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伯利亚编年史》（Сибирские летописи）是16至18世纪记录俄国向东扩张的重要历史文献，由哥萨克、探险者、东正教传教士及沙皇官员编纂而成。这些编年史不仅是俄国征服西伯利亚的第一手资料，也反映了当时俄国人对边疆开拓的认知与意识形态。】

Ремезов С. У. Краткая сибирская летопись (Кунгурская). — СПб.: Тип.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1880. — 156 с.**

Есиповская летопись //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русских летописей (ПСРЛ). — Т. 36. — М.: Наука, 1987. — С. 25-89.**

【《西伯利亚编年史》（Сибирские летописи）是16至18世纪记录俄国向东扩张的重要历史文献，由哥萨克、探险者、东正教传教士及沙皇官员编纂而成。这些编年史不仅是俄国征服西伯利亚的第一手资料，也反映了当时俄国人对边疆开拓的认知与意识形态。】

·叶尔马克的远征与西伯利亚汗国的征服

俄国编年史将叶尔马克的远征（1581-1585年）描绘为“英雄史诗”。据《叶尔马克远征记》记载，叶尔马克率领哥萨克队伍越过乌拉尔山，击败西伯利亚汗国的库楚姆汗（Кучум），为俄国打开西伯利亚的大门。

编年史刻意强调叶尔马克的“神圣使命”，将其塑造为“东正教的开拓者”，而淡化其作为雇佣兵（受斯特罗加诺夫家族资助）的功利性动机。此外，编年史将库楚姆汗描述为“野蛮的异教徒”，以合理化俄国的征服行为。

·西伯利亚的地理与民族志记录

《西伯利亚编年史》包含大量关于西伯利亚自然环境、河流、山脉及土著民族的记载。例如，《雷米佐夫编年史》不仅描述鄂毕河、叶尼塞河等水系，还记录当地部落（如汉特人、曼西人、布里亚特人）的生活方式。

俄国学者如Н. Н. 斯捷潘诺夫认为，这些记录虽带有殖民视角，但仍具重要民族学价值。编年史作者常将土著民称为“异教徒”（язычники），但同时也承认他们的社会组织与贸易网络。

·俄国要塞的建立与行政管辖

编年史详细记载了俄国在西伯利亚建立要塞（остроги）的过程，如托博尔斯克（1587年）、托木斯克（1604年）、雅库茨克（1632年）等。这些要塞既是军事据点，也是税收与贸易中心。

А. Т. 舒尔金指出，编年史强调沙皇的权威，将西伯利亚的治理描绘为“有序的文明化进程”，而实际上，俄国殖民统治依赖哥萨克武力镇压土著反抗，并强制征收毛皮税（ясак）。

·与清帝国的早期接触

17世纪中后期，俄国探险队抵达黑龙江流域，与清朝发生冲突。《西伯利亚编年史》记载了哥萨克在阿尔巴津（雅克萨）的活动，以及1685-1686年清军的围攻。

Б. П. 波列伏伊认为，编年史对清朝的描述充满“东方神秘主义”，如称中国为“契丹”（Китай），并夸大清朝的军事实力，以解释俄国在《尼布楚条约》中的让步。

俄国编年史将西伯利亚的扩张描绘为“东正教文明的传播”。例如，《叶尔马克远征记》称叶尔马克临终前接受洗礼，成为“殉道者”，这种叙事服务于沙皇的“神圣统治”理念，将殖民活动神圣化。

·对土著民族的矛盾态度

编年史一方面将西伯利亚土著视为“未开化的野蛮人”，另一方面又依赖他们的知识与协助。例如，《雷米佐夫编年史》承认土著民对西伯利亚地理的熟悉，并记录他们的反抗（如1631年雅库特人起义）。

这种矛盾反映了殖民者的实用主义心态——既需要土著合作，又试图压制其文化独立性。

·夸大个人英雄主义

编年史突出个别探险者（如叶尔马克、杰日尼奥夫）的功绩，而忽视普通哥萨克与土著民的作用，这种叙事模式旨在强化“俄国开拓者”的集体记忆，塑造国家认同。

《西伯利亚编年史》的史学价值

1. 作为殖民史料的局限性

现代学者批评编年史存在“欧洲中心主义”偏见，美化殖民行为，并忽略土著视角。例如，编年史极少记录土著民的主动抵抗，仅将其描述为“被征服的对象”。

2. 对俄国历史记忆的影响

《西伯利亚编年史》奠定了俄国“向东扩张”的合法性叙事，至今仍是俄罗斯民族主义话语的重要来源。如19世纪史学家Н. М. 卡拉姆津在《俄国国家史》中直接引用编年史，将西伯利亚视为“俄国自然领土”。

来源：Hershela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