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盛衰强弱的重要转折点。在三国以前，周边异族常常被中原王朝所征服，而到了五胡乱华时期，中原王朝反而被异族所征服。五胡之乱，始于晋惠帝永兴元年（304年）刘渊自立为汉王。十三年后，晋愍帝被匈奴刘曜俘虏，西晋在北方的统治宣告灭亡，从此开启了南北
白话译文及注释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盛衰强弱的重要转折点。在三国以前，周边异族常常被中原王朝所征服，而到了五胡乱华时期，中原王朝反而被异族所征服。五胡之乱，始于晋惠帝永兴元年（304年）刘渊自立为汉王。十三年后，晋愍帝被匈奴刘曜俘虏，西晋在北方的统治宣告灭亡，从此开启了南北分裂的局面。
从晋元帝建武元年（317年）东晋建立，到陈后主祯明三年（589年）隋朝灭陈，共二百七十三年，最终南方被北方统一。
隋文帝虽然名义上是汉人，但民族的划分并非仅看血缘，而更看重文化认同——不仅隋朝如此，就连唐朝皇室的祖先，也属于武川军事集团（鲜卑化的汉人或鲜卑人）。
《廿二史劄记》中说：“天地间的王气流转不定，有时会集中在某个区域，从而孕育出帝王。南北朝分裂时，王气似乎也分散聚集。
东晋灭亡后，刘裕出生于京口；萧道成、萧衍出生于武进的南兰陵；陈霸先出生于吴兴，这些地方都在方圆数百里之内。北魏灭亡后，北周、隋、唐三代的祖先都出自武川——宇文泰的四世祖宇文陵从鲜卑迁居武川，其家族衍生出北周文帝宇文泰；
隋文帝杨坚的五世祖杨元素定居武川，衍生出隋朝皇室；
唐高祖李渊的三世祖李熙也在武川居住，衍生出唐朝皇室。
小小的武川一地，竟孕育出三代帝王，北周疆域较小，隋唐则实现大一统三百余年，这难道不是王气聚集、英才辈出的结果吗？”
所谓“王气聚集”之说固然玄虚，宋齐梁陈四朝帝王生于同一区域也不足为奇，但北周、隋、唐祖先皆出自武川，实则是因为当时武川作为北魏六镇之一，是强兵聚集之地，便于军事集团崛起，其功臣也多出自这一区域。
不仅周、隋、唐，北齐兴起于怀朔镇，同样属于六镇军事集团（武川在今内蒙古武川县，怀朔在今内蒙古五原县）。唐朝武功超越汉代，但更多依赖蕃兵、蕃将，与汉代纯靠本族军队征讨匈奴的模式截然不同。
自唐朝衰落，沙陀人入主中原（如后唐、后晋、后汉），虽然统治短暂，但此后契丹（辽）、党项（西夏）、女真（金）、蒙古（元）、满洲（清）相继崛起，甚至夺取整个中国政权。从五胡之乱到清朝灭亡，异族统治或干预中原的历史竟延续了一千六百零八年。难道中国民族真的在军事上无法与异族抗衡吗？答案是否定的。
《秦汉史》中曾解释：“文明的影响范围总是逐渐扩大，但社会的弊端也会逐渐积累。孟子说‘仁能胜不仁，如同水能灭火’。从社会组织看，原始部落原本比文明国家更安定和谐，之所以无法抗衡文明国家，是因为其改造自然的能力太弱。然而，生产技术的传播非常容易，野蛮部落与文明族群相遇时，往往争相效仿。当野蛮部落的文明程度接近文明族群时，双方使用的工具差距已微乎其微，但社会组织的安定与混乱却截然不同，此时小可以胜大，寡可以敌众，弱可以图强。”（《秦汉史》第一章）
文明族群被野蛮部落征服的现象，并非中国独有——马其顿征服希腊、日耳曼灭亡罗马，莫不如此。当社会分化为不同阶层，与异族对抗的往往不是全体国民，而是掌握统治权的阶层。这些人志得意满时，沉溺于骄奢淫逸、浮夸虚荣，往往脆弱不堪一击，遭遇强敌便会覆亡。这种覆亡本质上与寻常王朝更替无异，只是灭亡他们的不是本族，而是异族而已。
此时多数普通百姓并未直接与异族较量，即便统治阶层被征服，也不能说整个民族被征服。普通百姓与异族的较量体现在何处？胜负又如何决定？答案是：看文化的兴衰。两个民族相遇，文化必有差异，文化的兴衰决定了优劣，也间接决定了民族的存亡。
如此看来，中华民族与异族相遇时，不因其一时军事失利而见其劣，反因其最终同化异族而见其优，这并非自我安慰之语（需注意：这并非说中国绝对不能以军事取胜，也不是说今后永远不需要军事竞争，不可误解）。
中国被异族欺侮，是否因为统治阶层的软弱？答案是肯定的。
民族竞争如同战争， forefront的是政治。东汉自安帝永初年间（107-113年）以后，政权一直由外戚和宦官把持，直至灵帝中平六年（189年）董卓入京，八十六年间政治紊乱不堪。当时举国仰望的“名士”，大多是好名逐利之徒（参见《秦汉史》第十章第四节、第十四章第五节、第十八章第四节）。
此时最需要的是“综核名实”（考核名实是否相符）和“改弦更张”（改革制度）。魏武帝曹操、蜀汉丞相诸葛亮曾推行严格的法治，短期内颇有成效，但大势所趋，非一二人之力可挽回，人亡则政息。
近代的胡林翼、曾国藩，在清朝积贫积弱之际以忠诚为号召，以严厉手段治理，一时也有成效，但同样未能持久，与魏晋情形最为相似。
曹魏时期，曹爽等人曾试图改革，但因其计划过于宏大，不被时俗接受；加之长期战乱导致人心猜忌，官僚阶层只顾争权夺利，改革者不得不陷入阴谋斗争。正人君子往往不敌奸邪小人，曹爽最终被司马懿推翻。司马懿本就心怀私利，其子司马师虽有魏晋名士之风，但继承家业后也不得不以自保为首要；司马昭更是变本加厉。
与司马氏勾结的多是骄奢淫逸、狡诈贪婪之徒，司马氏子弟也日渐沉溺于此，能力一代不如一代；而社会危机依旧，人心依旧险恶——晋初百废待兴，灭吴之后本是大有可为之时，却由目光短浅的晋武帝司马炎继位，连“徙戎”（将内迁异族迁回边疆）这样紧迫的事都无法施行，更遑论其他？紧接着，杨骏、贾南风专权及“八王之乱”相继爆发，取代了对异己的铲除。西晋的崩溃并非一朝一夕所致，而是自初平年间（190年）以来长期积累的结果，其颓势已难以逆转。
国家的支柱本不是少数权臣，而是士大夫阶层（即所谓中等阶级）。如果士大夫多有谋略、有作为、有操守，旧政府即便覆灭，重建新政府也非难事。当时的士大夫又是怎样的呢？魏晋时期，民族与国家的观念尚未清晰。
东汉名士看似前仆后继效忠王室，实则多出于好名之心，仅秉持“忠君”之念（这种忠君观念源于春秋战国列国并立时期，对统一王朝未必有益，有时反成拖累，参见《秦汉史》第十四章第四节）。由于封建传统的影响，诸侯封国与卿大夫家族的重要性本就相近，王室与权臣的地位也相差无几；加上人性的自私自利，士大夫“保国卫民”的信念远不如“保家全身”的欲望强烈——刘渊、石勒肆虐时，北方名门望族争相迁徙避祸，很少有人挺身而出，原因正在于此。
携家避祸的风气始于汉末，但汉末是内乱，晋初是外患；若按“内乱不参与，外患不逃避”的原则，晋代士大夫显然有愧。既然只求保家全身，一旦获得沃土，自然会像大月氏西迁那样只求安乐，不再有反击异族的念头。东晋名士大多贪图苟安，厌倦北伐——如蔡谟反对庾亮北伐，王羲之批评殷浩北伐。少数有雄才大略且被局势激发的人，则不惜走上叛乱之路，如王敦、桓温举兵反叛，皆源于此。
当时北方士大夫虽不足成事，但南方民风剽悍（从周处的事迹可见，参见《秦汉史》第十一章第八节）。若东晋朝廷能重用如周瑜、鲁肃、吕蒙、陆逊那样的人才，恢复北方又有何难？事实上，南方本土势力也曾试图自立（如陈敏之乱），但难以成功——北方名门望族打着“正统王室”的旗号南渡，南方本土势力无法抗衡，政权遂落入北方士族之手，最终一同沉溺于衰颓之中。
直到北府兵崛起，江淮地区的剽悍风气才重新得以展现，但积弱之势已成，狡诈之习难改，即便有宋武帝刘裕这样的绝世英雄，也难以完成恢复中原的大业。
宋、齐、梁、陈四代帝王皆出身寒微，信任的不再是名门望族，而是寒门子弟。但寒门子弟资历浅薄，虽能处理具体事务，却缺乏长远的政治眼光。为防止重蹈西晋“内外相疑”的覆辙，朝廷将重要州郡的军政大权交给宗室，而士族的骄奢淫逸已成常态，人心的阴险难以扭转，于是骨肉相残继君臣相忌之后再度上演。奸佞小人当权，权臣抗拒命令，南朝的局势比东晋更为恶劣，而其根源仍来自东晋的遗留问题。
时代风气往往随少数人的思想行为而转移。当神州沦陷之时，难道没有悲愤而思奋起的人吗？但豪杰之士能否崛起，也受其所处环境制约。西汉时期，士大夫人人有志于经世致用；经新莽之乱后，士大夫陷入迷茫，失去精神依托。学术风气既琐碎又泥古，无法真正满足人心。
思想深刻者开始舍弃表面的“治术”，转而追求抽象的“道”——研究五经时，束之高阁《诗》《书》《礼》《春秋》，唯独重视《周易》；研究诸子时，轻视名、法、儒、墨、纵横家，唯独推崇道家。其见解虽比汉代士人高远，但规划往往迂阔不可行，甚至视世事如梦幻，认为“有为”之道终是虚妄。能力薄弱者，则只求自娱或自保，竟至出现“新亭对泣”的闹剧（东晋名士在新亭聚会，面对山河破碎，相对落泪却无实际行动）。
在内政方面，自东汉以来，士大夫不再懂得“改革社会必先改善群体”，而逐渐以“独善其身”为“兼济天下”之道。加上佛教、道教的影响，这种观念愈发根深蒂固。所谓“淑己之道”标准过高，远超普通百姓的认知——听起来美好，实则如佛教所谓的“兔角龟毛”（比喻子虚乌有之物），沦为空谈。这正是魏晋南北朝士大夫始终无法振衰起弊的原因。
至于平民百姓，他们勤勤恳恳、胼手胝足，为国家民族默默贡献。与太平盛世相比，他们的付出......
注释
1. 五胡之乱：指西晋末年匈奴、鲜卑、羯、氐、羌五个游牧民族趁中原内乱，相继建立政权并入侵中原的事件，始于304年刘渊建汉，终于439年北魏统一北方，是魏晋南北朝分裂的开端。
2. 武川族类：武川镇为北魏六镇之一（今内蒙古武川县），是鲜卑化军事集团的发源地。北周、隋、唐的祖先均出自武川或与六镇有关，他们长期生活在鲜卑文化环境中，血缘上可能混有鲜卑成分，文化上兼具胡汉特色。
3. 《廿二史劄记》：清代赵翼所著史学著作，以考证历代史书为主，此处引用其关于“王气聚集”的观点，实则作者认为这是附会，真正原因是武川作为军事重镇的特殊地位。
4. 北府兵：东晋时期由北方流民组成的军队，以京口（今江苏镇江）为基地，骁勇善战，是刘裕崛起的根基，曾在淝水之战中发挥重要作用。
5. 新亭燕集，楚囚对泣：典出《世说新语》，东晋名士在新亭聚会，周顗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众人相对流泪，唯有王导斥责“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讽刺士大夫空谈救国、缺乏行动。
6. 胼手胝足：形容长期劳作，手脚磨出老茧，此处指平民百姓辛勤劳作，为国家基础。
7. 裂冠毁冕：比喻背弃礼法或叛乱，如王敦、桓温以“清君侧”为名反叛朝廷。
8. 载胥及溺：出自《诗经》，意为“相率沉没”，比喻一同陷入困境而覆灭。
9. 远猷：深远的谋略，如“猷”指计划、谋略，“树立远猷”即制定长远的政治规划。
10. 兔角、龟毛：佛教术语，比喻不存在的事物，此处批评士大夫空谈“淑己之道”而不务实。
来源：雅安李小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