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家好，欢迎来到周三的「Uni带你读文献」栏目！我们将搜集心理行业大咖文献、经典个案及咨询技术相关的内容与你分享，带你深入了解心理咨询的工作思路及实操方法，以及最前沿的行业趋势，快来和Uni一起学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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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带你读文献

大家好，欢迎来到周三的「Uni带你读文献」栏目！我们将搜集心理行业大咖文献、经典个案及咨询技术相关的内容与你分享，带你深入了解心理咨询的工作思路及实操方法，以及最前沿的行业趋势，快来和Uni一起学习吧～

今天分享的内容来自《Psychodynamic Practice》，作者为英国伦敦城市大学的Julianna Challenor。本文记载了Julianna与一名中年丧女、悲痛欲绝以致出现躯体症状的来访者的工作。

我从等候室接到简时，看到了一位疲惫、身材瘦小的金发女性。

我的来访简（化名）被诊断为急性溃疡性结肠炎，药物治疗未见成效，而唯一剩下的选择是进行结肠切除手术。她被一家医院的精神科医生转介至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初级护理心理咨询，因为她在决定是否接受手术方面遇到了困难。该精神科医生认为她不适合进行深入的心理咨询，因为她“专注于自己的身体疾病”，而更适合一种“支持性”的工作。转介中未提及她的丧子经历。

图/Pexels

这是简一年内的第三次转介，我设想她可能感到愤怒、被拒绝以及困惑，因为她不得不再次从头开始与另一位咨询师合作。同时，我也感到一种自恋式的烦躁，似乎我所能提供的“支持性”咨询比精神科医生的治疗显得次要一些。在第一次会面中，很明显她在这个阶段已经完全无法考虑手术了。她希望谈论并理解的，是她对孩子死亡的无法接受以及对自身健康状况恶化的绝望。

在第一次咨询时，简在咨询室坐下后告诉我，由于病情严重，她很难按时参加预约。她似乎很着急的想让我理解这一点。

她的疾病给她带来了剧烈的痛苦和折磨。她告诉我，她经常内出血，还容易感染、贫血和极度疲劳。她形容自己对这些症状感到羞愧，这让她觉得肮脏和抑郁。尽管手术可以有效治愈疾病，但她无法忍受切除结肠，因为她将不得不使用造口袋（储蓄人体排泄物的医疗容器）。

她告诉我，她的结肠炎是在近六年前突然开始的，恰巧是她唯一的孩子去世后约六年，她尝试去墓地看望她女儿的时候。她说，当时她害怕自己会在墓地“失去控制”。当她描述这一点时，我感受到她对彻底崩溃的恐惧，以及她悲伤情绪的躯体表现。她强烈抗拒能够缓解身体痛苦的手术，因为手术后她将独自面对让她感到羞耻和痛苦的悲伤。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找到一种方法，能够一起待在咨询室里，并思考如何面对她失去孩子和自己生活的悲痛。

她的女儿在13岁时自杀。当时，她女儿与父亲住在一起，而简已经与这位丈夫离婚。她描述她的前夫是一个极度暴力和虐待成性的偏执者。简经常担心他会杀了自己。她无法原谅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因为他们不愿意帮助她把女儿从前夫那里带走。她觉得如果女儿和她在一起，就不会选择自杀。简说自己对童年的记忆很模糊，印象中父亲冷漠专制，母亲是个性格被动的人。她的记忆似乎在她年纪轻轻就结婚后才开始。

在第一次咨询中，她在讲述女儿的死亡细节时哭了，而我也情不自禁地流泪。我感到恐慌，无法思考，担心她可能觉得我无法承受她的悲伤。我努力反思，我的泪水究竟是为了她还是为了我自己。在那一刻，女儿的尸体埋在地下的画面让我几乎无法承受，同时我被一个孩子因极度痛苦而选择结束生命的想法分散了注意力。

图/Unsplash

简在我们的咨询中带来了关于“丧失与结束”的议题——她唯一孩子生命的结束，她健康和未来希望的结束，她与之前咨询师关系的结束，以及由于这是在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下进行的时间有限的咨询，我们的关系不可避免地面临的结束。

在见过我的督导后，我们都觉得标准的六次咨询对于简的悲痛而言显得过于短暂。尽管十二次咨询很短，但我们希望能提供一个更有支持性的体验，同时帮助她找到继续生活下去的方式。

在第一次咨询中，我小心翼翼地问她，是否觉得她的疾病与悲痛之间可能存在联系，但她对此强烈反对，愤怒地表示这要么像是在责备她的孩子，这对她来说是不可忍受的；要么像是在批评她自己，这稍微好一点，但仍难以接受。简拒绝将心理与身体联系起来的想法，其背后包含了这样的观念：如果是她让自己生病的，那么她就应该能够让自己康复。

她将无法自我改变视为个人的失败，因此不得不否认悲痛与症状之间的任何关联。她的疾病继续与未处理的创伤记忆相关联，她提到自己仍然觉得自己是前夫的受害者。在第四次咨询中，她愤怒地对我说“我越来越糟”，并表示她因此而“恨”自己。

她不愿相信女儿有意结束自己的生命，并质疑，如果她真的想死，为什么还会在那天回家并做饭吃？她将责任归咎于前夫，相信是他让她的女儿萌生了自杀的念头。

咨询逐渐形成了一种模式：简通常连续参加一两次咨询，然后缺席一两次。她从未连续参加超过两次咨询，但每次都会打电话取消预约。我的感觉是，即使她无法面对咨询，她仍希望让我知道她需要我。通常她给出的理由是身体状况太差，或者医疗预约时间冲突。我认为她需要我意识到她有多么严重的病情。接近咨询结束时，简告诉我，有时她无法来是因为她感到太过羞愧。

简愤怒地抱怨她的医疗待遇，描述了她需要等待太久，或是不得不履行多个预约。我感到她也对我感到愤怒，因为我未能帮助她。在第五次咨询中，她向我讲述了一件与医生的冲突事件，那位医生似乎拒绝为了治疗贫血而给她输液。我觉得自己仿佛是她攻击的目标。

图/Pexels

这时，温尼科特（Winnicott, 1971）的客体使用理论对我有所帮助。温尼科特提出，除了需要得到自己主体性的承认，个体还需要认识到他者的主体性，并理解客体作为一个“外在”的存在，独立于全能控制之外。咨询师必须能够承受来访的破坏性攻击。只有当来访体验到咨询师作为一个“外在”的客体，经过破坏后仍然存在，且独立于投射之外时，改变才可能发生（Winnicott, 1971）。

起初，我需要通过督导来承载自己无助的感受。在前三到四次咨询中，面对简带来的巨大的悲痛洪流，我感到不知所措，甚至失去了作为咨询师的能力。我无法想象咨询如何能够帮助她，也无法信任咨询关系（Herman, 1992）。渐渐的，我开始能够将简的悲伤主要看作是属于她自己的。通过独自处理这些感受并在督导中反思，后来的咨询中，当我的眼中再次充满泪水时，我不再害怕向简展示她对我的影响。

后来，这种无助的情绪被明确的移情愤怒所取代。通过督导的提醒，我能够观察到自己对简因病痛和绝望而产生的愤怒，并将这一点反映给她。

在第五次咨询中，简告诉我，尽管我“可能不相信”她，但她前一晚没有睡觉，尽管疲惫不堪，但她仍然来了。我感到她想让我知道她是多么渴望好起来，但同时，我注意到她认为我可能“不相信”她。简希望我不要像之前的咨询师那样，对她缺席进行过度解释。

在关于移情解释的讨论中，我的督导反映，我似乎觉得如果在移情中工作、进行联系，就会背叛简，而我的职责恰恰是要做她无法做到的事情，通过移情进行思考。霍夫曼（Hoffman, 1983）指出，咨询师努力让来访知道，他们不会因为反移情感受而威胁到咨询，并能够提供与来访通常的“移情——反移情”互动不同的关系。

这似乎起到了作用，因为在下一次咨询中，我们第一次共同体验到简对女儿自杀所感受到的巨大内疚和悔恨。在此之前，她似乎一直在有意控制自己的悲伤，试探我能承受多少。她猛烈地抽泣，说过去六年里，她一直告诉自己女儿的死不是她的错，但她并不真正相信这点。她表示仍然觉得自己是前夫的受害者，并希望知道如何原谅自己。

我说：“看起来你似乎还没找到一种能够接受的方式去看待这件事。”

听到这话，她平静下来，陷入沉思，话语间的停顿也变得更长。

我告诉简，她似乎不仅责备自己让事情发生，还责备自己继续对此感到内疚。我希望这种表达能够为她提供一种可以接受的方式，将她的悲伤和她的疾病联系起来，这在此前对我来说也很难做到。我进一步说，她为自己感到难过，但同时又因为自己的病痛而愤怒。她回应说，她不想再成为受害者了，但却不知道如何摆脱自责、憎恨和遗憾的情绪，因为她的女儿已经不在了。

图/Unsplash

在一段长时间的沉默后，简悲伤地说，她觉得自己一生都在等待某种能够带来希望的东西，但每当她认真面对时，却发现根本没有希望。她提到了她那段充满虐待的婚姻。她沉默了几分钟，陷入了深思，而我为她这份失落的希望感到难过。片刻后，她抬头悲伤地笑了，说她当天下午在等候室时，看到我是她的第一个来访，感到很同情我。

我犹豫着如何回应，最终没有进行解释，而是简单地说：“看到你这么痛苦很困难，但我很高兴你能来。”

她说了一句“谢谢”，我感觉我们之间的关系似乎发生了一些改变。

之后，我们咨询的内容发生了转变。简开始谈论她对当前生活状态的失望：她已经再婚，但她和丈夫的经济不稳定，而丈夫现在也身体状况不佳。她觉得自己再一次失去了任何幸福的希望。她说，当她感到悲伤时，人们总以为这是因为她的女儿，但并不总是这样，她说，她也为自己的生活感到悲伤，为自己觉得没有机会拥有幸福而感到遗憾。

她提到自己一生都在等待事情变得更好，但却从未如愿，并问我是否觉得她想要这一切是不切实际的。随着我们接近最后两次咨询，我反思道，对她而言我似乎也辜负了她，咨询即将结束，而她的生活却没有发生改变。

最终，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简的哀悼工作将在她的一生中继续下去。她对于女儿死亡的接受过程永远无法完全完成（Brice, 1991）。我们完成了最后一次咨询，这本身就是一种成就。我不想让她结束咨询，但她拒绝了继续转介的提议。

在最后一次咨询中，简带来了她女儿的照片给我看。我起初感到恐惧，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看到一名死去的孩子的照片，但我觉得与她一起看这些照片很重要。她哭得很厉害，说她非常想念她的女儿。克莱因（Klein, 1940）描述，悲伤中的哭泣是一种将糟糕的情绪和客体排出的方式，从而创造一种更大的内在自由感，并内化失去的美好客体。

图/Unsplash

大约半小时后，她将照片放在我们之间的桌子上，这些照片在接下来的咨询中留在原地，像是象征着我们工作中始终贯穿的失落。简说，她很难说再见，还忧伤地回忆起，她从未有机会向她的女儿告别。她为给我带来这样一个悲伤而困难的咨询案例而感到抱歉。霍华德（Howard, 2010）描述了发展中的咨询师如何努力接受自己为来访带来的“力量和重要性”，而我在与简的咨询过程中深切感受到了这种挣扎（2010年，第92页）。

在最后一次咨询的最后几分钟，当我们说再见时，她问我是否是一位母亲。我对她在整个咨询过程中避开这个问题感到感激，因为我一直害怕不得不回答这个问题。我告诉她我是一位母亲，因为在告别时承认我们“真实”关系中的这一方面显得很重要。

尽管时间短暂，我与简的工作代表了我所接受的最重要的训练之一。她让我看到，即使在几乎彻底的心理毁灭中，也能找到生存的可能，并教会我如何去思考另一个人看似无尽的痛苦。

汉化编辑：Aurora

责编：Alwaysf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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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黄白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