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高宗李治，作为唐朝盛世的缔造者之一，其帝位的合法性在史书中得到了大量的强调和“不厌其烦”的记载，其中，他所展现出的深厚孝行无疑是核心支撑。从幼年对《孝经》的熟稔，到侍奉病重父皇的无微不至，再到太宗驾崩后的椎心泣血，李治的孝道贯穿其人生的重要节点，并被史家浓墨

唐高宗李治，作为唐朝盛世的缔造者之一，其帝位的合法性在史书中得到了大量的强调和“不厌其烦”的记载，其中，他所展现出的深厚孝行无疑是核心支撑。从幼年对《孝经》的熟稔，到侍奉病重父皇的无微不至，再到太宗驾崩后的椎心泣血，李治的孝道贯穿其人生的重要节点，并被史家浓墨重彩地书写，为他登上皇位提供了坚实的道德与政治基础。这些记载不仅见于《旧唐书》等传统史籍，更有新发现的唐写本《唐实录》残页提供了更为鲜活的细节，共同构建了李治“仁孝”的君主形象。

李治对孝道的理解从小耳濡目染，据《旧唐书·高宗本纪》记载，年幼的李治在一次与唐太宗的对话中，展现了他对《孝经》的深刻领悟。当太宗询问《孝经》中最重要的内容时，李治以“孝道，始于侍奉双亲，继而侍奉君主，最终在于安身立命。君子侍奉君上，居于朝廷时要想着尽忠，退朝后要想着弥补过失，顺从君主的优点，纠正君主的缺点”作答。唐太宗听后“大悦”，称赞其“足以侍奉父兄，作为臣子”，这不仅是对李治孝心的肯定，更是对其未来治国理政潜力的认可，为他日后被选为储君埋下了伏笔。

贞观十年（636年），年仅9岁的李治便经历了丧母之痛。长孙皇后的去世，让幼小的李治展现出了超乎年龄的哀痛。《旧唐书·高宗本纪》记载他“哀慕感动左右，太宗屡加慰抚，由是特深宠异”。这种发自内心的悲伤，不仅感染了身边的所有人，更让唐太宗对他格外怜爱和器重。这份真挚的孝心，让李治在太宗心中占据了特殊的位置，也让朝臣看到了他仁厚孝顺的一面，为其日后继承大统赢得了更多情感上的支持。

在唐太宗选择继承人的关键时期，李治的“仁孝”之名成为了他脱颖而出的重要筹码。面对废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的争储风波，众臣最终推举李治，其核心理由便是“晋王仁孝，天下属心久矣”。《旧唐书·高宗本纪》记载，当唐太宗召集文武六品以上官员询问谁可为嗣时，大家一致呼吁：“晋王仁孝，当为嗣。”这足以说明李治的仁孝之名在朝臣中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了他能够被广泛接受的重要原因。在封建社会中，孝道是衡量一个人品德的重要标准，而作为未来的君主，孝顺更是其德行和治理能力的体现。

李治对病重太宗的侍奉，更是将他的孝行推向了极致，并留下了许多动人的记载。新发现的中贸圣佳30周年春季拍卖5261号拍品唐写本《唐实录》残页中记载了一个故事：唐太宗病中出游北苑，李治认为进药侍奉是重中之重，宁可承担不听命之责也不可弃药而去，于是端笏守候，直到太宗回来看到，太宗大悦道：“你的孝行能如此，我的风气之疾也能自愈了。”这个细节生动展现了李治在孝顺面前，甚至愿意“违抗”父命的坚定。

《旧唐书·高宗本纪》也记载了类似的感人事例：贞观十八年（644年），唐太宗亲征辽东，让皇太子李治留守定州。太子因担心父皇安危，每日悲伤哭泣。后来皇帝从前线返回，太子亲自到幽州迎接，当时唐太宗身上长了脓包，皇太子竟然用嘴吸脓，感动得众人无话可说。当太宗从幽州出发前往太原时，太子因为担心父亲的身体，坚持不肯坐车骑马，始终跟在皇帝的轿子旁，用手扶着辇步行，一走就是好几天。

太宗晚年病重期间，太子更是日夜不离左右，尝药喂汤，无微不至。甚至因为过度为父亲的病情担忧，年轻的李治竟然头发都白了。这些事无巨细的记载，无疑都在向世人传递一个信息：李治的孝顺是真挚的，是发自内心的，也是无与伦比的。这些孝行不仅赢得了太宗的信任和喜爱，也在朝臣和百姓心中树立了他至孝的形象，为他顺利即位铺平了道路。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五月，唐太宗驾崩，李治的悲伤达到了顶点。在李治的即位诏书中，他写下了“痛贯心灵，若置汤火。思遵大孝，不敢灭身”的感人肺腑之语。他表示自己的哀痛如同置身于开水和热火之中，若非为了遵循大孝之道，他恨不得随父皇而去。这番话语，不仅是李治对太宗的深切缅怀和无法言喻的悲痛，更是一种公开的宣示，表明他继承帝位是出于对父亲遗志的继承和对天下苍生的责任，而非私欲。这种将个人哀痛与家国大义相结合的表达方式，进一步强化了其即位的合法性。

综上所述，唐高宗李治的孝行在史书中得到了大量且详尽的记载，这些记载并非简单的叙事，而是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它们共同构建了一个仁孝、忠诚的李治形象，为其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脱颖而出，最终登上皇位提供了强大的道德和政治支持。这种对孝行的反复强调，不仅彰显了传统儒家孝道观念在古代政治中的重要地位，也为我们理解唐高宗李治的即位合v法性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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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