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不远处，两个穿着北大校服的青年学生，用英语低声嘲讽他的长袍马褂，尤其是那根长长的辫子。

“我的辫子在头上，而诸位的辫子在心里”。

他叫辜鸿铭，清末民初著名的“狂儒”与“怪杰”。

不远处，两个穿着北大校服的青年学生，用英语低声嘲讽他的长袍马褂，尤其是那根长长的辫子。

他会如何做，是沉默以对还是愤怒回怼？

辜鸿铭生于1857年，辜家原本是闽南一带的望族，辜鸿铭的曾祖父辜礼欢漂洋过海来到槟榔屿，靠捕鱼起家。

他的祖父辜国材成为首批闯荡新加坡的华侨之一，父亲辜紫云则在英资橡胶园担任管理职务，家境殷实。

辜鸿铭自小聪慧异常，五六岁便能在母亲的膝头学会葡萄牙语，又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下掌握了闽南话与英语。

邻居们常见他一手持《圣经》，一手翻《论语》，小小年纪便展现出惊人的语言天赋。

那时候，父亲总爱请来几位英籍工程师来家里小酌，鸿铭往往在一旁聆听。

等客人离去，他便模仿着谈话中的句子，稚嫩却准确，让在场的大人们惊掉了下巴。

辜鸿铭十岁那年，家中迎来了一位贵客，父亲的英籍上司布朗先生。

布朗夫妇膝下无子，对鸿铭爱如己出，经常带他游历南洋各地，并引导他阅读大量欧洲名著。

渐渐地，这位少年竟然在短短几年内熟练掌握了德文、拉丁文、希腊文和法文。

1867年，布朗夫妇决意带鸿铭前往欧洲求学。

在那天启程的清晨，辜龙池将儿子紧紧拥入怀中，反复叮嘱：“你可以学他们的学问，穿他们的衣裳，但心里要有中国，脚下要踩稳故土。”

辜鸿铭泪眼婆娑点头，将父亲的话铭记于心，这一别，竟是他长达十一年的游学生涯的起点。

在英国，他考入爱丁堡大学文学系，主攻古典文学与哲学，导师正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学者卡莱尔。

卡莱尔对这位东方少年尤为欣赏，常在课堂上以他为例，赞其思辨深刻、语言纯熟。

辜鸿铭不仅成绩优异，更在辩论会上屡屡力挫英伦学子，赢得了“东方小巨人”的美誉。

每当室友劝他剪去那条长辫子、融入“文明世界”时，鸿铭总是轻笑摇头：“若我须剪发改装方得文明，那便是文明之耻。”

硕士毕业后，辜鸿铭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深造，在那里横扫文、史、哲、法等多领域，陆续取得十三个博士学位。

彼时的欧洲学术界传闻着一个东方奇才的名字，连林语堂日后游学莱比锡大学时亦感叹，“鸿铭公才学如海。”

这段黄金岁月并未令他迷失自我，辜鸿铭始终怀揣着父亲临行前的那句教诲。

每当夜深学罢，他会在烛光下翻读《大学》《中庸》，手抄儒家经典，他曾在日记中写道：“西方之学问，如阳春白雪，和者寡；中华圣贤之道，似清茶淡水，润物无声，滋养吾心。”

游学十一载，辜鸿铭衣锦还乡。

他没有选择留在欧洲谋取高官厚禄，而是毅然踏上归国之途。

在码头上，他再见父亲，已是两鬓微霜，父子相拥而泣，辜鸿铭坚定说道：“儿未忘父言，今将学成归国，欲以所学报中华。”

归国之初，他与严复同赐文科进士，声名大噪，不过很快他便发现，己身思想与昔日留学同侪渐行渐远，似与周围一切都格格不入。

那是一个春寒料峭的午后，北平西单某家颇具洋气的西餐馆里，水晶吊灯摇曳生辉，钢琴声缓缓流淌。

坐在窗边角落里，一个身着暗蓝长袍、头戴瓜皮小帽、身后拖着长辫的中年人正优雅地切着牛排。

尽管衣着与环境格格不入，但他的神情自若，手中刀叉运作娴熟，丝毫不显局促，对于他来说，穿什么、吃什么，不过是身外之物，内心自有一片安稳世界。

正当辜鸿铭悠然自斟自饮之际，门口走进两位穿着北大校服的青年学子。

他们正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拥护者，信奉科学、民主，对“封建遗老”之流颇为不屑，两人目光一扫，很快被那个坐在角落里的怪异身影吸引住了视线。

“瞧，那不是个封建老头吗？也敢来吃西餐？”其中一人低声用英语嘀咕，语气里满是轻蔑。

另一人也顺势附和道：“时代早变了，他那身打扮还不如回家供奉祖宗，跑这儿学人家用刀叉，真是可笑。”

两人以为自己用英语私语，堂中无人能懂，便肆无忌惮地嘲讽起来。

可他们万万没料到，这位看似迂腐老迈的“遗老”不仅听懂了他们的话，且早已心中有数。

辜鸿铭轻轻放下手中的刀叉，抬头望向两位青年，神情淡然，眼神中却隐隐带着一丝讥讽。

他用一口流利纯正的英语缓缓开口：“Gentlemen, when I was eating Western food, you were not even born.”（“年轻人，我吃西餐的时候，你们还没出娘胎呢！”）

这一句话犹如晴天霹雳，炸得两个青年面红耳赤，瞬间语塞。

他们惊愕地望着眼前这个自带辫子、衣着古旧的老者，完全没料到他不仅英语如此纯熟，言辞更是犀利无比。

那一刻，整个餐厅寂静了几秒，随后响起一阵善意的窃笑。

两位学生羞愧难当，匆匆低头快步离开，生怕再多待一刻。

此事很快传遍北大校园，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

有赞叹辜鸿铭机智妙语者，有嘲笑学生自取其辱者，更多人则开始重新审视这位常被误解的“封建遗老”。

正当此时，蔡元培校长向辜鸿铭发出了邀请。

彼时的北大正值百废待兴之际，蔡元培锐意革新，广纳贤才。

他虽主张思想自由，却也深知中华传统文化不可或缺，而辜鸿铭，这位贯通中西、特立独行的文化怪杰，正是他所赏识的人才。

在蔡元培亲笔致信盛情相邀后，辜鸿铭欣然应允，赴北大执教英文文学。

自他入职北大那日起，便成了校园里一道独特的风景。

每日清晨，长袍马褂、长辫拖地的辜鸿铭步履稳健地走入教室，身后常有数名随从提笔携书。

彼时的北大，西装革履、短发平头早已成风潮，就连末代皇帝溥仪也剪了辫子、换了洋装。

而辜鸿铭却偏要与时代“逆行而上”，他始终身着长袍马褂，足履布鞋，额顶乌亮油光，脑后大辫子长及腰间，走到哪里都是人群中最扎眼的一抹存在。

许多北大学生私下议论道：“这老头，分明是活在上一个朝代，更有洋教授当面讥讽他是“东方古董”。

但辜鸿铭对此毫不在意，反而常挂嘴边一句：“我以此为志——人可变衣，衣不可变心。”

他始终认为，剪发易服不过是皮相的追风之举，若文化之根已失，再光鲜的外表又有何用？

他的性格也如其衣着一般，刚烈不屈，特立独行。

他常言：“我不与潮流同污，亦不随风摇曳。”

因此在北大课堂上，他既敢翻译《三字经》《千字文》，讲述中华古典精神，也敢当众批评“全盘西化”的盲目之风。

一次学术讲座上，有学生问：“先生，何以您不变装迎新潮？”辜鸿铭一笑，指着自己胸前的马褂道：“此中有吾魂也。”

游学多年，他并未盲目膜拜西方，反而看清其光鲜背后的虚妄。

他常言：“西方有其可学之法、有其可借之器，然不足为心之所寄。”

在一封致友人信中，他更是写道：“西方重利轻义，机械精密而心灵荒芜，中华文明虽有陋习，然文以载道，心有归宿。”

一次，北大新聘一位洋籍文学教授，盛气凌人，自诩深谙西洋文学。

初次进入教员休息室，见到一个穿着旧式清装的老人正安坐一隅，遂轻蔑地对旁人低声道：“中国的老学究，能懂什么文学？”

此言虽轻，辜鸿铭却听得真切。

他微微一笑，主动用一口纯正的英语问道：“Sir, which department are you teaching in?”（“先生，您是教哪个系的？”）

洋教授一愣，连忙答道：“Western literature.”（“西洋文学系。”）

辜鸿铭随即切换至流利的拉丁文，问他关于古典文学的一些典籍出处与译本。

那洋教授顿时支支吾吾，脸上泛红，显然无法应对这位“东方遗老”的博学审问。

最终，辜鸿铭淡然说道：“To teach Western literature without understanding its roots is like trying to build a house without a foundation.”（“教授西洋文学却不懂其根基，犹如欲筑高楼而无地基。”）

这一番话让在场的同仁纷纷侧目，洋教授则羞愧难当，匆匆告退。

从此，北大休息室内，无人再敢小觑这位清装怪杰。

辜鸿铭始终相信，文化自信才是民族立足之基。

或许正因如此，他才甘愿做那时代洪流中逆行的一叶扁舟，纵被世人称作“封建遗老”，他亦甘之如饴。

那时候，北平街头巷尾流传着一句俏皮话：“到中国不看紫禁城可以，不可以不看辜鸿铭。”

他被誉为“一代狂儒”的怪杰，不仅学贯中西、锋芒毕露，更因诸多特立独行之举，被坊间冠以“辜疯子”之名。

1916年，袁世凯病逝，新政府正酝酿国会改选，段祺瑞颁布新选举法，国立大学名教授亦具投票权。

选举背后的金权交易亦愈演愈烈，许多政客暗中撒金收票。

此风波甫起，辜鸿铭家门外便迎来了一位衣着考究的年轻政客，带着一张和煦的笑脸与一沓厚厚的钞票，敲响了他的家门。

辜鸿铭着长袍、执折扇，慢悠悠开门，那政客恭敬说道：“辜教授，您的一票对国家大计至关重要，我们愿出五百元，聊表心意。”

话音未落，辜鸿铭冷哼一声，折扇一合，眼中寒意骤起：“我一张票，值五百不假，但若要讨价还价，便请你滚得远些。”

政客一时语塞，赔笑降价至三百元。

辜鸿铭勃然大怒，抄起门边拐杖，喝令其滚蛋：“狗眼看人低！你们要买票，老夫偏不卖，快滚，休污我门庭！”

可事情并未就此了结，到了选举当天，那政客竟悄悄寄来四百元现金与一张选举入场券，想借此蒙混过关。

辜鸿铭拆信怒目，冷笑数声，随即策马乘快车南下天津。

翌日，他将四百元亲手交予当时天津著名名妓“一枝花”，并留下一句话：“此金非我之耻，愿汝代我散尽浮名，救我清名。”

那政客闻讯大惊，气急败坏找上门来大骂不讲信义，辜鸿铭怒不可遏，举杖赶打，边打边骂：“臭钱能买你祖宗，我辜某岂是金钱奴仆？瞎了你的狗眼！”

一场风波，就此闹得满城皆知。

有人讥笑他疯癫，有人私下敬佩其风骨，此后，“辜疯子”之名不胫而走。

若说这拒贿风波还显几分儒者本色，辜鸿铭的小脚癖则更令世人难以理解。

民国风潮骤起，新女性倡导天足解放，女子剪短发、弃绣花鞋蔚然成风。

唯独辜鸿铭对此颇为执拗，他的夫人淑姑便是一名典型的小脚女子，绣鞋盈盈，步履盈盈。

辜鸿铭对此情有独钟，常在私下对友人坦言：“小脚非陋习，乃东方女性柔美之极致，若弃此风骨，中华文化何以存其神韵？”

最令人啧啧称奇的是他写作时的怪癖。

每当文思枯竭，他便呼唤淑姑于案前脱去鞋袜，将一双纤纤素足置于矮凳之上，他则一边抚摩其足，一边提笔挥毫，仿若得天地灵感相助。

他更曾作诗盛赞妻足：“小脚其美，美在其臭。”淑姑颇为知趣，三五日不洗足，以助夫君文思泉涌。

室友曾偷眼观之，皆啧啧称奇。

也正因如此，世人对他的“疯”与“怪”之说愈演愈烈。

有人讥讽其思想守旧、行径荒诞，也有人见其言行率真，心生佩服。

在北大，他更是桀骜难驯，敢骂慈禧，敢骂袁世凯，敢骂张之洞，连洋鬼子见之亦三分礼让。

他常对学生讲：“吾不惧辱名，惧辱文化，文化若亡，民族何存？”

正因此，尽管留着大辫，穿着长袍，行止古怪，然在文化自信这一点上，辜鸿铭堪称民国时代的孤绝之光。

有人说他疯，实则心醒；有人说他古，实则眼明。

当西风猛进、国人趋洋之际，若无人坚守文化之根，五千年文明恐将随风飘散。

他一生翻译《论语》《中庸》《大学》，让西方人认识到中华文化之深邃，赢得“东方第一怪杰”的美誉。

正是这份文化赤子心，使得他即便被时代讥笑、被潮流排斥，依然昂首走在自己的道路上。

来源：心游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