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物是社会发展的有形记录，是人类历史的宝贵财富。尊重和保护文物是对历史的敬畏，对文明的呵护，对未来的负责。周恩来学识渊博，兴趣广泛，对文物，尤其是富含文化底蕴的文物古迹钟爱有加，他时常利用可能机会实地考察，欣赏、探索其中的奥秘。新中国成立后，他陆续发出文物保护
导语：文物是社会发展的有形记录，是人类历史的宝贵财富。尊重和保护文物是对历史的敬畏，对文明的呵护，对未来的负责。周恩来学识渊博，兴趣广泛，对文物，尤其是富含文化底蕴的文物古迹钟爱有加，他时常利用可能机会实地考察，欣赏、探索其中的奥秘。新中国成立后，他陆续发出文物保护指示，主持制定相关政策，使许多年久失修的文物古迹重获新生。可以说，新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背后留下了周恩来忙碌的身影。
新中国在战争的废墟上建立起来，重整旧河山的任务繁重而艰巨。周恩来作为开国总理，肩负内政外交重任，在集中主要精力医治战争创伤、恢复正常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同时，立足长远发展，十分珍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重视对文物的保护。无论是在百废待兴之时，还是在困难交织、险象环生、“动乱”肆虐之时，周总理为新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奠基、为文物的征集收藏和保护利用都倾注了大量心血。他所作出的重要决策和论断，所留下的宝贵经验，对今天的文物保护工作仍具有借鉴指导作用。
周恩来不遗余力支持文物征集
周恩来深知，文物是见证历史、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新中国建立之初，他就对文物征集予以关注和重视，要求坚持群众路线，多渠道、多种方式征集文物。他还亲自发出征集号召，带头捐赠文物。
1949年1月，面对祖国文物大量流失的状况，周恩来多次作出指示，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和购回流失的文物，并发出征集号召，要求国民各尽所能，通过各种途径回收国宝，有钱出钱，有宝出宝。海内外同胞积极响应，仅故宫博物院就征集到1.6万件文物。
周恩来用自己的文物意识唤醒人们的文物保护意识。1963年6月，周恩来审批中国人民银行销毁日伪纸币时，专门指示保留一部分给博物馆收藏。为了推动征集工作，他还主张在可能的情况下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或奖励。1963年8月，他就亲自批准发给柳亚子两个女儿一万元，以奖励她们接受中国革命博物馆征集柳亚子6000多件遗物的行为。
周恩来积极主张收购重要文物。建国初期，百业待兴，各行各业都急需经费，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仍然决定不惜重金，将一批珍贵文物及时抢救回来。《中秋帖》和《伯远帖》是东晋大书法家王献之和王珣的墨宝，清朝末年，《中秋帖》和《伯远帖》被袁世凯手下人郭世五所收藏。1951年，郭世五之子郭昭俊因经济困窘，将两帖抵押给香港一家英国银行，靠贷款度日。眼看其贷款即将到期，如果无钱赎回，则此稀世之宝将按惯例被银行拍卖。一旦被银行拍卖，国宝则很可能流失海外。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于11月5日致函国家文物局、财政部及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明确指示要千方百计“购回王献之《中秋帖》及王珣《伯远帖》”“所需价款确数，可由我方在香港银行与中南胡惠春及物主郭昭俊当面商定，并电京得批准后垫付，待《中秋帖》及《伯远帖》运入国境后拨还”。还特别强调：“要派负责人员及识别者前往鉴别真伪。”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经多方交涉，两件珍贵的法帖终于回归祖国。此举亦成为新中国重视征集保护文物的佳话。
1961年，周恩来在南昌八大山人纪念馆观赏书画。
博物馆接受组织和个人的捐赠是文物征集的重要方法之一。1959年9月，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号召全军全民捐赠有关文物，周恩来带头捐赠了自己的一级红星奖章。外交礼品承载着新中国的外交历史，周恩来指示接收的外交礼品要交给博物馆收藏。如今，北京国际友谊博物馆收藏的如缅甸牙雕佛像、摩洛哥国王宝剑等许多稀世珍宝，还有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赠送的象征周恩来参与推动中美小球推动大球外交智慧的乒乓球球拍和球，这些展品不仅闪耀着周恩来新中国外交历史功勋，也折射出周恩来文物保护思想的光辉。
千方百计加强文物保护
文物是国家宝贵的科学文化财富，保护文物就是保护文物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因此，只有保存文物原状才能保持其价值，保持文物的现状，实质是防止自然和人为两个方面的损坏或破坏。周恩来曾指出：“文物是祖国的文化遗产，过去帝国主义、反动派没有破坏的，如果今天毁于我们手里，是无法向子孙交代的。”
全国解放前夕，为防止文物古迹遭受战火损毁，周恩来在解放军高级干部会上向全军发布命令，要妥善保护文物古迹。根据他的建议，专门编印了一份《全国古建筑文物简目》，注明了古建筑文物名称和地点，印发人民解放军各部队。1961年，周恩来领导国务院研究颁布实施了《文物古迹保管暂行条例》《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的指示》，公布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虽然周恩来总理政务全局，日理万机，但他始终不放松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领导与指导，尤其对一些敏感问题亲自过问。1955年11月，爱国华侨陈嘉庚写信反映，在西北考察期间发现黄帝陵无人看管，延安毛泽东居住的窑洞陈设改变很大，看不到当年艰苦朴素的状况。周恩来接信后十分重视，随即在信上批示：“黄帝陵应命令保护和整修”“主席窑洞应还原状”。
恭王府，清代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曾先后作为和珅、永璘的宅邸。1851年恭亲王奕訢成为宅子的主人，恭王府的名称也因此得来。恭王府历经清王朝由鼎盛而至衰亡的历史进程，承载了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故有“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的说法。1962年，周恩来专门作出批示，要求北京市有关部门拨款重修恭王府，还提出：要将恭王府保护好，将来有条件时对社会开放。就在那次重修时，考古人员在王府后花园的秘云洞内意外发现了失踪的福字碑。周恩来得知此碑被发现后，欣然将其命名为“中华第一福”，又称“天下第一福”。1975年，总理病重期间，仍不忘重修恭王府的任务，特地郑重交代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负责落实。
周恩来坚持以科学严谨的态度正确把握建设发展和文物保护的关系，影响建设而无文物保护价值的可以拆除，有价值的坚决保存或迁建。保护北海团城就是周恩来以严谨态度处理建设发展和文物保护关系的典型例子。北海团城位于北京的中心部位，是古都精华所在。1954年北京进行大规模建设，为展宽“金鳌玉蝀”桥，欲将道路取直，有人建议拆除团城，另建新桥；有人坚决反对，认为团城是重要古迹，很有历史价值。两种意见争执不下，团城将遭拆毁的消息经各种渠道传到了国家文物局，梁思成、郑振铎等人万分焦急，他们迅速汇集有关北海团城的资料，以文物局的名义向各界呼吁保护团城。梁思成苦心筹谋，决心晋见周恩来，恳请保护北海团城。周恩来听取梁思成的汇报后，在一个炎夏的午后，亲自考察了北海团城。他轻车简从，不让其他官员陪同，意图是不想受他人干扰，以便作出科学的判断。周总理绕城走了一周，最后停留在团城上，时而遥望北海的琼岛，时而注视着桥上来往的车辆和行人，下决心还是要保留团城。于是，周总理决定将国务院所在的中南海西北角的围墙向南移数10米，使桥和马路向南拓宽扩建，让马路从南边绕过团城。这一移，使得他的住所西花厅离马路仅一墙之隔，但团城就这样被完整地保住了。
1966年底，一群红卫兵来到少林寺，以“破四旧”为名，大肆砸毁寺内建筑，一些珍贵壁画也未能逃脱厄运。幸亏塔林十分坚固，他们一时砸不动，于是商量着要用炸药来彻底摧毁整个寺院。紧急关头，有人通过登封县委将情况上报给省委，省委又直接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当时正在开会，但听取有关人员汇报后，立即下达了“制止炸毁少林寺”的明确指示，并通知河南省委立即执行。河南省公安局迅速派出一批公安干警奔赴少林寺。当公安干警们火速赶到少林寺时，情形已十分危急。红卫兵们已将运来的一车炸药填埋在塔林四周，就要点燃导火索了。幸亏干警们及时赶到，塔林终于保住了。事后，少林寺的和尚们赞不绝口：“总理功德无量，功德无量！”在“十年动乱”的初期，山东省曲阜市孔庙、孔府、孔林也遭到严重冲击，造成了极为惨重的损毁。红卫兵“领头人”谭厚兰带领200余人去孔庙造反，还组织召开了捣毁孔庙的万人大会。周恩来知道这些情况后，痛心疾首，危急时刻采取措施，下达了保护文物名胜的命令，这才使大成殿前的12支龙柱得以保存，孔府、孔林基本上没有受到冲击，避免了更大浩劫。
郑振铎提出整理鲁迅书稿并保护鲁迅故居，在上海成立鲁迅纪念馆，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图为周恩来在郑振铎和王冶秋关于筹备鲁迅纪念馆报告上的指示。
自然界的风雨虫鼠对文物破坏力也很大，周恩来对于抗自然破坏、保护文物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和具体的指导意见。1962年2月，周恩来审批文化部制定的《战备文物库房方案》时，对文物的防盗、防火、防潮作了周密的批示：“防盗库区由部队保卫，文物运输要隐蔽伪装，提高警惕，保证安全，切要！”“防火严格控制，减少火源。要常检查，保证绝对安全。自动灭火设备要选用最先进的，要先行试验，不可伤损文物。”“防水防潮事关紧要，要特别注意工程质量。”这些批示多是文物专家的专业术语，可见总理严谨的科学精神。
精心指导文物合理利用
合理地利用文物进行科学研究和社会教育，是文物保护的重要目的之一。周恩来积极支持和推动合理利用文物以进行科学研究，在建设研究队伍，创办研究刊物方面都给予了大力支持。新中国成立之初，他主张聘用文史馆馆员，号召全国政协委员开展文史和文物研究；批准《文物》《考古》《考古学报》的复刊批准重建文物出版社。20世纪70年代，学界在研究历史中过于强调农民起义的作用，忽略了许多重要历史人物的作用，甚至没有人提到帝王将相。周恩来直接批评这种现象是不尊重历史。他要求在开展研究过程中要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析探讨，要尊重历史，尊重科学。
1955年，郭沫若等人联名写报告给周恩来，要求发掘北京郊区明代十三陵中的长陵。事前，郭沫若曾请郑振铎签名，但是郑不赞成这一发掘工作。经慎重考虑，郑振铎向周恩来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建议另外试掘定陵。经再三考虑，周恩来没有赞成郭沫若等大多数人意见，而是采纳了郑振铎的意见。他认为考古发掘要循序渐进，积累经验，不能轻举妄动，并指示由郑振铎等人主持定陵的发掘工作。定陵的试掘是成功的，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绩。但如何保护定陵发掘出的文物对当时的科技手段提出了挑战，也验证了周恩来科学决策的正确性，因此长陵的发掘计划就被搁置了下来。
1973年，周恩来总理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一行参观山西大同云冈石窟。
对于试掘唐朝的乾陵计划，周恩来则两次否决。1960年，陕西省派专人带着《乾陵发掘计划》赶赴北京，向中共中央及文化部等有关领导请示汇报。郭沫若甚至当面对周恩来总理陈述了发掘乾陵的意义：“毫无疑问，肯定有不少字画书籍保存在墓室里！打开乾陵，说不定武则天的《垂拱集》百卷和《金轮集》十卷可重见天日！也说不定武后的画像、上官婉儿等人的手迹都能见到！石破天惊，一定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乾陵里葬了两位皇帝，随葬品之丰厚自不待言，而且《兰亭序》也极有可能在里面。不只郭沫若，当时有不少知名人士，都希望尽早挖掘乾陵，使沉寂千年的典籍文物再现人间。但周恩来没有在发掘计划写上“同意”或“不同意”的例行文字，而是深情地写道：“我们不能把好事做完，此事可以留作后人来完成。”当时，因为定陵还引发了一场发掘帝王陵热。国务院及时出台了关于“全国帝王陵目前先不要发掘，一切力量集中于工程地区，配合清理文物”的决定指示。经陕西省人民委员会研究决定，停止了对乾陵的进一步发掘工作。乾陵发掘委员会依原样重新铺砌隧道石条，填平夯实封土，恢复原样。同时在隧道周围修筑排水沟，防止山水注入，以起到保护作用。1973年，郭沫若再次提议挖掘乾陵，又被周恩来否决：“十年之内不开帝王陵！”此后，国家文物局再未批准发掘帝王陵。
1973年，周恩来在大同华严寺观看经书。
新中国成立之初，各地政府接管了20多座公共博物馆并相继开放，同时着手筹备建设各类新馆，周恩来都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关注。1950年7月，上海筹备鲁迅纪念馆，周恩来题写了馆名。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北京新建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这三大馆的建设更是凝聚了周恩来许多心血。从工程建设、征集文物到陈列布展，周恩来都十分关心，并多次到现场检查工作。在检查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时，对文物陈列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以及许多历史问题作了重要批示。还细致地察看衣帽间，要求把大的办公室改为厕所，并指出：“博物馆要面向群众，处处要为群众着想。”1959年9月，他又先后4次到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审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党史陈列。用于建设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2800万元和700两黄金，都是他亲自审批的；从选定馆址、审定建筑方案、展览陈列大纲，他都一一把关。特别是对陈列的每个部分、每个房间、每个版面，总理利用了几个下午和晚上的时间，作了全面审查。
周恩来曾多次审阅大型场馆的陈列展览，并提出了中肯的意见。故宫开放初期，参观的人们对皇宫充满了好奇，为了方便观众，周恩来要求编写简介，并亲自审定出版。1957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为向全国人民全面而具体地介绍八一起义的经过，《解放军报》决定发表题为《八一起义》的连环画，并要求八一起义纪念馆提供说明稿。说明稿被送到北京后，立即引起高度重视。周恩来亲自审阅，并在多处作了修改。其中重大修改有3处：一是指明了参加武装起义的部队番号和领导人：即贺龙同志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同志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和朱德同志率领的国军革命军第九军一部分；二是明确提出起义的领导人是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与胡乔木所著《中国共产党三十年》比较，增加了刘伯承，而且排列次序也有变化；三是对起义军南下，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明确提出“由于当时领导者没有能够坚持发动广大农民实行土地革命的政治路线，而采取单纯军事向南挺进的方针……致使起义军主力遭到失败”。
周恩来除了重视博物馆的陈列还关注博物馆的流动展览。从1973年8月关于出国文物展的指示信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对其重视程度，他对展览方案、展品套数、展出地及展出时间顺序都作出了明确的指示。总之，新中国成立后，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对文物保护事业做了很多实事，解决了很多重要的实际问题，为我国“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的提出和今天文博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来源：历史记录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