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正式提出至今已十年有余，我国与全球150多个经济体、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合作文件，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重点合作领域均取得了丰硕成果。根据“经济距离”和“外交距离”，2025年我们新增了乌兹

一带一路

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正式提出至今已十年有余，我国与全球150多个经济体、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合作文件，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重点合作领域均取得了丰硕成果。根据“经济距离”和“外交距离”，2025年我们新增了乌兹别克斯坦、埃及、几内亚进入支点经济体评估范围，最新评估报告覆盖了九大板块的32个支点经济体。

通过观察2018年至今我国与支点经济体双边合作的轨迹发现：资源禀赋和产业能力的互补性主导了贸易往来，政治互信与政策环境深刻影响着投资规模。在所有区域板块中，东南亚支点经济体与华共建“经济命运共同体”的特征最突出，贸易和投资规模均稳步提升；其他亚洲区域、欧洲、非洲、美洲多少受到中美博弈、国内及周边政局等地缘政治因素扰动，导致经济政策反复，与华合作呈现曲折发展的路径。可见，政治外交友好红利需转化为制度性保障，才是真正释放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经济能量的必由之路，也正是新时代中国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的深意之所在。

我们更新了机遇与风险综合评价体系：机遇指标项下包括宏观经济增长、人口供需动力、对外开放水平、基建发展前景、可持续发展水平、与我国产业紧密度等6个二级指标；风险指标项下包括债务风险、对冲风险、社会政治稳定性风险等3个二级指标。我们从上述二级指标所衡量的10个维度出发，根据数据可得性筛选出的63个三级指标，并调整赋权，得到2025年度的最新评价：

支点经济体层面，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沙特、阿联酋、卢森堡、智利、新西兰的机遇与风险综合评价较高。菲律宾、俄罗斯、巴基斯坦、土耳其、白俄罗斯、赞比亚、阿根廷等经济体的风险水平较高。与2024年评价相比，阿联酋、韩国、新西兰、阿根廷的机遇增加、风险降低。

区域板块层面，东南亚、东北亚、中亚板块各维度综合表现更具吸引力。南亚、西亚、美洲、非洲的风险问题需要特别关注。

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正式提出至今已十年有余，我国与全球150多个经济体、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合作文件，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重点合作领域均取得了丰硕成果。本篇报告回顾近年来我国与沿线支点经济体的双边合作关系轨迹，利用熵值法为指标赋权，形成对沿线区域板块和支点经济体的机遇与风险的综合评价。

一、支点经济体选取

根据2023年年度报告[1]所构建的“经济距离”和“外交距离”框架，我们采用最近三年的数据更新各大区域板块上的支点经济体定位。其中，“经济距离”通过与我国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进行二维衡量；“外交距离”则依据外交部发布的各类型伙伴声明及合作深度进行分级。我们综合考虑经济体宏观统计数据可得性，最后选取了分布在九大板块上的 32 个支点经济体（详见图表6），其中乌兹别克斯坦、埃及、几内亚为较2024年报告新增的3个支点经济体；因巴拿马在美方压力下宣布退出“一带一路”倡议，故移出支点经济体列表，仅在讨论倡议推进曲折性和板块风险时仍作保留。

东南亚和东北亚板块中，RCEP框架下的产业链协作正取代日本牵头的“东亚雁阵”，成为“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南亚和东北亚的核心驱动力。韩国与我国的双边贸易额和双向投资额已经超过日本，中日合作仍以传统制造业为主，而中韩在半导体、新能源等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依存度不断提高。新加坡作为“陆海新通道”上的关键节点，享受关税、物流等特殊便利；同时作为重要离岸金融中心和离岸人民币中心，零资本利得税和低企业所得税使其成为众多中资企业设立海外财务中心的“走出去”第一站。俄罗斯与我国的合作受到美国二级制裁限制，双向投资规模萎缩尤其严重。

中亚、南亚、西亚板块中，对华仍然以能源矿产、粮农畜牧等资源型初级品合作为主。我国与沙特、阿联酋、哈萨克斯坦等形成的“资源换基建”型关系愈发紧密。印度暂时不是“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中印双边贸易规模远超区域板块内其他所有经济体，商品集中在铁矿和棉花等初级品进口和制造业产成品出口，但双向投资规模趋近于零。“高贸易+低投资”模式主要由于印度对“陆地接壤经济体”严格的投资限制政策，中企在印度的投资几乎无法获批。

欧洲板块中，“一带一路”倡议存在广阔拓展前景。当前卢森堡、意大利、波兰等支点经济体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和双向投资额显著低于英国、荷兰、德国等其他更加发达的欧洲非“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英国南安普顿港、荷兰鹿特丹港、德国汉堡港等物流枢纽地位支撑着贸易流量；英国伦敦、荷兰阿姆斯特丹、德国法兰克福均是欧洲重要的金融中心；英国和荷兰拥有透明法律体系、外资准入限制较少，天然吸引中国资本前往；德国作为欧洲经济强国，拥有成熟的汽车、半导体等高端制造业，比起以中低端制造业等为主的意大利、波兰对中企更具投资互补性。

美洲和大洋洲板块中，与欧洲相似，智利、秘鲁、新西兰、阿根廷等沿线支点经济体与中国共同释放的经济能量同样不及其他非沿线经济体。除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等离岸金融中心外，澳大利亚、加拿大、墨西哥等经济体受到美加墨三边贸易协定（USMCA）、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等地缘政治下的同盟关系限制，约束了对华政治性合作；巴西是美国的传统盟友，在军事和安全领域尤其依赖美式装备，在中美博弈中采取“非对称中立”策略，即经济依赖中国、安全靠拢美国，以避免选边站队招致地缘政治危机。因此，在美国霸权辐射更强、经济结构对初级品出口依赖度更高的美洲和大洋洲板块，中国对外合作在传统基建驱动之外，需加快对产业技术合作、货币金融创新的探索，推进高附加值联动。

非洲板块中，南非、刚果（金）、赞比亚、安哥拉、尼日利亚等支点经济体拥有丰富黄金、铜、钴、石油等战略性能矿资源，中非贸易以中国进口原材料、出口机电产品和基建材料为主；投资以中国参与非洲当地交通运输、矿产开发、组装制造业为主。非洲经济体普遍面临债务可持续性、货币贬值、内外部政变频繁等挑战。此外，由于殖民历史的利益控制链条[2]仍存，几内亚、尼日尔等使用西非法郎的经济体虽然外汇相对稳定，但中资企业介入以及推进人民币结算难度较大；南非、赞比亚等使用英国普通法系，增加了中资企业在当地的合同纠纷成本。未来中非合作可以提高对基建项目经济效益的关注度，加强布局光伏储能等绿色经济、5G和移动支付等数字经济、农业种植和加工技术等行业的“小而美”项目。

二、支点经济体与华合作轨迹

通过观察2018年至今我国与支点经济体双边合作的轨迹发现：资源禀赋和产业能力的互补性主导了贸易往来，政治互信与政策环境深刻影响着投资规模。在所有区域板块中，东南亚支点经济体与华共建“经济命运共同体”的特征最突出，贸易和投资规模均稳步提升；其他亚洲区域、欧洲、非洲、美洲多少受到中美博弈、国内及周边政局等地缘政治因素扰动，导致经济政策反复，与华合作呈现曲折发展的路径。可见，政治外交友好红利需转化为制度性保障，才是真正释放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经济能量的必由之路，也正是新时代中国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的战略深意之所在。

东南亚和东北亚方面，在所有区域板块中，东南亚支点经济体与华双边合作轨迹具有最高的正向一致性，表现在各国贸易和投资规模稳步提升。其中，新加坡和印尼受益于外交友好关系和政策鼓励，双向投资规模提升幅度较大；越南、马来西亚、泰国与华贸易和投资规模整体呈现波浪式上涨的趋势；菲律宾在地缘政治裹挟和严格政策限制下，与华贸易和投资规模增长相对缓慢。俄罗斯和韩国等东北亚支点经济体明显受到乌克兰危机和中美技术摩擦等国际政治格局波及，与华合作轨迹颇为坎坷。

中亚方面，哈萨克斯坦受托卡耶夫政府上台初期对华政策调整等因素影响，部分中资油气开发、工业园、铁路项目推进一度受阻。在乌克兰危机后，托卡耶夫政府推出经济改革计划，哈萨克斯坦成为中企规避西方制裁的关键中转站，使其与华双向投资规模近年来走出先降后升的“V型反转”。乌兹别克斯坦地处中欧班列和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的关键节点，其铀矿、黄金、天然气是中国能源安全的重要补充。凭借米尔济约耶夫总统推行经济自由化的改革决心、枢纽地位和产业升级需求，乌兹别克斯坦未来五年经济增速预计可达到5%至6.5%，领跑中亚、西亚、南亚板块，正在成为中亚对华合作的“新高地”。

西亚方面，沙特、土耳其、伊拉克等经济体与华贸易规模稳步提升，但双向投资规模路径有曲折下滑迹象。沙特传统“石油换基建”模式边际弱化，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降低对沙特原油需求，沙特本土化政策要求优先采购本地设备和服务，削弱中资建筑企业竞争力；受乌克兰危机外溢影响，土耳其因与俄罗斯的密切经贸关系面临严峻制裁风险，导致中资在土耳其的5G、高铁等项目因融资受限而放缓；伊拉克安全局势动荡，中资油田项目频繁遭遇武装侵扰，且在美元结算障碍的同时本币结算尚未成熟，拖累投资和运营效率。阿联酋与华双向投资规模逆势大幅增长，其中阿联酋对中国直接投资到2023年甚至反超中国对阿联酋直接投资规模，这反映出中阿战略诉求的精准匹配。阿布扎比发展基金（ADQ）和迪拜主权基金（Mubadala）大举买入中国半导体、新能源等资产，将中国资产视为“去美元化”配置的核心。2023年阿联酋对华投资中人民币结算占比达35%，远高于沙特的8%。迪拜国际金融中心已支持多家中资银行和企业发行人民币债券，逐渐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堡垒。

南亚方面，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近年来对华双边贸易规模陷入停滞，且投资规模下滑。政治方面，巴基斯坦新任亲美政府在美国施压下减少对华依赖，暂缓批准新的中资项目，同时政府管控不力导致恐怖分子频繁骚扰中企运营中的项目；孟加拉国换届大选引发党派间的暴力冲突，为平衡中印关系，限制中国对辖内水利等基建项目的参与度，已投或在建项目还面临电力、用水等基建配套短缺的困扰。政策方面，巴基斯坦为保护本国低效产业加征钢铁关税、孟加拉国取消出口加工区外资免税政策等均降低了贸易投资往来的吸引力。仅依靠外交友谊无法维持长期经济合作，良好的市场准入规则和营商环境才是双边往来的制度基石。

欧洲、拉美、大洋洲方面，主要支点经济体与华双边贸易规模稳步提升，但除卢森堡以外的支点经济体双向投资规模均有所下滑。欧盟在地缘政治摩擦升级的环境下抬高投资审查壁垒，意大利政府扩大“黄金权力法案”适用范围，限制中企在当地半导体、5G等产业的参与度；波兰等配合美国“清洁网络”计划，弃用中国设备；欧洲多国补贴本土电池产业链，挤压中资新能源汽车和动力电池企业的出海空间。拉美在中美间寻求谨慎平衡的过程带来政策收紧，秘鲁、智利提高矿产特许权使用费并加强环保要求，压低中资矿业在当地的利润；阿根廷设置碳酸锂出口参考价以加强海关关税监管，影响中资矿业在当地的扩产计划；2023年巴拿马政府叫停中资参与当地铜矿项目，2024年巴拿马新总统穆利诺上台后强化对美关系，并于2025年宣布退出“一带一路”倡议[3]。大洋洲的新西兰则响应“五眼联盟”[4]部署，限制中资参与当地牧场、林业、光纤网络等行业。卢森堡作为离岸金融中心，具有一定地缘政治中立性，中资企业通过在卢森堡设立SPV投资欧洲及全球市场以规避政治风险，使中卢双向投资规模稳步提升。

非洲方面，南非、刚果（金）、尼日利亚、埃及、几内亚、赞比亚等支点经济体与华贸易规模有所提升，但投资规模不增反降。主要原因包括：一是非洲资源保护主义抬头引起政策反复，刚果（金）在2023年要求重签矿产开采合同，规定中资企业出让干股，并提高本地加工比例；几内亚军政府暂停西芒杜铁矿部分区块开发，要求重新谈判股权。二是运营成本不断上升，南非电力危机推高中资钢厂、汽车厂运营成本；尼日利亚输油管道频遭境内武装人员和不法分子的破坏，增加安保成本。三是“债务陷阱论”的制约，安哥拉、赞比亚的石油、铜矿收益不足以偿还中国基建贷款，导致新项目融资放缓。IMF要求非洲经济体减少对华债务依赖，以多边援助贷款额度裹挟、限制非洲新增主权担保项目。四是大国竞争加剧，欧盟的“全球门户计划”以及俄罗斯矿产集团介入，挤压中企在传统港口路桥等基建项目和矿产开采的展业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安哥拉和尼日尔在与华贸易规模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前者双向投资规模显著下降、后者双向投资规模显著增加。安哥拉在2015年之前通过“石油抵押贷款”从中国获得大规模美元融资用于基建和油田开发。但在2020年之后，国际油价波动和安哥拉油田老化导致其偿债能力骤降。同时，中企主导的铁路和港口项目已基本落成，但运营效益不及预期，使得后续新增投资缺乏动力。尼日尔在2023年军政府上台后遭到西方制裁，继而转向寻求与中俄合作。军事方面，驱逐法国驻军，向俄罗斯瓦格纳集团求援，中资项目亦获得武装安保豁免权；经济方面，废除与欧盟的铀矿定价协议，对中国开放100%控股权，中核适时增持阿泽里克铀矿并投资扩产；同时推动“萨赫勒走廊”计划，邀请中资企业参与修建尼亚美—巴马科铁路，争夺西非内陆物流主导权。尼日尔凭借战略资源和政治翻新成为中国在非洲投资的新洼地。

三、指标选取与权重确定

截至2025年5月底，“一带一路”倡议沿线的150多个共建伙伴分布在全球六大洲的九大板块上。为刻画各大板块和重点经济体的增长潜力和风险水平，我们构建了机遇与风险两方面的评价体系：机遇指标项下包括宏观经济增长、人口供需动力、对外开放水平、基建发展前景、可持续发展水平、与我国产业紧密度等6个二级指标；风险指标项下包括债务风险、对冲风险、社会政治稳定性风险等3个二级指标。从上述二级指标所衡量的10个维度出发，我们遵循系统性、科学性、可运算性、独立性、简约性的指标选取原则，并在考虑数据可得性后筛选出了63个三级指标。根据熵值法，我们得到机遇和风险一级指标分别获得57%和43%的权重（详见图表2）。最后再根据线性加权法计算区域板块及经济体在各个层级维度的得分。

四、支点经济体评价

基于对支点经济体与华合作轨迹的定性分析，我们通过为指标赋权对支点经济体的风险和机遇情况进行定量评价。机遇得分方面，越南、新加坡、韩国、乌兹别克斯坦、阿联酋、意大利、南非、秘鲁、智利、新西兰等经济体表现出较大优势；风险得分方面，俄罗斯、巴基斯坦、土耳其、白俄罗斯、埃及、赞比亚、安哥拉、阿根廷等经济体的风险水平值得留意。

根据2025年最新机遇与风险分布，新加坡、阿联酋、沙特、韩国、越南、马来西亚、卢森堡、新西兰等落在“高机遇+低风险”区域内的支点经济体在未来一段时间更具投资布局价值；前往阿根廷、安哥拉、尼日尔、巴基斯坦等落在“低机遇+高风险”的支点经济体布局时需做好尽调、担保、保险等风险管理工作。

从机遇和风险变迁路径来看，支点经济体的整体风险回落，相对发达经济体已发展至相对稳定阶段，机遇与风险年度评价波动较小；而发展中和相对落后经济体仍在探索社会发展路径，机遇与风险年度评价波动较大。与2024年评价相比，阿联酋、韩国、新西兰、阿根廷的机遇增加、风险降低。其中，阿联酋、韩国、新西兰落在“高机遇+低风险”区域内，展现出可持续发展潜力；阿根廷虽然仍落在“低机遇+高风险”区域内，但综合评价有小幅改善。阿根廷总统米莱的“休克疗法”给经济带来短期镇痛效应，比索连续两年大幅贬值后，阿根廷商品出口竞争力短暂提升，暂时缓解了实体经济萎缩的痛感。同时，IMF为保全债务重组协议，暂缓追讨440亿美元贷款，给予“政策符合预期”评价。虽然米莱因急需外汇而亲美，但默许中资深度参与阿根廷锂矿等战略资产，提供了特殊的博弈价值和投资空间。

整体而言，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阿联酋、沙特、卢森堡、南非、智利、新西兰等支点经济体的综合评价较高；巴基斯坦、白俄罗斯、尼日尔的风险平衡问题需要重点关注，与2024年评价基本一致。

五、区域板块评价

机遇排名来看，东南亚、东北亚板块各维度综合数据持续领先于其他板块，与我国经济关系稳步深化，连续三年保持前两位。西亚板块以沙特、阿联酋等为首的海湾经济体应对“后石油时代”资产保值挑战，在对外开放、金融环境、基建水平等方面取得快速发展，机遇评价得分显著提高。智利、秘鲁等拉丁美洲经济体在中美博弈升级的背景下，其地缘经济价值与资源战略地位日益凸显。

风险排名来看，南亚板块中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政局动荡引起社会安全和政策反复等系列问题，斯里兰卡发生主权债务违约，马尔代夫面临严峻酷暑和洪涝灾害，南亚风险排名连续三年排在第一位。西亚板块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航运的袭击推高物流成本，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的边境冲突升级，以及伊朗与西方对抗加剧导致的地区安全环境恶化，尽管海湾经济体通过外交斡旋维持区域内相对稳定，但西亚整体风险仍在攀升，其风险排名维持在第二位。拉丁美洲政治极化愈发严重，秘鲁、哥伦比亚等左翼回潮，对境内矿产资源保护政策反复；阿根廷、萨尔瓦多等政府右翼强硬派崛起，采取激进经济政策，影响汇率稳定性。此外，地缘博弈呈现“代理人”化，巴拿马受美国胁迫宣布退出“一带一路”倡议，中资参与尼加拉瓜运河项目因美国制裁而搁置，中国与玻利维亚锂矿合作因俄罗斯瓦格纳集团介入变成多边竞争，大大增加了拉美市场未来不确定性，风险评分升至第三位。非洲脆弱性进一步发酵，一方面，撒哈拉以南经济体的债务可持续问题尤为突出，赞比亚、加纳、肯尼亚、坦桑尼亚等接连违约，“资源抵押贷款”模式面临偿还危机；另一方面，萨赫勒地区政变、埃塞俄比亚—苏丹边境冲突、刚果（金）东部武装动荡等地缘矛盾持续不断，使非洲风险得分仍在高位。

整体来看，东南亚、东北亚、中亚等板块的综合潜力较高。南亚、非洲等板块的风险平衡问题需重点关注。

附录：共建“一带一路”经济体

注：

[1]详见《兴业研究海外宏观报告：“一带一路”经济体机遇与风险分析（上篇）20230320》。

[2]详见《兴业研究海外宏观报告：“一带一路”倡议如何破解西方傀儡迷局20250428》。

[3]

[4]五眼联盟（FiveEyes Alliance，FVEY）是由五个英语系发达经济体所组成的情报共享联盟，成员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五眼联盟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同盟所发布的《大西洋宪章》。冷战时期，五眼联盟的主要目标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冷战结束后，五眼联盟的目标转移到了打击恐怖主义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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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鲁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