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阳少

编辑｜oi

01 留在泉州的年轻人

我从未发现有哪座城市的年轻人，比泉州青年更为“恋家”的了。

彬彬是在2013年加入的芥子书屋，那时的芥子书屋还在西街竖梯门广场，更像一个偏公益性质的二手书籍中转站，捐赠旧书的人可以获得一张免费的借书卡。书店依靠举办活动、接受策划业务，以及开设甜品课或手工课等方式来补贴运营。直到2019年，芥子书屋搬到了现在的象峰巷，藏在开元寺对面的紫云屏后。彬彬也成了芥子书屋的主理人，她开始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选书和活动策划上，比如留给女性主义书籍的“姐子专柜”，以及收藏与整理泉州历史民俗的“芥子文库”。

她曾在厦门工作过。尽管厦门离泉州不过20分钟的高铁，但她在厦门时仍会产生“漂泊感”，只有每次从泉州站出来后，感受迎面而来的空气，才感觉“嗯，落地了”。泉州的电摩很多，也不太守规矩，却给彬彬带来了一种“横冲直撞的踏实感”。街道散播着这座城市鱼龙混杂的矛盾气质：既闲散，又厚重；既封建保守，又多元开放。

彬彬形容泉州像一条可以被不断打捞的河流：“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河的表面，但水底的沉积物还有好多好多，你可以一直去打捞、去研究。加上这里的山川和海都非常滋养人，从古至今也是一个接纳不同文化与宗教的海港城市，所以我觉得泉州虽然算不上世界中心，但呆在这里就会拥有全世界的感觉。”

开元寺的东西塔相隔约200米，这200米几乎勾勒了彬彬过去十二年的生活半径。是什么让人可以如此安顿于斯？相比于“底蕴”、“文化”这样的笼统词汇，居民对于生活街区的具体认同感或许更有说服力。

彬彬告诉我，泉州人对于街区的认同感要大于城市本身。就算有外地人在场，大家见面时也会说自己来自浮桥、金山某个街区。而这又跟「各铺皆有主庙，神明自管街道」的文化有关。泉州古城被划分为36铺72境，划分基于庙宇、神明和祭祀系统，每个铺境都有自己的守护神。比如芥子书屋，按照划分便属于“清平铺·紫云境”。

神明并不总是人在有重大抉择时才被想起，而是平日里的聊天对象，你可以问祂“明天吃什么？”，或者就是微不足道地祈福身体健康。神明的存在并非遥不可及，而是近乎于一种陪伴。这让我多少可以理解，那天在和泉州朋友们吃饭时，大家聊起神明间的“八卦”，泉州的很多神明都是历史人物，祂们在成神前历经坎坷，成神后又彼此有着纠葛，听上去就像聊三姑六婆的家常里短一样。

彬彬的合作伙伴、美好生活造物社的创始人达真，则经历了从“一心向外”到“内观家乡”的转向。美院毕业的她，早年一心想要去北京闯荡，但北京的气候让她有些不太适应，陌生而巨大的城市让人难以扎根。出于实际考虑，她决定回到泉州。

与此同时，达真也开始反思“什么是当代艺术？”：“刚回泉州时，我其实是很看不上泉州的传统艺术，毕竟我在厦门这样一个相对国际化的城市读大学，外加整个美院体系和艺术行业，也在不断强调‘当代性’，就觉得泉州好像土土的、不够先锋。但慢慢地，我发现大都市越来越同质化，整个当代艺术也在同质化，越来越像是一小圈层人在玩的东西。如果我在泉州弄一个空间，可不可以把传统的东西弄得很当代？”

那是2009年，达真在泉州创立了183艺术空间，她挖掘了不少泉州本地的当代艺术家，来空间办展。也邀请了五条人、万晓利这样的独立音乐人来空间演出。但她当时还没有太在意传统与当代的结合，直到后来去了厦门曾厝安过春节。彼时曾厝安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变成游客聚集地，只有一帮闲散艺术家，将老房子改成民宿、艺术空间或是酒吧。一群人喝酒、创作、布展、演出。

回到泉州后，达真接手了朋友的民宿，将之改造为187客栈。民宿位于西街，西街当时还是一条带有浓厚生活气息的街道，街上仍保留着许多老式的商铺和建筑。学艺术的她对建筑、民俗、人情世故有着天然的敏感，以民宿为起点，达真逐步开设了与在地文化结合的咖啡馆和酒吧，例如，通过高甲戏台的形式打造酒吧舞台，邀请泉州的非遗手艺人来空间进行表演与创作。

她身边也慢慢聚集了一批返乡或是从外地慕名而来的艺术青年。无论民宿、茶馆、书屋还是酒馆，都寄托了主理人们的创作理念，而非单纯的商业化运营。达真说，当空间无法激发灵感时，创作者自然便会离开。美好生活造物社旗下的店铺都已经营超过十年。十年间，泉州伴随着文旅热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巨大的商机自不必说，但也让很多原生态的小空间，不堪成倍增长的房租而几经易手。达真经历了太多青年和空间的来来往往。因此，空间的延续不能依靠热度，更依托于社群内生的有机变化。

“许多人都想趁着泉州的文旅热来赚点钱，哪怕是‘半桶金’。其中的矛盾就在于，究竟是要顺应潮流做出改变，还是坚持自己的理想？有时，想要兼顾两者，最终却可能变得两头不到岸”， 达真说。

对于西街和泉州的变化，达真的心态，慢慢从“生气”转向了“接受”，她和伙伴们一度也想要离开西街，甚至离开泉州，但十五年的感情是难以割舍的。有时她会想，如果他们能在这样“狂热”的商业体系中与其他业态共存，也是一件蛮特别的事情。

02 泉州的街：烟火气网红化之后

每一个泉州朋友都跟我说，西街变了。十年前，这里还没有被改造成步行街，有卖金纸的铺子、早餐店、旧书店，每家店铺似乎都生长在这条街的日常之中。早晨，走在路上能闻到开元寺的桂花香，听见泉南堂的钟声回荡在空气里。公交车通过时，让人感觉比两边的房子还要高，三轮车和电瓶车来来往往，交织成错落有致的节奏。

每月农历二十六的勤佛日，西街被五花八门的摊位填满，从炸素食到草药，那是市井烟火的味道。勤佛日是一个“全城狂欢”的日子，也是彬彬每月最期待的一天。泉州人穿着红色的衣服，涌入开元寺拜拜，整条街散发着热闹而朴素的生命力。

2016年，西街和与之垂直的中山路，开始被提上改造为步行街的日程。疫情封控结束后，游客爆发式增长。碍于人流，勤佛日也被取消了。

2023年，明星赵丽颖来到泉州，以蟳埔女的簪花造型拍摄一组大片，风靡网络的同时，也让西街在社交媒体的推动下成为网红打卡地。如今西街满街都是“蟳埔女”在街头巷尾打卡拍照。而在民俗文化研究者威宇看来，这样的簪花虽然带来了流量与商机，却丢失了原生态的趣味与习俗，再好的文创也不过是一张画皮。

簪花最早在泉州靠海的蟳埔村一带的女性中流行。关于其起源，有说法认为，女性要做很多捕鱼和卖鱼的活，为了祛除腥味，才把玉兰花簪在头上。而也有一种更为“官方”的考据，据说是泉州名人蒲寿庚将这一习俗引入。

在威宇小时候，簪花一般是用当季的时令花朵，如素心花、茉莉花，簪在头上围成一圈，作为一种朴素的装饰。那时候的人经济条件有限，不会像现在这样用各种五颜六色的花材，更没有搭配什么汉服、唐装或满清的格格服。“很多东西都变了”， 威宇感慨道。

尽管西街的景象让人失落，但离开主干道深入鲤城区的小巷，依然能感受到泉州特有的、杂交式散布在日常里的历史与文化。比如从芥子书屋的象峰巷出发，穿过三朝巷，就来到了位于古榕巷的南外宗正司遗址博物馆，这里是南宋时期管理居住在泉州的赵氏皇族宗室群体的机构，而在它旁边，有许多南洋风格的楼宇，它们的主人大多是已经旅居海外的华人。

“那才是真正的泉州”，彬彬说。在她看来，“群岛计划”这样的项目，某种意义上也为西街注入了新的可能性。游客跟随漫游的指南，探索隐藏在巷子深处的老店和文化空间。虽然主街的面貌不可逆转，但巷子的保存和延续仍然给人以希望。“这些文化项目至少在提醒大家，泉州的独特之处不只是网红景点，而是那些藏在角落里的小巷子、小故事。”

03 泉州的神：当香火钱变成了二维码

泉州火起来后，「拜拜」的意涵，也在游客对于寺庙的不断光顾中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从西街的开元寺到涂门街的通淮关岳庙，骆驿不绝的游客带来了旺盛的香火，不分时节地，寺庙人头攒动。“玄学热”在泉州有了具象化的承载与依托，寺庙也对此进行着某种“互联网化”的回应。

原本，“烧金纸”是「拜拜」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它意味着向神明请求“办事”的诚意。出于香客增多与环保上的考量，“烧金纸”在近年被叫停，取而代之的是LED屏幕上的二维码。这也让很多多年售卖金纸的店铺，不得不另寻出路。

在威宇看来，二维码式的香火钱违背了传统民俗的初衷：“从仪式感上来说，神明是不需要这些电子转账的。如果是因为环保或者其他理由，那么完全可以不收钱。二维码的存在，反而让祭祀变成了一种让大家可以反复消费的心理游戏。”

很多人往往以为，“烧金纸”是对于神明的收买。但威宇向我解释，烧金纸的本质是通过宫庙神明这一媒介进行仪式性“偿还”，它既是一种化解亏欠与遗憾的方式，也是寄托期望的象征。烧金纸的起源至少有七种不同的传说，而目前较为有迹可循的说法，与《西游记》中“唐太宗游地府”的故事有关。威宇认为，烧金纸是一场神圣的“游戏”，让人们在另一个象征性的空间中，与失去的一切对话、倾诉，弥补遗憾，疗愈创伤。

除了二维码香火钱，如今「拜拜」也简化了原本的“求签”仪式。求签首先需要掷“筊杯”，早期筊杯的材质是蚌壳，后来用木、竹替代，分为两个巴掌大小的半月形片，一面平坦，另一面凸起，意味正反或阴阳。当求签者掷出一正一反时，则称为圣筊或圣杯，意味获得了神明的许可，才可以去抽签。表面上，掷筊杯是一个与神对话的仪，其实更像是与自我对话的过程，当没有出现圣筊时，求签者也有了重新提问的机会——这真是我想问的问题吗？并在不断掷杯中梳理自我，这既关乎时机，也关乎心理。

对于签文的解读，也并非只给出简单的吉凶或是运势的预测，而是对个体性格与疑问所在的提醒。现如今，求签被简化为“好或坏”的二元对立，寺庙也顺应这种趋利避害的心理，让香客不断花钱求签，直到上上签出现，然后带走；下下签则留在原地，清扫干净。

对于这种现象，威宇很是不以为然：“现在很多人把神明、寺庙和「拜拜」看作三种角色：第一，神明是保姆；第二，庙宇是赌场；第三，求签和祭祀被当作一种依赖概率的赌博行为。如果人们把庙宇和神明仅仅当作工具来使用，「拜拜」在我看来只是在浪费时间。「拜拜」不是简单地祈求好运，而是一个自我修行的过程。神明的最终目标，是让我们变得像祂一样，能够处理生活中的一切挑战。”

正是基于以上反思，外加对于泉州民俗文化的研究与热爱，威宇和茶桌仔Tea House的主理人婴子一起，在这次的“群岛计划·泉州站”中策划了《金纸的花花世界》。通过对于不同金纸的展览与介绍，帮助观者去理解人心与天地的沟通。

去年12月7日，茶桌仔Tea House迎来了一批跟随“群岛计划·泉州站”而来的观者，那天晚上，威宇讲得既轻松又激动，分享会大约在晚上9点结束，但直到11点才真正收场。来的人不仅有外地游客，也有从小便接触纸钱制作的本地居民，家庭还在经营着此项生意，这场分享也唤起了他们作为“老泉州人”的记忆。

04 从惠安女到新泉州女性

从西街的变迁到「拜拜」仪式的数字化，能看到“文旅热”对于在地传统文化的介入与改造。在地青年也试图在这股潮流中抓住空间与仪式原本的生命力。城市的幽深与复杂，也让他们有足够动力深入街区的肌理，探索与耕耘。而另一方面，他们中也有人意识到，传统需要“问题意识”来推动革新。这样的互动超越了“保守-开放”或“多元-单一”这样的二元框架。

彬彬在整理泉州的历史文献时，发现了一位名叫陆昭环的本土作家，他在八十年代创作了一系列以“惠安女”为题材的小说，对于闽南地区受封建保守文化的影响从而对女性产生的压迫进行了揭露与反思，也书写了压抑年代的女性情谊。通过陆昭环的后人，彬彬将陆昭环的书从华侨大学用箱子运回了芥子书屋，后来也在书店举办了以陆昭环小说为主题的读书会。

引荐陆昭环小说的冲动，来源于彬彬对于自己和身边女性处境的体察。泉州的家族结构，往往以姓氏和血脉为纽带，宗祠遍布大街小巷，既是传承，也是枷锁。相比于其他地区，泉州家庭对于女性有着更高的对于结婚育孩的期待，这套评价体系根深蒂固。彬彬说，未婚女性不在这条“传种接代的主题线”上，没有遵循传统期待的她们，常常被家人或社会所“审视”，哪怕事业有成，依然处在宗族的边缘。

通过读书会，彬彬不仅在试图打破传统观念对于个体生命的束缚，也在为身边的女性提供一个实实在在的联结空间。如今她和母亲生活在一起，也因为书店认识了许多女性朋友，她们来自泉州、周边城市或是更远的地方。

芥子书屋很小，只有几十平方米，十年中经历了一次搬家，从公益书屋到独立书店，在地文献的收集与整理，女性主义专柜……空间的尺度并没有限制人的想象力，就像彬彬说的：

“泉州有一些固定的‘锚点’，比如那两座永远不变的塔，但街景、人群和店铺却始终在变化。每次走在这座城市里，看到的总是不同的景象，它的填充物、细节都在不断变化。这种变化让我感受到一种不断重塑和超越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