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6年1月15日下午三点，人民大会堂里气氛压抑得几乎令人窒息。追悼大会上，所有人都静静站立，眼神中带着不舍和沉重。小平同志在台上读悼词——他平时极少流露情绪，却也无法遏制泪水，一行一行往下淌。一个平日里刚强克制到极致的人，竟然会控制不住自己呢？

1976年1月15日下午三点，人民大会堂里气氛压抑得几乎令人窒息。追悼大会上，所有人都静静站立，眼神中带着不舍和沉重。小平同志在台上读悼词——他平时极少流露情绪，却也无法遏制泪水，一行一行往下淌。一个平日里刚强克制到极致的人，竟然会控制不住自己呢？

另一边，有个年轻人，差点哭晕了。张佐良，周总理保健医生，一直在低声自语，“要是他能好好休息，好好治个病，也许……”说出来谁会信，领导人也有被疾病死死拽住不能脱身的时候。

1965年，北京医院，一份调令突然让张佐良成了中南海西花厅的新“常客”，要为重要领导人的健康操心。年轻人觉得荣耀，压力也奇大。这是头一回，他连觉都没睡好。初次见周总理，笑容温润，红光满面，一点不像熬了通宵。张佐良半信半疑，但又觉得步步慎重，毕竟和以往白大褂下那点自信相比，这次面前站的是共和国的总理。

十来分钟的家常，气氛居然意外地舒缓下来。周总理主动问起张佐良家里的事，得知他父母因边境冲突不幸去世。说完只一句，“我的身体没事，你多费点心在邓大姐那儿。”这句话半真半假，到底是真的不觉得有事，还是不想让新来的医生担心？没人知道。

白纸黑字的健康报告摊在张佐良桌上，他琢磨着该怎么给周总理和邓颖超做计划。饮食容易管，作息却难。周总理压根不听劝，深夜两三点还在批文件，天刚亮又起床，日复一日。说到底也算不上什么新鲜事，六十年代普通人也有自己的苦和累，但至于熬到心脏出问题么？

1967年体检那次，心电图显示有异常，张佐良心里咯噔一下。从没有心脏病到患病，连毛主席知道后都叹气。周总理却反倒开导身边人，说“照顾好我你们就放心”，他好像根本不怕病。

他不怕，不代表就能不当回事。张佐良一次次尝试给他腾时间、调药膳，但周总理的“拼”没法收住。提过住院休养的想法，但那会儿国际国内乱七八糟，连老百姓都觉得日子难熬。一个总理，上哪里能真正放下手头的事？

那些年，国际上苏联强硬、美国封锁，随时都有新麻烦。国内经济民生刚刚恢复，天灾后创口未愈。党的内部争议不断，毛主席身体也每况愈下。指望周总理松口说“我休息几天”，这纯属奢望吧。

为了督促，他办公室门口常常挂着张佐良留的小字条——注意睡眠，照顾身体。周总理照例写句玩笑话“实践为准”，谁信他真能实践呢？事实摆那儿，邓颖超说他偶尔熬到早上八点手会哆嗦，人明显不行了。身体压力越大，心脏问题越严重，氧气瓶搬到办公室，大夫们随时待命。

实际情况，外人哪看得见？新闻照片里，迎尼克松时的周总理依旧仪表堂堂，中美世纪握手后各大报纸都在讲破冰。可镜头看不到的地方，他已经瘦得大衣撑不起来。张佐良在检查完无数尿检报告后，终于在1972年发现红细胞异常——膀胱癌，周总理一边答应住院治疗，一边不大情愿。毕竟工作还是堆着，他只肯停几天，然后又回了办公室。癌症、心脏病、没日没夜地加班，这三样放在谁身上都够呛。

只要他愿意，应该能多活几年。现在回头也说不清他拼命到底合算不合算。最后几年，每月一次手术，癌症扩散、浑身插管，张嘴说话都难。病房里，有时他低声哼着歌。那首《国际歌》，嗓音弱到听不清，张佐良说那是他唯一一次像患者一样喊疼。总理居然也有撑不住要喊疼的时候，天底下好像没什么绝对不变的事。

一旁的大夫们劝他按时进食，他躺着点头，转头又管文件事。毛主席生病了，他还惦记着送副眼镜。谁也拦不住他心思拐回国家大事。到1976年，身上插满了管子，还是问“有重要汇报要记下来”。可这回，最后还是都没留。

1月8日这天，心脏停了。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承认，有些人确实累死在岗位上的。张佐良含着泪“他是为祖国事业牺牲的。”你要说要是总理能早点儿休息，也许真的还能陪着大家几年。那可要是他真停下来，国家的那些事，轮得到谁来管？

那些年头，很多人的故事就是这样，既有无奈又有倔强。细节只记得个大概——国际歌的旋律仿佛至今犹在；周总理的坚持，他人的叹息，所有人或多或少都参与了见证。人为国事努力到这种“值得”还是“不值”，随每个人怎么看。

来源：历史记录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