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年冬天，安徽小岗村十八个农民在煤油灯下按下的红手印，像一粒火种点燃了整片冻土。包产到户这剂"猛药"下去，原本蔫头耷脑的庄稼汉突然直起了腰杆。以前隔壁的老王，过去出工总是磨洋工，自打分了地，天不亮就扛着锄头下田，晌午媳妇送饭到地头，扒拉两口又接着干。到了秋收，
那年冬天，安徽小岗村十八个农民在煤油灯下按下的红手印，像一粒火种点燃了整片冻土。包产到户这剂"猛药"下去，原本蔫头耷脑的庄稼汉突然直起了腰杆。以前隔壁的老王，过去出工总是磨洋工，自打分了地，天不亮就扛着锄头下田，晌午媳妇送饭到地头，扒拉两口又接着干。到了秋收，他家的粮囤堆得比房梁还高，屋檐下挂满红辣椒，圈里还多了两头猪崽。这样的光景，在1983年的中国农村已不是稀罕事。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当年那些担心"单干会饿死人"的质疑声，早被金灿灿的麦浪淹没了。我记得县里粮站的会计说过，实行责任制头一年，交公粮的队伍排出去二里地，粮仓不够用，临时征用了学校的操场。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些刚刚吃饱饭的庄稼人，后来竟能盖起小楼，供出大学生，甚至把生意做到了省城。如今再回头看，那场始于田间地头的变革，何尝不是给整个中国松了绑？
1977年深秋的合肥，省委大院里的梧桐叶落了一地。新到任的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穿着洗得发白的军便服，蹲在食堂门口和炊事员老张拉家常。老张说起老家凤阳今年又闹饥荒，村里人把榆树皮都剥光了。第二天清晨，他的吉普车就开上了通往皖北的土路。
车过淮河，眼前的景象让这位经历过战争的老兵震惊。在阜阳地区，他看见生产队的仓库里堆着发霉的玉米，而社员家的灶台上只有野菜糊糊。宿县有个生产队长偷偷告诉他："不是不打粮，是打了也白打。干多干少一个样，谁还愿意出力？"
回到省城，万里立即召集常委会。会议室烟雾缭绕，争论持续到后半夜。主管农业的副书记坚持要"继续普及大寨县"，说包产到组是"走回头路"。省革委会副主任顾卓新翻出一摞群众来信："凤阳农民说'种田的不当家，当家的不种田'，这话不该听听吗？"争论最激烈时，万里突然起身拉开窗帘——天已蒙蒙亮，他指着窗外说："同志们，天亮了，该醒醒了！"
"省委六条"的起草过程充满戏剧性。农委主任周日礼带着草案下乡征求意见，在肥西县山南公社被社员团团围住。老农王世忠拿着草案问："能不能把'允许'包产到组改成'提倡'？我们怕政策变卦啊！"这份带着泥土味的文件七易其稿，每次修改都引发激烈争论。最棘手的是如何处理"学大寨"的提法，有人提议写"结合本地实际学大寨"，万里用铅笔划掉这行字："直接删掉，不要穿靴戴帽。"
1978年夏收时节，安徽农村出现了奇特的"双轨制"：有的公社敲钟上工，有的生产队悄悄分地。在嘉山县，公社书记张成钧发现明光大队的麦子长得特别旺，去检查才发现地早就分到户了。他本想制止，老农反问他："张书记，你摸摸良心，这麦子好不好？"张成钧后来在日记里写："那麦穗沉得压手，我实在说不出批评的话。"
这年冬天，小岗村十八户农民偷偷按手印分地的故事，后来成为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事件。但少有人知的是，就在同一个月，万里在省委会议上说："农民饿肚子，我们还在讨论姓社姓资，这是开什么玩笑！"这个细节被很多与会者记在笔记本上，成为那个解放思想年代最生动的注脚。
变革很快惊动了北京。有位老同志专门写信，说安徽搞"单干风"是走回头路。万里带着调查报告进京汇报，在会议室里，他把一摞照片摊在桌上："各位领导看看，这是山南公社的麦田，这是周边没搞责任制的公社，差别有多大？"照片上，一边是绿油油的麦浪，一边是稀稀拉拉的麦苗。有人看了直摇头："这哪是社会主义的庄稼？"万里反问道："那社会主义的庄稼应该长什么样？"
就在争论不休时，基层的变革已经势不可挡。来安县十二里半公社的社员们想出了个"瞒天过海"的办法：名义上还是生产队集体出工，实际上各干各的田。公社书记佯装不知，县里来检查就提前通知社员集中到一块地里做样子。这种"阳奉阴违"的做法很快在皖东地区蔓延开来，老百姓编了顺口溜："联产联住心，一年大翻身。队长不用喊，社员赛着干。"
1979年秋收，山南公社的粮食产量创下历史新高。消息传到省城，万里特意让办公厅做了个对比统计：搞了责任制的公社平均增产35%，没搞的只增产8%。这份材料被悄悄送到北京，据说有位领导看后感叹："看来'两个不许'要重新考虑了。"
这年冬天特别冷，但安徽农村却暖意融融。许多公社自发学习山南经验，有的地方甚至搞起了"大包干"——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凤阳县小岗村十八户农民按手印分地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寒冷的季节。当时谁也没想到，这张皱巴巴的纸片后来会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物证。
腊月二十三，小岗人正在杀年猪。万里踩着积雪进村时，严宏昌正带着社员在地里挖山芋。往年这时候，生产队仓库早就空了，可今年家家屋檐下都挂着成串的腊肉。老太太严金昌捧着一簸箕花生往万里口袋里塞："万书记，尝尝俺们的新花生！"万里推辞，老人笑着说："往年想给也没有啊！"会计严立学翻开账本：全队粮食总产十三万斤，相当于前五年的总和；油料产量超过合作化以来二十年的总和。
消息像长了翅膀。邻村的干部跑来"取经"，看到小岗人用卖余粮的钱买回自行车、缝纫机，眼睛都直了。公社书记愁眉苦脸地汇报："现在各队都闹着要学小岗，拦都拦不住。"万里在省委常委会上说："农民饿肚子时，我们装看不见；现在吃饱饭了，倒要拦着不让？"会后，省里悄悄下发通知：允许"双包"责任制在贫困地区试行。
到1980年夏收时，全国已有20%的生产队实行了不同形式的责任制。曾经反对最激烈的某省，看到安徽农民骑着新买的自行车交公粮，也悄悄放开了试点。老百姓用最朴实的语言总结这场变革："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三十个字，道出了中国农村改革最核心的经验。
1980年秋收，凤阳县传出一个惊人的数字：全县粮食增产近五成。曾经最反对责任制的某公社书记，亲眼看见社员天不亮就下地干活，感慨道："这哪是'资本主义尾巴'，分明是社会主义的龙抬头！"更让人意外的是，交公粮的队伍排成了长龙——过去催粮催款是基层干部最头疼的事，现在农民抢着交。
小岗村那间按下手印的土屋，如今成了改革纪念馆。泛黄的契约书上，十八个手印依然清晰可辨。当年冒险分地的老人们常说："那不是我们胆子大，是饿怕了。"这句话道出了中国农村改革最朴实的逻辑——让农民掌握劳动自主权，黄土也能变成金。
1983年的春天，浙江温州永嘉县桥头镇突然冒出了上百个纽扣摊位。这些用木板搭成的简易摊位上，五颜六色的纽扣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谁也说不清，这些原本只会种地的农民，怎么突然就变成了精明的商人。镇上的老会计翻开账本发现，去年还靠救济粮过日子的十几个生产队，今年竟然都成了"万元户"。这种变化不只发生在沿海地区。在四川广汉，金鱼乡的农民把自家院子改成了养鸡场；在河北白沟，村民们用生产队的仓库办起了箱包作坊。
土地承包带来的变化远不止粮食增产。安徽芜湖的年广久，一个曾经因"投机倒把"坐过牢的炒货小贩，现在雇了一百多个工人炒瓜子。工商局的人来查，他理直气壮："俺用的都是自家承包地收的瓜子，雇的都是同村的剩余劳力，犯哪条王法？"这件事一直闹到省里，最后省委书记一锤定音："这是社会主义的雇工，应当允许。"后来，"傻子瓜子"的故事被写进了中央文件。
集体经济的"大锅饭"打破后，农民们发现土地不仅能种粮食。广东中山的农民在稻田里养起了鳗鱼，亩产值翻了几十倍；山东寿光的菜农把冬暖式大棚推广到全国。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江苏华西村的吴仁宝带着村民办起了轧钢厂——这个曾经"以粮为纲"的模范村，如今墙上刷着新标语："无农不稳，无工不富"。
乡镇企业的崛起让城里人目瞪口呆。1984年，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给全村劳力发西装时，《人民日报》的记者还以为是在摆拍。直到看见农机厂里清一色的进口机床，才相信这个"亿元村"是真的。这些"泥腿子办厂"的故事传到北京，有位老经济学家感慨："我们搞了几十年计划经济，还不如农民自己闯出来的路子。"
承包制释放的能量超出所有人预料。在义乌，廿三里镇的农民自发形成了小商品市场；在顺德，社队企业转型的电器厂开始和国营大厂抢订单。更难得的是，这些变化几乎没有要国家投资。正如一位县委书记说的："农民自己的钱，自己会算账。"到1985年，全国乡镇企业总数达到1222万家，产值超过1700亿元，相当于1965年全国工业总产值。
商品短缺的年代悄然结束。北京的胡同里，安徽来的保姆用上了电子表；上海的弄堂口，浙江贩来的牛仔裤供不应求。最让家庭主妇们高兴的是，副食品店里再也不用凭票购买。这场由土地承包引发的经济变革，其意义远超农业本身。它打破了计划经济的坚冰，为市场经济开辟了航道。当第一批承包户把余粮换成现金时，他们不会想到，自己正站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历史起点上。那些沾着泥土的脚印，最终汇成了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
来源：细看历史三棱镜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