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5年2月初,徐向前率十二个团精兵北出宁强县(汉中地区),发起战略佯动的陕南战役。战役发起前,张国焘表现出中国传统文人的本色,自愧将要单方破坏与西北军的互不侵犯合约,特修书一封,由交通队派专人送达西北军陕南最高长官17师孙蔚如师长,告诉他红军此次无意与西北
困难的战役准备
1935年2月初,徐向前率十二个团精兵北出宁强县(汉中地区),发起战略佯动的陕南战役。战役发起前,张国焘表现出中国传统文人的本色,自愧将要单方破坏与西北军的互不侵犯合约,特修书一封,由交通队派专人送达西北军陕南最高长官17师孙蔚如师长,告诉他红军此次无意与西北军作战,只想借路去打中央军和寻找失散的红25军,希望贵军予以配合,表面抵抗一下后,让路给红军迂回胡宗南侧背。
无奈孙师长不领这番好意,严令各部堵截红军,迫使红军对其进行了惩罚性打击。自2月3日至后十几天里,红军横扫川陕边境,相继攻克宁强、沔县和阳平关,歼敌四个多团和一些民团,缴枪五千多,俘敌四千多。为了缓和与西北军的关系,张国焘决定按照诸葛亮的办法,俘虏的西北军全部就地放归,每人还优待大洋两块。这一政策使红军声望大增,万民归心,红军趁机大力扩红,就地招兵数千,做出北据汉中之势,调动敌五个师驰援汉中。
与北线相反,东线形势急剧恶化。陈昌浩率领的地方武装表现软弱,在刘湘部压力下迅速退败,敌人2月3日占万源,8日占巴中,9日占通江,东线迅速恶化的局势着实使张国焘感到担心,他曾多次致电陈昌浩征询东线下一步的计划和当前措施,陈昌浩态度非常明确:以现有不堪一击的散沙似的地方武装控制东方向,无异于自杀,事实证明中央决策是错误的,眼下没有主力支持,整个东方向已无力支撑,谁要不信就来试试。
【总部首长专题研究了当前战略方针和战略方向,认为坚持西渡嘉陵江作战可收一举两得之利】
张国焘接到陈昌浩的复电深感无奈,读完电报对我们工作人员感叹到:“二十八宿(指莫斯科中山大学二十八个反对支部的少数派,张国焘按在苏联习惯总称他们为二十八宿),永远是正确的,错误总是别人造成的。”说归说,为支撑危局,张国焘立即命令红33军东调,归陈昌浩指挥。33军仓促东调,给西线之敌可乘之机,罗泽洲、田颂尧部先后进占仪陇、苍溪。尽管根据地遭受敌人重大威胁,但张国焘始终控制着二十个团主力进行渡江训练,不为敌情所动。
1935年2月中旬,徐向前率陕南战役部队胜利班师,准备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策应中央红军入川。可是,新的情况再次出现,中央军委2月16日来电称:中央红军原定渡过长江直接与四方面军配合作战赤化四川,但从川黔边继续向西边前进时,川敌以十二个旅沿江布防并实施追击,1月28日,川军两个旅在土城与一方面军发生遭遇战,结果红军不利,适滇敌主力业已集结川滇边境防堵,使渡江计划不能实现,因此军委决定改在川滇黔边广大地区活动,争取在这一广大地区创造新的苏维埃根据地,以与二、六军团(当时已建立湘鄂川黔根据地)及四方面军呼应作战。
张国焘收到电报后惊喜参半,惊得是中央红军经长途转战战力下降如此地步,土城一战区区刘湘的两个旅竟然逼得中央红军主力改变战略计划;喜的是中央确定要在川滇黔边建立根据地,这样主力红军可成倚角之势,大大有利于四方面军实施川陕甘计划。经过几天神情茫然的考虑,张国焘召集总部首长专题研究了当前战略方针和战略方向,认为坚持西渡嘉陵江作战可收一举两得之利,既可直接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又可直接实施川陕甘计划,逐决定最迟在3月实施渡江作战。为扫清渡江作战障碍,制止敌人进攻,会议要求方面军主力尽快扫荡西线入侵之敌,完成渡江作战准备。
3月初,红30、9、31军各一部向西线入侵之敌发起进攻,不到十天内横扫广元至南部城间的嘉陵江东岸,歼敌四个团,溃敌四个团,俘敌三千余,缴枪五千余,完全扫清了渡江障碍后转入渡江准备。
自1935年2月以来,张国焘全力关心的只有两件事,一是中央红军的动向,二是四方面军渡江准备工作。中央红军自1月遵义会议后行踪飘忽不定,方向难测,张国焘绞尽脑汁想出的下步方向,往往与中央红军的实际路线相距甚远,面对中央红军无迹可寻的路线图,常常让张国焘无奈长叹:“这准是老毛的流寇主义作战思想,全无常理可寻”,这事让他伤透了脑筋。
渡江准备也不省心,要顺利突破敌重兵把守的江防首先须解决三个问题:一是选好登陆场,二是部队熟悉江河作战,三是有足够的渡船,其中第三条是先决条件也是最困难的。时下川军对红军渡江作战已有所警觉,不仅扣押了沿江所有渡船,还不时派飞机侦察轰炸沿江任何可疑目标,逼得张国焘遍寻江东沿岸,反复勘察、苦思冥想,终于确定把造船厂和训练场一块放在与嘉陵江一山之隔的支流——东河。
数百名从全军选出的造船能工巧匠迅速集中到此,组建一个特种工程营开始日夜抢造木船,地方政府对此项工作支持十分有力,铁钉、木材等原料不断送来,保证了造船进度。经过一番争论,渡船的外型确定为像登陆艇模样的平头小船,每船可载十二人,船头用沙包加固,可直接架设轻、重机枪。由于这种船的外形小巧扁平,当地老乡称它为“毛蚌壳”。2月下旬开始,主力部队陆续开赴东河,投入紧张的水上射击、武装泅渡、水上编队、操舵等训练中。
【在“打过嘉陵江,迎接党中央”的口号声中,后方也在紧张进行着全面撤离的大搬家工作】
在“打过嘉陵江,迎接党中央”的口号声中,后方也在紧张进行着全面撤离的大搬家工作。苦草坝的后方基地被撤销,全部机关、工厂相继搬到旺苍坝附近,为了完成这个繁重任务,根据地的人民被彻底动员起来,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各个推拉挑扛,使用了一切最原始的运输手段,像蚂蚁搬家一样浩浩荡荡地把后方基地搬了过来,其壮观程度不亚于解放战争时的淮海战役支前大军。
为了扩充主力,大批地方武装被编入川陕军区独立师,地方政权只留下了些不堪一击的赤卫队坚持斗争,后来在川军进攻时很快就土崩瓦解了。在坚壁清野同时,边沿地区干部大量撤到中心区,这批干部中妇女人数众多,为了安排她们,总部在2月里成立了妇女独立师,辖原妇女团(1团)和新编2团,不设师部直属总部,1团为总部机动团,战斗力较强,可执行一般战斗任务,团长王传野;2团主要执行警卫通信任务,团长王伯新。她们俩都是从鄂豫皖跑反来的大姐。
【总部在2月里成立了妇女独立师,辖原妇女团(1团)和新编2团】
政治保卫局对在押犯人的甄别工作也在紧张进行,当时以肃反名义关押在方面军监狱里的犯人估计有几百人,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前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曾中生,他是1933年9月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被撤职审查后逮捕,罪名是“立三路线代表人物”、“托洛斯基分子”,另外还有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中央代表廖承志(何柳华),他们是蒙“托陈取消派”名义而遭逮捕,其余基本都是“AB团”分子。
张国焘在最后审定这些案件时,很重视“托陈取消派”,认为这些人关系党内政治路线问题,是以逐案逐人详细批示,写明具体处理办法,对“AB团”则不然,卷宗基本不看,直接批给陈昌浩和保卫局处理。其实他对“AB团”真伪一直持怀疑态度,在旺苍坝我陪他在野外散步,闲聊中扯到白雀园肃反抓“AB团”的事,他问我当时对此怎么认识的,我说:“我哪里认识什么‘AB团’噢,只知道它是反革命组织,里面都是文化人,不晓得具体干什么事。
在白雀园时,队里指导员曾警告我说,你胡队长念过几年私塾,识得几箩筐的字,每天跟师首长学的满嘴新名词,文绉绉的,对下属又太随和宽容,跟‘AB团’像狠了!吓得我第二天赶紧提着马鞭到处瞎转,见人张口‘骡日的’闭口‘尻你娘’粗话连篇,见到部下就挥舞马鞭吓唬他们,可能因此我才没有被划入‘AB团’。”
张国焘听后难得一见的大笑不止,好一阵后他喘匀了气告诉我:“‘AB团’确实存在,南昌起义后我们向广东进军途中就曾碰上,幸好彭湃同志警惕性高,击毙了为首分子,粉碎了他们夜袭我们住处的计划。经调查后才知道,这是一个由蒋介石委派到江西整理党务的特派员殷锡朋搞的反共产主义秘密小组织,加入者如社会声望高的就编入A团,一般人编入B团,AB原本并无特殊含义,后在中央苏区肃反时,教条主义者们穿凿附会把两个字母解释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英文单词开头字母,于是就有了‘AB团’的名称,其实哪里有这么多‘AB团’。”我听后恍然大悟,接着感到心中发怵,心想你既然知道“AB团”是怎么回事,还由着保卫局捕杀这么多人,难道这里面有什么名堂不成?当然,这想法我可没敢说出来。
3月中旬,鉴于渡江准备大体就绪,总部电报中革军委:我军在南部大捷,决心乘胜大举西进,彻底灭敌,配合西方军(中央红军)行动。电报并没有向中央说明四方面军准备放弃川陕根据地,造成中央后来对张国焘严重不满的原因之一。为进一步迷惑敌人,渡江前数日,方面军又以一部兵力向南机动,威逼营山、巴中,迫使敌重兵南调后,总部于1935年3月28日夜间下达了渡江命令。
几十年后,中共党史学家确定红四方面军的长征从这天开始。
来源：红四方面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