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浙江绍兴鲁迅纪念馆，陈列着《摩罗诗力说》的手稿复印件，泛黄的纸页上满是删改痕迹。那个曾自嘲“铁屋子”中人的青年或许不曾想到，他对屈原的解读，会成为打破精神枷锁的槌音。历史证明：每一次对传统的重读，都是向着未来的突围。
鲁迅《摩罗诗力说》
鲁迅笔下的屈原：一个觉醒者的精神肖像
——从《摩罗诗力说》看晚清文人的思想突围
在浙江绍兴鲁迅纪念馆，陈列着《摩罗诗力说》的手稿复印件，泛黄的纸页上满是删改痕迹。那个曾自嘲“铁屋子”中人的青年或许不曾想到，他对屈原的解读，会成为打破精神枷锁的槌音。历史证明：每一次对传统的重读，都是向着未来的突围。
1907年的中国，正深陷半殖民地泥潭，旧王朝摇摇欲坠，新思潮暗潮涌动。26岁的鲁迅在日本写下《摩罗诗力说》，以笔为剑，重新解读了那位投江千年的诗人——屈原。在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中，鲁迅不仅颠覆了传统文人的屈原想象，更勾勒出一幅文化觉醒者的精神图谱。该文中，鲁迅以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视角，对屈原及其《离骚》进行了系统性评述。他首先肯定了《离骚》作为“奇文”的文学价值，指出其“抽写哀怨，郁为奇文”的特质，既突破儒家诗教“持人性情”“思无邪”的桎梏，又以“放言无惮”的姿态挑战了传统文学的伦理化倾向。鲁迅特别强调，《离骚》中“返顾高丘，哀其无女”的哀怨情感，实为对楚国政治腐败与精神荒芜的深刻批判，这种“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的书写，标志着中国文学首次以个体觉醒对抗集体失语的尝试。
在《摩罗诗力说》里，鲁迅对屈原作品内容及其文艺思想，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
惟灵均将逝，脑海波起，通于泪罗;返顾高丘，哀其无女。则抽写哀怨，郁为奇文。茫洋在前，顾忌皆去。怼世俗之浑浊，颂已身之修能，遂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
鲁迅这一段话有以下三层意思：一是肯定屈原投于汨罗有“哀怨”之情。其云“返顾高丘，哀其无女”，是指《离骚》中的：“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他是借这一句以指离骚》的主要内容是“抽写哀怨”，是“郁为奇文”，表明了鲁迅对《离骚》的赞颂之情。他认为这种“奇文”，是屈原“将逝”之时写的。二是指出屈原作品的意义，肯定了届原批判与怀疑旧世界的正确性。他说的屈原能“顾忌皆去，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乃是赞扬屈原批判旧世界的勇敢性。所谓“怀疑遂古之初，直至百物琐末”，是肯定屈原对历史的怀疑精神及其彻底性。三是歌颂了屈原作品是当时社会的新声。他说的屈原能“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是指屈原的作品超过了前人。
在传统文人的笔下，屈原是“香草美人”的象征，是“忠而被谤”的典范。但鲁迅却从《离骚》的哀怨中读出了现代性：“返顾高丘，哀其无女”不仅是个人失意，更是对整个旧世界的怀疑与控诉。鲁迅则尖锐指出，儒家用“思无邪”禁锢《诗经》，而屈原的“放言无惮”恰似冲破牢笼的呐喊。这种解读在当时堪称惊世骇俗——当主流学界还在用“温柔敦厚”评价诗歌时，鲁迅已将屈原比作西方的拜伦、雪莱，称其诗作是“撄人心”的雷霆。在东京留学生会馆的油灯下，这位年轻思想家正用新式文艺观重写文学史：诗歌不该是礼教的注脚，而应成为唤醒民众的号角。
鲁迅对屈原的赞誉中始终带着清醒的审视。他盛赞《离骚》“怼世俗之浑浊”的批判精神，却痛惜其“孤伟自死，社会依然”的无力感。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将这种矛盾置于更宏大的文化坐标系：当拜伦为希腊独立战死沙场时，中国诗人仍在书写“哀而不怨”的挽歌。这种对比直指晚清的文化痼疾：旧文学沉溺于“平和之美”，却丧失了改造现实的力量。鲁迅借屈原之镜，照见的是整个民族的精神困境——知识分子的悲愤若不能化为“反抗挑战”的行动，便永远只是历史循环中的一声叹息。
虽然那时的鲁迅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还不能从改革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生产关系等原则上去分析问题，但他能清楚地看到屈原之死及其作品的“哀怨”，虽有“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的进步性，但是缺乏反抗挑战的力量，不能触动旧社会一根毫毛，带有很大的局限性。鲁迅在此文中说：
盖诗人者，撄人心者也。凡人之心，无不有诗，如诗人作诗，诗不为诗人独有，凡一读其诗，心即会解者,即无不自有诗人之诗。无之何以能解?惟有而未能言，诗人为之语，则握拨一弹，心弦立应。
这话的意思，是说诗人应该反映人民的心声，只有与众人心中的诗相应，诗歌才能起到“撄人心”的作用，方能“澈于灵府，令有情皆举其首，如睹晓日，益为之美伟强力高尚发扬，而污浊之平和，以之将破。平和之破，人道蒸也”。这表现了鲁迅要求诗歌要起鼓励人民反抗旧势力的作用，具有撄人心”的“美伟强力”，而不只是凄恻哀怨而已。
《摩罗诗力说》中对屈原的批评，实则是鲁迅文化革命的预演。他否定“代圣人立言”的旧文学观，呼唤“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新诗人。这些思考虽未提及“德先生”“赛先生”，却已埋下新文化运动的火种：十多年后，《狂人日记》中“吃人”的呐喊，与《离骚》对旧世界的诘问一脉相承。
鲁迅笔下的屈原，既是古典诗学的终结者，又是现代启蒙的先知。他通过解构“忠君—怨愤”的二元框架，将屈原从儒家伦理的桎梏中解放，赋予其“撄人心”的现代精神品格。这种批评实践不仅重塑了中国文学史书写范式，更揭示出启蒙思想与传统文化的复杂对话关系。正如《摩罗诗力说》所言：“今且勿论他书，即诗道亦然。……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鲁迅对屈原的再诠释，恰似一场跨越千年的精神爆破，在摧毁旧秩序的同时，为现代中国的文化重建开辟了新的可能。
在当代重读这篇雄文，我们看到的不仅是鲁迅对屈原的再发现，更是一个古老文明在转型期的精神阵痛。当今天的读者仍在争论传统文化如何“创造性转化”时，百年前那位青年思想者的启示依然振聋发聩：真正的文化传承，从不是对故纸堆的膜拜，而是以现代精神激活历史基因的觉醒之路。
来源：读书圈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