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日，美国川普总统和鲁比奥国务卿轮番上阵，称要大规模吊销留学生签证，对中国留学生尤狠，引起广泛的不安与愤怒。此时，我在新加坡看到名为“新加坡万事通”的自媒体，连续发文，批评美国的做法，传递新加坡部分高校愿意接受被吊销签证的中国留学生来新继续求学的欢迎态度，同香

张聚恩/文

借助AI工具，我搜索了关于“留学“的来历与沿革，很受启发。现简要梳理如下，并与大家分享一点浅见。

“留学”的来由

“留学” 一词源于日语（ryugaku），最早可追溯至唐朝。当时日本倾慕盛唐中国文化，多次派遣遣唐使来华，因遣唐使不能久留，日本政府便从第二次派遣唐使时，同时派遣 “留学生” 和 “还学生”，其中 “留学生” 指留在中国学习的学生，“还学生” 则在遣唐使回国时一起回国。后来 “留学生” 一词便沿用下来，凡留居外国学习的学生，都称 “留学生”。

在汉语中，“留学” 始于清朝，旧时称 “留洋”。1872年，容闳倡议的幼童留美计划，成为清朝留学事业的开端。清政府共派出120名幼童赴美留学，我国第一条铁路的设计者詹天佑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1877年起，清政府又陆续向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派遣了多批留欧学生。后来，随着中日交流及中国对日本明治维新后教育改革的关注，“留学” 一词逐渐在我国流行开来。

晚清时期留学政策全面推进。1901年起，清政府大力提倡青年学生出国留学，颁布上谕鼓励各省派学生出洋，并给予学成归国者功名、官职等奖励。1905 年清廷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出国留学成为知识分子的重要出路，留日学生人数激增。1909年，清廷成立游美学务处，并在清华园设立 “游美肄业馆”，后改名为 “清华学堂”，作为留美学生的预备学校。

清末新政期间留学政策进一步调整与完善。1901年至1911年，名相张之洞拟定了 “约束章程十款、鼓励章程十款” 等，对留学生加以约束并鼓励。

辛亥革命后，留学政策逐渐废止，但留学活动并未停止。1915年，留法俭学会成立，开启了留法勤工俭学的热潮。1919年五四运动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达到高潮，大批青年学生赴法学习。同时，留美学生人数也不断增加，1927 年中国留美学生数达到 2500 人。

民国时期的留学途径主要包括官派留学和自费留学两种。官派留学一般由政府机构或教育部直接选拔，也有部分高校如清华等承担选拔任务。自费留学则需要学生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通过个人申请获得相关机构批准。

学术交流与学术机构的留学项目也逐步兴起。1923年，中法大学成立，加强了中法两国的学术交流。1928年，国民政府设立国立中央大学，该校也承担了一定的留学选拔任务。1930年代，随着中美学术交流的加强，美国的富布莱特奖学金项目开始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上述留学活动，一直持续到40年代。

这期间的留学生回国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周恩来、邓小平等曾赴欧洲留学，后来成为新中国的主要领导人。梅贻琦、蒋梦麟等留美学生回国后，分别担任了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校长，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钱学森等一大批留在求学国工作、在新中国成立后回国参加建设的精英，成为我国科技事业各领域的领军人物，做出了杰出贡献。

新中国的“留学”

新中国成立后，留学生制度经历了多次变革。初期（1949年-1978年）以公派留学为主。建国初至50年代末，主要向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1949年-1958年期间共派出各类留学人员1万余人，其中的绝大部分回国后发挥了重要作用。1961年，开始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到1966年先后向英、法、德、瑞士、日本等十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700余名。

1966年-1971年公派留学工作中断。1972年起恢复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开启了新中国出国留学多元化的新阶段。1972年-1978年间，国家共向49个国家派出1977名留学人员。

1978年是中国留学生政策的重要转折点，6月23日邓小平作出扩大派遣留学生的决策。12月26日首批52名公派赴美留学人员启程，1978年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共计1777 人，同时自费留学的限制也在逐渐解除，公安部开始正式受理自费留学申请。

1979年5月，教育部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等全国 11 所高校组建出国留学人员培训部。1981年1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明确了自费出国留学的政策。1984 年底国务院出台规定，允许任何公民自筹资金出国留学，此前的学历及工作年限等限制均被取消，至此中国向外派留学生的大门完全打开，出国留学热潮迅速升温。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因出国留学人员不能按期回国现象严重，国家开始收紧自费和公派出国留学的政策，公派留学需签《出国留学协议书》，自费出国留学则增加了大学毕业后服务期的限制。

1993年后，国家陆续出台一系列新的政策法规，进一步规范和完善留学人员工作的管理体系，简化留学手续，为留学人员提供更多的便利；鼓励海外留学人员以多种形式为国服务。同时，留学还向低龄化和基础教育扩展，不少家庭将未成年子女，送出国接受教育。至此，中国留学成为一个蔚然”现象“，专业面广，年龄范围宽，形式多样，人数众多。在世界上，只有印度类同，甚至在美、加等国已经超越中国；而其他国家虽不乏留学现象，却与中、印难以比拟。

近年来，由于国际政治环境激变和泛意识形态化，我国的留学受到一些“特殊对待”。在特朗普第一执政期，留学美国的情况受到严重影响。第二任期开始以来，更采取一系列极端措施，使留学生的求学和在美生活与学习遭遇困境，尤其是学习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生物工程等自然科学技术专业的留学生们，压力尤甚。实际上，就我所知，航空航天专业的中国留学生从早些年开始，就一个不收了。

我的一点浅见

从以上对于“留学”来由的梳理，放在历史的长河来看，中国最先是留学的“目的地”和留学生的“接收国”，而不是派出国。随着国力式微，为了革故鼎新、洞察世界、学习先进，逐渐转为向国外派出人员，开启了留学规模日渐扩大的进程。改革开放以来，在睿智的领导人的亲自推动下，鼓励留学，励志图强，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留学生问题是一个国际社会现象，就其本质，乃是加强交流、促进合作、各方互惠的事业。一方面，派出国在学习先进经验方面得到明显收益，我国的几次较大规模派出，得以了解世界文明的最新进展，为国家建设造就了适用人才。另一方面，接收国同样获利，由于高端人才的教学科研活动和部分学成人员的长期居留与当地就业，在客观上为所在国提供了丰厚的智力红利。

但留学生问题又有其复杂性，受国家间关系影响巨大而直接；在一些高新与前沿技术领域，正常学习交流与有可能危害国家利益的活动有时难以区分；当国家关系紧张，留学的规模与专业方向就变得尤其敏感。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增强与科技水平提升，先进国家对我国在人才教育培养方面的戒心，势将日益加重，对此也不必讳言。

对于“留学”这样一个双方互利的事业，目前出现如此巨大的困难，最终会发展到什么程度，还需要多加观察和做出积极努力。最终的结果，将在各方多因素权衡与博弈后得以动态呈现。但不管如何，在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里，我们需要对留学方针与政策以及本国的教育事业进行必要的反思与改进，坚定地把工作重点放在国内。

首先应积极应对美方政策变化，寻求法律保护，维护国际公认规则，争取留学生应有权益。同时，也要丢掉幻想，寻找多渠道留学和开展科技交流的可能性，并调整与严控公派规模。

更根本的是，应抓好本国的人才培养工作，留学生只是全体受教育学生人群的极小部分。长远地看，高质量的、惠及全体青少年的教育还是要立足国内。应该把当前遭遇的压力变为改革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动力，通过扩大高校自主权，改革体制机制，学习国外成功经验，优化学科结构，改革教学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的能力与素养，系统性提高教育质量，做到既能留住优秀学生，培养出更多拔尖人才，又能使广大受教育者得到多元化、多层次的优质教育，成为对社会、对国家建设有用的人才。

来源：航空之家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