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姐接过那个布满皱褶的红色信封，手指微微颤抖，眼神复杂得像是春天里的一场雨。

葬礼那天，大姐站在门口，眼睛里没有泪，只有那种疲惫。

她没掏一分钱，我却在所有人散去后，悄悄塞给她一个红色的信封。

＂姐，这钱你拿着。＂我声音有些哽咽。

大姐接过那个布满皱褶的红色信封，手指微微颤抖，眼神复杂得像是春天里的一场雨。

1988年的春天，父亲走了，留下母亲和我们兄妹三人。

那年，大姐已经二十八岁，已经嫁到了县城，在国营百货公司当售货员。

二哥二十三岁，在乡政府文书科工作，一身干净的蓝色中山装，自行车擦得锃亮，是村里姑娘们眼中的＂吃粮食的＂。

而我，十八岁，刚从技校毕业，在县砖厂当了一名机修工，一个月四十八块钱工资，在那个年代，也算是个体面的工作。

我们家的红砖小院在村东头，门前有棵老槐树，树下一口青石板砌的小井，水清甜得很。

母亲年轻时是村里有名的能干人，手巧心细，会做针线活。

那时候，村里谁家有个喜事，都喜欢请母亲去帮忙张罗。

她总是在天不亮就起床，围着灶台忙活，手脚麻利得像是装了发条。

那年代物资短缺，布票紧张，母亲却能变着法子把家里的旧衣服改成新样式。

大姐上学的土布裙子，是母亲从父亲的旧工装裤子改的，针脚细得看不见痕迹。

农闲时，母亲还会帮周围的人家缝缝补补挣点零花钱，攒着给我们置办学习用品。

夏天的时候，镇上的冰棍摊子前排着长队，五分钱一根的冰棍是我们那个年代孩子的奢侈品。

母亲舍不得花那五分钱，就用井水泡一碗绿豆，放点白糖，说这比冰棍还解暑。

有时候，大姐会偷偷跑去摊子前看别人吃冰棍，眼巴巴地站在那里，直到摊主赶她走。

我记得有一次，母亲为了给上初中的二哥买一本习题册，愣是用大白菜帮别人家缝了三天的棉袄，手上的针眼密密麻麻，肿得像小葱头。

母亲把日子过得像一块被反复揉搓的布，每一分钱都要掰成两半用。

我上技校那年，是八五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进了我们这个小县城。

县里的国营商店里出现了彩色电视机，几千块钱一台，看得人眼馋却买不起。

村里有家买了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晚上院子里都是看电视的人，大人小孩席地而坐，像过节一样热闹。

＂等我挣了钱，一定给家里买台彩电。＂我暗自许诺。

那年冬天，母亲攒了一个冬天的钱，给我买了一件灰色的棉袄，是百货公司里最便宜的那种，但对我来说却是最贵重的礼物。

＂咱家孩子就是不一样，上学就是有出息。＂母亲说这话时，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眼里闪着光，像是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未来。

大姐小时候没那么幸运。

六十年代末，家里日子艰难，加上那会儿女孩子上学不被看重，大姐初中没毕业就被叫回家帮忙干活。

那时候大姐整天板着脸，眼神里都是不甘心。

后来是靠着伯父的关系，她才进了县里的百货公司。

＂能在柜台后面站着，就是有面子的事。＂母亲常这么说。

大姐一开始分在日用品柜台，整天数着肥皂、牙膏，手上都是洗不掉的皂粉味。

她每次回家都会带些卖不出去的残次品，一块缺了角的肥皂，一管挤扁了的牙膏，像是献宝一样摆在八仙桌上。

母亲总是惊喜得不得了，小心翼翼地收起来，仿佛那是什么稀世珍宝。

大姐结婚那年，正赶上改革开放初期，城里人结婚兴起＂三转一响＂——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收音机。

母亲变卖了家里唯一值钱的一对银手镯，那是她娘家陪嫁的，保存了几十年，从没舍得戴过。

＂闺女泼出去的水，总要风光些。＂母亲把六百块钱全给了大姐做嫁妆，自己的手腕上却再也没戴过任何首饰。

可婚后的大姐变了。

每次回家，她总是一脸愁容，说城里生活不容易，房子要装修，孩子要补课，丈夫工资低。

八十年代末的县城，和我们村里比，已经是天上地下的差别了。

县城里有了彩电，有了录音机，有的人家甚至装了座机电话，拨号时＂嘟嘟＂的声音在整个楼道里回荡，引得邻居们羡慕不已。

大姐的丈夫在供销社工作，虽说不是什么高干，但在那个＂公家人＂吃香的年代，也算是个体面工作。

母亲却对大姐的话深信不疑，总是悄悄塞钱给她。

有时是攒了大半年的二十块，有时是卖了自家院子里老母鸡下的鸡蛋的五块八。

记得有一次，大姐来家里，母亲摸出了藏在米缸底下的布包，颤巍巍地掏出两张皱巴巴的十元钱。

＂拿着，给孩子买点吃的。＂母亲低声说，生怕被我们听见。

大姐接过钱，脸上的表情比哭还难看，像是在接受一种屈辱。

她把钱塞进口袋，转身就往外走，留下母亲站在院子里，盯着她的背影看了好久好久。

＂你大姐日子过得不容易，你们要多体谅。＂每次大姐走后，母亲总这么说。

我和二哥从不反驳，但心里都明白，大姐家比我们宽裕得多。

九零年，大姐家里已经买了十六寸的彩电，她儿子上的是县重点小学，过年时穿的是商店里买的新棉袄，不是像我们小时候那样，穿大人改小的衣服。

其实这些年，我和二哥的日子也渐渐好起来。

我从砖厂调到了县机械厂，工资涨到了七十多块，还能拿些奖金。

二哥在乡政府熬出了点资历，也有了一些额外收入。

但我们心照不宣地把大部分钱都留给了母亲，想让她的晚年过得舒心些。

母亲生病是在1993年的冬天。

那年冬天特别冷，北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吹得人直打哆嗦。

我记得那天，院子里的水缸结了厚厚的一层冰，母亲去砸冰取水，回来后就说腰疼。

＂肯定是风寒，喝点姜汤就好了。＂母亲总是这么说。

可疼痛越来越厉害，夜里都睡不着觉，在炕上翻来覆去。

二哥媳妇心疼婆婆，偷偷跟二哥说：＂妈这样不行，得去医院看看。＂

乡卫生院的郭医生给母亲把了脉，脸色变了：＂老嫂子，得去县医院做个检查。＂

我们拗不过母亲，她说再等等，也许过两天就好了。

＂检查太贵了，花那冤枉钱干啥。＂母亲固执地说。

又过了半个月，母亲疼得实在受不了了，这才同意去县医院。

结果一检查，肝上长了个东西。

那年的县医院还很简陋，走廊里的白炽灯暗黄黄的，照着大夫的白大褂，显得那么刺眼。

＂需要手术，费用至少三千。＂大夫推了推眼镜，语气平静得让人心慌。

三千块钱，在九十年代初期的县城，对普通家庭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

那时候，我刚从砖厂转到县机械厂，一个月工资不到二百。

＂机械厂福利好啊，不愁没对象。＂村里人常这么说，可此时我只觉得自己挣得太少太少。

二哥的工作虽然体面，但工资也就比我多五十块。

＂给大姐打个电话吧。＂那天晚上，二哥在县医院的走廊里低声对我说。

当时县城里装电话的人家还不多，我们只能去邮电局打公用电话。

站在电话亭里，听着那头的嘟嘟声，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大姐，妈病了，需要做手术。＂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是大姐略显疲惫的声音：＂要多少钱？＂

＂大夫说至少三千。＂我回答。

又是一阵沉默。

＂我最近刚给孩子报了补习班，手头紧，能出五百就不错了。＂大姐最后说。

我握紧了话筒，指节都发白了。

挂了电话，二哥站在邮电局的台阶上，脸色铁青。

＂大姐说她出五百。＂我低声说。

二哥没说话，只是点了根烟，猛吸了一口。

烟雾在寒冷的空气中凝结成白色的雾气，像是他此刻复杂的心情。

我们没再多说什么，各自回家拿出积蓄。

我把工资本翻了个底朝天，一共攒了八百多。

二哥从柜子底下摸出了一个铁皮盒子，里面是他准备给儿子上学用的钱，一千二。

还有五百是从三叔家借的，两百是从邻居老王家借的。

就这样，我们东拼西凑，总算凑够了手术费。

手术那天，我和二哥在手术室外的走廊上来回踱步。

母亲被推进去前，还在惦记着家里的事：＂小赵，地里的白菜还没收完呢，你记得去收一下。＂

＂二子，你媳妇怀着孩子，别让她干重活。＂

唯独没提大姐一句。

手术很成功，但医生说母亲需要长期休养，定期检查。

这意味着，接下来还有源源不断的医药费。

我跟厂里请了假，回家照顾母亲。

厂长皱着眉头，但看在我平时工作勤恳的份上，还是批了。

＂小赵啊，你妈病了，厂里工友都很关心，凑了点钱，你拿着。＂厂长递给我一个信封，里面是工友们捐的三百多块钱。

那一刻，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

大姐来过两次，带了些水果和营养品，坐一会儿就走了，说百货公司忙，请不了长假。

有一次，她来时正赶上母亲打针。

母亲看到大姐，眼睛一亮，挣扎着要坐起来。

＂躺着别动。＂大姐放下手里的塑料袋，帮母亲掖了掖被角。

＂大闺女，你来了。＂母亲拉住大姐的手，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像是找到了主心骨。

＂嗯，给你带了些橘子，还有鸡蛋，听说病人吃这个好。＂大姐的声音有些生硬，像是在完成一项任务。

我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幕，心里五味杂陈。

＂你大姐孩子还小，工作也忙，请不了长假，你们别怪她。＂母亲躺在床上，脸色蜡黄，却还在替大姐说话。

当时医院病房里挤满了病人，四张床，每张床上都是带着管子、打着点滴的病人。

走廊里的地上铺着草席子，是家属们临时的休息处。

我就睡在那草席子上，夜里听着病房里此起彼伏的咳嗽声和呻吟声，心里像压了块石头。

母亲的病情时好时坏，拖了快两年。

她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整个人仿佛只剩下一双眼睛，黑亮黑亮的，里面总是闪着关切的光。

但精神还算好，总惦记着家里的事。

有一次，她悄悄拉住我的手，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布包。

那个布包我很熟悉，是母亲常年贴身带着的，里面是她这辈子的积蓄。

＂这是我攒的钱，有六百多，你拿着，以后给你大姐送过去。＂母亲的声音很轻，像是怕被人听见。

＂她家日子不好过，孩子上学要花钱。＂

我咬着嘴唇没说话。

母亲的手粗糙干瘦，像是一片枯叶，骨节分明，上面布满了岁月的痕迹。

我知道这些钱是她这些年一点一点攒下来的，有时候舍不得买个馒头，有时候走路几里地也不舍得坐车。

我记得有一次去县城，下了大雨，我劝母亲坐拖拉机，五毛钱一个人。

母亲摇摇头：＂那五毛钱能买半斤糍粑，够孩子吃一顿了。＂

说着，她撑起一把破旧的布伞，踩着泥泞的田埂，一步一步地走向县城。

我把布包塞回她手里：＂您留着用吧，大姐家不缺这个。＂

母亲的眼神黯淡下来，她紧紧攥着那个布包，手指因为用力而发白。

＂你不懂，她从小就受了苦，心里有怨气。＂母亲轻声说，＂我欠她的。＂

我想起小时候，大姐确实总要干最多的活。

那时候，家家户户都很穷，大人们下地干活，孩子们在家做家务，照顾弟弟妹妹是理所当然的事。

大姐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去挑水、做饭，把我和二哥从热炕上叫起来上学。

她的手掌心常年是粗糙的，指甲剪得短短的，染着洗不掉的灰尘。

而我，即使家里再困难，母亲也咬牙送我读了书。

＂男孩子不一样，要读书，要有出息。＂母亲常这么说。

这些年，大姐对母亲的冷淡，或许真的有她的苦衷。

有时候我在想，如果当年母亲能让大姐也多读几年书，她的命运会不会不一样？

1995年，母亲的病情突然恶化。

那是个雨天，我记得雨点打在窗户上的声音，像是在敲打一面破旧的锣。

二哥从乡政府赶回来，脸色惨白，额头上全是雨水，分不清是雨还是汗。

＂医生说不行了，得赶紧送医院。＂二哥的声音在抖。

我们连夜把母亲送到县医院，大夫摇摇头，说已经扩散了，回家准备后事吧。

那一刻，我感觉天塌了。

母亲躺在病床上，眼睛直直地望着天花板，嘴唇干裂，嘴里一直念叨着大姐的名字：＂大闺女，大闺女...＂

我们给大姐打了电话，她说马上回来。

那晚，我和二哥守在母亲床前，看着她消瘦的脸庞，一夜未眠。

天蒙蒙亮的时候，母亲突然睁开眼睛，拉住我的手：＂小赵，别忘了那钱...＂

然后，她安静地闭上了眼睛，像是睡着了一样。

大姐赶到时，人已经咽了气。

她站在门口，手里提着一袋水果，脸上的表情我至今记得，像是解脱，又像是遗憾，复杂得让人看不透。

我想起母亲临终前的嘱托，喉咙像是被什么堵住了，说不出话来。

办理丧事需要钱。

九十年代中期的农村，丧事还是很讲究的，要请和尚念经，搭灵棚，还要办酒席。

这笔钱不小，按照当地习俗，至少两千多。

那时候，通货膨胀比较严重，一斤猪肉都涨到了七八块钱，几张百元大钞很快就花完了。

我和二哥商量着各出一半。

＂问问你大姐出不出？＂二哥媳妇小声说。

二哥摇摇头：＂算了，她家也不容易。＂

二哥媳妇欲言又止，转身进了厨房，只听见案板上剁菜的声音特别响，像是在发泄着什么。

丧事办得还算体面。

村里人来得很齐，几乎家家都有人来吊唁。

母亲一辈子勤劳善良，帮过很多人。

她生前织的毛衣，缝的衣服，做的鞋垫，在村里几乎家家都有。

＂赵嫂子走了，像是咱村少了半边天啊。＂村里的老支书叹息道。

大姐全程没说一句话，也没问一句钱的事。

她穿着一件深色的套装，站在灵堂一角，像个局外人。

我注意到，她的眼睛干涩，没有一滴泪水。

有几个村里的长辈过来安慰她，她只是点点头，表情僵硬得像是戴了面具。

葬礼结束，送走了最后一批客人，大姐准备离开。

她说孩子在家无人照看，必须赶回城里。

我看着她疲惫的背影，突然想起母亲临终前对我说的话，一种难以名状的情感涌上心头。

＂姐，等一下。＂我叫住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色的信封，那是母亲生前攒的六百多块钱。

＂这钱你拿着，是妈留给你的。＂我把信封塞进她手里，声音有些哽咽。

大姐愣住了，她低头看着信封，手指微微发抖。

阳光透过老槐树的枝叶，在她脸上投下斑驳的影子，遮住了她的表情。

＂这是什么意思？我不要你的施舍。＂她的声音冷硬，像是结了冰。

我摇摇头：＂不是我的，是妈的。＂

我告诉她，这钱是母亲多年积攒的，临终前特意嘱咐我要转交给她。

＂她一直想给你，怕你家里困难。＂我说，＂她临终前还念着你的名字。＂

大姐的脸色变了，她咬着嘴唇，眼圈红了。

＂她...还念着我？＂大姐的声音有些颤抖。

我点点头：＂妈说，她欠你的。＂

这句话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大姐心底尘封已久的某个角落。

她脸上的防备突然崩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落下来。

大姐突然转身，走到院子的老槐树下，那是我们小时候最爱玩的地方。

记得小时候，槐树上吊着一个秋千，是父亲用废旧的自行车轮胎和麻绳做的。

大姐放学回来，总是先推着我和二哥荡一会儿，然后才轮到她自己。

她背对着我，肩膀微微颤抖。

我想走过去，却又停住了脚步，给她一点独处的空间。

从她的背影，我似乎看到了那个小时候的大姐，倔强、坚强，却又孤独。

过了好一会儿，大姐才回过头来。

她的眼睛红肿，但没有泪水，仿佛刚才的崩溃只是一个幻觉。

＂你知道吗，小时候我恨过她。＂大姐声音哑了，像是被风沙磨过。

院子里，老槐树的叶子在风中沙沙作响，像是在诉说着过去的故事。

＂她让我辍学在家干活，却送你们读书。＂大姐的手指紧紧攥着那个红色信封，＂我以为她偏心，以为她不爱我。＂

我沉默不语，不知道该如何回应。

这些年，我从未想过大姐心中的苦涩。

在我的记忆里，大姐一直是那个能干、倔强的长姐，从不服软，从不示弱。

天色渐暗，院子里老槐树的影子拉得很长，像是要吞噬整个院子。

我点起一支烟，递给了大姐。

在农村，女人抽烟是不被认可的，但此刻，我觉得大姐需要这个。

她接过来，深深吸了一口，烟雾在暮色中缓缓上升，遮住了她的表情。

＂你知道吗，小时候我最羡慕的就是你。＂大姐笑了笑，声音里带着一丝自嘲。

＂上学、读书，有出息。＂她弹了弹烟灰，＂我嫁到城里，拼命想证明我也能过上好日子。＂

＂可越是这样，越觉得心里空。＂

我没说话，只是看着她，等她继续。

＂其实我家日子并不难过，＂大姐终于说出了实话，语气里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我丈夫工资不低，我也有固定收入。＂她深吸一口气，＂但每次回来，看到妈那么节俭，还要接济我，我就觉得...羞愧。＂

＂又不好拒绝，怕伤她的心。＂

我点点头，似乎理解了什么。

大姐这些年的疏远，或许不全是冷漠，而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愧疚与复杂情感。

＂那为什么不出钱给妈治病？＂这个问题憋在我心里很久了，像一根刺，每每想起就隐隐作痛。

大姐沉默了片刻，手指轻轻抚摸着那个红色信封，目光飘向远方。

＂我想过的，真的想过。＂她的声音很低，仿佛是自言自语。

＂但我丈夫不同意，说娘家人总是拿我家当提款机。＂大姐苦笑了一下，＂我们为这事吵过很多次，闹得差点离婚。＂

＂后来，我就...逃避了。＂

我点点头，没有评判她。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大姐嫁出去了，有自己的家庭要顾及。

九十年代的城市家庭，物质上开始丰富，但人情往来中的算计也越来越多。

＂妈生病那段时间，我其实很内疚。＂大姐继续说，眼神中流露出深深的懊悔。

＂我知道她对我的好，但我就是迈不过那道坎。＂她的声音哽咽了，＂现在她走了，什么都晚了。＂

我轻轻拍了拍大姐的肩膀：＂妈知道你的难处，她从不怪你。＂

这句话像是打开了闸门，大姐再次流下了眼泪，这次没有掩饰，任由泪水滑过脸颊。

＂我欠妈的，这辈子也还不清了。＂她哽咽着说。

我把那个红色信封又塞进大姐手里：＂拿着吧，这是妈的心意。＂

信封有些皱，但里面的钱整整齐齐的，是母亲用布条一张张包好的。

大姐这次没有拒绝。

她小心翼翼地把信封放进挎包里，像是在珍藏一件稀世珍宝。

＂我会把这钱用在有意义的地方，＂她说，语气变得坚定，＂给妈立个像样的墓碑。＂

我点点头，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那天晚上，大姐没有急着回城，而是留了下来。

我们三兄妹坐在老屋的堂屋里，点上一盏油灯，那是母亲生前最爱用的一盏小煤油灯，灯罩上还有母亲常年擦拭留下的痕迹。

光线昏黄，照在墙上的老照片上，父亲母亲年轻时的笑脸，在灯光下显得格外温暖。

大姐谈起了她的婚姻，不如外人想象的那么光鲜。

＂他脾气不好，爱喝酒，醉了就发脾气。＂大姐轻声说，＂我一直不敢告诉妈，怕她担心。＂

二哥说起乡政府的工作，忙碌而琐碎。

＂每天处理各种村民的纠纷，有时候一天到晚说破嘴皮子也调解不好。＂二哥苦笑，＂但好在工作稳定，不怕下岗。＂

＂下岗＂这个词，在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在城市蔓延，不少国企工人失去了工作，生活一落千丈。

我则分享了在机械厂的见闻，工资虽低，但技术在手，将来总会好起来。

＂听说沿海的乡镇企业发展得不错，有时候我也想过去闯一闯。＂我说。

屋外春风轻拂，槐花的香气若有若无地飘了进来。

母亲的遗像摆在正中，她的笑容在灯光下显得格外慈祥，仿佛在看着我们兄妹终于坐在一起，心平气和地交谈。

临走前，大姐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里面是一千块钱。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她说，声音很轻，但语气坚定，＂为妈操办后事，我不能什么都不出。＂

二哥想拒绝，被我拦住了。

我知道，大姐需要这个机会来释放自己的愧疚。

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而是一种心灵的救赎。

＂咱们是一家人，＂我说，感觉喉咙有些发紧，＂妈走了，我们更要互相扶持。＂

这句话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我们之间的隔阂。

大姐紧紧抱住了我和二哥，眼泪又一次流了下来。

那一刻，我仿佛看到母亲站在我们身后，脸上带着欣慰的笑容，就像她生前最爱的那张照片中的样子，眼角微微上扬，嘴角含着温暖的笑意。

后来的日子，大姐经常回老家看看。

有时带着她城里买的小零食，花花绿绿的包装袋上印着洋文，是村里孩子们从未见过的新奇玩意。

有时就空手而来，帮我收拾屋子，或者在院子里种些花草。

我知道，她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弥补那些错过的时光。

她和丈夫的关系似乎也缓和了些，不再像以前那样经常提起家庭矛盾。

＂人这一辈子，总要学会放下一些东西。＂大姐有一次这么说，语气中带着一种历经风霜后的通透。

有一次，她带来一个小木盒，里面是母亲年轻时的一张照片。

照片上的母亲穿着蓝布衣裳，站在老槐树下，笑得那么灿烂，眼睛弯成了月牙。

＂这是我珍藏多年的宝贝，＂大姐轻抚照片，＂现在想和你们分享。＂

照片背面有一行字，是母亲的笔迹，写着：＂大闺女十岁生日。＂

原来，这是母亲特意为大姐十岁生日留下的纪念。

那天，我们仨坐在老槐树下，像小时候一样，听着知了的叫声，看着天上的云，没有言语，但心却贴得更近了。

＂妈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我们兄妹和睦。＂大姐说，声音柔和了许多，不再有从前的那种防备和距离。

＂现在她在天上看着呢，一定很欣慰。＂

我点点头，想起那个葬礼后的傍晚，我追出去喊住大姐，把那个红色信封塞给她的时刻。

那时我不知道，那个简单的动作，竟会成为我们家重新团聚的开始。

有些理解来得太迟，但只要它最终到来，就永远不算晚。

母亲的离去，反而让我们找回了彼此。

在那个满是槐花香气的春天，我们终于懂得，亲情的羁绊，从来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

每年清明，我们三兄妹都会回到老家，一起去看望母亲。

大姐用那六百块钱，给母亲买了一块石碑，不算豪华，但很结实，刻着母亲的名字和生卒年月。

站在她的墓前，我时常想起那个红色的信封，以及它所承载的，一个母亲对女儿永不言弃的爱。

多年后的一个冬天，我在整理老屋时，意外发现了母亲的一本日记，藏在她缝补衣服的箱子底下。

里面记录着家里的大小事，多是些家常琐事，字迹歪歪扭扭，但认真工整。

有一页上写着：＂今天大闺女回来了，手上戴着新手表，说是自己买的。我知道她日子不容易，攒钱一定很辛苦，心疼她。藏了二十块钱在她包里，希望她别嫌少...＂

读到这里，我突然明白了母亲一生的心结。

她愧疚没能给大姐更好的童年，没能让她多读几年书，所以晚年总是想方设法地补偿，哪怕是自己省吃俭用。

人这一辈子，最难的不是原谅别人，而是理解别人。

而当我们学会了理解，原谅就变得那么简单。

如今，槐树下的老井依然冒着清甜的水，院子里母亲种的月季仍然年年开花。

生活还在继续，我们背负着回忆前行，却不再被过去的阴影所困扰。

这或许就是母亲最想看到的吧。

来源：那一刻旧时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