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万马齐喑的十年之初，连小鸟也悄无声息。绍兴路上一家出版机构，决定编一本不定期的儿童歌刊。决策者是室主任任大霖，他把这个任务交给汪岭，一个儿童文学家，一位儿童音乐家，互为知音，上下呼应。文化荒漠响起了布谷鸟的欢鸣。
完全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恐怖，黑幕下一个被毁容者，露出狰狞的面目，爆发“热血”的吼声……
本文要说的“夜半歌声”，温润、可爱且动听，也非出自“戏院顶楼”。延安西路64号“大理石宫”，曾经的“夜半歌声”，绵长悠远。
万马齐喑的十年之初，连小鸟也悄无声息。绍兴路上一家出版机构，决定编一本不定期的儿童歌刊。决策者是室主任任大霖，他把这个任务交给汪岭，一个儿童文学家，一位儿童音乐家，互为知音，上下呼应。文化荒漠响起了布谷鸟的欢鸣。
汪玲是当时这个出版机构唯一的音乐编辑。陪伴几代人成长的幼儿歌曲《打电话》《李小多分果果》《小燕子》等都是她的旋律。今年，九十有三，上月刚谱就新作《唱着唱着长大了》。儿童音乐家永远不老。
汪玲接受大霖交办的任务以后，把散落在城乡的专业、业余作者集合起来。每周四晚上，大家像上班一样，准时赶到延安西路64号“大理石宫”，也就是中国福利会少年宫。
记得是一个秋夜，我应召而至，也许因为发表过一些诗歌，包括儿童诗，被作为歌词作者，到此接受培训。这里既是一个编外的编辑部，也是一所“儿童音乐学院”。
“编外编辑部”分组学习、开会，右二为汪玲。金月苓（左一）供图
“大理石宫”原名“嘉道理爵士公馆”。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兴办实业与热衷慈善而闻名的英籍犹太富商嘉道理，在大西路即现在的延安西路，建造了这座欧洲风格的公馆，内饰豪华，外观纯白。墙面与地面，由从意大利进口大理石铺就，“大理石宫”因此得名。变身少年宫，是宋庆龄的选择。1952年，她访问苏联回来，决意创办中福会少年宫。在征得落户香港的嘉道理家属同意，中国第一个少年宫正式落成。
“大理石宫”现在是“金色摇篮”。主楼中庭直升屋顶，通透、敞亮，犹见苍穹。左右副楼皆两层。这个编外儿歌编辑部，每周四夜间的活动，就在右楼二层203室。我小心翼翼拾级而上，耳畔似有宋妈妈热切的声音：“有些事情是可以等待的，但是少年儿童培养，是不可以等待的。儿童是我们的未来，是我们的希望，我们要把最好的东西给予儿童。”聚集在这里的儿童音乐工作者，日以继夜，正是为了不辜负宋妈妈的嘱托，要把最好的歌儿献给孩子。
中福会少年宫是全国儿童音乐的高地。脍炙人口的《梦见毛主席》《学习解放军》等中国音乐史上的经典之作，就出自宫主任戴辉与几位艺术指导之手。他们还承担全市少儿合唱的普及与提高。每周四下午，上海少儿合唱的四大指挥家吴克辛、吴国钧、李金声与程金元，就在“大理石宫”切磋艺术。汪玲把歌刊编选活动的时间，安排在周四晚上，是想争取指挥的加入，为作品的鉴别与选择，提供一个易于演唱的保证。
周四晚上的活动内容，主要是讨论编创成员新作，从各地来稿中优选佳作，其形式就是集体哼唱，一边唱，一边议，边唱边议，边唱边改。“大理石宫”的“夜半歌声”，一阵接一阵。窗外大草坪上的花儿，随歌声轻舞，星空下的夜晚顿时生动起来。
考虑到传达室工作人员休息，每周四晚上的讨论，一般到十点半结束。由于来稿太多，常要挪到少年宫门外继续。延安西路的路灯下，十来个人，以汪玲为中心围成一个圈。“夜半歌声”随风飘荡，稀落的行人驻足观望，投以疑惑的目光，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
那时，十一点半之后，公交车全部停运，根本没有出租车。午夜之后讨论结束，一大半人骑自行车踏上归途，汪玲自备一辆“老坦克”；小一半人步行回家，个别家住郊区，过江轮渡一小时一班，回家已是凌晨。然而，他们乐此不疲。
所有的创作与编选工作，没有一分稿费，也没有任何津贴。集合时间是六点半，很多朋友下班，来不及吃饭，只能随带单位食堂的几个淡馒头。有朋友会带几只苹果，细心的朋友还会带一把“小洋刀”，切片分发。大家自我投喂，自我滋养。要把希望投送未来的一腔“热血”，让延安西路上的“夜半歌声”，飞过了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北京出了一本《战地新歌》第一集。十一首儿童歌曲中，有流传至今的《我爱北京天安门》《火车向着韶山跑》《针线包是传家宝》《小小螺丝帽》《革命故事会》《大家来做广播操》《小小球儿闪银光》等八首作品，全部出自延安西路上的“夜半歌声”，作者八成是这个编辑部的成员。我作词的《我是公社小社员》，也忝列其中。
延安西路上的“夜半歌声”不仅出作品，还出人才。玻璃厂女工金月苓，当上了中国唱片公司编辑，化工厂职工孙愚做了报社副刊编辑，幼教工作者友珊走进了电台少年部；徐以中老师调到音协工作；蒋为民现在是上海音乐学院教授，狄其安被聘为上海歌剧院专业作曲。当年的热血青年，成为当时上海文艺界的新鲜血液。
我在市少年宫这个“摇篮”学习近四年，与少年宫领导及这些音乐家结为好友。1982年夏季的一天，我接到戴辉电话，说有事要帮忙。华师大中文系有个毕业生，被分配到海港报当记者。她颇有文学天赋，《儿童时代》社想要她，希望港务局领导“放了”她。那时，戴辉已调离少年宫，到《儿童时代》社当领导；我在上海港一个公司工作。
我专程去了海关大楼，向干部处领导转达了戴辉的诉求。港务局领导爱才、惜才，把这位大学生的档案转送到《儿童时代》社。这位毕业生，就是现在赫赫有名的大作家陈丹燕。
来源：白马秋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