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崇祯十七年（1644年），张献忠率大西军攻入成都，蜀王府沦为火海。意大利传教士利类思、安文思随难民逃往天全州大川场。在这座邛崃山脉深处的集镇，他们遇到了一群特殊的逃亡者——来自成都平原的天主教徒，其中包括蜀献王后裔及士绅家族。这些人携带《几何原本》译本、拉丁文

大川场天主教三百年：铜矿淬炼的信仰传奇

一、明末烽火中的文明火种（1644-1659）

崇祯十七年（1644年），张献忠率大西军攻入成都，蜀王府沦为火海。意大利传教士利类思、安文思随难民逃往天全州大川场。在这座邛崃山脉深处的集镇，他们遇到了一群特殊的逃亡者——来自成都平原的天主教徒，其中包括蜀献王后裔及士绅家族。这些人携带《几何原本》译本、拉丁文圣经和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在大川场东麓的溶洞中建立临时避难所。

1. 夹缝中的信仰坚守

- 技术伪装：教友将圣母像藏于山神庙，称“西方观音”；用川剧唱腔改编圣歌，融入当地傩戏仪式。安文思在溶洞内开设私塾，教授算术、天文和医学，培养出首批本土神职人员候选人。

- 与大西政权的博弈：张献忠听闻传教士通晓天文历法，于1645年遣使至大川场，以“造天球仪”为由强征利类思、安文思入成都。二人被迫为大西政权制造仪器，但暗中将《坤舆万国全图》中的经纬度数据刻于青铜仪器底部，为后世传教士留存地理密码。

2. 南明政权的隐秘纽带

永历四年（1650年），南明朝廷重臣庞天寿（天主教徒）致信罗马教皇求援，大川场教友通过茶马古道将密信送往澳门。尽管教廷最终选择支持清廷，但此举为大川场争取到南明残余势力的庇护，使其在川滇交界处得以存续。

二、清初测绘与铜矿崛起（1660-1735）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清廷启动《皇舆全览图》测绘工程，法国传教士白晋、雷孝思率队入川。大川场教友凭借明末传承的测绘知识，协助绘制雅州至打箭炉（今康定）的地形，其提供的茶马古道数据被标注为“天主教徒实测”。

1. 年羹尧的战略合作

雍正年间，年羹尧任四川巡抚时，为解决军费短缺，与大川场天主教徒达成协议：教友提供铜矿开采技术，清廷默许其传教活动。

据《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记载，雍正二年（1724年），大川铜厂正式开炉，教友贾铜匠（河南籍）主持冶炼，在横河头和官房山修建4座高炉，日产铜钱500贯。

- 技术输出：教友将欧洲炼铜法与本地工艺结合，采用“三段式冶炼法”，铜纯度从60%提升至92%，产品专供川陕清军。

- 经济网络：铜厂利润的30%用于资助立书堂（大川场修院），20%用于购买土地建立“义庄”，形成“采矿-教育-赈济”闭环。

2. 年羹尧倒台后的蛰伏

雍正三年（1725年），年羹尧因“九十二条大罪”被处决，大川铜厂被清廷接管。教友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将核心技术人员转移至邓池沟（今宝兴县），利用穆坪土司辖境的地理屏障继续秘密传教；铜厂账本以“茶商流水”形式保存，矿石运输改由教友猎户伪装成山货交易。

三、乾隆时期的博弈与转型（1736-1795）

乾隆十年（1745年），四川总督策楞推行“铜政改革”，大川场天主教徒主动将铜厂管理权移交官府，换取三项特权：

- 合法传教权：允许在铜厂驻地设立“圣母堂”，表面为矿工祈福，实为秘密礼拜场所。

- 技术垄断权：清廷聘用教友为“铜厂技师”，月薪五两白银，负责技术指导和质量监督。

- 司法豁免权：教友矿工若触犯清廷律法，需先由教会调查，再移交官府处理。

1. 铜厂的双重功能

- 经济支柱：乾隆十七年（1752年），大川铜厂年产铜12万斤，占四川全省产量的18%，利润用于资助邓池沟修院扩建和雅安分堂建设。

- 情报枢纽：铜厂“茶马店”成为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教友通过茶叶贸易收集川藏地区情报，定期送往巴黎外方传教会总部。

2. 本土化教育深化

立书堂将《天主教要》改编为《劝善俚语》，几何知识融入农耕口诀，如“三角丈量田，勾三股四弦五全”的竹笺教材（1983年天全老熊沟出土）。同时开设“矿工学堂”，教授拉丁文、地质学和冶炼技术，培养出四川首位本土矿业工程师李安德（Jean-Léonard de Besi）。

四、禁教阴影下的地下网络（1796-1868）

嘉庆年间，清廷强化禁教政策，大川场教友转入“狡兔三窟”模式：

- 核心据点：立书堂迁入海拔2400米的大川坪溶洞（今藏经洞），洞内分设礼拜堂、藏书室与宿舍，仅核心成员知晓位置。

- 中转联络：在茶马古道设五处“茶马店”，以茶饼形状为暗号传递情报（圆形代表安全，方形代表危险）。

- 外围观察：在紫石关等要隘安排猎户教友监视官兵，用烟火信号预警。

1. 铜矿的秘密运营

教友通过“包商制”继续控制铜厂：表面由汉人商承包，实际由教会提供技术和资金。据巴黎外方传教会档案，嘉庆四年至道光十九年（1799-1839年），大川铜厂通过此模式向教会输送白银2.3万两，用于支持邓池沟穆坪修院建设。

2. 科学传教的萌芽

1839年，巴黎外方传教会在邓池沟修建穆坪修院，大川场教友协助阿尔芒·戴维开展生物考察。教友猎户王若瑟带领戴维深入大川坪溶洞，发现珙桐和大熊猫标本，这些标本经教会渠道送往欧洲，引发全球关注。

五、清末民初的转型与扩张（1869-1949）

同治八年（1869年）清廷解除教禁后，大川场教会从地下走向公开：

- 教堂重建：1870年在集镇原址重建哥特式教堂，采用全木结构，木雕圣经故事与本地花鸟纹融合，成为川西建筑典范。

- 新式教育：立书堂升级为“圣心小学”，开设算术、地理、动植物学课程，毕业生被送往邓池沟灵宝学校深造。

1. 铜矿的现代转型

1912年，教友联合本地士绅成立“大川矿业公司”，引入蒸汽机开采技术，铜产量提升至年产20万斤。公司利润的40%用于资助教会医院和孤儿院，形成“企业-慈善”联动模式。

2. 红色记忆

1935年红四方面军南下时，大川场教堂成为抗日救国会活动中心。红军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在此接见天主教代表，双方达成“互不干扰，共同抗日”的默契。教堂门楣至今留存红军书写的标语：“镰刃割断旧乾坤，斧头劈开新世界”。

结语：铜矿淬炼的文明韧性

从明末溶洞中的秘密聚会到新中国阳光下的公开礼拜，大川场天主教三百年的生存史，是一部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微观史诗。当张献忠的战火、乾隆的禁令、太平天国的动荡、抗战的烽烟一一掠过这片土地，教会始终以地理隐蔽、本土化策略、科学探索三重路径维系信仰火种。大川铜厂的高炉遗迹与邓池沟的大熊猫标本，共同见证了一个文明在历史夹缝中的坚韧存续——这种存续不仅是宗教的胜利，更是人类对知识、仁爱与希望的永恒追求。

来源：茶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