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十四世纪的亚维农教廷,红衣主教艾德里安总在子夜时分凝视穹顶的圣像。那些被金色光芒笼罩的圣徒,衣褶里藏着他童年在英格兰教区见过的饥荒惨状 —— 骨瘦如柴的母亲将最后一块发霉的面包塞进孩子嘴里,自己却倒在雪地里,眼瞳里映着教堂尖顶的十字架。
在十四世纪的亚维农教廷,红衣主教艾德里安总在子夜时分凝视穹顶的圣像。那些被金色光芒笼罩的圣徒,衣褶里藏着他童年在英格兰教区见过的饥荒惨状 —— 骨瘦如柴的母亲将最后一块发霉的面包塞进孩子嘴里,自己却倒在雪地里,眼瞳里映着教堂尖顶的十字架。
作为圣奥古斯丁神学的忠实门徒,艾德里安将 "原罪论" 视为丈量世界的标尺。他坚信亚当夏娃的堕落让人类天生背负污秽,唯有教会的救赎能洗净罪孽。当教皇克雷芒六世为筹集十字军军费推行赎罪券时,艾德里安亲手撰写《论人类堕落之代价》,用羊皮纸上的蝇头小字论证:"信徒向教会奉献的每一枚银币,都是对始祖罪孽的补偿。"
但在维罗纳的宗教会议上,他遇见了方济各会修士贝尔纳多。那个穿着粗麻布长袍的修士,指着会场外排队购买赎罪券的穷人说:"若原罪是枷锁,为何教会要用黄金打造钥匙?" 贝尔纳多眼中燃烧的怒火,让艾德里安想起童年见过的焚烧异端的火刑堆 —— 那时他还是个唱诗班少年,看着被指控为巫女的村妇在火中扭曲,闻到焦臭味时,祭坛上的圣歌仍在继续。
晚年的艾德里安在阿维尼翁的塔楼里撰写回忆录,鹅毛笔尖在羊皮纸上留下颤抖的墨迹:"当我将原罪论编织成统治的罗网,却忘了自己也是网中的困兽。"1378 年教会大分裂的消息传来时,这位七十八岁的老人正对着圣母子像祈祷,突然剧烈咳嗽起来,手帕上的血渍像极了当年火刑堆上绽放的血色花朵。他临终前抓住亲信的手,反复呢喃:"不是为了权力... 是为了救赎..." 声音消散在夜风中,如同他毕生守护的教义,在宗教改革的浪潮中渐渐破碎。
十六世纪的里斯本码头,年轻的航海家塞巴斯蒂安站在 "圣十字号" 的甲板上,望着船首雕刻的圣母像。父亲临终前塞给他的《马可・波罗游记》还揣在怀里,泛黄的纸页间夹着一片来自非洲的棕榈叶 —— 那是他第一次随船队远航时,从土著人手中换来的。
在圣多美岛的殖民据点,塞巴斯蒂安学会了用 "原罪论" 解释一切。当葡萄牙士兵屠杀反抗的土著时,随军神父会说:"这些未受洗的灵魂,天生带着亚当的罪孽,他们的血是为了净化这片土地。" 塞巴斯蒂安对此深信不疑,直到他在亚马孙河流域遇见了酋长的女儿莉雅。那个有着琥珀色眼睛的女孩,用芦苇笔在树皮上画下族人的图腾,向他讲述森林之神的故事。她不知道,塞巴斯蒂安腰间的佩剑,很快将斩断这些古老的传说。
1532 年的卡哈马卡战役后,塞巴斯蒂安看着印加皇帝阿塔瓦尔帕被绑在火刑柱上。西班牙征服者皮萨罗的士兵们欢呼着抢夺黄金,而随军修士正在向垂死的皇帝宣讲原罪论:"只有接受基督的救赎,你的灵魂才能升入天堂。" 塞巴斯蒂安突然想起莉雅临终前的眼神 —— 那年他的船队遭到土著袭击,莉雅为保护他挡下了致命的标枪,鲜血染红了她胸前的图腾项链。她死时没有祈祷,只是望着故乡的方向,轻声说了句他们听不懂的语言。
晚年的塞巴斯蒂安在里斯本的养老院里度过,每天盯着墙上的世界地图发呆。那些被他标注过的殖民地,如今都成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财富来源。他的右手因关节炎而颤抖,再也握不住航海图的罗盘。1578 年,当塞巴斯蒂安听说葡萄牙国王塞巴斯蒂安一世在摩洛哥战死的消息时,突然老泪纵横。他不知道,自己毕生追逐的殖民荣耀,不过是帝国扩张棋盘上的一枚棋子,而那些被原罪论掩盖的血腥屠杀,早已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永远无法洗净的阴影。
1919 年的巴黎和会现场,美国代表团的年轻顾问伊莎贝拉・霍夫曼正在整理文件。威尔逊总统提出的 "民族自决" 原则,让她想起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人类学课时,导师布亚德教授说过的话:"民族概念是时代的产物,就像一件量身定制的礼服,适合的人穿着它翩翩起舞,不适合的人却被勒得喘不过气。"
作为德裔美国人,伊莎贝拉对 "主体民族原罪论" 有着复杂的情感。她的祖父曾在宾夕法尼亚的煤矿工作,因为一口浓重的德语口音,被当地的 "百分之百美国人" 协会视为异类。现在,当她跟着代表团穿梭于欧洲各国的外交场合时,听到的却是另一种声音:"那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必须为他们的殖民罪行负责,而我们美国,将引领一个民主自由的新时代。"
在伦敦的一次学术沙龙上,伊莎贝拉遇见了英国人类学家詹姆斯・弗格森。这位留着小胡子的学者,举着一杯雪利酒说:"威尔逊先生的民族概念,不过是为美国登上世界舞台量身打造的戏服。你们遗忘了自己的历史 —— 那些被屠杀的印第安人,那些在种植园劳作的黑人,难道不算主体民族的原罪?" 伊莎贝拉的指甲深深掐进掌心,想起家乡费城的独立宫,那里的墙上挂着《独立宣言》,却对奴隶制只字不提。
回到美国后,伊莎贝拉在芝加哥大学任教,致力于研究民族建构与移民社会的关系。她的课堂上,总有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争论着 "主体民族" 的定义。1941 年 12 月 7 日,珍珠港事件的消息传来时,伊莎贝拉正在批改一篇关于 "美国民族性" 的论文。窗外飘着初雪,她想起祖父临终前说的话:"我们这些外来者,永远是美国这个大熔炉里的杂质。"
晚年的伊莎贝拉在加州的养老院里,看着电视上播放的民权运动画面。马丁・路德・金的演讲让她想起弗格森的话,也想起威尔逊主义背后的矛盾 —— 当美国用 "民族自决" 打破旧帝国的枷锁时,却在自己的土地上制造新的不平等。1975 年,在她去世前的最后一篇日记里,伊莎贝拉写道:"所谓的民族理论,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叶扁舟,有人用它渡向光明,有人却用它掩盖黑暗。而我们这些划船的人,永远无法逃避自己留下的桨影。"
在二十一世纪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年轻的讲解员艾玛正在向游客介绍殖民时期的展品。当她指着一幅描绘土著人皈依基督教的油画时,一位头发花白的非洲游客说:"这画面里的圣光,掩盖了多少血腥的故事。" 艾玛想起大学时读过的《艾德里安回忆录》残篇,还有伊莎贝拉的日记摘抄 —— 那些被历史尘埃掩埋的人物,他们的挣扎与矛盾,最终都化作了展品标签上的几行小字。
在伦敦的大英图书馆,一位研究宗教改革的学者正在查阅艾德里安的手稿。泛黄的纸页间,那句 "不是为了权力... 是为了救赎..." 让他想起塞巴斯蒂安临终前的泪水,还有伊莎贝拉在日记里画下的那个破碎的熔炉图案。历史的长河滚滚向前,那些曾经被奉为真理的理论,那些在时代浪潮中沉浮的人物,都成了河床上的鹅卵石,被时光冲刷得棱角分明,却又沉默不语。
当夕阳的余晖洒在博物馆的穹顶上,艾玛看着玻璃展柜里的赎罪券、航海图和民族学笔记,突然明白:所谓的历史文学感,不过是后人对前人故事的深情回望。那些人物的性格特征,那些或悲或喜的结局,都在诉说着一个真理 —— 人类总在建构理论的同时,也被理论所建构,而所有的原罪与救赎,最终都将在时光的法庭上,接受最公正的审判。
历史的车轮碾碎了无数个艾德里安的枷锁、塞巴斯蒂安的阴影和伊莎贝拉的困境,却留下了一串深深的车辙,让后人在回望时,既能看见阳光下的荣耀,也能看见阴影里的罪恶。而那些在历史长河中沉浮的灵魂,他们的故事,终将化作永恒的星光,照亮人类前行的道路。
来源:超风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