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第一次见到李老师是在他家的水泥台阶上，那天我送儿子去镇中学报到。李老师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格子衬衫，袖子挽到手肘，正在台阶上摆弄一盆晒干的蕨菜。隔壁杂货店的收音机在放着走调的评剧，裹着他微驼的背影和那一小片竹凉席投下的阴影。

镇上的人都管他叫李老师，就这么简简单单三个字，没有姓前名后的客套，也没有职称头衔的修饰。

我第一次见到李老师是在他家的水泥台阶上，那天我送儿子去镇中学报到。李老师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格子衬衫，袖子挽到手肘，正在台阶上摆弄一盆晒干的蕨菜。隔壁杂货店的收音机在放着走调的评剧，裹着他微驼的背影和那一小片竹凉席投下的阴影。

“李老师，这是新来的学生家长。”带路的老陈喊了一声。

李老师慢慢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眼镜后面的目光清亮如水。

“来了啊，先进屋坐。”他的普通话带着淡淡的北方口音，像是被水冲刷过的鹅卵石，圆润无棱。

那是2018年的夏天，李老师刚刚退休不到三个月。

我们进门时，李老师的老伴儿正在厨房里择菜，听见动静，探出头来冲我们笑笑，手上沾着的水珠滴在水泥地上，形成几个暗色的小点，很快又被蒸发不见。

李老师的家很简朴，客厅一套老式的木沙发，靠背上搭着条洗旧的毛巾。茶几上摆着个绿色的暖水瓶和几个茶杯，杯沿上有几处小缺口。屋子西面的墙上挂满了各种锦旗和奖状，角落里放着一盆半人高的绿萝，叶子油亮得像是被人天天擦拭。

儿子盯着墙上的奖状看了一会儿，大着胆子问：“李爷爷，您得过这么多奖啊？”

李老师笑了笑，摆摆手说：“都是些没用的纸。”

“别听他谦虚。”老陈在一旁解释，“李老师教了四十年书，送出去的学生遍布全国，当年在镇上，家长们挤破头都想把孩子送到他班上去。”

李老师摇摇头，从茶几下面摸出一盒茶叶——包装有些皱，看得出是别人送的。他慢慢泡上茶，手腕上青筋凸起，像山路图。

闲聊间，我才知道李老师原是北师大毕业的高材生，年轻时被分配到我们这个小镇教书，一教就是四十年。他教的是数学，但精通历史地理，据说还会拉二胡，只是近些年手指关节疼，很少碰了。

离开李老师家时，他送我们到巷口。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坑洼不平的石板路上。

“孩子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随时来问。”李老师笑着说，声音里有一种退休教师特有的闲适。

我点点头，心里暗想，这位老先生退休后还这么热心助人，真是个好老师。

后来的日子里，儿子常去李老师家补习功课。有时候我去接他，总能看见李老师戴着老花镜，耐心地在厚厚的草稿纸上一步步演算题目。他的窗台上放着几本翻旧了的教辅资料，边角已经泛黄卷起。

有一次，我在等儿子时，看见李老师家厨房里的米缸上贴着个便条，写着”8.5元/斤”。旁边墙上挂着一个2017年的挂历，时间永远停在了十二月。

不知怎的，这些细节让我心里一酸。

李老师的名声在镇上很好。据老陈说，他这一辈子，除了教书就是看书，几乎没什么爱好，更没有什么恶习。最特别的是，他从不收家长的礼。

“那年头，哪有老师不收点东西的？”老陈坐在他小卖部的塑料凳上，嘬着劣质烟，“哪怕是两斤苹果，十个鸡蛋，人情往来嘛。可李老师倔得很，谁送都不收。”

“真的假的？四十年都没收过？”我有些不信。

“骗你干啥？”老陈摇摇头，“记得有次，县里一个做生意的，硬塞给他一条烟，他当场就退了回去。后来那家长直接把烟扔在他办公室就走了，第二天一早，那条烟就出现在学生书包里，原封不动。”

我笑了：“这么清廉，他家条件怎么样？”

老陈叹了口气：“那还用说？他一个中学老师，老婆是幼儿园的。他们有个儿子，在城里当医生，听说还不错，但自己家里也有两个孩子要养，能顾得上多少？”

这话我信。就李老师家那情况，确实看不出什么富裕的迹象。

冬天来临时，情况有了变化。有一天，儿子放学回来说李老师生病了，最近都没去学校。我问是什么病，儿子说不知道，只听说挺严重的。

第二天一早，我特意去镇医院打听了一下。在挂号处碰见了李老师的老伴，人比前几个月苍老了许多，眼睛里布满血丝。

“肺癌。”她轻声说，“中期。”

我一时语塞，不知说什么好。

“需要多少钱治疗？”我试探着问。

“医生说保守也要二十万左右。”她苦笑一下，“我们的退休金加起来每月才五千多，积蓄不多，儿子那边…”她没往下说。

“镇上人这么多，大家凑一凑…”

她摇摇头，打断了我：“他不会要的。这辈子，他没收过学生家长一分钱，现在病了，更不会收。”

果然，接下来的几天，听说已经有几位家长去医院看望，想要资助一些费用，都被李老师婉拒了。

老人家的倔脾气在这时候显得既让人敬佩又让人着急。

一个多月过去了，李老师的情况没有好转。我时不时去医院看他，每次都见他躺在普通病房的床上，安静地看书或是闭目养神。病房里只有最基本的设备，墙上的漆已经开始剥落，显出下面灰黄的水泥。

有一天下午，我去看他，正赶上他儿子从城里赶回来。李医生比他父亲高半个头，眉眼间有几分相似，只是神色间多了几分现代都市人的疲惫和紧张。

李老师躺在床上，嘴唇有些发白，问儿子：“学校那边请假了吗？”

“请了一周。”李医生说，“爸，咱们得转院，县医院条件有限，应该去省城看看。”

李老师微微摇头：“花那冤枉钱干什么，再说我这把老骨头，折腾不起了。”

“您别犟了！”李医生声音有些发抖，“我已经联系好了省人民医院的专家，明天就可以过去。”

“钱哪来的？”李老师皱眉。

李医生沉默了片刻：“我东拼西凑借了一些。”

病房里安静下来，只有输液泵轻微的滴答声。

我悄悄退了出去，不想打扰他们父子谈话。

第二天一早，我又去医院，想再看看李老师。

刚走到病房门口，就听见里面传来一阵惊呼声。我推门进去，看见李老师的老伴儿脸色煞白，手里握着一部老式按键手机，李医生站在一旁，一脸震惊。

“怎么了？”我问。

李老师的老伴儿颤抖着说：“卡里…卡里进了两百万！”

“什么？”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李医生接过话头：“今早银行发了短信通知，说爸爸的卡里转入了两百万，我们还以为是诈骗短信，刚才打电话去银行核实了，是真的！”

李老师躺在床上，眉头紧锁：“肯定是弄错了，赶紧联系银行退回去。”

就在这时，护士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个信封：“李老师，刚才门卫说有人让转交给您。”

李医生接过信封，从里面取出一张纸条。他的手微微发抖，念道：

“李老师：这是您以前学生的一点心意，我们四十多人凑的，每人不多，请别推辞。我们这些人，现在有出息的，都记得您的教诲；没出息的，更记得您的宽容。病魔无情，人间有爱。请您安心养病，早日康复。——您的学生们”

李老师闭上眼睛，泪水从眼角悄悄滑落。

我一时间也不知该说什么，只觉得鼻子发酸。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镇上流传开了这个消息。人们议论纷纷，都想知道这两百万到底是谁捐的。

有人猜是李老师教过的某个暴富的学生，也有人说可能是一群学生集资的，还有人怀疑是某个不愿透露姓名的慈善家。

关于捐款人的身份，众说纷纭。但奇怪的是，无论镇上的人如何打听，就是没人站出来承认是自己做的这件事。

李老师被转到了省城最好的医院，接受了最先进的治疗。他的老伴每天守在病房里，有时会接到一些陌生人送来的水果和营养品，但送东西的人从不肯透露自己的身份，只说是”李老师的学生”。

春节前，我再次去省城看望李老师。病房里暖气很足，窗外能看见城市的灯火和偶尔飘落的雪花。李老师看上去气色好多了，正坐在床边翻一本旧书。

“感觉怎么样？”我问。

“好多了。”他笑了笑，“医生说化疗效果不错，再观察一段时间看看。”

我点点头，犹豫了一下，还是忍不住问：“李老师，您知道那两百万是谁捐的吗？”

他摇摇头：“真不知道。我这辈子教过的学生太多了，有的连名字都记不清了，更别说分辨出谁有这个经济能力。”

他放下书，目光望向窗外：“这事让我想了很久。我这一辈子，从没想过自己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教书就是教书，拿一份工资做一份事，不收礼也是应该的。可现在…”

他顿了顿，声音有些哽咽：“现在才明白，原来自己种下的种子，在不知不觉中已经生根发芽，长成了参天大树。”

我不知该如何接话，只能安静地听着。

“前几天，医院来了个年轻护士，说是我97年教过的学生的女儿。她来值班时，总会多看我两眼。我开玩笑问她看什么，她说她爸爸总跟她讲，当年要不是我，他早辍学打工去了，哪有今天的她？”

李老师说着，眼里闪着光：“你说，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桃李满天下’？”

我点点头：“李老师，您值得这一切。”

春节过后，李老师的病情逐渐稳定，虽然不能说完全康复，但已经可以出院在家休养了。

回到镇上后，他的家门口经常有人来访。有的是多年未见的学生，有的是素未谋面的学生的子女，甚至有几位是从国外专程赶回来看望他的。

李老师的家也渐渐有了变化。原来的旧沙发换成了舒适的功能沙发，电视也从小屏幕的老电视变成了智能电视，厨房里添置了洗碗机和净水器。但墙上的奖状和锦旗始终没有变，只是擦得更干净了。

我有时会去他家串门，经常能看到他坐在院子里的躺椅上，晒着太阳，翻看学生们送来的照片和书信。他的老伴在一旁择菜或是浇花，日子过得恬淡而充实。

2020年的春天，新冠疫情爆发，全国各地都受到了影响。我们镇上虽然没有确诊病例，但防控措施也很严格。

有一天，我接到李老师的电话，说是有事相求。

我连忙骑着电动车去了他家。

李老师坐在院子里，戴着口罩，面前摆着一个大纸箱。

“小周啊，我这把年纪，腿脚不方便，想请你帮个忙。”

我点点头：“李老师您说。”

他指了指纸箱：“这是五十个N95口罩，想请你帮忙送到镇卫生院去。现在疫情这么严重，他们最需要这个。”

我有些惊讶：“现在口罩这么紧缺，您哪来这么多？”

李老师笑了笑：“一个在美国的学生寄来的。他说那边买到了一批，特意给我寄了些，让我保重身体。但我想，我一个退休老头，天天在家，用不着这么多高级口罩，卫生院的医护人员才更需要。”

我帮他把口罩送去了卫生院。院长接过口罩时，眼圈都红了：“替我谢谢李老师！我们正缺这个啊！”

回来的路上，我忽然想起一个问题：如果那个在美国的学生能轻松买到并邮寄这么多口罩，经济条件应该不错，会不会就是他…

但这个猜测，我始终没有和李老师说。

疫情慢慢好转后，镇上的生活也恢复了常态。李老师的身体状况保持稳定，虽然需要定期去医院复查，但已经能像普通老人一样生活了。

有一天，我去他家送些自家种的蔬菜，正好碰见他在收拾书架。

“李老师，您这是要送书？”我看着地上码放整齐的几摞书籍。

他点点头：“是啊，这些年攒了太多书，放着也是落灰。准备送到镇图书馆去，让更多人看看。”

我随手翻了翻其中一本，是一套泛黄的《数学分析》，扉页上有一行小字：“1982年，北师大。”

“这是您上大学时的课本？”我好奇地问。

“是啊，那时候一本书多金贵啊，舍不得画，全靠笔记。”他轻轻抚摸着书皮，“现在的孩子们太幸福了，资料那么丰富。”

翻开书本，里面夹着几张发黄的笔记，字迹工整，公式之间穿插着小小的解释。

“您还留着这么多年前的笔记？”我有些感叹。

“教书的时候经常翻出来看看，这些基础的东西，过多少年都不会变。”他笑着说，然后像是想起了什么，从书架上取下一个旧铁盒。

“对了，我想给你看个东西。”

他小心地打开铁盒，里面是一摞泛黄的信纸和照片。

“这是学生们这些年写给我的信和照片，我一直存着。”

我好奇地翻看着。有各种各样的信纸，从八十年代的蓝格稿纸到现代的打印纸，字迹有的稚嫩，有的成熟，内容却都充满了对李老师的感谢和思念。照片中，有穿着七八十年代校服的学生们和年轻的李老师的合影，也有近年来学生们带着自己孩子来看望李老师的照片。

在这些信和照片中，我似乎看到了时间的长河，看到了一代又一代学生在李老师的引导下成长、飞翔的轨迹。

“李老师，您教过这么多学生，最记忆犹新的是谁？”我忍不住问。

他想了想，指着一张1992年的合影：“这个男孩子，叫王强，当时是我们镇上最调皮的孩子，没人管得了他。他爸爸是个酒鬼，妈妈早年去世，家里穷得叮当响。”

“后来呢？”

“后来有一次，他在学校打架，把另一个同学打得鼻青脸肿。按规定是要开除的，但我看他其实数学挺有天赋，就争取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留下来。”

李老师眼睛里闪着光，继续说：“那天放学后，我让他留下来，没有批评他，而是给他出了几道数学题。他一道道都做出来了，速度比其他学生都快。我问他为什么打架，他说那个同学嘲笑他穿破鞋。”

“第二天，我把我儿子的旧鞋拿给他，对他说：‘你有数学天赋，不要浪费了。以后谁再笑话你，你就多解几道题，将来考个好大学，让他们都刮目相看。’”

“这个学生后来怎么样了？”我问。

“考上了北大数学系，后来出国留学，现在在硅谷一家公司做技术总监。”他笑着说，“每年春节都会给我发邮件，问候节日。”

我心里一动：“会不会就是他…?”

李老师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摇摇头：“我想过，但应该不是他一个人。那笔钱太大了，估计是很多学生一起凑的。”

他合上铁盒，小心地放回书架：“不过是谁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明白了一件事：教书育人这行当，看似平凡，实则伟大。我们播下的每一粒种子，都可能长成参天大树。”

他看着窗外，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他饱经沧桑的脸上：“我现在常想，自己这辈子没什么遗憾了。教了四十年书，虽然没有大富大贵，但桃李满天下；虽然生了大病，却感受到了人间最真挚的情谊。这样的人生，值了。”

我不知该说什么，只觉得心里热乎乎的。

那天晚上回家后，我翻出了儿子的成绩单。他的数学成绩有了明显提高，这多亏了李老师的辅导。

我想起李老师书架上那些泛黄的教材和笔记，想起他四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和付出，忽然明白了什么叫”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在我们这个小镇上，有这样一位平凡而伟大的老师，用他的知识、品德和坚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而那笔神秘的两百万，不过是这些被影响的人们，在多年后用自己的方式说了一声：“谢谢您，李老师。”

如今，李老师依然住在那条小巷子里，依然会在夏天的傍晚搬出竹凉席坐在门前乘凉，依然会耐心解答前来请教的学生们的问题。

只是他家的门口，多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退休教师李明志义务辅导站”。

每当下午放学时分，总会有三三两两的学生来到这里，有的是为了解决难题，有的只是来听听这位老人讲述那些发生在这个小镇上的故事。

而在每年教师节那天，李老师家的门口总会堆满鲜花和贺卡。没人知道是谁送的，但每个路过的人都会心领神会地笑笑。

这就是我们镇上的李老师，一个用四十年时间，在千百个孩子心中种下希望与梦想的平凡老人。

来源：春风十里一点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