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视角审视第一次金川战争（1747-1749年），这场发生在清朝乾隆年间的边疆冲突，深刻诠释了“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这一核心论断，同时展现了传统农业帝国在山地战争中面临的结构性困境。以下从五个维度展开分析：

从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视角审视第一次金川战争（1747-1749年），这场发生在清朝乾隆年间的边疆冲突，深刻诠释了“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这一核心论断，同时展现了传统农业帝国在山地战争中面临的结构性困境。以下从五个维度展开分析：

一、政治目的：边疆整合与权威宣示的刚性需求

1. 地缘安全的生存逻辑

金川地处川藏咽喉，是清廷维系西南边疆稳定的战略支点。大金川土司莎罗奔通过联姻控制小金川，并频繁侵扰邻近土司（如革布什咱、明正土司），直接威胁川藏官道安全。乾隆十二年（1747年）莎罗奔攻占鲁密、章谷等地，逼近打箭炉（今康定），触及清廷“保川固藏”的底线。这种“边疆失控”风险迫使清廷以战争手段重建秩序，印证了克劳塞维茨“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暴力行为”的经典定义。

2. 政治合法性的塑造

乾隆初政时，清廷内部对“以番制番”政策的争议持续发酵。瞻对之役（1746年）中清军的失利已引发土司对朝廷权威的藐视，而莎罗奔对清廷警告的公然漠视（如拒绝归还小金川印信），更被乾隆视为“天朝上国颜面扫地”的挑衅。通过军事胜利，乾隆不仅要惩戒土司，更要向内外宣示“皇权至高无上”的政治叙事，这与克劳塞维茨强调的“战争是政治工具”高度契合。

3. 治理模式的转型尝试

清廷试图通过战争推动金川地区从土司自治向“改土归流”过渡。尽管第一次战争后仅实现有限改土（如设立懋功屯务厅），但其政治意图已明确：打破“国中之国”的土司体系，将金川纳入中央集权治理框架。这种“以战促治”的策略，体现了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是政治延续”的动态性——政治目的随战争进程不断调整。

二、暴力手段：传统军事体系与山地战争的结构性冲突

1. 地形制约下的暴力效能衰减

金川地区“丛山峻岭，易守难攻”，清军面临两大致命挑战：

- 后勤困境：川西高原道路崎岖，粮草运输依赖人背马驮，导致“兵三粮七”的消耗悖论。张广泗率军三万出征，仅半年便因粮饷不继陷入被动。

- 碉楼防御体系：金川土司依托地形构筑的石碉（高十余米，壁厚达1米），使清军传统火器（如子母炮、劈山炮）“触墙即碎”。张广泗采用“以碉攻碉”战术，却因火力不足、兵力分散导致“攻一座碉比攻克一座城还难”。

2. 军事指挥的系统性失灵

乾隆频繁更换主帅（张广泗→讷亲→傅恒）暴露了清廷军事体系的深层危机：

- 将领素质断层：张广泗虽有改土归流经验，但缺乏山地作战策略；讷亲作为文臣，“未亲历战争，根本不懂军事”，导致前线指挥混乱。

- 战术僵化：清军迷信“分进合击”传统战法，却忽视金川“地险碉坚”的特殊性。例如，张广泗分兵七路进攻，反而被莎罗奔各个击破。这种“手段脱离目的”的困境，印证了克劳塞维茨“暴力必须服从政治理性”的警示。

3. 非对称战争的暴力重构

金川土司通过“藏兵+苯教动员”构建非对称优势：

- 宗教凝聚力：苯教喇嘛通过“打卦祈祷”激发藏民抵抗意志，甚至出现“全民皆兵”的局面。

- 情报网络：小金川土司泽旺之弟良尔吉作为双面间谍，向清军提供虚假情报，导致张广泗误判敌情。这种“暴力的社会扩散”，突破了克劳塞维茨时代对“暴力”的军事定义。

三、摩擦与机会：不确定性中的政治博弈

1. 后勤摩擦的致命性

清军因粮道被切断多次陷入绝境。例如，副将张兴部被围马邦山梁时，“断粮已久，无一生还”。这种“资源消耗战”暴露了克劳塞维茨“战争是资源比拼”的本质，而清廷因财政压力（首次金川战争耗银2000万两）被迫接受莎罗奔投降，凸显政治目的对战争手段的节制。

2. 机会的偶然性与政治利用

战争中的偶然事件深刻影响战局：

- 土司内部分化：莎罗奔因畏惧岳钟琪的威望（曾于1723年授予其安抚司印信）主动请降，为清廷提供了体面收场的机会。

- 舆论压力：清军将领频繁战败引发朝野质疑，乾隆为维护统治合法性，不得不处决张广泗、讷亲等重臣以平息民怨。这种“以政治牺牲换取战争延续”的策略，体现了克劳塞维茨“战争受机会支配”的现代演绎。

3. 国际变量的缺席与在场

尽管金川战争是清廷内部事务，但间接受到外部因素影响：

- 准噶尔威胁：乾隆为避免两线作战，急于结束金川战事以集中精力应对西北边疆危机，这解释了其为何在傅恒尚未完全取胜时便接受议和。

- 西南土司观望：杂谷、木坪等土司因畏惧金川报复，在战争中“出兵而不出力”，削弱了清军的“以番制番”效果。这种“外部变量”的介入，印证了克劳塞维茨“战争是国际体系互动”的延伸观点。

四、三位一体：暴力、机会与政治的现代重构

克劳塞维茨提出的“战争三要素”在金川战争中呈现独特形态：

1. 暴力的非军事化：

清廷通过经济封锁（如切断金川与内地的茶叶贸易）、文化压制（摧毁苯教寺院）等“非暴力手段”配合军事行动，将战场延伸至社会领域。这种“混合战争”模式，突破了克劳塞维茨对“暴力”的传统定义。

2. 机会的技术化：

清军在战争后期尝试技术革新，如铸造可拆解的“九节十成炮”以适应山地运输。尽管这种尝试未在第一次战争中见效，但其“以技术破解摩擦”的思路，预示了克劳塞维茨“战争手段无限升级”的未来趋势。

3. 政治的工具化：

和谈成为政治博弈的延伸。乾隆虽拒绝莎罗奔的首次求和，却在傅恒抵达前线后迅速接受投降，其核心考量是“避免战争进一步消耗国力”。这种“打谈并行”策略，印证了克劳塞维茨“战争与政治不可分割”的论断。

五、战争的结局：政治理性的有限胜利

1. 军事胜利的政治妥协

清军虽迫使莎罗奔投降，但未能彻底消除土司势力。战后清廷仅废除小金川土司，大金川仍保留自治权，导致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再次爆发战争。这种“有限胜利”表明，克劳塞维茨“战争是政治延续”的终极目标——彻底实现政治目的——在现实中往往难以完全达成。

2. 战后治理的政治困境

清廷在金川推行的“改土归流”虽强化了中央控制，却引发新矛盾：

- 经济破坏：战争导致金川“人口锐减，经济崩溃”，藏民对清廷的抵触情绪加剧。

- 文化冲突：苯教寺院被摧毁、喇嘛被流放，削弱了藏民对清廷的认同感。这种“手段反噬目的”的困境，警示了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可能脱离政治控制”的风险。

3. 历史遗产的政治启示

第一次金川战争为清朝边疆治理提供了双重教训：

- 积极层面：促使清廷反思军事制度，推动火器革新（如第二次金川战争中大规模使用红夷大炮）和后勤改革。

- 消极层面：过度依赖暴力手段，忽视文化融合，导致民族矛盾长期积累。这种“重军事轻政治”的倾向，违背了克劳塞维茨“政治必须始终驾驭战争”的核心原则。

结语：第一次金川战争不仅是军事冲突，更是传统帝国在边疆治理中遭遇的“克劳塞维茨式困境”——政治目的的刚性需求与战争手段的现实局限之间的永恒张力。从乾隆的“天威远播”到莎罗奔的“以碉抗清”，从清军的“分兵失利”到藏民的“宗教动员”，这场战争揭示了“战争三位一体”在农业文明时代的多维演绎。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言：“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但失控的战争将吞噬所有参与者。”清廷虽以政治理性终结战争，却未能避免其成为后续冲突的伏笔，这一历史教训至今仍警示着：唯有政治智慧与暴力手段的动态平衡，才能实现真正的长治久安。

来源：甘露糖茶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