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07年6月13日，中国西北的漫天黄沙中，一支驼队满载着12大箱、近万件敦煌藏经洞文书和绘画，缓缓西行。
1907年6月13日，中国西北的漫天黄沙中，一支驼队满载着12大箱、近万件敦煌藏经洞文书和绘画，缓缓西行。
队伍中一个瘦削的湖南人目光如鹰隼般扫视着每一件包裹严实的文物，确保它们安然无恙。此人正是英国探险家“文物抢劫犯”斯坦因的中国秘书——蒋孝琬。
正是这个精通官场规则、深谙古籍价值的中国人，亲手撬开了敦煌宝库的大门，将中华文明的千年瑰宝源源不断送入西方人的行囊。
1906年夏，英籍探险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途中，在新疆喀什噶尔（今喀什）遇到了时任英国驻喀什领事馆中文译员的蒋孝琬（字，蒋师爷）。
斯坦因在日记中毫不掩饰其满意：“我幸运地获得了一位能干的中国秘书蒋师爷的服务……他不仅精通中文，更对古物有非同寻常的兴趣与辨识力，这在此行中将被证明是极其宝贵的。”
蒋孝琬，湖南湘阴人，出身卑微，早年经历模糊。此刻，他成为斯坦因深入中国腹地、攫取文物的关键钥匙。
斯坦因的第一个目标是新疆地区的古代遗址。蒋孝琬迅速展现出“价值”。
1.疏通官府面对中国地方官员的警惕与盘查，蒋孝琬利用其官方背景和熟谙官场运作的优势，替斯坦因周旋。
斯坦因记载：“蒋师爷以其圆滑的方式与官员们打交道，向他们解释我的‘无害’目的——仅仅是地理测量和寻找古代被遗弃的废墟。”
2.低价“收购”在和田、尼雅等遗址，蒋孝琬负责向当地寻宝人或农民收购斯坦因看中的文物。
斯坦因记录了他与当地人的典型对话：“蒋师爷会仔细检查每一件东西，然后以远低于其价值的价钱买下……他深知如何与这些人讨价还价。”
这一阶段，大量新疆古文书、木简、钱币等文物通过蒋孝琬之手，落入斯坦因囊中，为后续更大的掠夺铺平了道路。
1907年3月，斯坦因队伍抵达敦煌。他们的终极目标，是传闻中藏有海量古代写本和绘画的莫高窟藏经洞（第17窟）。看守道士王圆箓成为关键。
1.锁定目标蒋孝琬很快发现了王道士对修缮洞窟的宗教热忱及其对官府干预的恐惧。
斯坦因写道：“蒋师爷迅速理解了这位道士的心理状态……他的宗教虔诚和对修复庙宇的渴望是显而易见的，但他对官府可能没收他保管的宝藏充满恐惧。”
2.精心设局蒋孝琬利用王道士的敬畏心理，编造斯坦因是“玄奘法师的崇拜者”和“来自天竺的取经人”，声称斯坦因是受玄奘神灵指引前来取走这些古代经卷以“送回佛教圣地”。
王道士在蒋孝琬的反复游说和斯坦因“布施”银两的诱惑下，最终动摇。
斯坦因记录：“蒋师爷用他那巧妙的方式，成功地消除了道士最后的顾虑……他承诺我们的行动将秘密进行。”
藏经洞的开启和文物的搬运在极度保密中进行。蒋孝琬是唯一被允许进入藏经洞挑选文物的中国人。他夜以继日地在狭小的洞窟中工作。
斯坦因描述：“蒋师爷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那个小洞里，在昏暗的油灯下，一卷一卷、一捆一捆地检查着……他不知疲倦地工作着，眼睛因为灰尘和紧张而发红。”
4.结果触目惊心在蒋孝琬的直接操作下，斯坦因最终以极低的代价（约200两白银），攫取了藏经洞中约七分之一的最精华文物，包括：
写本： 24箱（约7000件），涵盖佛经、道经、儒家典籍、社会经济文书、公私信函等。绘画与丝织品： 5箱（约300件），包括精美的绢画、刺绣、幡幢等。斯坦因直言不讳：“没有蒋师爷的帮助，我绝对无法获得这批珍宝。”
敦煌并非终点。斯坦因在蒋孝琬协助下，继续在河西走廊和新疆进行破坏性“考古”。
1.米兰壁画切割1907年1月，在新疆若羌米兰遗址，斯坦因指挥民工切割了多幅珍贵的唐代佛教壁画。
蒋孝琬全程负责监督民工工作、记录切割下的壁画编号及包装运输。
斯坦因记录切割过程：“蒋师爷仔细监督着工人们，确保他们用正确的方法（用锯子和凿子）从墙上取下这些易碎的灰泥画板，并小心翼翼地包装起来。”
这些壁画被运往大英博物馆。
2.敦煌塑像搬运1914年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重返敦煌时，蒋孝琬虽未随行，但其先前铺设的“人脉”仍在发挥作用。
斯坦因再次从王道士处购得数百卷文书。
尤为恶劣的是，斯坦因在敦煌其他洞窟（如第328窟）劫掠了包括一尊盛唐时期精美彩塑供养菩萨像在内的多尊塑像。
相关运输记录显示，这些塑像被小心装箱运走。
斯坦因的掠夺行为并非没有引起中国有识之士的警觉和地方官员的质疑。蒋孝琬此时成为斯坦因应对中国官方压力的“防火墙”。
1.应对安肃道台1907年，当斯坦因满载敦煌文物行至甘肃安西（今瓜州）时，时任安肃道台廷栋对这批文物的来源和去向产生怀疑，要求检查。
蒋孝琬利用其官场经验和语言能力，巧妙地与廷栋周旋。
斯坦因记载：“蒋师爷以其惯常的机敏和外交辞令与道台交涉……他成功地让道台相信这些东西不过是些‘无甚价值的旧纸片’和‘破损的画像’。”
2.规避官府禁令当时清政府已意识到文物外流问题，地方官员接到过保护文物的指令。
蒋孝琬深谙此情，在替斯坦因办理文书和通关手续时，刻意隐瞒文物的真实价值和性质，避免引起官方进一步干预。
正是蒋孝琬的“保驾护航”，使得斯坦因的掠夺品得以顺利通过层层关卡，最终运出中国国境。
蒋孝琬晚年回到新疆，具体死因和去世时间不详（约在1922年前后）。他在西方探险家圈子里被高度评价，但在中国，他的名字长期与耻辱相连。
1.西方记录中的“功臣”斯坦因在几乎所有著作和信件中都对蒋孝琬赞不绝口，称其为“无价之宝”、“极其能干”、“不可或缺的助手”。
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908年也通过类似手段获取敦煌文物，他对蒋孝琬的能力亦有耳闻。
2.中国学者的痛斥随着敦煌文物流失真相被揭露，中国学者悲愤交加。
著名学者向达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等著作中多次提及斯坦因的掠夺行径，虽未直接点名蒋孝琬，但对其助纣为虐的行为深恶痛绝。
历史学家王冀青在其深入研究斯坦因的专著中明确指出：“蒋孝琬在斯坦因盗取敦煌文物的过程中扮演了极其关键的角色，他的行为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文化损失。”
3.《敦煌的光彩》的佐证日本学者池田大作与敦煌研究院首任院长常书鸿的对话录《敦煌的光彩》中，常书鸿沉痛地回顾了这段历史，明确指出王道士的愚昧和蒋孝琬的作用是敦煌文物浩劫的重要原因。
斯坦因运走的敦煌文物，构成了大英博物馆、大英图书馆、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等机构收藏的核心部分。那些曾深藏于沙漠洞窟的经卷、绘画、雕塑，如今静静地躺在万里之外的展柜和库房里，诉说着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蒋孝琬，这个被斯坦因誉为“功臣”的中国人，其名字在历史的审判席上，永远与那些流失海外的国宝紧密相连。他的每一次“得力”协助，都在中华文明的躯体上划下了一道难以愈合的伤痕。
陈寅恪曾悲叹：“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份伤痛的铸成，蒋孝琬的名字，无法抹去。
来源：巴州刺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