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身份认知”一直是传统新闻研究的重要议题，新闻传播、收受、消费的主要空间已然从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转向了大型互联网公司运维的社会化平台，但平台热点运营者的身份认知一直未被充分讨论。本文以工作内容与职业新闻生产者部分相似的大型互联网公司中的平台热点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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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身份认知”一直是传统新闻研究的重要议题，新闻传播、收受、消费的主要空间已然从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转向了大型互联网公司运维的社会化平台，但平台热点运营者的身份认知一直未被充分讨论。本文以工作内容与职业新闻生产者部分相似的大型互联网公司中的平台热点运营者为研究对象，在将二者展开比较的分析框架下，采用从工作常规归纳身份认知的既有分析取向，以“职业身份”与“自我身份”为核心概念拓展既有讨论。本文发现，平台热点运营者主要扮演的角色是勾连内外媒体的“联络员”、完成考核指标的“操盘手”、寻找工作规律的“分析师”。这三类主要工作既在客观上造成了平台热点运营者在话语资源和行动限度两方面的职业困境，也使得其将自我归类至“打工人”的流行语之中。本文进一步指出，在更为宏观的层面上，首先，这一负向身份指认折射出商业主义主导下社会化平台存在的“体制内和外”“平台整体目标与从业者个体定位”的结构性矛盾；其次，相较于职业新闻生产者具有理想偏向的“同构型身份认知”，平台热点运营者形成的是具有现实偏向的“异构型身份认知”，导致“职业”目标与“自我”认知产生难以弥合的裂隙。这为进一步思考平台和新闻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份具有价值的经验材料。

作者简介

余跃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本成果受到中国人民大学2022年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支持（项目编号：22RXW189）。

一

引言

“工作好无聊，我们还是做点研究吧。”（受访者A，2023年10月30日）

“我现在最难接受的，让我最不舒服的是不能指哪打哪儿。”（受访者B，2023年9月26日）

“这个工作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意义。”（受访者C，2023年11月28日）

这是三位受访者在谈及工作情况时的表述。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工作会让他们产生这一感受？他们工作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带着这样的疑问，笔者走进了S公司。三位受访者所在的S公司是一家大型互联网信息服务公司，其基本架构主要由研发、产品、运营、市场等核心部门构成。其中，与信息流以及用户接触最为直接的是运营部，其中还会分为内容运营、用户运营等。笔者所在部门是S公司下设财经板块的热点运营小组，主要负责全网财经类热点信息的选题挖掘、资源推荐、站内推广等工作，同时寻找相关财经主体，举办系列财经活动。言及于此，可以发现，这一部分从业者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介入了原有的新闻传播过程。

本文依循实践中的称谓将笔者田野所在部门的从业者称之为“平台热点运营者”，关注的焦点在于其工作内容涉及选择、编辑、传播广义上的各种热点信息，这与职业新闻生产者的原有工作内容紧密关联，平台热点运营者承担的其实是“信息再生产”的重要角色。有学者指出，互联网技术重置了传播结构，“使传统的信息生产者不再具有垄断地位，导致了媒体人社会身份、社会权力的转移”（隋岩，2018）。一个新的信息生产传播模式确立，即“多元主体-平台-用户”，多元主体均成为平台的内容生产商之一，而平台本身成为了多元主体依赖的触达用户的“中介”（喻国明，耿晓梦，2021）。也就是说，包括新闻在内的广泛意义上的信息经过平台的中介作用，已经在形式、内容、评价标准等各方面区别于原初形态，平台参与并完成了“信息再生产”的过程。我们所提到的“信息”并非舒德森（Schudson）对19世纪90年代两类新闻模式的概括，而是指一种与物质同等重要的资源形式，“信息（再）生产”则是指对这一资源进行处理的广泛行为形式。然而，在新闻学学科视野下，现有研究缺乏对新闻业边缘行动者（peripheral actors）的关注，我们亟待跳出以新闻编辑室为中心的新闻学研究路径，将具有社交属性的大型互联网公司作为重要考察对象（杨保军，李泓江，2020；Duffy & Sawey，2022；Carlson & Peters，2023）。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将以对职业新闻生产者的要求去衡量评判平台热点运营者，而是要将其纳入具有相似性的同一类工作中加以考察，从而揭示出两类群体的不同实践逻辑及身份认知。

其实，文首的疑惑关乎的是从业者的职业认知。陆晔、潘忠党（2002）在本世纪初就指出，“黄金年代”的职业新闻生产者通过在改革中进行专业主义话语实践，从而期待和建构专业名望，存有“成名的想象”。二十年后，王琪、朱巧燕（2022）转变研究对象，指出体制内外的新闻网站从业者在面对算法技术时，灵活调用“新闻专业性”话语与“创新性技术”话语进行专业角色调适。我们所要考察的平台热点运营者的身份认知显然不能被既有结论所解释，过往研究大多是从新闻从业者的具体实践出发讨论“职业认同”或“职业调适”，遮蔽了身份认知建构过程中的“自我”层面。

质言之，本文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就是，一批原本并不需要从事新闻传播工作的从业者，却实际参与了新闻热点的选择、编辑、传播，他们如何认知自己的身份，又如何看待自己正在从事的这份工作以及这个行业。

二 文献综述与研究问题

（一）新闻从业者身份认知研究

“身份”（identity）一直是讨论新闻从业者的关键概念，在社会化媒体发展初期，研究者就已经关注到新闻从业者的认知转变与职业转型（Hedman & Djerf-Pierre，2013；丁方舟，韦路，2015）。两项基于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抽样问卷调查和在北京、上海及西部地区分别展开的三项调查，已经在整体上描摹出了互联网诞生后中国职业新闻工作者的生存状况（郭小安，张伟伟，2016；陶建杰，张志安，2013；王亦高，钟愉靖，黄从浩，2019；周葆华，龚萌菡，寇志红，2014；张志安，曹艳辉，2017）。

除此之外，现有研究大多聚焦特定考察对象，从具体工作入手，讨论新闻从业者在实践中日渐形成的身份认知。李思思（2017）发现职业记者使用微博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角色认知。唐铮（2019）进一步抓住职业认同感中的职业权威性问题，提出当代媒体从业者通过组织、社会和群体建构保持职业权威性。何映霏、李龙飞（2022）通过访谈参与媒介融合实践的新闻从业者，提出一种“泛认同”的职业新认知。这一研究路径同样映射在不同的研究焦点之中，例如性别区分、记者类型、国别地域等都成为从具体工作考察身份认同的入射角（Skjerdal，2016；路鹏程，王积龙，黄康妮，2020；Li & Chitty，2021）。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者基于外部视角，探讨媒体和组织等结构性因素如何影响新闻从业者身份认知（熊慧，张健，2016）。由此，两种分析取向得以形成“实践-身份-结构”的可能理论框架来全面理解新闻从业者的身份认知（Hanusch & Löhmann，2023）。但遗憾的是，大多研究固化了对“职业”本身的理解，缺乏对新闻编辑室外部行动者的关注，这意味着只有专业新闻工作者才可以有所谓的职业身份。

不可否认，研究者已经开始将目光转移到传统新闻业以外的行动者。郭小安、张伟伟（2018）发现西北地区的新媒体从业者工作自主性感知水平较低。唐嘉仪（2020）以广东网络新闻工作者为研究对象，指出新闻专业理念正在转型重构。但以上研究仅从工作内容上界定了研究对象，未从所有制角度将国有新媒体公司、混合制新媒体公司与民营新媒体公司区分开来。相较于此，国际范围内的新闻研究步伐要更快一些。Laaksonen和Villi（2022）考察了其他领域组织，包括音乐和公共部门的媒体工作实践。Koch、Viererbl和Schulz-Knappe（2023）更是直接指出企业杂志编辑所做的是一种品牌新闻（brand journalism），形成了一种混合角色。Cheng和Tandoc（2022，2023）通过考察时尚杂志网站和妇女杂志记者的工作常规，意在阐释在商业影响增加的情境下身份认知的形成过程和具体内涵。

然而，以上研究的共性在于，遮蔽了从业者的“自我”认知层面。这一点是极其隐匿的，因为对“自我”层面的关怀往往只会在危机产生时才会显现。换句话说，只有当职业出现不认同时，自我的危机才会出现。王军、丁汉青（2021）就着重关注了个人的职业认知状况与具体新闻实践之间的“理想”与“现实”的差异，指出了从业者的“自我认知危机”。现有研究大多总是追问从业者形成了何种职业认同，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自我认知层面遭到忽略。

（二）“职业”与“自我”：身份认知的两个层面

“身份认知”应该包括“自我”和“职业”两个层面。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关于新闻工作者职业身份问题的解答，实际上是回应新闻工作者关于‘自我’的建构历程”（唐嘉仪，2020）。也就是说，在工作场景中，个体的身份认知并不仅仅局限在职业层面，首当其冲的是工作本身所塑造的从业者自我身份认知。由此，需要追问的是，自我身份认知如何形成，自我身份认知与职业身份认知之间存在何种关系。

第一，就自我身份认知的形成过程而言，个体的自我身份认知是在日常的工作常规中形成的。Elias（1994/1939：211）认为，“在自我认知中出现的是隐藏于所有其他人之外的东西，通常是真实的自我，个性的核心”。但他的观点也被后来学者批判为是身份的本质主义观点，用社会学的眼光来看，应当在建构主义层面认识到，“自我和身份是通过社会关系产生的，然后人们将社会关系作为自我理解的资源加以利用”（Lawler，2014：17）。Lawler（2014：18）从这一观点出发，指出了“所属群体”（the group to which we belong）的重要性，指出“我们知道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其实，Lawler是对Hacking观点的延伸。Hacking（1999：34）更侧重于“行动”（behaviour）在自我身份形成中的作用，“人们可以保持缄默或做出明确选择，适应或采纳某种生活方式，以适应或摆脱已经应用于他们的分类”。在福柯（Foucault）看来，自我问题更应该关注的是，特定类型主体身份在何种“权力-知识”（power/knowledge）关系之中（Foucault，2010：3）。由此，“行动”与“所属群体”成为考察个体自我身份认知的两个重要切口。第二，就二者之间的关系而言，个体的职业身份认知往往需要在自我身份认知的基础上累积形成，而且职业身份认知一经形成，往往会强化个体的自我身份认知，进而规约个体的日常工作实践。职业身份认同和个人的职业角色有关，是个人对自身作为特定职业角色中的成员的定义（Chreim，Williams & Hinings，2007）。

“身份”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一个问题。鲍曼（Bauman，2004）认为，快速的社会变化导致了“身份疾病”（identity disease）。Lawler（2014：1-2）更进一步提到“只有在遇到麻烦时才会考虑角色身份”，“身份本身是一个社会和集体的过程”。显然，本文正是在田野过程中发现了平台热点运营者对其身份认知的诸多悖论，才考虑到要进一步讨论其身份问题。

上述文献梳理逐渐勾勒出本文的具体思路，就是将研究的焦点从职业新闻生产者转移到实际介入新闻传播过程的大型互联网公司的平台热点运营者，从对其具体工作内容的描述出发，讨论他们在“自我”和“职业”两个层面形成了何种身份认知。

三 研究方法

在本研究中，笔者以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法为主要研究方法。罗伯特·埃默森（Robert Emerson）（2012：2-3）认为，研究的关键之处在于沉浸，“沉浸就使研究者得以了解他人生活的动态过程，提高他对互动和过程的敏感性”，“田野工作者的任务不是确定‘事实’，而是展现他人生活中显然存在的多重事实”。然而，笔者在刚刚进入田野时，对平台热点运营者的工作流程十分陌生，不仅需要“沉浸”，更需要了解把握有关平台工作的“基本事实”，进而才能挖掘工作本身存在的“多重事实”。唯有一边参与实际工作一边做观察才可以达到这一目的。埃文·塞得曼（Irving Seidman）（2009：7）认为，访谈是一个让被访者“讲述故事”的过程，“人们在讲述故事时，他们从意识流中挑选自己经历的细节”，“正是对经历的细节的筛选、回忆、整理，以及赋予其以意义，让讲述故事成为一种意义生成的过程”。笔者采用深度访谈的目标就是让受访者重构自己的经历，访谈的核心是了解他人的“鲜活记忆”，以及所赋予的意义。

为了回答本研究所提出的问题，笔者的参与式观察持续四月余，主要的经验资料在2023年8月至2023年12月期间获得，形成了约15万字的田野笔记。深度访谈采用半结构化模式，主要有三个板块依次构成，分别是“工作日常”“自我状态描述”和“职业行业期待”。通过访谈11名从业者（访谈对象编码表如表1所示），笔者试图进一步了解他们的具体工作内容和对工作状态和职业期待的具体描述。经受访者同意，笔者录制并整理了所有访谈内容。当资料收集达到“饱和”状态，即最后两周参与式观察和后期深度访谈的资料均开始出现大量重复时，笔者决定结束田野工作。

S公司是一家以传播简短实时信息为主的广播式社交媒体平台，并生成了被公众广泛接受的“热搜”榜单，所以社会中发生的实时热点信息就成为平台热点运营者首要关注的对象。这意味着，平台热点运营者在面对热点新闻时，需要做的是选择、编辑、传播各类媒体生产的新闻作品。这就衍生出核心工作之一，即联络各类媒体。

在实践中，联络的媒体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S公司以外的财经类媒体，这类媒体大多是传统媒体的新媒体部门，在S公司的平台上开设了账号；另一类是S公司内部的财经类“媒体”，严格意义上，这类“媒体”定位模糊甚至不具有媒体属性，但却行使着媒体采集、选择、编辑、传播新闻信息的权利。平台热点运营者所要处理的内容，主要来源于以上两类媒体。正如受访者B（2023年9月7日）所言，“在这家公司做内容永远不会失业”。作为社交媒体平台内容的核心运维，平台热点运营者的工作在整个公司的运转过程中处于重要位置。

面对平台逐渐坐大的局面，新闻机构通常会采取共存、对抗、合作三种应对策略（Nielsen & Ganter，2018）。在笔者所接触到的具体实践中，新闻机构通常会有限地与平台方合作。

一方面，传统媒体的新媒体部门，作为新闻机构创新的重要着力点，具有较大意愿与平台合作，以期更进一步提高新闻内容在平台的曝光度。笔者所在的部门会联络外部财经媒体，每天围绕当天热点，在微信群内直接沟通内容产出。

其中，既有新闻机构主动推送已经完成制作的新闻作品，例如2023年9月21日：

媒体机构：#美联储暂停加息##美联储暗示年内仍将加息#

受访者A：收到

受访者B：美联储的重点推荐下

也有平台方围绕平台主站给出的当天热点话题向新闻机构约稿，例如2023年10月10日：

受访者A：老师们好，巴以冲突解读向的内容可以带上#解读巴以冲突#话题，优质内容可获得重点支持

另一方面，当平台方希望进一步与新闻机构合作时，便遇到了阻碍。新闻机构很难全盘交付生产的新闻作品，甚至签订内容生产合约。这在新闻机构看来，无疑使自己沦为平台方的附庸。受访者K（2023年11月9日）说，“我们去和上海P新闻谈合作，希望他们在平台上每日发布400条稿件，他们拒绝了我们，认为他们在为我们打工”。

囿于上述工作本身所存在的局限性，笔者所在的部门更为灵活地开展了一系列活动，以期在线上空间形成具有传播力的内容。需要注意的是，在后者展开的过程中，部门也会进行一系列商业合作，以实现公司的盈利目的。笔者参与式观察的后半段，恰逢小组工作重心转移，从原先一味追求热搜数量，转而投入更多人力、时间、精力制作精品线上内容，诸如企业家连麦对谈、企业家个人直播等，以求在业内形成具有辨识度的品牌栏目，从而获得更多公众关注度。从这一点上来看，两类工作的主要目的类似，都是要将负责的内容推向前台，成为公众关注的对象。但作为一家互联网公司，与生俱来的商业性质使得从业者在上述两类工作冲突时，会毫不犹豫优先完成具有潜在商业价值的企业家财经内容，而这一部分工作已经与新闻信息的分发传播相距甚远。

（二）操盘手：完成考核指标

笔者所在的小组专门负责财经板块的内容，因此在参与式观察的过程中，关注、选择、编辑、传播社会中的财经热点信息就成为我们工作的主要部分之一。而对于平台热点运营者来说，最后的考核指标就是选择、编辑、传播的内容是否能登上热搜榜单。

为了完成这一目标，S公司开发了多项集成操作界面，笔者日常能够接触到的主要有三个，分别是“热搜平台”“拓展资源投放平台”和“综合管理平台-兴趣PUSH”。“热搜平台”主要用于监控平台中所产生的话题词条热度，当热度达到一定指标后，话题词条会被系统首先推荐给用户。“拓展资源投放平台”主要用于为平台中所产生的话题词条投放更多资源，通常以虚拟货币形式完成，帮助话题词条达到相应指标。“综合管理平台-兴趣PUSH”主要用于申请重要话题词条的移动端弹窗推送。

在这一过程中，平台热点运营者的判断选择、工作技巧等就成为社会热点新闻能否在平台上得以呈现的关键步骤。Shaw（2012）曾在互联网广泛应用初期提出“去中心化守门人”（decentralized gatekeeping），它由个体之间的许多微观层面的互动组成，并产生一系列突出的主题，参与其中的个人通过选择和发布信息充当守门人。然而，随后的研究认为，“在数字把关（digital gatekeeping）中，平台充当网络节点，其中众多参与者可以根据平台所有者设置的规则进行交流”，“更重要的是，这些规则可以被战略专业人士（strategic professionals）利用”（Wallace，2018）。

（三）分析师：寻找工作规律

缘于平台热点运营者的主要工作内容是选择、编辑、传播社会热点新闻，那么如何将选择的内容尽最大可能呈现在热搜榜单上，就成为日常工作之外时常被探讨的重要问题。

首先，文本结构成为分析的主要内容。热搜榜上呈现的内容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自然热搜”，主要由网友参与，大量互动数据积累形成；另一类是“组织热搜”，主要由一定的机构或组织提炼新闻文本，制作可供传播的话题词，带动网友参与，继而积累互动数据形成。因为“自然热搜”大多不可控，那么“组织热搜”所形成的一系列话题词就成为平台热点运营者密切关注的对象。

2023年9月中旬，部门较为重要的活动是配合上海2023ESG全球领导者大会做好宣传推广工作，围绕会议内容制作话题词争上热搜就成为部门的工作目标。但很可惜，最后的结果并不理想，受访者A在复盘工作时如下总结：

关于ESG话题词的讨论，我的结论是：1.所有词条都是从发言稿里选取的，而大部分人的发言稿比较书面官方，难以从中提出有趣亲民的点。2.媒体微博调性限制，词条很难活泼或标题党。3.ESG本身不是微博用户关心的内容，从企业角度切入“企业社会责任”“ESG”就比较难上热搜，从普通人角度切入可能更好上热搜。4.写词的时候注意主语尽量简短且知名，比如“茅台”，动词尽量简洁有力，尽量使用更易理解的词汇，比如“上线”“上市”的热搜量远高于“面市”，避免其他领域的词汇，比如“认定”是一个偏法理词汇；词条内部有情绪冲突和反差感会更容易引起用户讨论，比如#AI只会导致一代人失业##虽然是矮个子但命长#。（受访者A，2023年9月15日）

在随后的工作例会中，受访者A系统分析了9月前两周运营的热搜词条情况，从“词语分析”“话题类型”“句式结构”三个方面分析了热搜话题词条的文本结构。

其次，数据指标成为部门关注的焦点。在部门层面，关注的是实际热搜数量；而在小组内，更关注的是上文提到的积累的互动数据。

受访者B作为财经热点运营的主要负责人，对工作提出了如下要求。这意味着，尽可能地使财经内容占据热搜版面是部门的重要工作之一。

热点选题的运营工作，首先明确好这是每天必备工作，有的时候，挖掘到高数据话自然好，但如果没有高互动数据的，我们也要自造热点，比如沿着主站的泛热点方向，去沟通引导媒体按这些方向做这些话题。核心把每天搬运、下发的资源用到满，至少要用到位。（受访者B，2023年10月16日）

在小组内，分析词条累积的互动数据是笔者田野过程中的重要工作。通过分析9月前两周全站财经类热搜词条的数据，笔者得出以下结论并在工作例会上完成汇报。

第一，“互动量”数据最重要，上热搜的瞬时基础数据量难以获得，主要看阅读量、讨论量、互动量、原创量四项数据指标增速。第二，经过前期数据比对，发布媒体在10家左右，可以达到上热搜的基础数据量。第三，普通用户最重要，大约需占据50%左右。第四，据称，之前发布媒体需要10家互推，现在需要达到30家左右。第五，用上述5条衡量，营销热搜数据分析完全不一致。

随后，受访者A和受访者B在布置工作时也会提醒组内成员关注“互动量”和“数据增速”，如“相似的账号体量，头条互动量比其他要高一些”（受访者A，2023年10月8日）；“要看单条，找互动高的”（受访者B，2023年10月16日）。

这侧面证明了笔者的分析受到认可。更为重要的是，9月下旬，S公司内部热搜数据监控的“热搜平台”改版，将“互动量”作为单独指标加入其中，这再一次证明笔者所在小组完成的分析是有价值的。

五 平台热点运营者的职业身份困境与

自我身份指认

上述工作实践造成了两个显在的职业身份困境，这背后暗含着平台热点运营者的一种自我身份指认。

（一）职业身份的双重困境

1.“机会专业主义”：游离的话语资源

从访谈对象的学历背景和从业经历来看，不难发现，平台热点运营者很难接触到严格意义上的新闻教育或新闻工作培训，但在实际工作中，他们常常受到传统新闻业实践理念的规约，这意味着，他们将根据实际场景调用或抛弃专业主义话语。我们用“机会专业主义”指称这一行为方式，意在表明原本具有严格内涵的新闻专业主义产生变体，它不再是一种职业理念或操作规范，而是一个可以随意使用的话语资源。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部门以操作规范、会议记录等形式将基本实践原则制度化。PUSH弹窗是社交媒体在移动端的重要呈现手段，当热点信息出现时，平台可以运用这一工具将信息快速推送给用户。针对这一工具，笔者所在部门形成了完整的操作规范，包括“投放规范”“文案编辑基本要求”“内容规范”等。其中明确提到，“事件报道必须客观、中立，不进行表态”，“需保证内容信息真实可靠，不得传谣、造谣”。在工作例会上，受访者B（2023年11月1日）就强调了解新闻工作基本原则的重要性，尤其是需要了解国家网信办出台的一系列文件的基本内容，并在会议记录中要求组内成员与政府关系（Government relations，GR）部门对接，进一步掌握工作中的基本规范。

另一方面，平台热点运营者在实践中形成了潜在新闻意识。也就是说，他们会在实际工作中自然地对标新闻工作。例如，受访者C（2023年10月24日）在一周工作完成后，在微信群内通知大家，“咱们注意下转发内容的推荐语不要带个人倾向哈”。与此同时，平台热点运营者在大多策划场合，会以互联网内容生产的惯性去制造冲突、矛盾等。受访者G（2023年9月11日）就曾在工作筹备会中明确提出，“我们应该做一点花边新闻，这个话题太严肃了，没人爱看的”。受访者H（2023年9月11日）表示，“得注意一下尺度，比如谈到银行行长，可以不谈业务和事件，谈他们的身材管理，我们不是专门做时政新闻的”。

2.“算法反制”：框定的行动限度

大型互联网公司毫无疑问是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算法推荐逻辑是平台的商业密码。在笔者原本的认知中，同处一个公司，平台热点运营者一定可以更多了解或掌握算法技术的设置逻辑，从而优化本部门的工作业绩。

但现实是，公司部门设置细碎化、工作流程条块化、工种多元化带来的是各部门之间的沟通难度加大、工作壁垒提高。受访者A（2023年9月21日）曾向主管表示，“能否去内容编辑部门轮岗呢”，遭到了拒绝。受访者B（2023年9月21日）坦言，“你可以自愿过去，但要保证在完成本职工作的情况下”。这对于一个在公司上班的员工来说，无疑是残酷且不现实的。

同样，即使在同一楼层办公，算法技术部门对于平台热点运营者来说也是一个“黑箱”。虽然热搜版面部门会多次为各内容部门举办培训，但话题总是围绕热搜版面的内容比例、版面功能等展开，而不会涉及核心算法技术的设置逻辑。甚至，产品部门相关负责人对外宣称，热搜完全是基于用户搜索数据累积而成的，“热搜不是生产出来的”（筱松，2023）。受访者G（2023年11月6日）称，“算法部门和我们说过，你们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

既有研究大多将焦点放在算法技术的生成过程、对外部行动者的影响等，很少讨论的是算法技术稳定成熟之后对平台及其从业者本身意味着什么。（赵璐，2022；刘河庆，梁玉成，2023）我们发现，平台热点运营者在参与公司设计完成算法逻辑后，算法本身的技术逻辑会严重规约，甚至“反制”从业者的日常工作。分析数据找规律成为他们的一项常规会议内容，笔者也就能够理解，为何受访者B（2023年9月26日）会感叹，“让我最不舒服的是不能指哪打哪儿”。可以说，平台热点运营者本身沦为了技术的“囚徒”，成为困在系统中的人。

由此，平台热点运营者本身处于商业公司之中，却受到来自传统新闻业实践理念的规约；本身处于技术创新的前沿，却受到大型互联网公司科层制结构的限制。这意味着，他们并未在工作中找到“立身之本”，时常会认为工作处于无意义的“空转”状态。由此产生的“无意义感”是平台热点运营者产生自我身份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打工人”：自我身份标签

面对两种难以调和的职业身份困境，平台热点运营者无不例外地将自我归类为“打工人”的范畴之下。

首先，他们在公司并未获得良好的生活保障和晋升机会。受访者C（2023年11月28日）表示，“我现在应该是铁定要被离职了，这两年总而言之没什么意义，以后再也不要进大厂了”。一旦平台热点运营者将自身定位为“打工人”，随之出现的现象就是，他们仅仅为了完成既定的工作任务，而不存在任何个人理想。受访者D（2023年11月30日）坦言，“上班就是上班就好了，在一家公司呆久了，总会发现它的好与不好，而且工作状态与领导有密切关系。”“我们每天只需要完成领导布置的任务就行，不要出差错，就不会有人找我”，受访者G（2024年12月28日）如此说道。

其次，正因为抱有“打工人”的自我身份认知，在实际工作中并无“专业”可言，同时在技术层面受制于现有成形的技术逻辑，平台热点运营者很难量化自身的实际工作效果，这是他们自我成就感低的主要原因。受访者C（2023年11月28日）直言，“我们这个工作换了谁都可以做”。受访者G（2023年12月28日）说，“很多情况下，我们一疏忽，忘记搬运一条内容，最后也上热搜了，那有我和没我有什么区别呢”。在这种职业状态下，正如Lawler（2014：182）所言，“如果认为身份认同是可以成功实现的项目，那就错了”。相较于这种情况，受访者E和F所从事的商业化运营，直接为公司带来了经济收入，就使得他们最起码在工作业绩层面得到了经济上的回报。受访者E（2023年11月28日）也表示，“在商业化的过程中，我们要不断面对新的商业模式，调整商业化策略，与算法技术部门合作实现，这还是让我学到很多东西的”。

平台热点运营者“通过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叙事模式表达了对私人空间的坚持以及对整体、同质和线性逻辑的讽刺和对抗，从现实主义的视角重构了劳动的社会意义”（蔡骐，周青，2022）。

六 平台热点运营者身份危机的特殊性

以上论述还是基于研究对象本身，着重挖掘平台热点运营者实际工作所呈现出的特征。其实，如果研究止步于此，完全可以在一般意义上为现有的社会学研究提供一份“打工人”的经验材料。然而，本文要做的是，回到问题提出时的分析框架，抓住平台热点运营者实际工作中所体现出的与传统新闻业的关联，进一步指出其身份危机的特殊性。

在看似工作内容与职业新闻生产者相似的表象下，平台热点运营者总体处于一种负向的身份想象之中，“职业身份”遭遇显见困境，“自我身份”统合在流行语“打工人”之下，他们再无“成名的想象”，只能“成名无望”。其实，这样一种身份危机早在职业新闻生产者群体中初现端倪。在世纪初“挣工分”作为媒体内部分配制度在全国媒体中铺开后，“做新闻褪去了神圣的光环，被许多受访者描述为一项充满动感的体力活”（夏倩芳，2013）。伴随离职潮的出现，“怀旧”成为新闻界叙事的关键词之一，“集体怀旧建构出的黄金时代神话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新闻业转型或危机话语的一部分”（李红涛，2016）。更为直接的是，当流量、数据等市场指标成为衡量新闻工作的重要标准，“大量媒体人合理、合法、自由地被置于劳工处境”（夏倩芳，李婧，2016）。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强调平台热点运营者的身份危机，换句话说，这一身份危机有何特殊之处。

（一）平台商业主义的结构性矛盾

有学者指出，“平台逻辑是一个杂糅性的概念，它融合了市场、技术、资本、新闻等多重逻辑的作用”（白红义，2022）。就平台本身而言，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其商业属性，即“表现为种种直接或间接的商业策略，其目的是实现盈利或商业价值”。（李艳红，陈鹏，2016）我们意欲指出并强调的是，在这样一种逻辑之下，组织的实际行为产生了何种矛盾。

首先是体制内外之间的矛盾。S公司“无论是在企业制度层面抑或是政府管制方面都与传统媒体有着鲜明区别，它们甫一出现即是以独立的市场主体姿态进行运作与管理”（殷琦，2017）。这就意味着，平台的具体行为会因市场需求而发生较大变动，难以形成固定的工作条线；同时，平台创设过程中并未设想直接介入新闻传播活动，更不用说有意识地塑造或践行新闻行业业已成型的实践观念。平台主体介入新闻传播活动，虽然一方面意味着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难以预测的行业不稳定性。Besbris和Petre（2020）曾提出“通过消除界限、重视创业精神、强调技能而非抽象知识以及寻求改变制度的实践”来应对这种不稳定性，这显然区别于体制内传统媒体的现有行动逻辑。体制内外之间的矛盾往往使得平台在介入新闻传播过程时处于两难境地，他们既要获得作为市场主体的必需商业利益又要逐渐接纳体制内传统媒体的行为规范。

其次是平台整体目标与从业者个体定位之间的矛盾。平台热点运营者竭尽所能联络媒体、搬运内容的重要目的就在于，使S公司的产品社区能够保持活跃生态。受访者I（2023年12月29日）认为，“只有生态活跃了，用户才会形成一定的阅读习惯，想了解这类信息就会来我们平台”，“我们才能够把这些流量转化成商业资源”。可以说，平台所追求的是一种整体利益，然而，平台并未在公司内部营造具有整体感的文化氛围。从业者个人只属于一个工作区的一个工位，在笔者的观察中，S公司的员工甚至很难通过“钉钉”、邮件、OA办公系统了解公司的整体架构。受访者J（2023年11月16日）直言，“我们只是一个螺丝钉”。

我们指出平台商业主义的结构性矛盾，意在跳出从业者的工作常规，从宏观结构进一步反思平台热点运营者的职业困境和自我指认。

（二）具有分化态势的“自我-职业”结构

在中观层面，平台热点运营者将“自我”与“职业”一分为二，其身份认知呈现出稳定分化态势。如果要看清这一点，让我们再回到本文最初构建的二维分析框架，即将平台热点运营者与职业新闻生产者做比较。

首先，职业新闻生产者的“自我”认知与“职业”目标是同构的。具体来看，职业新闻生产者大多认为新闻业在社会之中占据重要地位，整体上认同新闻业的目标诉求，自然将自己视为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一分子。换言之，职业新闻生产者在实践中始终抱有一种追求职业理想、践行“新闻精神”的夙愿。正如有学者指出，“注重事实、揭露真相、客观全面，是新闻传播业步步演变的结果；坚持公正、追求正义，为社会公众服务，是近代新闻传播业追求的基本目标；追求独立、追求自由，一直是新闻传播业发展过程中不变的主旋律”。（杨保军，2007：253）当代中国职业新闻生产者业已形成由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专业新闻观、商业新闻观和其他新闻观杂糅构成的“职业新闻观念”，也就是支撑其具体实践行为的一整套价值观。（Jansen van Vuuren，2017；杨保军，2021）但我们必须承认的是，不同职业新闻观念促发了不同的实践行为，例如从“挣工分”到“挣流量”，量化考核下出现了一个个高度功利化、理性化、缺乏社会责任感、很现实的职业新闻生产者（夏倩芳，2013；刘战伟，李嫒嫒，刘蒙之，2022）。但必须强调的是，主导新闻观念对有明确隶属关系的职业新闻生产者仍然具有较强的规约力量，他们的职业目标并不会从根本上被彻底改变，维系新闻品味和巩固权威身份便是自然之举（张雪，田自豪，2023）。可以说，在整体意义上，职业新闻生产者实际形成的是具有“理想偏向”的“同构型身份认知”。

然而，平台热点运营者的“自我”认知与“职业”目标是异构的。具体来看，平台热点运营者与大型互联网公司之间最为显著的关联是市场逻辑主导的“劳资关系”。换言之，平台热点运营者更多是从个人发展角度出发，为自身争取利益，这在很大程度上只关乎个人未来的职业发展，而与企业、行业、社会发展等都难以再产生紧密关联。受访者H（2023年9月7日）就坦言，“这是我的第三家公司了，我就是希望能够履历漂亮一些，等到好的机会再跳槽”。这种看法也得到受访者I（2023年12月29日）的印证，“我毕业后先开始创业的，开了一家饭店，后来因为没有大厂的工作经历，找第一份工作还蛮难的”。可以说，相较于职业新闻生产者，平台热点运营者实际形成的是具有“现实偏向”的“异构型身份认知”。这也是宏观层面结构性矛盾在个体职业发展过程中的自然体现。我们可以将职业新闻生产者和平台热点运营者的“自我-职业”结构用下图（图1）分别表示。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互联网行业能够脱离“职业观念”而存在，或者传统新闻行业不存在“劳资关系”，只是意在强调二者产生了区别于他者的主导行业特征和个体身份认知结构。需要赘言的是，李艳红和陈鹏（2016）就指出，职业新闻生产者“所谓‘理想主义’的强烈的身份认同显然在今天商业主义的历史条件下正遭遇侵蚀和瓦解”。在对比职业新闻生产者和平台热点运营者身份认知的过程中，我们或许可以理解这一判断的缘由所在，商业主义主导新闻业所形成的“自我”认知与“职业”目标的分化态势渐趋稳定、难以扭转。

七

余论

透过平台热点运营者这一群体，本文从微观视角进一步审视了平台和新闻业之间的复杂关系，着重讨论了平台热点运营者的工作常规，以及由此种工作实践所塑造形成的自我身份认知和职业身份认知。难以想象的是，一批原本并不会接触新闻工作的群体，却在实际工作中直接或间接地介入新闻传播过程。不难发现，一种相对消极的负向情绪氤氲在工作场景之中。其实，本文是通过一种对新闻业来说较为极端的处理方式，将“国家”主体悬置，观察当新闻传播活动完全由市场逻辑主导之下所可能产生的情况。当然，本文只讨论了从业者这一个侧面，但足以说明一定的问题，那就是“国家”在新闻传播过程中不能被抽离。

当下新闻业态结构已经发生全局性裂变，平台成为重要的中介主体，新闻的生产、传播、收受、消费集中在商业平台之上。“在互联网平台主导的数字经济生产权力体系中，作为传播渠道的平台与作为生产主体的新闻组织，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称权力关系”（刘战伟，李嫒嫒，刘蒙之，2022）。我们不得不思考的是，在如此的业态结构中，平台热点运营者是否能够承担起原有的新闻传播工作？宏观的政治、经济等结构性因素又是否为其提供了介入新闻传播活动的可能与便利？在一个相对消极的工作环境和氛围中，又该如何调整和重塑平台从业者的身份认知？

研究待拓展之处至少有以下三点。其一，本文聚焦的仅是S公司的热点运营者，那么不同公司、不同工种是否会产生完全另类的身份认知。其二，本文着重考察了平台热点运营者的身份想象，并在一般层面上，得出了其总体具有负面身份认知。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平台热点运营者所希望获得的是可能的就业发展机会等，这恰恰可能会带来另一种身份想象，随着田野的深入是否会有新的发现，有待进一步考察。其三，面对当下新闻业加速分化的局面，新闻研究者有必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资源，实现从“学科性学术”到“问题性学术”的转变，重新构建新闻学研究可能的对象体系和问题体系，本文只是一次初步的探索。这一系列问题都是本文可能引发的后续问题，亟待学界关注并持续讨论。

本文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4年第10期。

本期执编 / 赵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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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际新闻界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