瞒着家人辞职后，他们在假装上班！

摘要：有些人坐在那里，反复刷着招聘软件，或者用AI工具帮忙优化简历、写推荐信；还有些人，他们的动作和表情中透露着迷茫。“他们可能拿着一本书坐在那里装作认真看，但更多时间却是在刷手机，或者断断续续地跟朋友聊天。”

姜瑟很容易认出那些在假装上班的人。

在工作日的早晨，在咖啡厅、图书馆等公共场所，有一些看似忙碌又悠然的人。

他们对着电脑，神情专注地敲击键盘，屏幕上却显示着简历修改指南、招聘网站，甚至偶尔跳出一局游戏的画面。

有些人坐在那里，反复刷着招聘软件，或者用AI工具帮忙优化简历、写推荐信；还有些人，他们的动作和表情中透露着迷茫。“他们可能拿着一本书坐在那里装作认真看，但更多时间却是在刷手机，或者断断续续地跟朋友聊天。”

他们是一群没有工作、但在假装上班的年轻人。与承担更重的家庭责任而难以离职的中年人相比，还未成家的年轻人少了抚养子女、供房供车的负担，更倾向离职后给自己放一个“悠长假期”。

但碍于身边人的关心甚至的压力，他们隐瞒了自己离职的情况，选择“假装上班”这种方式来度过待业期和应对家人。

姜瑟在图书馆假装上班 / 受访者供图

但即便如此，离开职场的他们，总会心生不适，感到迷茫甚至内疚，那是因为，深植于内心的功绩社会逻辑却没有因此中断。在绩效社会里，待业、不事生产，意味着一种“表现的中断”，是一种看不见的社会“失格”。

这种思维驱使那些最初逃离工作的人，却继续以上班时期的秩序来维护日常，维持一种忙碌的“假象”，试图填补失去工作的“空白”。

早上八点，如同以往上班一样，一凡熟练地装起随身物品和午餐盒，又顺手放进一本前一天晚上挑好的书，准点走出家门。

她像往常一样，顺着小区门口的街道走向附近的早餐店，来了一碗热干面。平时上班赶时间，一凡吃碗热干面最多也就十分钟，而现在她可以花半个小时来吃完。

去年10月，一凡辞掉了做了三年的图书馆工作。那份事业单位的工作，看似清闲又令人羡慕，但实际上，她的日常工作除了整理书籍，还需要同时运营微信公众号、管理抖音账号，一个人干多人活儿。

“领导总是说‘这件事很简单’，可你做完了又会被批评‘不够好’。问他哪里需要修改，他又回答不上来。”时间长了，一种无意义感渗透到她的生活中，连睡眠也受到了影响。“晚上11点能睡着，但凌晨三四点就会醒，脑子里像在播电视剧一样，想着单位里的各种事情，怎么都停不下来。”

《我的解放日志》剧照

这份工作既让她不快乐，也没有上升的空间。如果继续这样下去，说不定还会神经衰弱。谋划一段时间后，她从单位辞职，过起了假装上班的生活。

最初，一凡觉得离职后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未知和新鲜感。她按照自己的新意安排自己一天的行程。每个工作日，差不多十点开始，她会在商场或是书店的空位坐下，看书、学习、刷手机。中午会吃带的午餐或外食，吃完趴在桌上睡一会儿。下午两点，重复上午的动作。接近六点的时候开始收拾东西走人，卡在之前下班的时间回家吃饭。

别人在被工作折磨的时候，她出没在不同的商场和公园，惬意地散步、逛街、晒太阳；她还可以避开人群扎堆的周末，享受人少安静的书店和咖啡店，与书店老板和咖啡师攀谈。“如果是上班，每天干的都是同样的事情，很枯燥。但是现在不同了，我每天可以接触不一样的东西，这让我觉得生活多了一点自由和趣味。”

《凪的新生活》剧照

偶尔看到公园里在晨光中缓慢踱步的老人，她羡慕，希望自己也可以一直跟着退休老人的生活作息来过自由自在的生活：早上晨练，中午晒太阳，下午下棋读书，最重要的是，不用上班。

人为什么要上班呢？工作都是被逼无奈才去做的事情。

一凡选择“假装上班”来应付妈妈，那是因为“免得她天天念叨，又因为太担心，直接给我安排个工作了。我还想先好好休息一下呢。”

为了不被家里人发现异常，一凡将自己的一周按照上班时间一样切割：周一到周五是上班时间，周末则可以在家休息。睡懒觉是不可能的，“要上班的人怎么能睡懒觉呢？”

如此规律的、与上班没什么差别的生活，让她持续了两个多月都未让家人有怀疑。唯一的变化是，“反而心情变好了”。还有偶尔也要回想下上班时受的苦，和妈妈抱怨下领导最近又给自己派的新任务。

姜瑟也是在去年10月份左右的时候选择了离开职场，开始“假装上班”。

离职前，她已经在广告公司晋升到中层，每日平均上班时间大概为12小时，“加班厉害的话会在16小时会更多。”随着大环境的变化，她敏锐地感受到公司正在调整业务和降本增效。因为不愿内卷，她随后顺势接受，决定离职。自2015年毕业进入广告行业以来，这是她第一次停下工作，拥有了空窗期以及真正的休息。

姜瑟在社交平台记录假装上班

为此，她特意制定了一份“告知计划”和对应的说辞来安抚父母和身边的朋友。但在以国庆假期及并不存在的“调休假”作为幌子而休息半个月后，她还是没敢和家人坦白开始待业的情况。

妈妈偶尔会聊起“别人家的孩子”的职业情况，虽然比较轻描淡写，好像和她毫无关联。“但我知道，如果这个闲人换成了我，他们的态度会截然不同。”

考虑过后，她选择先维持着假装工作，编写自己的职场剧情。每隔几天，她会和以前的同事“对口供”，获取下客户的最新进展，随后再在家里随意地提及她的“工作情况”，对家人释放信号：“我还是在忙，我的生活一切如常。”

但不用上班的松弛感还是会让她露出破绽。有一次，姜瑟妈妈随口问起她国庆节后为什么还没回到工作状态，“休息得有点久了，老板不会有想法吗？”之前姜瑟工作的时候，时常抱着手机不断地回复消息，他们也习惯了她很忙碌的样子。“突然有一天我不再忙碌了，手机也安静了，他们会觉得很奇怪。”

她只得和爸妈“斗智斗勇”。一段时间后，她抱着玩笑的性质开始在社交媒体上记载自己的“系列故事”，取名为“10年广告吗喽假装上班Day XX”，加入了“2024年最拥挤”的离职博主赛道。每个帖子的最后，一句话总是当天的标准结局：“今天假装上班被爸妈发现了吗？没有！”

不上班、没有工作压力的日子当然是舒服的。但等到假装上班的第二个月，随着假装上班的时间延长，焦虑感开始蔓延。

在这个阶段，找工作不一定是最让人焦虑的，因为假装上班的他们在选择离职时，早已经接受工作难找的事实。资金也不一定是最让人窘迫的——他们尽量在持有一定积蓄后开始假装上班，之后便严格控制每日开销，虽有限制但也暂不致命。

反倒是那种无所事事、未有安排、想要放松又不敢真的放松的“悬空感”，才是真正折磨这群假装在上班的人的焦虑：他们一方面想用这段时间放松，但另一方面却又担心真正的放松会让自己变得“堕落”。

不用上班的新鲜感消散后，没有外界的压力和明确的目标，一凡开始陷入懈怠。有几个假装上班的日子里，她趴在座位的桌子上，睡过了一整天；又有好几次，她看着隔壁桌几个明显无所事事的青年人刷手机刷了一下午，心想“这样真是废了”，但隔几天自己也同样刷手机到眼睛发酸。

工作日下午，商场随处可见正在刷手机的人 / 受访者供图

因为害怕被别人看出自己没班上，她会尽量避开连续好几天出现在同一个地方，与书店老板和咖啡师聊天时，她也有意保持着距离，不想过多袒露自己生活情况：“还是不太想让别人知道我没工作。”

她不想工作，但又为待业的状态感到有些尴尬，也不希望自己陷入与社会割裂的沉沦。因此她努力让生活看起来积极一些：读书、学习、偶尔运动。既不上班，也不闲着，让每天都显得有进步。

假装上班，即是对外的伪装，也是对内的安抚。但无论是哪种“假装”，最终都难以完全摆脱焦虑的侵袭。这使得假装上班者们的最终归宿和去向，仍然是“上班”。

飞鱼在去年8月底从外贸公司辞职，自那以后便开始假装上班，一直每天8点出门，晚上6点回到家，给家人制造一种“我依然在上班”的假象。这5个月里，她每天都在咖啡店、奶茶店或商场消磨时间到晚上。

上一份工作给她留下了严重的颈椎病，发病时全身忽冷忽热，手臂发麻，还伴随着恶心呕吐。辞职后，她的病症消失了。这让她越发排斥上班。

《消失的孩子》截图

她是主动逃离工作的，但时间久了，焦虑感依然开始蔓延。

3个月后，因待业感到焦虑，她还是短暂尝试了一份新工作。但仅仅一天，她的颈椎病就复发，疼到连吐六次，不得不再次辞职。“从那之后，我的颈椎病再没发过。我实在害怕，如果再去上班，会不会又复发？”但与此同时，似乎也无法一直不上班。因此她还是一边焦虑，一边尝试找工作。

时间在重复的行程中溜走，而未来却仍旧一片迷茫。她明白自己不可能永远这样下去，但每当想到重新回到职场，熬夜、加班、繁重的任务就像挥之不去的阴影压在心头，让她感到窒息。

她感觉到被困住。

哪怕不用上班了，姜瑟其实并没有完全放松下来。

本身就作为J人（计划型人格）的她，在离开职场前就开始认真梳理清单，规划未来待业的三到六个月或是更长时间的“工作计划”，从资金预算到日常生活的安排，她都一一做好安排。

最理想的一天，她会在早上八点半出发前往图书馆，写下当天的“to-do list”，随后就是看书、完善待业计划、梳理此前没学完的课程、完善创业想法及探索副业计划，偶尔还会去上网球课或爬山；晚饭后，若刚好赶上今晚有直播课，她会再充实地过上2个小时，更坦然地回家面对家人：“今天加班了，才回来。”

“现在将工作量减少了大约20%到25%，但仍保持一定的强度，以便维持自己的状态。”她说道。姜瑟的“假装上班”，也依然像真的在上班一样。

明明已经离开职场了，但为何人们还是需要依靠上班的秩序来维系生活？德国哲学家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一书中提到，现代社会已经从“纪律社会”转变为“功绩社会”，人们不再由外部权威直接强制，而是通过一种内化的自我驱动去工作：

“功绩主体投身于一种强制的自由，或者说自由的强制之中，以达到最终目的——效绩的最大化。工作和效绩的过度化日益严重，直到发展成一种自我剥削。这比外在的剥削更有效率，因为它伴随着一种自由的感觉。”

在这种逻辑下，个体的社会价值完全取决于他的“表现”和“产出”。“努力工作”不仅仅是一种经济需求，也变成了社会衡量个体价值的标准。

《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截图

即便“上下班时间”和“工作内容”都清晰明确，懒散还是会侵袭姜瑟。有几天，她干脆躺在床上刷手机，从早到晚都没有出门，连窗帘都懒得拉开。傍晚时分，她看着满地的凌乱和荒废的一天，不禁涌起自责和后悔。

“我一直以为我是那种可以在家待一天的人，”姜瑟说，“但后来发现不行，还是得见见光，见见人，状态才会更正向一点。”第二天，太阳升起，“宅”了一天的她被强烈的负罪感逼着起身，将自己重新推回日程表的轨道。

从去年10月中旬开始，她每天辗转于不同的图书馆学习、听课，感受些许“像个人”的充实感。一旦停下来，那种情绪低落的“emo状态”便如影随形地袭来。待业久了，或许是算法识别到了她，她也开始频繁刷到“30+ 不工作，人就烂掉了”“一直省心的女儿，突然烂掉了”的帖子。

待业的时间里，她也有尝试面试，“为了避免与社会脱节，同时了解市场需求和转行的差距。”期间，她听到前辈们的评价：“你没有达到与你背景匹配的位置”“思考深度不够”“没有赚到你应该赚到的钱”“没有把知识和认知变现，简直是浪费海外硕士的学历”。每一句话都像一根鞭子，试图把她抽回那个她已经有所厌倦的轨道。

《装腔启示录》截图

但她内心却总浮现出一丝怀疑：如果继续走原来的路，回去上班，去硬补那些无法补上的短板，结果不过是让自己更不快乐，难道这不是又一次被惯性推着走吗？“又有人会说，是你没有做好职业规划，人生规划。但刷到这类观点的视频往往没有答案，终点就是让你看直播、买书、报课。”但，学习，进步，真的能解决问题吗？

表面上，人们逃离了职场，但深植于内心的功绩社会逻辑却没有因此中断。

人们一方面想要逃避工作的压迫，另一方面却又被功绩社会深植的价值观绑架，焦虑自己“是不是不够努力”“是不是对社会失去了价值”。

找到“支点”

如果我们难逃功绩社会对人的影响，以及那套规则在内心深处的根深蒂固，与其试图彻底摆脱它，或许学会与之共存，是更好的办法。

若将功绩社会延伸的优绩主义对人的压迫，理解为一种依靠“支点”撬动的机制，这个“支点”则通常因人而异，可能是外界的评价、同侪竞争的压力、父母的期待，或者是个体内化的成就标准。通过对它们的重新认识和调整，人们确实有可能短暂地从追求“产出”及“效率”的桎梏中“逃离”。

最初为了应对父母发现假装上班的情景，姜涩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时间规划、学习规划、资金规划，甚至我每天的日程安排，这些文书性的东西我都准备好了。我想好了，到时候就把这些拿给他们看，告诉他们我不是在混日子，而是有计划地利用这段时间。”她希望用这套周密的“展示材料”让父母安心。她还设想了好几次场景和应对方案，如果他们“炸毛”、不理解，每个场景都有更细致的解释去化解。

假装上班3个月后，本应“在公司上班”的她，最终还是在电梯门前被父母撞个正着，三人当场面面相觑。“第一次看到我爸脸上露出如此五彩斑斓的表情：三分震惊，三分怀疑，三分微怒，还有一分欲言又止。”

当晚她还是选择在图书馆待到10点才回家。让姜瑟意外的是，她不需要像演讲一样拿出“演示文稿”，循序渐进地把计划条分缕析地讲给他们听，父母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情：“早知道你不用上班，我们就不用每天大早上把你叫起来了，还不如让你好好睡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