虐，无所不尽其极，直至把西门庆推向极至 —— 物极必反，而生之极至则只有败亡。

“西门庆热结十兄弟”，带有浓厚的封建邦派色彩，可视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客观现象和必然结果。在如此人物圈中，却也没有一个科场人物。十兄弟中，为首的名叫应伯爵，自然是此中的佼佼者。

但是吴典恩（西门庆的舅子）也不弱，后来西门庆差他一同伴来保到东京蔡太师那里去押送生辰担，因为蔡老头子赏识他仪表不凡，居然赏给他一个清河县的驿丞，做了朝廷的命官，不过无论吴典恩怎样地会钻营，可在西门大官人面前，他的帮闲技巧及地位却敌不过应伯爵。

除此之外，如孙天化、云离守、花子虚、祝曰实、白来创等，则较吴典恩为次；但在当时的清河县里，也可算是 “绅士尾巴” 了。

西门庆每次到勾栏院中去逛乐户的时候，总少不了这班人的插科打诨，白吃白喝地做着凑趣工作。

如此一班帮闲，他们有的是帮闲的伎俩，这伎俩就是胡吹海谤，阿谀奉承，挖空心思地讨得西门庆的欢心，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但他们却不曾想到通过读书，亦即通过科举之途以获取高位。

这是因为他们有着同西门庆一样的秉性，不爱读书游闲放荡，因之能和西门庆结成十兄弟，与西门庆一起荣辱浮沉。如此乌合之众，最终难成气候，只有败亡。

戴敦邦绘 · 西门庆热结十兄弟

二

《金瓶梅》虽然没有正面描写科举场面，但却写到了几位从科场上滚过来的“官儿”，而且这 “官儿” 虽有 “清官” 之名，却是十足的贪官，可见作者对如此科场人物是持贬斥态度的，即认为但凡从科场上过来的人物，没有一个好东西。

这就不难看出作者对科举制度是持否定态度的。

宋代科举，虽明令仕子做“天子门生”，但选官之权却多为重臣把持，及至高、杨、童、蔡当世，更是铁幕重重，公道不彰，“为国择人” 已成空话。

明代科举，承袭前朝，但八股之盛，已是登峰造极；八股之害，正如严复所言：“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害在使天下无人才”。

通览全书，关于对科场人物的描写确有几处：如第十回写到东平府尹：“这东平府尹姓陈，双名文昭，乃河南人氏，极是个清廉的官儿”；第十四回写到开封府尹：

“这府尹名唤杨时，别号龟山，乃陕西弘农县人氏，由癸未进士升大理寺卿，今擢开封府尹，极是清廉”；第五十六回写到应伯爵向西门庆举荐水秀才，说他 “胸中才学，果然班、马之上”，其实却是个丧魂落魄的好色之徒……

—— 第十回写到武松得知武大被害，潘金莲被西门庆娶走后，一路寻到狮子酒楼，未见西门庆，却误杀了皂隶李外传，武松遂被扭送到清河县衙，后又解到东平府听候发落。

关于这东平府尹，作者有一番描写：

这东平府尹，极是个清廉的官。但见他：

平生天直，秉性贤明。幼年向雪案攻书，长在在金銮对策。常怀忠孝之心，每发仁慈之念。户口登，钱粮办，黎民称颂满街衢；词讼减，盗贼休，父老赞歌喧市井。正是：名标青史播千年，声振黄堂传万古；贤良方正是青天，正直清廉民父母。

这一段文字，提到了陈文昭曾经“金銮对策”，可见是一位从科场上滚过来的人物，而且 “贤良方正是青天，正直清廉民父母”，是一位难得的 “清官” 了。

怎奈 “这陈文昭原是大理寺正，升东平府尹，又系蔡太师门生，见杨提督乃是朝廷面前说得话的官，以此人情两尽，只把武松免死，问个脊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充军”。

原因是早有人把这件事报到了清河县，西门庆知道了，慌忙到陈文昭的心腹处打点，并使家人来旺，星夜赶往东京，托杨提督转央内阁蔡太师，蔡太师忙赍了一封密书，下与陈文昭，让其免提西门庆、潘金莲。

陈文昭这位 “极清廉的官”，果然只办了武松，而对西门庆、潘金莲谋杀武大之事，不予追究，致使西门、潘氏这对杀人凶犯仍能逍遥法外，以致于后来又干出了泼天的坏事。

—— 第十四回写到花太监死后，将大宗遗产交给了二侄花子虚、李瓶儿夫妇保存，其余三个侄儿 “分些床帐家伙去了，只现一分银子也没曾分得”。

因之，花大、花三、花四合伙告到开封府，花子虚遂被 “做公的” 捉了去。李瓶儿得知后，跪求西门庆托人情，找门子，要求放回花子虚，并 “搬出六十锭大元宝，共计三千两，教西门庆去寻人情，上下使用”。

李瓶儿早有意于西门庆，索性趁此机会 “将床后藏着的四箱柜蟒衣玉带，帽顶绦环等值钱珍宝之物，隔墙头搬到了西门庆家中，由月娘保存”。

西门庆收下财物，果然求了他亲家陈宅一封书，差人上京，送上杨提督书礼，转求内阁蔡太师柬贴，下与开封府尹，让其网开一面。

这杨府尹原是 “由癸未进士升大理寺卿，今擢开封府尹，极是清廉的官儿”。就是这 “极清廉的官儿”，得了西门庆的贿赂及蔡太师的柬贴后，便来了个 “糊涂官儿糊涂做”，只是将花氏弟兄一顿训斥后，“批仰清河县委官将花太监住宅二所，庄田一处，估价变卖，分给花子由等三人回缴。”

把花子虚一下儿也没打便放了，下了一道公文，押发清河县前估计庄宅，作了了结。

后花子虚因气而身亡。如此 “公断”，其实白白让西门庆赚了花子虚的家财，并图谋了花子虚的老婆，可怜花子虚和西门庆 “热兄弟” 一场，却稀里糊涂地赔了夫人、白银，外加小命儿……

戴敦邦绘 · 花子虚

—— 第五十六回，作者以诙谐的笔调，描写了科场人物的一个小笑话。虽看似笑话，实则是对科举制度的绝妙讽刺。

西门庆靠纳银子做了蔡太师的“假子” 后，官运亨通，一举做了山东提刑所正千户理刑官。

一日，西门庆和应伯爵在厅上闲坐，西门庆说起自己是个武职，“恁的一个门面，京城内外也交结许多官员。

那些通向的书柬，流水也似往来，没得学问工夫料理，一心要寻个先生在屋里，叫他替写写，少些力气也好，只没个有才学的人”。

应伯爵当即说道：“哥你若要别样却有，要这个却难。第一要才学，第二就要人品了，又要好相处。没些说是说非，翻口弄舌，这就好了。若是平平才学，又做惯捣鬼的，怎用的他？”

尔后又说道：

“小弟有一个朋友，他现在本州秀才，应举让几次，只不得中。他胸中才学，果然班、马之上，就是人品，也是孔、孟之流。他和小弟通家兄弟，极有情分。

曾记他十年前应举两道策，那一科试官绝口赞好，不想又有赛过他的，反不中了。后来连走了几科，禁不的发白鬓班。如今虽是飘零书剑，家里也还有一百亩田，三四带房住着”。

及至西门庆细问，方知这水秀才田地、房产俱已卖掉了，“就连一个浑家也因偷汉跟了个人走了东京去了”。“两个孩子又出痘死了”。

如此一个落魄主儿，却也博得了应伯爵的绝口称赞：“他果然才学无比，哥若用他时，管情书柬诗词，一件件增上哥的光辉。

人看了时，都道西门大官人恁地才学哩！” 见西门庆不信，继而又念了水秀才给他的一封信：

《黄莺儿》：书寄应哥前：别来思不待言，满门儿托赖却康健。舍字在边，傍立着官，有时一定求方便。美如椽往来言疏，落笔起云烟。

西门庆听了大笑，却又有些不解，经应伯爵解释，方知这水秀才原是拆白道字：“舍字在边，傍立着官”，不是个 “馆” 字吗？“若有馆时，千万要举荐。”

当西门庆问到水秀才的人品时，应伯爵更是胡吹一通，说：

“他人品比才学还高。前年他在一个李侍郎府里坐馆，那李家有几十个丫头，一个个貌若天仙，那水秀才连任了四五年，却不起一丝邪念，后来不想，被几个坏事的丫头、小厮见他圣人一般，反去日夜括他，那水秀才又极好慈悲的人，便口软勾搭上了。

因此，被主人逐出门来，哄动街坊，人人都说他无行。其实，水秀才原是坐怀不乱的”。

见西门庆只是笑，应伯爵进一步劝说道：“若哥请他家来，凭你许多丫头，小厮，同眠同宿，你看水秀才乱么？再不乱的。” 直说得西门庆陡起脸来，这事只好作罢。

如此秀才，原来竟是这般地无德性，可见那时的科举是江河日下，绝不会考出什么好鸟儿的。

戴敦邦绘 · 应伯爵

三

《金瓶梅》第三十六回曾着力写了一名新科状元—— 蔡蕴的劣迹。

状元，本是中国科举制度特有的产物，亦是中国传统文化颇具特色的现象之一。

“状元” 一词流于唐代，为历代沿用，是科举制度中对殿试一甲第一名的专有称谓，为科举考试的最高名级。

因此，从状元一词产生那天起，它就成为一种历史现象，伴随着历史长河奔流延续，深深地影响着历代各阶层尤其是封建文人的生活道路、思想面貌和感情色彩。

一般说来，中国科举确实涌现出了一大批极富才华和爱国忠贞之士，诸如柳宗元、白居易、王安石、文天祥等，不胜枚举。当然也造就了不少品行不端，祸国殃民的奸佞。

《金瓶梅》所描写的蔡状元，即是一位与西门庆相勾结，徇私枉法的科举败类。

这蔡状元本滁州匡庐人氏，字蕴，号一泉，因和蔡京攀上本家，做了假子，便侥幸中了状元，官拜秘书正字，后擢为两淮巡盐。

蔡状元与西门庆相识，是经蔡太师的管家翟谦的推荐。在此之前，翟谦曾托西门庆代买小妾，西门庆因忙竟耽搁了。忽一日，翟谦派人给西门庆捎来一书，曰：

京都侍生翟谦顿首书拜

即擢大锦堂西门大官人门下久仰山斗，未接丰标，屡辱厚情，感愧何尽？前蒙驰谕，生铭刻在心。凡百于老爷左右，无不尽力扶持。所有小事，曾托盛价烦渎，想已为我处之矣。

今因鸿便，薄具帖金十两奉贺，兼候起居，伏望俯赐回音，生不胜感激之至。外新状元蔡一泉，乃老爷之假子，奉敕回籍省视，道经贵处，仍望留之一饭，彼亦不敢有忘也，至祝至祝“秋后一日信。

西门庆见信后，不敢怠慢，忙吩咐月娘托人为翟管家买妾，并写了回书让“下书人”捎回，又问了蔡状元何时船到，来人告之蔡状元不日即来，并特意转告翟管家的话说：

“只怕蔡老爷回乡，一时缺少盘缠，烦老爹这里多少只顾借给他，写书去翟老爹那里如数补还。”

西门庆慌忙说道：“你多上复翟爹，随他多少，我这里无不奉命”。

原来这蔡状元竟是个“假货”——“当初安忱取中头甲，被言官论他是先朝宰相安淳之弟，系党人子孙，不可以魁多士。

徽宗不得已，把蔡蕴擢为第一，做了状元。投在蔡京门下，做了假子，升秘书省正事，给假省亲”。

但因同时蔡京的假子——西门庆怎敢怠慢这位“假兄弟”，于是准备高足远迎。

崇祯本《金瓶梅》插图

一日，西门庆使来保前往新河口，打听蔡状元的船只，原来就和同榜进士安忱同船；这安进士亦因家贫未续亲，东也不成，西也不就，辞朝还家续亲，因此二人同船来到新河口。

来保首先代西门庆送上一份酒宴。蔡状元在东京起身时翟谦已是说过：“清河县有老爷门下一个西门千户，乃是大巨家，富而好礼，亦是老爷抬举，见做理刑官。你到那里，他必然厚待”。

这蔡状元牢记在心，见西门庆果然派人来接，并送了如此大礼，心中甚喜，次日就同安进士一起进城。

西门庆已是预备下酒席，并叫了四个苏州戏子伺候。蔡状元给西门庆的礼物是一端绢帕，一部书，一双云履；安进士亦书帕二事，四袋芽茶，四柄抗扇。各具宫袍乌纱，先投拜贴进去。

西门庆冠冕迎至厅上，拜毕入席。席间蔡状元对西门庆大加恭维，并特意留心观看了西门庆府第的豪华，果然园池台馆，花木深秀，神仙洞府，胜似蓬瀛，令蔡状元称赏不已。蔡状元虽然受到了如此礼遇，但他总也忘不了此行的目的。

经过几番寒暄后，终于厚着脸皮说出了自己的希求：“学生此去省亲，路费缺少，还望……”话犹未了，西门庆急忙答应：“不劳先生吩咐，云峰尊命，一定谨领，一切已准备停当”。

待分别时，西门庆又在厅上摆酒伺候，尔后，果然命小厮抬出礼物；蔡状元是金缎一端，领绢二端，合香三百，白金一百两；安进士是色缎一端，领绢一端，合香三百，白金三十两。

蔡、安二人说不尽的感激，一再称谢：“生辈此去，暂违台教。不日旋京，倘得寸进，自当图报”。

尔后上马作别，回乡省亲去了。——如此堂堂京官，千里迢迢，绕道来西门庆处打秋风，可见如此状元公唯利是图，屈身辱节的鄙劣嘴脸，读来让人鄙夷和悲哀。

同时，也得见西门庆确实手眼通天，为攀附权贵不惜一掷千金。然而，折节自有厚利图——果然半年后，蔡状元靠西门庆的经济支持，点了两淮巡盐；

随即西门庆旧有的淮盐三万引，被提前一月发放，并免收一切关税。可见，“官倒”和“偷税漏税”在那时已是十分盛行，而“状元公”则更是“倒”之有术。

戴敦邦绘 · 西门庆

四

纵观《金瓶梅》的科举意识，是淡漠的，在《金瓶梅》中是非重点的，但这仅有的几处描述，又可视为是反科举的，即对科场人物不屑一顾，或嗤之以鼻，竭尽喜笑怒骂之能事。

由此不难理解，《金瓶梅》的作者或许正是一位从科场上滚过来的人物，只是在科场上总不得意，亦或在科场上受到太多的打击，看到了科举铁幕下太多的黑暗和腐朽，因之激愤之余，有感而发，遂写下了《金瓶梅》这一不朽名著。

在考证《金瓶梅》作者的论争中，郑振铎先生首先在《谈金瓶梅词话》中说到：

“我们只要读《金瓶梅》一遍，便知其必出于山东人之手。那么许多的山东土白，决不是江南人所能措手其间的。其作风的横恣泼辣，正和山东人所作的《醒世姻缘传》、《绿野仙踪》同出一 。”

更有人提出了“山东峄县说”。而在“山东峄县”说的明代人物圈内，当有张远芬先生的“贾三近说”和许志强先生的“贾梦龙说”，而且张、许二人均从多方面对其作者问题作了考证。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其作者更象贾梦龙。

贾梦龙，字应乾，号柱山翁，石屋山人，又自号竹轩，绵吾，西休居士，贾泮东等。

生于明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卒于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终年八十六岁，经历了明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四朝，远祖居山东博平（今淄博市）野雀窝，因避乱南迁峄县（今枣庄市峄城）。

贾梦龙年轻时随其父贾宗鲁在南方的高淳、溧阳、南阳一带生活二十多年，贾宗鲁为教授，贾梦龙则居馆求学，深受江南吴越一带社会风尚的影响。“一行字影，唳晴空，嘹嘹几声，问生涯飘蓬相求，过迢迢万里云程。吴江枫落楚湘清，直到衡阳第一峰。”

这首《玉包肚》小令，寄托着他对南方生活的怀念。 至三十岁左右，因父亲贾宗鲁在南阳病故，贾梦龙携家眷回到了故乡峄县，在峄县黉学堂边教书边学习，后来曾参加几次省试，皆因不合时宜而不中。

《折桂令·壬子下第遣兴而作》便是写这段生活的：

“雪窗寒香袅金猊，竹院藤床，静坐琴书，梦卜休疑，功名休问，富贵休题。俺自有旋支撑穷通道理，他自有会安排祸福天机。学有名师，心有神祗，莫亏负了一点灵台，敢则是万里云梯”。

在《岷江绿》一词中，更是说得决绝：“贾泮东别号通拖的好，命里差作教。才离学究堂，又入宣尼庙，这先生与秀才缠到老”。

贾梦龙画像

大约在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贾梦龙四十六岁时才以 贡生身份被录用到河北与临清、清河接壤的内邱县作训导，当教书匠。

此时，他曾写过《送举子入试有感而赋》等词赋。“功名已弃，坐青毡窗前，日久无书案，鹿鸣鸿渐，今年卯年，碧桃红杏，天边日边，我呵袖手傍边站……”，描述他对前途无望的无奈心情。

直到隆庆二年（公元 1568 年），其子贾三近得中进士后，他才到京城住了几年。

隆庆五年（1571 年）满六十大寿，退居峄县。六十岁后，沾儿子贾三近的光，被诰封为 “光禄寺卿”。

不过他并不以为然，因为这一切毕竟得来的太晚，也与他的理想相去甚远。因之他常常吟诗自嘲。

“染指浮名卷破毡，归来自诧小神仙。紫筠堂下数竿竹，红杏山中一抹烟。陶令许僧同结社，孔融无客不称贤。人间甲子谁能管，早问希夷学引年”。这首诗便是他归田后的生活写照。

贾梦龙回峄县后，在其岳父陈德中所居的陈庄村（今贾泉村）新建楼房六座，并建了“永怡堂”，与当地缙绅饮酒结社，赋诗作词，直至终老，写作二十多年。

你休说道这园亭不大，尽够俺渔樵们闲话，俺这里有山有水有风月无冬夏，有花云锦样遮，柳阴稠，竹径斜。有茶有酒，有收剑琴棋画。一会家饱饭狂歌来也，有儿童齐和答。听咱有好客来，咱更有耍。听咱这一榻风光，只静坐也潇洒。

这是贾梦龙为《咏永怡堂落成》而写的小曲《山坡羊》，从中可见梦龙放荡不羁的性格和咳唾立成、字字珠玑的艺术才华，所言歌赋，皆“满纸云霞”，美不胜收。

据陈氏族人讲，贾梦龙才华横溢，谐有趣，出口成章，俗人莫能释者，且又性格放荡，不拘形迹，曾在 “永怡堂” 和 “石屋山泉” 处写了一部 “骚书”，多年来秘而不宣。

这 “骚书”，抑或正是《金瓶梅》的蓝本。

贾梦龙最拿手的词曲是《山坡羊》，常常以此种形式书写他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并每以陶潜、刘伶、杜少陵、白乐天等人物自比。他写到：

世间有不调羹的山中宰相，世间有不登坛的帷幄大将，世间有不朝参的玉堂青琐，相伴着绿绮琴，松醪酝，梅花帐。

人正忙，你不忙，云在壁，月护窗；映阶瑶草，堪写在围屏上。这里是人世蓬壶来也，何须做吕纯阳，魏伯阳。茫茫，那里去问长生海上方？苍苍，那里去觅霞霄天上堂？

您知道种蟠桃不如种杏，您知道做寒官不如做梦，您知道饮狂药不如饮水，您知道用桔槔呈计巧不如抱瓮。

好弟兄好友生，言可信意可凭，夷齐管鲍真和假，谁媒证？曾见啮鼠屠龙的来也！总不如使斗平，使秤平。前生俺是个驾慈航圆觉僧，今生做了个坐青毡的用里翁。

许志强先生在《金瓶梅作者是贾梦龙》一文中，已对贾梦龙的经历，嗜好及才华等均作了详细的论述，旨在说明贾梦龙作创《金瓶梅》的可能性，

认为贾梦龙最熟悉山东（特别是峄县）方言，最熟悉吴越和临清一带的风俗民情，最熟悉京都及官僚们的风流韵事，也最熟悉北戏南曲诸技，因此能写出《金瓶梅》，亦不足为奇。

笔者以为，就《金瓶梅》的科举意识而言，贾梦龙终生书卷在手，早年曾急于功名，奋发向上，然而在科场上却屡遭失败，这不能说不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刺激，

加之他的儿子贾三近也在官场上屡屡不得意，使他深感绝望和愤恨，于是他隐忍下内心的痛苦，写下了《金瓶梅》这部不朽之作。

而且，联系上述贾梦龙的词曲小令，再读一下《金瓶梅》中的诸多《山坡羊》小令，特别是开篇词诸曲，无论就其思想性和文学色彩而言，还是以表达的形式而言，特别是语言风格，均让人尤觉如出一人之手。

为便于对照，特录《金瓶梅词话》开篇词如下：

阆苑瀛洲，金谷陵楼，并不如茅舍清幽。野花绣地，莫也风流。也宜春，也宜夏，也宜秋。酒熟堪酌，客至须留。更无荣无辱无忧。退闲一步，着甚来由？但倦时眠，渴时饮，醉时讴。

短短横墙，矮矮疏窗，仡旯儿小小池塘。高低叠峰，绿水边傍，也有些风，有些月，有些凉。日用家常，竹几藤床，靠眼前水色山光。客来无酒，清话何妨？但细烹茶，热烘盏，浅浇汤。

水竹之居，吾爱吾庐，石磷磷床砌阶除。轩窗随意，小巧规模，地也清幽。也潇洒，也宽舒，懒散无拘，此等何如？倚阑干临水观鱼。风花雪月，赢得功夫。好炷心香，说些话，读些书。

净扫尘埃，惜耳苍苔。任门前红叶铺阶。也堪图画，还也奇哉！有数株松，数竿竹，数枝梅，花木栽培，取次教开。明朝事，天自安排。知他富贵几时来？且优游、且随分、且开怀。

《金瓶梅文化研究》 王平、李志刚、张廷兴 编

文章作者单位：枣庄市市中区人大

本文获授权发表，原文刊于《金瓶梅文化研究》（王平、李志刚、张廷兴编），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转发请注明出处。（本文数据整理：朱丽卉）

来源：金学与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