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学旁的天主教堂说起(同丰里十七号系列)

B站影视 电影资讯 2025-06-02 16:18 1

摘要:这篇文章,可以分类为议论性散文而非叙述性散文,因我和我的父母一直没有宗教信仰,没有参加宗教活动的体验,提炼不出什么生动的细节,加以具象的描写,顶多以教科书上说的“夹叙夹议”糊弄过去,甚至天马行空想到哪写到那。音乐有随想曲,文学也有随想录。

这篇文章,可以分类为议论性散文而非叙述性散文,因我和我的父母一直没有宗教信仰,没有参加宗教活动的体验,提炼不出什么生动的细节,加以具象的描写,顶多以教科书上说的“夹叙夹议”糊弄过去,甚至天马行空想到哪写到那。音乐有随想曲,文学也有随想录。

我的确喜欢天马行空,就像我听小提琴音乐,固然崇拜堪称殿堂级的海菲兹最为正宗的演奏,也特喜欢李传韵那不拘一格而令人瞠目结舌的炫技,尽管有时有些挑剔,甚至能真正静下心来,欣赏孙凰用中国的二胡演奏帕格尼尼专为小提琴创作的随想曲第24号这样的怪味豆,用两根弦挑战四根弦。

先从我念小学的地方说起。

我记得,我就读的海珠区宝玉直街小学旁边·,有一所小小的教堂,当时不知道属于基督教(新教)还是天主教。经历了这些年代的电闪雷鸣风侵雨蚀,尚在否?尚有生命履行宗教职能否?是否被破了旧立了新,还是彻底烟飞了灰灭了,成了地产商又一座新楼?

出国时候我一直没留意。千禧年前第一次回国,特意造访了宝玉直街的母校,看到那教堂还在。我从没有进去过,学校的老师也从来没有讲过教堂的故事,我只是上学放学,瞄一眼那教堂的尖顶,就知道是个神圣和神秘的宗教所在,不敢也不便踏足。

曾经约一个小同学“进去看看”,但他说,“不去,老师知道要批评的。”

啊,老师批评,是我们这些驯良听话的小学生的忌讳,因此“怕”理所当然。

因此,我只是多年后出了国,才第一次踏足德国的科隆大教堂,一下子就被那神秘庄严的气氛感动了。以后去得就多了,荷兰、比利时、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还有北欧,欧洲最不缺就是教堂。

第一次回国,已是苍然的老人,看到那尖顶还在,就特意拐到位于崇正里的教堂所在,走上前看了一下,知道了这是宝岗天主堂,透过缕空的铁大门端详着里面。因为时间不对,没有开放,但是,可以看到教堂外面的大概,那是神父讲道和信徒们唱圣歌的地方,圣母玛利亚在门楣慈祥屹立,小天使在门边护法,外墙还有一幅装饰画,充满宗教色彩。

大门外有一对联,上联是“处事诚信胸怀闊”,下联为“做人厚道天地宽”,中华文化的处世之道也。

我心安然。

在国外,常常有各种耸人听闻的消息,西方政客和某些仇华大V们言之凿凿地控诉着什么,似乎有图有真相地说明着什么,甚至那位因为能说一口流利中文,拍摄了《沿着长江岸边走》和《穿越中国的心脏》在荷兰播放取得大热的收视因而走红了一阵子的荷兰网红泰嘉儒(Ruben Terlou),也曾经在一缉节目中声称和一群失去独生子女的中国人在举行活动时候遇到了什么什么。于是,善良而懵懵然的西方看客信了。

不能说西方人和某些仇华大V都是无中生有的造谣污蔑,他们说的也许是部分真相,但充其量是部分,甚至是很小的一部分真相。中国那么大,拈出一两个例子无论唱好还是唱衰,实在是太容易了。让小粉红和反派们继续唾沫横飞互相码字诘驳吧,我独自在城楼看风景。

实际上,即使在云水怒风雷激的岁月,广州的宗教场所都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可能在广州人心目中,这是一种开放文化的印记,而在纷纭的世界不停变幻令人眼花缭乱的时候,人们往往需要一种什么东西麻醉自己的·心灵,这是当政者熟谙的,不然为什么称之为“精神鸦片”呢?

比如说,堑口市场附近当年也有一个小小的教堂,相信是基督教。尽管家人不信洋教和国教,教堂的主人谭牧师和谭师奶,却是我家的好朋友,特别谭师奶,几十年如一。母亲在经济困难时候,常常用砖头或小板凳,为谭师奶占上一个排队买咸水鱼的位置,等着老太太的出现,老姐妹见面,就互相寒暄问候几句。

中国人有各种各样的迷信,要找到值得膜拜而心仪的偶像,那真是太容易了。堑口附近,就有一条木土地巷,母亲后来曾经在这里的一个拐角处摆了很长时间的摊档,卖小孩的零食,巷口当年就有一尊很小的不知何方神圣的菩萨像,一年到头都有香烛供奉,小神灵吃香的喝辣的不愁,只是后来自然一度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不过,如今这条小巷还在,当然小菩萨不见了。

广州人也有树神崇拜情结,老榕树的根部就常常有神龛,有石碑,更有各种祈福或者酬神还愿的信息。

南华中路也有一株这样的老榕树,历尽风雨树心已经掏空了,就在海幢公园的对面,如今的老年大学海珠分校,原来的富商潘氏大院旁边。当年根部就有很多许愿文和祭祀的供品,不过没有神龛,也没有立碑。就是图示的这棵树,小时候就已经很苍劲了,年长我很多。

现在不需要这棵榕树寄托善男信女们的愿望了,因为人们可以自由进入海幢寺祈求心想事成,只要付钱,那里的佛堂有各种香烛纸马供应,值得点赞。只是这株老榕树现在还活着,如此长寿,就这点也应该顶礼膜拜了。

这树神崇拜的风俗,在中国各民族各地区都存在,有些甚至成为了文旅开发的项目,中国的信仰自由略见一斑,这已经跟疯狂的十年很不一样了。

在广州这块最早接触西方的土地,宗教自由是得到尊重的,光是珠江南岸,供奉菩萨和上帝的寺庙教堂,到处都是。海幢寺不消说,除了堑口南洲前的、宝岗的,小港路土主直街(后来改作民主直街)的、南华路敬和里的,以及洪德路的大小教堂。小时候尚存记忆的还有南华路鳌洲外街的金花庙,已经消失了的二帝庙。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有其典型的教徒聚会场所。

比如说天主教,小时候常跟母亲进货的一德路,称为石室的建筑wei’ran就是著名的圣心教堂,现在已经是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外地人来广州的打卡地。曾经有一副对联,上联是“行义德除私克欲遵垂训”,下联是“享安和秉爱宽仁效圣心”。

沙面两座教堂,也一直保存得很好,一座属于天主教的;一座是基督教堂,称为广东省基督教沙面会堂。

广州东山以前是海外华侨聚居地,自然也有教堂,是基督教东山堂。

儿子和儿媳妇皈依了耶稣基督,每次回广州,总是到东山或者沙面的教堂做礼拜,因而也结识了不少教友。

著名的三元宫、纯阳观、六榕寺、华林寺、大佛寺、光孝寺和怀圣寺光塔等,则分别是道教、佛教和伊斯兰教教徒和游客乐于踏足的地方。

光塔路上的光塔,数百年一直屹立,先前我已经在该系列一篇文章《堑口街市没有刀光剑影》中记录了我随母亲当年到光塔参加一位街市中回民朋友婚礼的见闻。如今的怀圣寺光塔,更修葺一新,伊斯兰风格赫然在目,得到很好的保护。

近年在市中心北京路附近巍然耸立的大佛寺,更令我这个海外游子惊诧不已,这只是当年惠福路大佛寺的延伸,在市中心黄金地段建造一座这样宏大的建筑,虽然跟周围建筑物风格不协调,但显示了宗教是一盘有经济效益的大生意。

海珠区洪德路还有一座基督教河南堂,很有历史,却是飞檐斗拱的中式建筑,2025年返穗还瞻仰了一回,就在当年拍摄电影《雅马哈鱼档》的洪德五巷主要外景地的地方,屋顶有一个十字架。据说基督教河南堂在文革时候也没有被毁,虽然没有了宗教活动,也只是改作学校的教堂罢了。现在经过翻新,也成为了教徒日常宗教活动,特别是圣诞节时候的热闹所在,吸引了不少游客。

广州有著名的道观“三元宫”。

海珠区还有一座道观,叫纯阳观,在漱珠岗,现翻新得美轮美奂。

如果把目光放得更远一点,看看区外、市外、省外,各种宗教建筑星罗棋布,数不胜数。

至于各种宗教的派别门户,更是千姿百态,这是宗教史学家的课题。一本在大陆出版的叫做《梵圣和鸣》的小书,虽没有更多细节,但大概描述了广州的宗教历史沿革、活动场所和主要人物,书末还有附录的一节:现行宗教政策,详细附上《广东省宗教事务管理条例》、《广州市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办法》等。

一些教堂和寺庙门口飘扬着五星红旗,这并不奇怪,入乡随俗这是中国的老话了。一个政府,在属于自己的国土让国旗飘扬,这值得惊讶吗?只要如法国人蒙田所说:“一个明智的政府,应该尽量避免去干涉个人的道德心,并且允许每一个国民以各自最能抵达心灵幸福的方式来爱上帝”,这就足矣,而这一点,在今天的中国大体做到了。何况,并非所有的教堂和寺庙都有国旗飘飘的景观,求实的人们只要到中国大地走一走,就一目了然。

我改一改蒙田的话:在中国,就个人道德心而言,允许每一个国民以各自最能抵达心灵幸福的方式来爱心目中的偶像。

最近的一次,2024年回国,我特别拐到宝岗天主堂前的大街宝仁里,而这条大街住着我多位小同学,有男生有女生。

我居然发现,宝岗天主堂的正门在这条大街上,而且据说这是近年才落成的,当时还没有正式开放,但是“宝岗天主堂“字样和十字架马上映入眼帘。可能主人,或者是他的后人把当年的居所改为正面的大厅,接待前来做法事的教友,供其在进入祈祷间与上帝对话之前,稍作歇息,宁心净性。

但是,同丰里附近那所朴素的教堂就没有那么幸运得以发扬光大。我在文章中提到过,南洲前也有一所教堂,墙壁刷成暗红色。主持人姓谭,谭牧师矮矮个子,平时鲜语寡言,也许传经布道时候可以滔滔不绝。谭师奶不然,喜欢和街坊们“倾计”交谈,我们跟谭师奶很熟,母亲也常常教导我要尊敬谭师奶。

一位住在教堂隔壁不远处的老街坊说,就算在如火如荼对文化大动干戈的大革命期间,这所教堂也仅仅是关闭,也没有人对谭牧师和谭师奶采取过什么行动,起码没有看到过游街示众一类的。但是,教堂后来改作附近民办的海幢小学的教室,维持了好长一段时间。只是我出国后,街市向南洲前扩展,占了街面好几个位置的教堂,无疑是商铺的理想所在,昔日的教堂于是变成了一座新建筑,临街的已经变成系列的商店和摊档,因此现在只能记得个大概的位置,

这座堑口的教堂,历史上也有记载。中国的网站,正在不遗余力整理宗教传播的详细资料。

写到这里,实际上触及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就是很多人认为的,中国人其实没有多少有宗教信仰,尽管他们进教堂,入寺庙,甚至愿意捐赠大量的金钱,但是这不等于说他们有这个教那个教的信仰,信仰是很庄重严肃的大事,有信仰的只是少数人,更多的是一种趋吉避凶,祈求得到某些世俗好处的意愿。

我基本对此表示认同。

从疯狂的十年甚至不允许普通人表达起码的意愿,到今天的各种宗教有如此的礼遇,普通人可以实现信仰的自由,中国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中国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尽管我没有经过调查用准确的数字证实,但是目力所及之处,起码佛教的信徒,以年轻人居多,烧香求神的,已经不是历来构成主体的老年人!比如说,我2024年到海南三亚,第二次瞻仰了慈眉善目的南海观音大士,并且凑热闹登上顶层抱抱佛脚,其实是摸摸脚趾甲。但是,排队途中,负责敦促游客遵守规则的人士眼尖,一眼发现人群中混进我这么一个老者,希望我能对自己的安全负责,得到我的承诺才放行。我蓦然发现,我的周围都是年轻的面孔,有热恋的一对,也有拖男孩带女娃的准中年。也许,今天中国的青年和准中年,有更多的诉求,有更多的意愿。

相比之下,荷兰的宗教自由堪称楷模,有各种教派以及代表其立场的政党和媒体,甚至允许一些游走在邪教边缘的团体存在,不时闹出一些新闻,但是媒体的统计数字显示,宗教信徒的数量日益减少,特别是年轻人,已经渐渐没有了上教堂的兴趣。

当然,在王室也是新教徒的荷兰,宗教气氛还是浓浓的。教会仍然是荷兰的重要支柱,而且宗教场所也很多。

就我居住的鹿特丹马斯河畔的小区,现时居民也只2000多人,但是从上一世纪建村开始,就在主要的大街上有三座分属不同教派的教堂,共同呵护着上帝的臣民。

其中一座教堂数年前一场大火付诸祝融,数年后的现在才凑足经费予以重修。

不过,信耶稣的宗教山头林立,各占地盘,甚至荷兰国土也有“圣经带”一说,某些地方市政府,某个教派的居民较多,因此也主要由代表这个教派主张的政党执政。

近年,最多华人信众的佛教,也建起了寺庙,比较著名的就有阿姆斯特丹的佛光山和乌特勒支的龙泉寺。

千禧年荷兰佛光山开光,时任女王的新教信徒贝娅特丽克丝(Beatrix)特别前往参加佛教的仪式,创下了荷兰王室专门参加华人活动的最高级别的历史记录,也显示了荷兰对宗教的包容。

至于那洋葱状屋顶的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则随处可见,因为荷兰的伊斯兰教徒日多。

但是,这不能改变某些宗教在荷兰式微的趋势。

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因此中国有其宗教政策;荷兰有荷兰的历史,因此,荷兰形成了现时的宗教政策。任何以此国的标准来量度和评价另一国的做法,显然只会引起更多的口舌之争。

美籍荷兰裔知名作家和记者房龙(Hendrik Willem van Loon)的一部纪实作品《宽容》,用通俗的文字写尽了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不宽容,同时呼吁世界的宽容。这是房龙先生的良好意愿,实际上到目前为止,这个世界宽容了吗?

西方不同的宗教甚至同一宗教的各个教派之间,不是经常吵架甚至引发了战争吗?

西方的一些舆论,不是无视现实仍然常常居高临下对他人指手画脚吗?

幸而房龙先生有清醒的意识,该作品的最后一页写道:

“宽容一统天下的局面势必会到来,那时不宽容就成了杀戮无辜俘虏、焚烧寡妇鳏夫、盲目崇拜书面文件一样的荒诞故事。

宽容的到来也许要一万年,也许需要十万年。

但是它一定会到来,就在人类战胜自身的恐惧之后——载入史册的第一次真正意义的胜利必将到来。”

人类啊,耐心等待吧。在等待的漫长日子里,我们能做些什么呢?起码必须把冒宗教之名的某些邪恶用法律的武器予以制裁,“只要不宽容仍然是我们法律自卫本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呼吁宽容简直是犯罪。”房龙的著作如是说。

金句啊!因此,中国对某些在宗教名义下从事的邪恶活动进行镇压,正是为了保障广大善良的人们的宗教信仰甚至意愿表达的自由。

让青年人虔诚地祷告或烧香吧,让孩子们开心地买一个Labubu玩偶挂在书包上吧,哪怕只是宣泄一下情绪,满足一下精神寄托。

即使如宗教高度自由的荷兰,也制定了管辖邪教的措施,媒体多次对邪教的活动加以报道和披露。

荷兰知名媒体,不也多次对在中国被定义为邪教的某教某功予以揭发吗?尽管荷兰并没有禁制此教此功。

有些所谓的什么教什么功,把宗教作为幌子搞政治,敛大财,诈汝钱财,淫人妻女,中文称之为邪教,荷兰文叫做Sekte的。虽然各国认定是否是邪教有该国的规矩,宽严尺度有所不同,例如荷兰目前也容许类似中国跳大神的西方巫医的活动,但是,一旦造成意外,也法不容情,记者们也捕捉到新闻热点,文如泉涌。

用一位荷兰政治家、前首相科克(Wim Kok)的语言,荷兰是“允许人们胡说八道”的,只要没有造成伤害。但是,什么是“造成伤害”,是精神上的还是肉体上的,是预期性的还是实质性的,则是巧舌如簧的律师们在法庭上煞有介事诘驳的话题,法官们有时也往往一筹莫展,不过,最后还得郑重其事地作出判词了事。

律师们是赚了,找律师的一方,出了血后也只能用“老子也上了一次法庭”的阿Q式的自慰精神胜利一番。

邪教是肯定存在的,这毋容置疑。揭发邪教的祸害,是记者的职责;裁定邪教的罪状,是法官的工作;禁制邪教的活动,则是政府的权力。

2025年的4月21日清晨,梵蒂冈的教宗方济各溘然长逝,相信新教宗良十四世将会对世界的更加宽容继续呼吁。

末了,以一则20年前的荷兰新闻事件,作为这则随感录的结束。

2007年6月11日的《星岛日报》欧洲版有文章报道,某功荷兰分部的一位时年30岁的华裔修炼者Long- Long G.由于练功导致精神分裂,杀死前同性恋情人当时22岁的养子Joost并碎尸烹尸弃尸,社会影响很大,在法庭上荷兰检察官称为“荷兰历史上极为罕见的事件”。这是这份中文报纸根据荷兰全国性大报的报道编译的文章,而且关系到华人,因此,荷兰本土的华文报纸也转载了。事后,却引发了连串的风波。

此功不忍了,不仅派人骚扰这家华文报纸,打电话威胁工作人员,往报社信箱塞满大量此功的宣传单张,而且兴讼状告《星岛日报》和这家荷兰华文报纸,官司从荷兰打到香港,结果输了,但此功还提出上诉,折腾了好几个月。

此功有无拿荷兰媒体开刀,不得而知。

结果,荷兰高等法庭裁定,荷兰媒体只是根据事实作出报道,中文媒体也只是编译转载,并无不妥,因此宣布此功败诉,自此偃旗息鼓。

荷兰媒体一直仍然关注着此功,那个疯狂事件10年后的2016年,有荷兰大报又往事重提报道了一次,甚至刊登了当年华文报纸的报道截图。而今年,又有关于在美丽国的此功剥削童工的报道,不过华文媒体就见怪不怪了。

这,也许可以作为这首随想曲结尾的一个经历了惊涛骇浪般的连串上下行琶音后的一个丰满的分解和弦吧!

再次呼吁,各位广州海珠区南华中路海幢街堑口同丰里乃至散落在全中国和世界各地的街坊好友,如有谬误,敬请指正,微信见!(黄锦鸿,写于2025年圣灵升天节)

来源:一网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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