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写尽了千年兴衰，也道破了无数英雄的成败玄机。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写尽了千年兴衰，也道破了无数英雄的成败玄机。
其中，“藏器于身，待时而动”这八个字，看似简单，实则是历经沧桑、洞察世事后的生存大智慧。
它讲的不是懦弱退缩，而是在力量不足、时机未熟时，那份深沉的隐忍与蛰伏。
弓拉太满易折，力发十分难收，真正的锋芒，往往包裹在最朴素的鞘中。
人生路上，总有低谷与暗礁，懂得藏锋守拙，方能积蓄破局的力量。
战国时的范雎，满腹经纶，志向远大，却因出身卑微，在魏国大夫须贾门下做舍人。
一次随须贾出使齐国，齐王赏识范雎的辩才，私下赠予重金。
这本是个人才能的体现，却招来了须贾的嫉恨。
回国后，须贾诬告范雎里通外国，魏相魏齐大怒，不由分说，下令将范雎打得肋折齿落，几乎毙命。
范雎装死，被丢进厕所，受尽屈辱，连看守的士兵都往他身上撒尿。
他躺在污秽中，强忍剧痛与羞辱，一动不动。
那一刻，他明白了，无谓的争辩与硬抗，在绝对的强权面前，只会加速毁灭。
他抓住看守松懈的间隙，用尽最后力气恳求看守放他一条生路，承诺必有厚报。
也许是恻隐之心，也许是看到了他眼中未灭的光，看守冒险将他当作尸体扔了出去。
死里逃生的范雎，在友人郑安平的帮助下，改名张禄，藏匿起来，一边养伤，一边更深入地钻研天下大势。
他清楚，魏国已无他立锥之地，他的舞台在别处。
当秦国使者王稽来到魏国时，郑安平巧妙地将范雎推荐给了他。
范雎抓住这唯一的救命稻草，跟随王稽秘密入秦。
在秦国，他并未急于显露锋芒，而是继续等待。
他深知秦昭襄王当时被母亲宣太后和舅舅穰侯魏冉把持朝政，秦王内心必然苦闷。
他耐心地等待面见秦王的机会，并精心准备了打动秦王的策略——远交近攻。
当机会终于来临，他一番宏论，直指秦国权贵专权的弊端和统一天下的方略，深深震撼了秦王。
秦王如获至宝，立即拜他为客卿，不久又任命他为相国，取代了穰侯。
范雎从厕所里的“尸体”到秦国的相邦，这段炼狱般的经历，正是“藏器于身”最残酷的诠释。
在至暗时刻，他没有选择玉石俱焚的悲壮，而是选择了最卑微的隐忍求生。
他藏起的不仅是姓名身份，更是满腹的才华和复仇的火焰。
这份藏，是绝境中的智慧，是积蓄力量的必然，是等待那致命一击前的漫长准备。
没有那段匍匐在地的沉潜，就没有后来睥睨天下的崛起。
唐朝中兴名将郭子仪，功高盖世，再造李唐，被尊为“尚父”。
可功勋卓著的他，却成了皇帝和权宦眼中最大的潜在威胁。
鱼朝恩，一个深受皇帝宠信的宦官，对郭子仪嫉妒得发狂。
他屡次在皇帝面前进谗言，诬陷郭子仪拥兵自重，图谋不轨。
甚至，他趁郭子仪领兵在外之际，派人偷偷挖了郭家的祖坟。
这在古代是奇耻大辱，等同于宣战。
消息传到军中，将士们群情激愤，纷纷要求郭子仪率军回京，清君侧，诛杀鱼朝恩。
郭子仪手握重兵，威望极高，若他此时振臂一呼，朝廷必然震动，鱼朝恩绝无生路。
然而，郭子仪的选择出乎所有人意料。
他强压住心中的悲愤，流着泪对将士们说：“我带兵多年，不能禁止士兵挖别人的祖坟，如今自家祖坟被挖，这是上天对我的惩罚，并非有人故意与我为仇啊！”
人在矮檐下，低头非认输，而是为了把路走得更长远。
回朝后，皇帝惴惴不安地提起此事，试探他的态度。
郭子仪伏地痛哭，自责治军不严，才招致此祸，对鱼朝恩只字未提，更无半点兴师问罪之意。
他的姿态低到了尘埃里。
他主动交出兵权，请求解除职务，表现得像一个诚惶诚恐、只想安度晚年的老人。
他甚至对鱼朝恩更加恭敬有加。
鱼朝恩假意请他同游章敬寺，部下担心是鸿门宴，劝他带甲士护卫。
郭子仪不听，只带几个家僮，坦然赴约。
鱼朝恩见他如此，惊问为何不带护卫？
郭子仪平静地回答：“外边都传言你对我有恶意，我若带兵来，不是更让人以为我们之间真有什么嫌隙吗？我只带家僮，表明我对你毫无戒心。”
这番举动，彻底让鱼朝恩无话可说，也极大地缓解了皇帝的猜忌。
郭子仪深知，功高震主是千古难题。
在皇权至上的时代，手握重兵、功勋卓著的将领，本身就是皇帝的“心头刺”。
鱼朝恩的陷害固然可恨，但真正悬在头顶的利剑，是皇帝的疑心。
若他因祖坟被掘而兴兵问罪，哪怕只是表现出强烈的怨恨，都正好坐实了“跋扈不臣”的罪名，给皇帝和政敌以口实，招致灭顶之灾。
他选择以极致的“退”和“藏”来应对。
藏起愤怒，藏起锋芒，藏起兵权，甚至藏起自己的尊严。
他用近乎自污的方式，向皇帝和天下表明：我郭子仪绝无二心，所求不过是平安。
这份在滔天屈辱面前的隐忍和退让，是比战场上的冲锋陷阵更艰难、也更伟大的“藏器”。
他藏的是不世之功带来的骄狂，藏的是手握重兵带来的威势，藏的是面对构陷时本能的怒火。
正是这份深谙“藏”道的智慧，让他在波谲云诡的朝堂中得以善终，保全了家族，也维系了国家的稳定。
他的“藏”与“退”，不是懦弱，而是洞悉人性与权力规则后的大勇若怯。
东汉开国，“云台二十八将”功勋彪炳，而冯异位列其中，更被光武帝刘秀倚为肱骨。
他追随刘秀于微末，在著名的“昆阳之战”中崭露头角，更在刘秀最艰难的河北流亡时期，不离不弃，出谋划策，收拢人心，为刘秀东山再起立下不世之功。
当刘秀终于扫平群雄，登基称帝，大封功臣之时，那些曾并肩浴血的将领们，常常为争功名高低、封地大小而面红耳赤，甚至心生怨怼。
唯有冯异，每逢朝会论功，他总是一个人默默地退到宫殿外的廊柱下，或者远远地找一棵大树靠着，从不参与争吵。
时间久了，军中将士都敬佩地称他为“大树将军”。
平定关中，威震陇右，冯异独当一面，战功赫赫，治理地方也井井有条，深得民心。
这时，朝中便有人开始嫉妒，上书弹劾冯异，说他“专制关中，威权至重，百姓归心，号为‘咸阳王’”。
这几乎是谋反的指控，足以招致杀身灭族之祸。
消息传到关中，冯异的部下无不愤慨，纷纷劝他向皇帝申诉辩白。
冯异却异常平静，他深知功高震主乃是大忌，流言蜚语不过是人性常态。
他非但没有辩解，反而立刻主动上书，请求返回洛阳面圣。
真正的光芒，往往在最深的沉默里孕育，而非最喧嚣的争抢中显现。
回到洛阳，见到刘秀，冯异没有一句自辩，只是伏地叩首，深深谢罪，感谢皇帝给他机会效力疆场，并将关中所取得的任何成绩，都归功于皇帝的英明决策和将士们的奋勇拼杀。
他恳切地表示：“臣本一介书生，遭遇乱世，幸蒙陛下收录于行伍之中，得以效犬马之劳，已是天恩浩荡，岂敢居功？至于治理地方，皆是仰仗陛下威德，非臣之力。今蒙陛下召还，正好解甲归田，侍奉陛下左右。”
这番谦卑至极、毫无怨怼的表态，彻底打消了刘秀心中可能存在的疑虑。
刘秀大笑，拿出那些弹劾的奏章给冯异看，说道：“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犹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惧意？”
他深知冯异的忠诚与谦退，不仅没有怪罪，反而给予更厚重的赏赐和信任。
冯异没有因位高权重而迷失，没有因功劳盖世而骄狂。
他一生都将“藏”字做到了极致——藏功、藏名、藏智。
他把耀眼的光芒收敛起来，甘愿做一棵沉默的“大树”，荫蔽他人，不争春色。
在云台二十八将中，他并非最勇猛者，也非最早追随者，但他以这份无与伦比的谦退和隐忍，赢得了刘秀至深的信任和同僚由衷的敬重，得以善始善终，青史留名。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冯异：“为人谦退不伐……帝以此重之。”
这份“藏”，是阅尽繁华后的清醒，是洞察世情后的通达，是明白“满招损，谦受益”的天道。
范雎藏于污秽，终得扬眉吐气；郭子仪藏起锋芒，换得家族安宁；冯异藏匿功名，赢得千古清誉。
《周易》有云：“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
这“藏”，不是无能，而是厚积薄发的蛰伏；这“待”，不是消极，而是伺机而动的智慧。
人生海海，起落无常。
得意时，莫要锋芒毕露，须知月满则亏；失意时，不必怨天尤人，正好沉潜深耕。
遭人妒忌时，退一步海阔天空，争一时不如争一世；功成名就时，低半分身稳心安，知进退方能得长久。
世事如棋，懂得藏锋守拙，方能立于不败之地；胸怀利器，善于待机而发，终可成就一番大事。
欲成大事者，当记：
藏器于身，不显山露水；
待时而动，则石破天惊。
来源：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