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可我们还是有点收获的,那就是以后给其他人用药将会很容易获批准,或许可以从他们身上得到些什么。
第二天早上,“笨驴”来我办公室,看上去蛮和蔼的。
他并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对我也明显不带恶意。
医生一定是很好地完成了他的任务。
至于吴的嘴就没那么严了。
“笨驴”的招供太有意思了,他没法不到处传播。
最后,每个学员都在“笨驴”的背后偷笑。
“笨驴”下令把那个日本俘虏带到医生那里,给他注射了阿美托钠。
和我们同去还有一个日文翻译,叫曾福。
他让日本犯人相信,医生的注射是为了治好他的疟疾。
但是在他身上的试验是徒劳的。
他对我们要了解的信息一无所知。
他的疟疾没治好,我们也没得到任何信息。
可我们还是有点收获的,那就是以后给其他人用药将会很容易获批准,或许可以从他们身上得到些什么。
这就是在中国生活的好处。
在美国,当局可不敢在犯人身上用药,除非犯人本人自愿。
但同样的当局却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橡皮水管来得到所谓的坦白,非常虚伪。
我曾经向新泽西州的州长建议在霍普曼身上使用阿美托钠。
而州长却对我说,我建议的做法是违法的。
霍普曼是林白之子绑架案中的同谋,已被处死。
由于中国允许我以这种方式获得真相,就有可能避免使用残暴手段或动用酷刑。
未能从日本俘虏身上获得情报后,我回到公馆。
负责敌后破坏工作的曾将军正在我的书房里喝热水。
楼下的会客室实在是又冷又空,所以他即使超肥胖,还是爬上楼梯坐到我的壁炉前取暖。
吴翻译将我们的试验告诉了将军,并把“笨驴”的坦白内容经过滤后告诉了将军,将军听后笑了。
“他说,”吴告诉我,“他想在他的三姨太身上用药,不过她是永远都不会同意的。他是来看您在炸弹和燃烧弹方面的进展。”
“我要澄清一下,”我说,“进展与否不是我的事,那是他手下的药剂师和工程师的事。我已经把事情都转交他们负责了。”
说这话时,我是出于客套。
之后发生的事却使我庆幸,还好这事与我无关。
和将军吃完中饭后,我们带他到院子角落制造燃烧弹和炸弹的工作间去视察。
正巧,“笨驴”和日语翻译正送日本犯人回工作间底下的牢房。
他们把日本俘虏放到床上,锁上门。
负责制造炸弹的中国工程师叫陈欢,见来了贵客,连忙热情迎接,把一干人领到工作台边。
台上全是他亲手制作的产品:空心铅笔、真空玻璃管和做到一半的爆炸棍。
我对他们的进展也很有兴趣,自从把图纸和配方交给陈欢后,就再没过问此事。
陈的两个助手这时也在旁边,时不时地加进一两句解释。
将军和“笨驴”看来对进展很是满意,但我对陈欢处理炸药和化学药品的方式非常不满。
他对待这些危险品的态度极其随便,就像对待普通的木炭。
而且,燃烧弹和爆炸棍都做得很糙,可见他是个笨手笨脚的人。
对此我并不特别意外,因为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遇到一个善于摆弄机器的中国人。
为了演示燃烧弹放出的炽热白火焰,陈欢把一个铁炭盆放到石板地上,又在盆底少量倒进两种化学药品,相互间隔开约一英寸,然后拿起一个装有蓝色液体的试管。
“他在干吗?”我问吴。
“他要把液体倒到盆里制造火焰。”
我往后退开。
陈欢把液体倒到化学品上,结果什么也没发生。
他一脸错愕,显出一副蠢相。
在场的人全都回过头来,怀疑地盯着我。
在吴翻译的帮助下,我和陈欢一起检查了配方。
结果发现他漏了一种化学品。
他不好意思地傻笑着,重新配好化学药品,又做了一次试验。
一道刺眼的强烈白色火焰向陈欢喷去。
“小心,吴!"我大叫着把吴翻译往后拖。
陈欢急忙退后闪避,打翻了工作台上几个玻璃试管和装满化学品的蒸馏瓶。
这些化学品迅速燃烧,冒出白色火焰。
我向吴翻译喊道,快让所有的人出去。
我们冲出小屋。
曾将军拖着个大屁股,被石桌绊了一跤。
其他人都躲到一堵石墙后。
随后便发生了大爆炸,地面为之震动,碎片洒了我们一身。
我探头一看,工作间完全消失了。
“日本俘虏!”我对吴翻译大喊。
我们来到监房,发现门被炸飞了,但是犯人除了口鼻流血外,没有受伤。
学员们全涌出来了,都在兴奋地打听发生了什么事。
陈欢是一脸的懊丧,拼命向曾将军作着解释。
后者倒是安然无恙,只是军服弄脏了,肘子擦破点皮。
“我们得喝一杯压压惊。”我对吴翻译说。
第一轮酒没喝完,下面又传来大声的责骂。
吴去阳台查看后,笑着回来。
“日本俘虏逃跑了,”他说,“那头‘笨驴’正在发作呢。"
“他准备怎么解决?”
“他已经命令所有的人去追了,还打电话通知了总部。”
两小时后,当我和吴准备去市中心吃晚饭时,“笨驴”回来了。
“他们抓到了那个俘虏。”吴替“笨驴”翻译说。
“在哪里抓到的?”
“他偷偷摸进了英国大使馆大院。他觉得英国人会给他庇护。”
“那英国人没给庇护吗?”
“他们根本没机会。他们还不知道有这事,那小日本就被逮走了。”
“问问‘二号',他们把他带到哪里去了。”
“已经把他关进牢房了。‘二号'说准备处决他。”
“处决他!”我叫道,“看在上帝的份上,为什么?”
“将军说那俘虏是个不知好歹的家伙,给他好吃好喝,他还要逃。”
“但是,”我说,“你不能因为这个就枪毙他。”
“将军问怎么就不行?”
我琢磨了一会儿。
到底为什么不行?我得换个方式来和将军理论。
“告诉将军,”我说,“这个日本人对我们来说很有价值。我要求把他带到这里来。"
随后是激烈的讨论。
“将军说,出于对顾问的尊重,如果您用得上这个犯人,他可以不杀。”
“我要他有用。”
“他说那就不杀。” 我找来另一个杯子,给三人都倒满酒。
“干杯。”我说。
“干杯。”“笨驴”阴着脸说。
显而易见,作出这样的让步,他是给了顾问一个很大的面子。
海外通讯社报道:
汪精卫在法属印度支那的河内市遭暗杀逃脱,但其秘书及另外三人受伤。枪手逃去无踪。
看了这条消息,我不禁想,不知枪手有没有用我的消声器,也不知淑贞是否被牵扯在里头。
随着春天的到来,笼罩在重庆上空的雾慢慢变得稀薄了。
我骨头里的寒意也在慢慢消退。
说“骨头”太确切不过了——自从我来到中国之后,虽然喜欢中餐,体重还是掉了三十磅。
这里除了猪肉之外,其他肉类就只有水牛肉了,但是水牛肉太硬,没法嚼。
于是我就动脑筋解决这问题。
我进口过一台紫外线放射仪,用来检查文件,找寻文件中的秘密墨水。
记得曾读到过一篇文章说,被紫外线照射过的牛肉会变得柔嫩,便如法炮制。
经试验,我可以作证,所有的这类说法在水牛身上都不起作用。
我还是嚼不动水牛肉。
林能吃得下水牛肉,但他说,即便是中国人的胃,也得三天以后才能尝到水牛肉的味道,所以他情愿一日三顿都吃猪肉。
我因为不喜欢猪肉,大部分时候靠吃鸡肉过活。
在我新屋附近的稻田和蔬菜田里,一些小苗已经破土而出。
昨天,我看到有农民在给小苗翻土和浇粪。
虽然恶臭熏天,我还是忍着看完他们是怎么干活的。
首先,他们从村里的粪池里将大粪舀进一个桶里,加进两份水搅拌,然后倒进一个装有竹喷嘴的容器里。
他们在地里来回走动,将肥料喷洒在庄稼上。
来自重庆周边日照更充足地区的蔬菜已经上市了。
但是看完他们的种菜方法后,我让林翻译去买了大量的过锰酸钾回来,让厨子每次烧菜前必须用它来洗蔬菜。
我相信这样可以消毒。
霍乱已经开始流行,我也只能尽自己所能来预防了。
我的学员中没有一个人注射过霍乱防疫针,不相信这有什么用。
许多中国医生也不相信,甚至那些在国外受教育的医生也如此。
虽然军统的医生对科学防疫没兴趣,我还是和他达成协议,给我所有的佣人、学员、我的两个翻译以及那个日本俘虏接种霍乱、伤寒和天花疫苗。
由于接种的疫苗太多,反应很强,一些人昏了过去,但这只是小事一桩。
他们或许对保命不在乎,而我却很在乎。
“笨驴”出差不在,等他回来,我会让他也打针的。
春天的到来和日渐晴朗的天空,意味着日本人的轰炸机不久将要出现在我们的头顶。
我们正在竭尽全力寻找每天给汉口发气象电报的间谍。
日本人的轰炸机大多从汉口起飞。
我们不断地截获此人拍发的无线电密码,每天三次:早上6点、中午12点和晚上6点。
我们将截获的密电与实际天气作比较,分析云幕高度、能见度、气温、露点、风速和类似的数据,基本推算出了他的编密码方式。
虽然我们已确定他在南岸,却还没找到他的确切位置。
“笨驴”在华南有一个简易的无线电设备厂,勉强组装了几台设备,包括信号定位仪。
一些无线电班的学员曾经尝试带着定位仪到南岸的不同地点作业,希望可以找到间谍的藏身地。
我也曾带着我自己的航空定位仪和他们一起去。
定位仪是个简单设备,上面有调节盘,一个可以将声音传到耳筒的静音话筒,和一个类似指南针那样的指针,指向声音发出的方向。
这种仪器用在长波信号时非常地准确,但是在确定短波信号的发射时就不准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间谍们通常都使用短波。
为了不要太惹人注目,我想到一个并不怎么新颖的办法,那就是让军统的杂工用轿子抬我们到南山的第一岭和第二岭转悠。
这么做,就可以将仪器轻松地藏在轿子里。
到上个礼拜天,我们已经把范围缩小到南温泉附近了。
那是长江南边的一个自然温泉地带,特权阶层经常到此泡温泉和游泳。
我曾经想过穿上游泳裤和他们一起游,可经过观察,发现他们在水里有诸多不卫生习惯,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负责早上6点那一轮搜索的人员包围了一间简陋木屋。
小屋坐落在离小镇几百码的一个山坡上。
我被叫去用我的航空定位仪确认他们的仪表上的读数。
我是开车去的,摆渡过江,到达时正好赶上中午的一轮发报。
每一个操作员由一个持枪士兵守卫。
中午时,如果我仪器的读数和他们的一致,士兵们就会匍匐前进,向小屋里的人发起出其不意的攻击。
我和吴翻译、日语翻译、一个士兵躲到了佛塔边的一棵松树后面,从那里可以看到小屋。
“笨驴”则躲得不见了踪影。
12点整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一个十七千赫的电波信号。
我的定位仪几乎直指小屋。
吴和我站起身,朝前溜达,这是事先约定的信号,表示收网。
尽管我已下令不要开枪,我的卫兵还是朝小屋窗口里闪过的人影开了火。
电报未发完就中断了。
显然,间谍发现了我们后惊觉了。
我在向吴翻译解释面临的情况,那个卫兵突然从隐蔽处窜了出来,朝着小屋冲去,一边射击。
“别杀了那个日本人!”我朝吴喊道,挥手示意他跟着我。
日本间谍转到小屋的另一个窗口朝外开枪,大家朝他还击。
还好,双方的枪法都很臭,没有人被击中。
那日本人被吓得魂飞魄散,没怎么反抗就给擒获了。
我的车停在四分之一英里外。
我对吴说:“我去搜查屋子,你赶紧把日本人带到车里。”
我匆忙搜查了一下小屋,发现了一个比雪茄盒还小的发射器,几个干电池。
土灶里残留着一些纸灰,估计是焚毁的密电码。
我们在俘虏身上还找到了一套测量气候的工具——罗盘、无液气压计、空气湿度计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
离开时,我的车里挤得满满当当的,挤不进的人就站在两边的踏板上。
趁当地居民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我们抓紧撤退。
我们把吓坏了的日本间谍带到军统医生那儿。
在我的指导下,日语翻译曾福开始审问间谍。
但他惊吓过度,说不出话。
吴翻译见他不说日语,就用四川方言和普通话交替问他。
他显然能听懂,却拒不开口,一味摇头。
我把吴和医生拉到一边。
“准备一点阿美托钠,”我说,“他会开口的。”
医生咧嘴笑道:“我看,别想把针头插进这小日本鬼子身上。”
我叫来曾福和卫兵,让吴翻译把情况介绍了一遍。
三人听了,埋头磋商了一阵。
“他们怎么说?"我问吴。
“他们说没问题了。”
当我从隔壁房间回来时,犯人正在静睡。
不知用了什么手段强制他就范了。
医生还在咧着嘴笑,曾福则用冷毛巾擦着汗。
随后,我把问题告诉吴翻译,由他翻译给曾福,然后再由曾福向犯人提问。
犯人的回答也通过同样繁复的渠道反馈回来。
一开始,即使在阿美托钠的影响下,又面临严重的惩罚,犯人还是忸怩推诿。
他假装听不懂日语,只用本地的方言作答。
我们顺着这点追问时,他又假装自己是中国间谍,后又改口说自己是日本人的叛逃者。
但经过两小时的审问,将他的答案汇总分析后,终于清楚他是在夜晚乘侦察机跳伞潜入重庆的,随身带着发报器和其他仪器。
他一身典型的苦力打扮——草鞋、脏草帽、掉色的蓝裤子和肮脏的棉褂。
我们从他身上搜出了几千元中国钱。
犯人入睡时,“笨驴”才现身。
他表现得极度兴奋,语无伦次。
我把犯人交给他处理,然后回住处去检查战绩。
我发现,我们几乎没得到任何东西。
日本人可以轻易地再派人代替他。
他落网一事,即使没有人通知汉口,当他到6点还没发报时,汉口也能自己猜到。
我在办公室跟吴翻译、曾福,还有抓到间谍的卫兵正喝第二轮白兰地时,突然想到一个主意。
我不禁骂自己蠢,没早点想到。
“吴,”我说,“晚上6点时,我们要冒充他向汉口发报。"
“再喝一杯吧。”吴安慰我说。
“不,我是认真的。假如我们像那个间谍一样,每天发天气报告,通报云层很低,那么日本轰炸机就不会来了。如果不发,汉口一定知道出事了,还会再空投一个间谍来继续发报。"
“他销毁了他的密码本。"
“我不需要。我们已经推算出足够的密码,可以发气象报告了。”
“不太可行吧,”吴说,“昨天你还告诉学员们,有经验的操作员可以通过信号辨认出发报人,就像辨别字迹一样。”
“确实如此,”我说,“所以,我们要让那个间谍本人来发。大家抓紧了,我们要在他醒之前到他那儿。"
当我们到医生那里时,被告知“笨驴”在一小时前已经把犯人带走了。
我上了车,对吴说:“告诉司机,加速。”
到监狱后,吴和曾福与看门的士兵争执起来,又耽误了好久。
最终,他们被放行,进入监狱,不久带了个军官一起出来。
那个军官用询问的目光看着我。
吴滔滔不绝地做起了翻译:没错,犯人在里头,“笨驴”也在里头,另一个从总部来的将军也在里头。
“是‘刀斧手'吗?”我问。
“不是,是‘刀斧手'的一个助手。”
“那么,我们还在等什么?”
“他说,带我们进去很不合规定,但他可以试试。”
进了监狱后,那个军官到处找“笨驴”找不着,就直接带我们去那个犯人的囚室。
囚室是空的。
“这位军官说,他们大概正在处决犯人。”
“上帝啊!”我大叫,“让他阻止这事。”
那个军官也不知如何是好,慢吞吞地领着我们在几个走廊绕来绕去,最后来到一个石板地的宽敞院子。
在院子的一头,我看见“笨驴”正和另外三个军官站在一起。
那日本间谍则靠墙跪着,背对着我们。
他身后站着行刑手,拿步枪顶着他脑袋,并没有用大刀。
我朝“驴笨”大喊,但是我的声音被一声枪响盖过了。
犯人瘫在地上,他的半边脑袋给轰掉了。
在回来的路上,我冥想着东方式的思维方式和吉尔伯特的精神。
如果吉尔伯特认识“笨驴”的话,我相信他一定会让“笨驴”和他笔下的人物卡蒂莎结婚。
因为卡蒂莎这个人物最喜欢快速的、残酷的处决方式。
这两人结合的话,可算是珠联璧合。
来源:烟雨江南花又开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