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姑去厂里当干部了，你爸放弃的那个机会。＂母亲收拾碗筷时说道，眼睛里有种莫名的情绪。

父亲的玉米地

＂大姑去厂里当干部了，你爸放弃的那个机会。＂母亲收拾碗筷时说道，眼睛里有种莫名的情绪。

我叫周铁民，生在七十年代初的东北小城。

那会儿正是文革后期，家家户户的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我们家也不例外。

父亲周长安在市里最大的国营纺织厂做工段长，个子不高，但结实得像棵老松树，手上的茧子厚得能夹住一根缝衣针。

大伙儿都说他是厂里的＂铁秤砣＂，踏实肯干，技术精湛，从不说大话空话。

母亲李秀兰则在街道工厂做缝纫工，每天起早贪黑，为了多挣几块钱贴补家用。

我家那时住在厂区的筒子楼里，两间正房带一个小厨房，全家五口人挤在一起。

祖父年纪大了，只能在家照看我和妹妹，每天都要听收音机里的评书，手里摇着蒲扇，嘴里念叨着：＂好好学习，长大有出息。＂

那时的夏天没有电扇，更别提空调了，热得实在受不了，我们就搬着小板凳到楼下的槐树底下乘凉，邻居们也都出来，你一言我一语，倒也热闹。

八二年那个春天，厂里要提拔一名副厂长。

父亲和他姐姐李秀芝——我们都叫她大姑，同时被列入候选。

大姑比父亲大六岁，是厂里为数不多的技校毕业生，在纺织厂的技术科当科长。

她长得和父亲很像，都是那种国字脸，眉宇间透着一股倔强劲。

按理说，父亲资历更老，从车间里一步步干起来的，技术更精湛，是当仁不让的人选。

可就在厂党委会前一天，父亲主动找到厂长刘厂长，说大姑文化高，思路新，让她去当这个副厂长更合适。

这事我是十几年后才知道的。

在那个年代，一个副厂长的位置，不仅意味着高一级的工资和更好的福利待遇，更代表着一个家庭未来的走向。

副厂长能分到七十多平的楼房，还有机会让子女进厂工作，这在当时可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好事。

父亲为什么要放弃？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

那时候，我们家正为上学的事发愁。

我刚上初中，妹妹也到了入学年龄，家里的开支一下子大了起来。

母亲常常到处借粮票，有时还要去黑市上倒腾些小东西补贴家用。

记得有一次，父亲的工友来家里串门，无意中提到这事，母亲当时脸色就变了，转身进了里屋。

父亲赶紧打岔，拿出珍藏的老白干，招呼工友喝酒，那会儿家里来客人，能拿出酒来就是很讲究的事了。

我在门缝里看到母亲偷偷抹眼泪，却不明白是为什么。

大姑家的情况也不好。

她丈夫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因工伤去世了，留下她和我表哥相依为命。

表哥比我大两岁，瘦瘦的，爱看书，却很少说话，大概是因为从小没了父亲的缘故。

大姑对他管教很严，常说：＂咱家就你一个男丁，将来是要撑门户的。＂

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去大姑家拜年。

那时候没什么好东西，父亲总会带上自己平时舍不得抽的一盒＂大前门＂香烟，还有母亲做的几样拿手小菜。

大姑每次都会悄悄塞给我和妹妹几块钱，说是压岁钱。

虽然只有几毛几分，但在那个一分钱能买一块水果糖的年代，已经是不小的数目了。

每逢过年，大姑家总会收到匿名寄来的钱，一开始是十块八块，后来慢慢多了起来，直到大姑的儿子——我表哥上了大学。

那是父亲偷偷做的，这事只有母亲和我知道。

父亲每个月总会从工资里抽出一部分，让母亲想办法寄给大姑。

有次我问母亲为什么要这样做，母亲叹了口气说：＂你爸心里有亏欠。＂

我那时不太懂，只是觉得大人的世界很复杂。

每年秋收时节，父亲都要请假回老家帮忙掰玉米。

我们家祖上是农民，在市郊有几亩薄地，种些玉米和地瓜，虽然交了公粮，剩下的也能贴补家用。

退休后，这成了父亲雷打不动的习惯。

母亲总是抱怨：＂你都一把年纪了，何必受这罪？家里吃的用的又不缺。＂

父亲只是摸摸后脑勺，笑而不答。

那双曾经操作精密机械的手，在秋收季节里变成了掰玉米的好手，粗糙却灵活。

去年秋天，我陪父亲回了趟老家。

那时我已经四十多岁，在外地一家企业做管理，很少有时间陪父母。

晨曦微露，我们就下了地。

金黄的玉米棒挂满田野，秋风吹过，发出沙沙的响声。

父亲的动作麻利得很，手上的老茧厚得像一层盔甲。

我笨手笨脚地跟在后面，没掰几个就腰酸背痛。

＂爸，咱们家不差这点玉米钱，您这是何苦呢？＂我抱怨道。

父亲停下来，擦了擦额头的汗：＂不懂，你不懂。这地里有咱祖宗的汗水，有你爷爷的心血。土地是有灵性的，你对它好，它就对你好。＂

午饭时分，我们坐在地头，啃着粗粮馒头，就着咸菜和开水。

父亲说这是最香的饭菜，我倒觉得是最苦的差事。

＂爸，当年为啥把副厂长的位置让给大姑？＂我问。

这个问题憋在心里太久了。

父亲停下手中的活计，望着远处出神：＂你大姑那时候刚从技校毕业，是厂里难得的大学生。我只念过几年书，论本事可能强些，但论眼界，哪比得上她？再说了，她是寡妇，孩子还小，日子不容易。＂

这个朴实的回答让我心里一震。

我又想起小时候看到的那些场景：父亲加班到深夜；母亲缝补旧衣服；大姑独自抚养表哥的艰辛。

＂你爸这个人啊，心里总装着别人。＂母亲曾这样评价父亲。

八三年的夏天特别热。

那时我家还住在筒子楼，楼道里弥漫着各家做饭的味道，混合着汗水和煤油的气息。

大姑当上副厂长后，搬进了新建的干部楼，有自来水，有独立厨房和卫生间。

她几次邀请我们去她新家做客，父亲都以工作忙为由推辞了。

母亲私下里抱怨：＂人家是领导了，咱们是工人，别去自讨没趣。＂

父亲听了，只是笑笑：＂亲兄妹之间，哪有什么领导不领导的。＂

可他还是没去。

那年中秋节，大姑亲自来到我们家，带来了月饼和水果。

她穿着一身藏青色的确良布制服，看起来精神了许多。

父亲招呼她坐在家里唯一的一把靠背椅上，母亲忙着泡茶。

我和妹妹则被支使出去玩，但我们都躲在窗外偷听。

＂老弟，你当初为什么要推荐我？＂大姑直截了当地问。

屋里一阵沉默。

＂姐，你比我有文化，懂政策，厂里需要你这样的干部。＂父亲的声音很平静。

＂可是大家都知道，你在一线干了这么多年，资历比我老，论理应该是你。＂大姑似乎有些激动。

＂做什么工作不是为厂里做贡献？我在车间也挺好。＂父亲的声音依然平和。

＂老弟，我欠你的。＂大姑的声音哽咽了。

＂别这么说，咱是亲兄妹，说这些外道话干啥？＂父亲似乎有些不自在。

后来，大姑告诉表哥，让他以后多来我们家玩，多跟我爸学习。

表哥是个听话的孩子，每周末都会来我家，和父亲一起修收音机、补自行车。

父亲教他做事要细心，做人要踏实，这些简单的道理，表哥都记在心里。

八六年，表哥考上了大学，是我们家族里第一个大学生。

全家人都为他高兴，父亲更是破例喝了好几杯酒，红着脸说：＂好好学，将来报效祖国。＂

送表哥去火车站那天，父亲硬塞给他五十块钱，那可是父亲小半个月的工资。

表哥不肯收，父亲板着脸说：＂叔给你的，拿着。大学里花销大，别委屈自己。＂

九三年，国企改革大潮来临，纺织厂面临改制，大姑作为副厂长，压力山大。

厂里连续几个月发不出工资，工人们怨声载道。

有些老工人甚至当面质疑大姑的能力，说她是＂文化人＂，不懂实际情况。

父亲虽然只是车间主任，但在厂里很有威望。

有次全厂大会，当一位老工人站起来指责领导班子无能时，气氛一度紧张。

父亲站出来，掰着指头讲解技改方案和市场形势，为大姑解了围。

＂咱们厂能有今天，不容易。领导们夜以继日地工作，我们都看在眼里。困难是暂时的，只要大家团结一心，一定能闯过难关。＂

父亲的话得到了许多老工人的认同，会场的气氛缓和下来。

事后，父亲让大伙别声张，说他只是实话实说。

大姑专门找到父亲，感谢他的支持。

父亲摆摆手：＂都是一家人，何必说这些。＂

后来厂里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开始实行股份制改革。

父亲因为年龄原因，被安排提前退休。

母亲担心收入减少，但父亲却很坦然：＂干了一辈子，也累了。回老家种种地，养养鸡鸭，不也挺好？＂

大姑派人把父亲送回家，还特意嘱咐人事科给父亲办了最高标准的退休待遇。

父亲回到家，把退休证和退休金存折递给母亲：＂以后家里就靠你管账了。＂

母亲接过来，看到退休金数目，愣住了：＂怎么比预计的多这么多？＂

父亲笑了笑：＂可能是算工龄时多算了吧。＂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是大姑的安排。

退休后，父亲每天都有活干。

春天在阳台上种些小葱小蒜；夏天去小区边的菜地侍弄几畦蔬菜；秋天回老家收玉米；冬天则帮邻居修修收音机、自行车。

日子过得充实而简单。

去年冬天，大姑得了重病，住进医院。

她已经七十多岁了，儿子在外地工作，只能请护工照顾。

得知消息，父亲二话不说，拎着亲手做的鸡汤就去了医院。

我陪着父亲，看他熟练地帮大姑擦脸、喂饭，仿佛回到了他们小时候。

大姑躺在病床上，面容憔悴，但眼神依然有神。

＂老弟，这些年多亏有你。＂大姑拉着父亲的手说。

父亲低着头整理被角：＂说啥呢，都是应该的。＂

＂那年你要是当了副厂长，也许日子会好过些。＂大姑的语气中带着愧疚。

父亲笑了笑：＂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我这一辈子，没有大富大贵，但也衣食无忧，儿女孝顺，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大姑沉默了片刻，眼中噙着泪水：＂老弟，谢谢你。＂

父亲假装没听见，转身去倒水。

我看着这对相差六岁的兄妹，突然明白了很多事情。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父亲选择了给予而非索取，选择了成全而非争夺。

他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家＂的含义。

今年秋收，我又陪父亲回乡下掰玉米。

清晨，我们踏着露水下地。

田野里弥漫着泥土和玉米的清香，远处的山在朝霞中若隐若现。

父亲的腰不如从前挺直了，但干起活来仍然有板有眼。

＂爸，您这辈子有啥遗憾吗？＂我一边掰玉米一边问。

父亲停下手中的活，望着远方：＂遗憾？没啥遗憾。人这一辈子，能把家人照顾好，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就够了。＂

＂可要是当年您当上了副厂长，我们家的条件会好很多啊。＂我还是忍不住说。

父亲笑了：＂当官有啥好？整天操心，整天被人盯着。我这样挺好，自由自在。再说了，你大姑比我更适合那个位置。＂

中午，我们在田间歇息。

父亲从挎包里拿出馒头和咸菜，还有一小壶老白干。

＂来，陪老头子喝一盅。＂父亲给我倒了半盅酒。

阳光照在他饱经风霜的脸上，那些深深的皱纹仿佛在诉说着往事。

＂铁民啊，人这一辈子，得过得明白。钱财名利，都是身外之物，带不走的。真正能带走的，是做人的本分和良心。＂

父亲的话不多，但句句重如千钧。

＂你大姑她命苦，早早守了寡，要是当年没有那个副厂长的位置，她和你表哥的日子会更难过。＂

＂可您也不容易啊。＂我忍不住说。

父亲摆摆手：＂男人嘛，吃点苦算啥？再说了，我这辈子没啥大志向，安安稳稳过日子就行。你大姑不一样，她有本事，有想法，就应该有更大的舞台。＂

掰完最后一穗玉米，夕阳西下，父亲指着满筐的收获说：＂人这一辈子啊，就像种地，播种的时候用心了，收获自然不会差。＂

他停顿了一下，又说：＂你大姑这辈子为厂里操了不少心，临了还被人说闲话，其实挺不容易的。当年我要是争那个位置，可能厂里会更乱，说不定比现在更糟糕呢。＂

听着父亲朴实无华的话语，我忽然明白，他的选择从来不是放弃，而是遵从内心最朴素的信念。

回家的路上，父亲走在前面，背影在夕阳下显得格外高大。

那一刻，我望着父亲饱经风霜的背影，心中满是敬意。

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的伟大，不在于他们获得了什么，而在于他们甘愿舍弃什么。

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家人，守护着那片心灵的玉米地。

前几天，我又回了老家。

院子里，父亲正在晒刚收获的玉米，金黄的玉米粒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母亲在一旁择菜，唠叨着今年的收成。

这样的场景，温暖而熟悉。

我知道，不管外面的世界如何变化，父亲的玉米地，永远是我心灵的归宿。

来源：一遍真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