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没人会想到，这个靠抄书自学、在书摊前看书走神到误了买卖的工人，20年后却以博士身份出现在复旦大学古文字研究所。

1991年，19岁的蔡伟落榜高考，在锦州一间小工厂做杂工，三年后工厂倒闭，他靠摆地摊维持生计。

没人会想到，这个靠抄书自学、在书摊前看书走神到误了买卖的工人，20年后却以博士身份出现在复旦大学古文字研究所。

当许多人在“实用主义”的潮流中选择放弃诗与远方，他却用十几年的时间抄书、研字、潜心古籍，只为探寻那些冷僻汉字背后的微光。

是什么，让国学泰斗亲自为他写推荐信、破格收为门生？一个高中学历、蹬过三轮、靠摆摊糊口的人，是如何一步步走进顶尖学府的？

锦州是辽西的一座老工业城市，冬天的风吹得人脸生疼，工厂林立、烟囱林立，灰白的天色几乎成了这片土地的底色。

1972年，蔡伟出生在这里，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父母每月拿着不多不少的工资，靠着精打细算把一家三口的日子维持在温饱线之上。

蔡伟在上学的时候就对文字展现出了浓厚的兴趣，经常抱着一本比他还厚的《新华字典》，一页页地翻。别的小孩，周末都在外面玩，他在图书馆，一坐就是一整天。

真正改变他的，是高二那年无意中在图书馆看到的一本旧书——《义府续貂》。

那是一本厚重晦涩、几乎无人问津的典籍，讲述的是历史文献中罕见字义的考据分析。大多数学生连名字都念不清，他却如获至宝，像是打开了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自此，他不仅爱上了生僻字，也对古文、辞章、章句训诂生出极大的痴迷。

可天赋再高、热爱再深，也难以逃脱应试教育的桎梏。

1991年，高考成绩揭晓，蔡伟语文一科几近满分，却因其他科目严重拖后腿，最终名落孙山。

那一年他十九岁，第一次感受到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他试图复读，但连复读班都未被录取——分数太偏科，老师们直摇头。

他开始进入一家机械零件厂做小工，每天清晨出门，晚上回宿舍，手上油污未干、指缝常年开裂。

但即便在最疲惫的日子，他也从未放下书本。工友们喝酒打牌，他却抱着一本字典默默研究生僻字。

有人笑他，说：“你一个打工的读那么多书干啥？又不是能当饭吃。”他听了，只是轻轻一笑，继续在纸上密密麻麻写下批注和心得。

三年后，工厂经营不善倒闭，蔡伟也从工人变成了失业者。他拿着仅剩的几百块钱，买了些小商品，在街边摆起了地摊。

白天他支着摊子，卖些小玩意，别人热情吆喝，他却总是低头看书，连有人问价钱都未必听见。顾客不耐烦地走掉，他也不挽留。结果就是，他成了整条街生意最差的摊主。

可他却自在无比。能靠地摊维生，同时保留读书的自由——对他而言，已是最好的人生安排。

就在这段无人问津、几近沉寂的岁月里，他遇见了张月。

张月是附近纺织厂的女工，个子不高，说话直来直去。

张月知道蔡伟不太会赚钱，但她不嫌弃。她说：“你喜欢看书就看，我多干点活，日子能过下去就行。”

他们很快结了婚，生活简单但稳定。张月早出晚归，蔡伟则在摊前看书。有人说这日子清苦得像白开水，也有人说他是个废人，读了这么多年书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

但他始终不以为意。他没有大志向，也不求翻身出头，只想安静地读他的书。

多年以后，当蔡伟的人生突然发生转折，他回头看这些年，发现所有的改变其实都藏在那些沉默的日子里。

在张月的支持下，蔡伟维持着一种外人看来近乎固执的生活节奏：白天在街边卖些小商品，晚上读书写字，间或在国学论坛上发表对古文字的看法。

他时常在旧电脑上敲下一段分析古汉字字形字义的短文，再逐字检查语句是否通顺，贴到“国学网”的“古文字板块”上。

有时回应寥寥，有时会引来几个志同道合者的简短讨论，但他并不在意热度，单纯享受整理思路与表达见解的过程。

裘锡圭老先生，是他高中时就知晓并十分敬重的古文字研究大家。在读《文字学概要》时，蔡伟第一次接触裘老的学术风格，简洁严谨，条分缕析，极富逻辑性。

他不止一次在笔记本扉页写下“欲问文字义，先读裘先生”，一如旧时学子对远在京城的大儒心存景仰。

1995年春天，蔡伟写了一封信。将自己多年研习甲骨、简帛、古训诂的心得，以及对几段典籍的独立理解，都一一列出，夹带几页手写笔记复印件，寄到了裘老当时所在的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信寄出后，他没有抱太大希望。一个高中落榜、无学历无背景的地摊小贩能否得到回应，他自己心里也没底。

然而一个月后，裘老回信了。

信纸上裘老写道：“不计功利，刻苦潜修，令人十分钦佩。”蔡伟读完后，沉默很久，才将信小心地叠好。

这封信成为蔡伟日后继续研学的动力源之一。

1996年初夏，蔡伟受邀前往北京，与裘老当面交流。那是他第一次走进高校学术圈的环境。两人面对面交谈了几个小时。裘老对蔡伟的阅读深度表示肯定，他鼓励蔡伟继续积累，并适时考虑尝试较为正式的学术写作。

这次见面后，蔡伟回到锦州，继续以摆摊为生。

然而，1997年底，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打破了这一切。

张月突然出现持续性腹痛，被诊断为胆管癌中期，需立即手术并接受后续治疗。医生开出了初步费用清单，约五万元，这对蔡伟一家而言几乎是天文数字。

蔡伟不得不暂停所有读书写作，转身投入体力劳动。为了多赚些钱，他开始推着三轮车载人载货。

冬天的北方风大，他戴着手套也能感到指关节开裂，耳朵冻得发红。笔记本尘封在纸箱里，原本每天必更的论坛帐号，也陷入沉寂。

裘老注意到蔡伟在论坛上许久未有动静，最终亲自拨通蔡伟家中电话。得知实情后，裘老沉默良久，表示十分遗憾，并表示想设法帮他一把。

当时，裘老正主持《马王堆简帛集成》项目的文献整理工作，团队正在筛选临时工作人员。在多方斟酌后，他决定邀请蔡伟加入项目组，担任一段时期的古文献初校与词义对照工作。

项目虽不能长期稳定，却可以在经济上解蔡伟一时之急，也能让他重拾旧业。

他的准确率高，笔记清晰，常提出他人忽视的字义差异，得到了项目组中几位老专家的认可。原本安排的试用期过后，项目组决定将他的聘期延长。

总结会上，几位学者对蔡伟在简帛文字义项区分上的独立见解表示高度评价。裘老则在会后与他长谈，提出了一个长远构想：是否愿意走入正式学术体系，进一步深造？

2009年春，裘锡圭、吴振武、李家浩三位教授联名向复旦大学提出特别推荐信，认为蔡伟虽学历不齐整，但在古文字实证研究方面具备不可多得的能力，建议学校破格录取其为博士生，并由裘老亲自指导。

复旦方面最终通过审批，考虑到蔡伟数学与英语能力偏弱，学校特别为其制定过渡课程方案，安排专人辅导基础科研方法、资料整理技巧及现代学术表达方式。

那年九月，37岁的蔡伟正式成为复旦大学的一名博士研究生。入学通知书上写着他的名字，跟当年裘老回信封面上的笔迹一样端正。

他走入了学术的门内，而门外的世界，已与过去大不相同。

蔡伟进入复旦大学的那年，是蔡伟人生第一次正式坐进高校的课堂。

课程之初，他明显感到吃力。由于缺乏系统训练，他常常需要课下花上数倍的时间去阅读教材、查阅参考书、听录音回放课堂内容。

复旦的六年，是他从“文字爱好者”转向“系统研究者”的转型期。

2015年，蔡伟博士毕业。同年，他接受贵州安顺学院的聘请，成为中文系的一名讲师，讲授国学与书法基础课程。

相比学术研究，他在教学上的表达方式更加朴实无华。

学院学生对这位国学老师印象深刻，却不知他的来历。一位曾在论坛上见过“蔡伟”名字的青年教师偶尔提起“复旦博士”“三轮车夫”“古文字怪才”几个词时，还有人误以为是都市传说。

直到某次院刊刊载其旧文《文字有源》，内文提到“感谢裘公为我打开山门”一句，有学生去搜索，才慢慢拼凑出这位低调教师的真实背景。

这段经历，蔡伟从未主动提及。他不否认，也不刻意回避。

2023年，蔡伟正式入职辽宁大学文学院，被评为副教授。

时间到了2025年5月，裘锡圭老先生去世的消息传来，蔡伟写下悼文《大雅云亡》。

有人说，蔡伟的人生是一则“草根逆袭”的范本。但熟悉他的人都明白，蔡伟的坚持，从未为了成名，也未为求利。他最初执笔时，并不知是否有人会看到；他在寒灯下抄写古籍，并不指望哪天能被破格录取。他之所以走到今天，靠的是兴趣本身驱动的内在节奏。

而裘老，是千里马的伯乐。

裘锡圭先生曾言：“识人者众，知人者少。才，不可遗于草莽。”在学术传统逐渐功利化的语境中，裘老以仍坚持“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信念，为一个原本在体制之外沉浮的小人物，打开了一条路径。

如今裘老已逝，但他所扶植的人依旧在讲台上播种文字的火种。

蔡伟的人生没有奇迹，只有持久。正如他曾在论坛签名里写的那句旧话：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终能自得其所。”

来源：艺述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