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下面是一个单独的故事，故事都是完结篇，没有连载，来源于生活，为了方便大家阅读，本文采用的第一人称书写，人物姓名都是化名，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下面是一个单独的故事，故事都是完结篇，没有连载，来源于生活，为了方便大家阅读，本文采用的第一人称书写，人物姓名都是化名，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我叫冉青石，今年七十有二。
一个陌生人的到来，打破了我晚年的平静。
他带来一个包裹，沉甸甸的。
里面，竟是整整一百斤全国粮票。
他说，这是我六十年前的恩情。
我愣住了，六十年前？
什么恩情，能值一百斤粮票？
他说，您忘了吗？那个分了您半个窝头的大哥。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炸开了。
我叫冉青石，一个普普通通的退休工人，住在一个有些年头的老小区里。
退休金不高，但好在身体还算硬朗，老伴儿柳书兰也陪在身边，日子过得波澜不惊。我这辈子，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像这名字一样，青石，普通，但结实。我以为，我的生活就会这样，在买菜、下棋、看电视的循环中，慢慢走向终点。
直到那天下午，门铃响了。
打开门，外面站着一个五十岁上下的中年男人，穿着一身得体的夹克，面相忠厚，但眼神里带着一丝我读不懂的疲惫和郑重。
“请问，您是冉青石冉大爷吗？”他开口，声音很客气。
我点点头，心里犯嘀咕，我这辈子打交道的人，一只手都数得过来，这人是谁？找我能有什么事？难道是社区的？还是卖保健品的？
“我是。”
“我叫卫家良。”男人自我介绍道，然后将手里一个用厚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递了过来，“冉大爷，这是我父亲托我，务必亲手交给您的东西。”
“你父亲？”我更糊涂了，我认识姓卫的人吗？好像没有啊。
包裹入手极沉，我差点没接住。老伴儿柳书兰闻声从厨房里走出来，好奇地问：“老冉，这是谁呀？”
我摇摇头，示意我也不知道。
我把包裹放在客厅的八仙桌上，那桌子都跟着颤了一下。卫家良的表情始终那么严肃，像是来完成一件无比神圣的使命。
“这是什么？”我问。
“您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我和老伴儿对视一眼，柳书兰小心翼翼地解开包裹的布绳，一层，又一层，像是打开一件尘封了许久的宝物。当最后一层布被揭开，我和老伴儿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那是一沓沓、一捆捆的全国粮票，崭新，平整，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油墨味。
五市斤一张的，三市斤一张的，一市斤一张的……厚厚的一摞，旁边还有一张纸条，上面用钢笔写着：共计，一百市斤整。
一百斤！全国粮票！
我的心跳瞬间就乱了。这年头，谁还用粮票啊？这东西早就进了历史博物馆了，可眼前这实实在在的一大摞，冲击力太强了。
“卫先生，这是什么意思？”我稳了稳心神，声音都有些发颤，“我们无功不受禄，这么贵重的东西，我们不能收。”
柳书兰也在一旁连连点头：“是啊是啊，这使不得，使不得！”
卫家良却摆了摆手，眼眶微微泛红，他说：“冉大爷，这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这是一份迟到了六十年的‘口粮’。”
他顿了顿，一字一句地说道：“我父亲叫卫远征。他说，六十年前的那个冬天，在城东的破庙外，他分了半个窝头给一个快饿死的小兄弟。他说，他欠那个小兄弟的，这辈子都惦念着。”
“卫远征……”我喃喃自语。
这个名字，像一把生锈的钥匙，在我记忆的锁孔里，艰难地转动了一下。
城东、破庙、冬天、半个窝头……
一幕幕早已褪色的画面，瞬间在我眼前变得清晰无比。
那段被饥饿和绝望包裹的岁月，那个几乎要了我的命的冬天，和那个……用半个窝头把我从鬼门关拉回来的，穿着破旧棉袄的年轻大哥。
原来，他叫卫远征。
那是一九六零年，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年份。
天灾人祸，粮食短缺，每个人都在饥饿的边缘挣扎。那年我才十二岁，父母在早年的动荡中没了，我跟着远房的叔叔过活。可年景实在太差，叔叔家也揭不开锅了，看着我这张吃饭的嘴，他只能终日叹气。我懂事，知道自己是累赘，在一个天还没亮的清晨，我给叔叔婶婶磕了个头，揣着两个凉透了的红薯，自己跑了出来。
我想去城里找活干，哪怕只是给口饭吃。可一个半大的孩子，在那个年代，比野狗还不如。
很快，我身上的红薯吃完了。
饥饿是什么感觉？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难体会。那不是馋，不是想吃点好的，而是一种从胃里升起的，能把五脏六腑都烧光的灼痛。你的脑子里什么都想不了，只有一个字：饿。眼睛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想往嘴里塞。树皮、草根，甚至观音土……我都试过。
没用，那种饿，像是跗骨之蛆，只会越来越深。
我从乡下走到城里，一路流浪，一路乞讨。见过太多饿殍，也见过太多为了食物而扭曲的人性。我的心，也从最初的希望，一点点变得麻木，最后只剩下绝望。
我记得那天，下着小雪，天阴沉得像一块破布。我已经三天没吃过任何东西了，连口热水都没喝上。我蜷缩在城东一个破庙的墙角，感觉自己的生命正在一点点流逝。
我的四肢已经冻得没有知觉了，胃里像是有无数只蚂蚁在啃噬，疼得我连呻吟的力气都没有。
我想，我就要死了吧。
死了也好，就不用再受这份罪了。
就在我意识快要模糊的时候，一双穿着破棉鞋的脚停在了我面前。
我费力地抬起眼皮，看到一个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年轻人，大概十八九岁的样子，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棉袄，脸上也带着菜色，但那双眼睛，却异常明亮。
“喂，小兄弟，醒醒。”他推了推我。
我动弹不得，只是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看着他。
他看我没反应，又探了探我的鼻息，然后像是松了口气。他从怀里掏了掏，拿出一个用布包着的东西。
打开布，是一个黑乎乎的窝头。
在那个年代，一个窝头，就是一条命。
我死死地盯着那个窝tou，眼睛里冒出绿光，喉咙里发出野兽般的嗬嗬声。
他看着我的样子，叹了口气，毫不犹豫地将窝头掰成了两半。
他把大的那一半，塞到了我的手里。
“吃吧，慢点吃，别噎着。”他的声音有些沙哑，但很温暖。
我当时已经没有理智了，抓过那半个窝头就往嘴里塞，也顾不上嚼，囫囵着就往下咽。那窝头又干又硬，剌得我嗓子生疼，可我不在乎。那是粮食，那是能让我活下去的东西！
几口下去，噎得我直翻白眼。
他见状，赶紧拍我的背，又从腰间解下一个军用水壶，拧开盖子递给我：“喝口水，顺顺。”
水是凉的，可灌进喉咙，却像是甘泉一般。
半个窝头下肚，我感觉胃里的火总算被压下去了一点，一丝暖意开始在四肢百骸里流动。我活过来了。
我看着他手里剩下的小半个窝头，他自己却一口没吃。
“大……大哥……”我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嘶哑得不成样子。
“嗯，好点了？”他笑了笑，露出一口白牙，“你叫什么名字？家是哪的？”
我摇摇头，说我叫冉青石，没家了。
他脸上的笑容黯淡了下去，眼神里流露出一丝同情。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这年头，都不容易。但只要活着，就有希望。你还小，路还长着呢。”
他还想说什么，不远处传来一阵催促的哨声。
“我得走了，要去厂里上工了。”他站起身，把剩下的小半个窝头和那个水壶都塞给了我，“这个你留着，省着点吃。水壶也给你，能找个地方接点热水喝。”
我攥着那半个窝头，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我这辈子没怎么哭过，但那一刻，眼泪就是止不住。
我挣扎着想给他磕个头，他却一把拉住了我。
“快别这样，一个男子汉，跪天跪地跪父母，别跪我。”他扶着我，让我靠墙坐好，“小兄弟，记住了，天无绝人之路。活下去，一定要活下去！”
说完，他转身就跑，很快就消失在了风雪里。
我甚至，都来不及问他的名字。
我只知道，他是一个在附近工厂上班的大哥。
那半个窝-头，我分了两次才吃完。那个军用水壶，我一直用了许多年。
就是靠着他给我的这点“给养”，我撑了过来，后来在城里一个好心的餐馆老板，岑大妈收留下，做点杂活，总算有了一口饭吃，有了一个安身之所。再后来，国家政策好了，我因为肯干，脑子也还算灵光，被招进了纺织厂当工人，一干就是一辈子。
我娶了柳书兰，一个温柔贤惠的女人。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日子虽然不富裕，但很安稳。
我常常会想起那个大雪天，那个分给我半个窝头的大哥。
他长什么样？我努力回想，但记忆的画面总是模糊的，只记得他那双明亮的眼睛，和那句“活下去，一定要活下去”。
我跟柳-书兰提过很多次这件事。
“你说，要是没有那位大哥，我早就冻死在那个冬天了。哪还有现在的我，哪还有咱们这个家？”我总是一边说，一边感慨。
柳书兰就会握着我的手，说：“是啊，那真是救命的恩人。要是能找到他，我们一定要好好谢谢人家。”
我也想找啊。
六十年代初，城里的工厂就那么几家。我托人打听过，可信息太少了。一个十八九岁，在工厂上班的年轻人，上哪去找？连个名字都不知道。
后来，厂里的老友向东还笑话我：“老冉，你这就是大海捞针。那时候人都饿得脱相了，你就算见了面也认不出来。再说了，人家可能就是顺手帮你一把，早忘了。”
我想想也是，人家是贵人，我是草芥。人家随手的一个善举，对我却是天大的恩情。他不记得，是正常的。但我不能忘。
这份恩情，我记了一辈子。
我常常教育我的孩子，做人一定要善良，要懂得感恩。看到有困难的人，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因为你不知道，你一个微不足道的举动，可能会改变别人的一生。
就像那位大哥一样。
我以为，这份恩一辈子。
我以为，这份恩情，就会这样被我带进坟墓里，成为一个只有我自己知道的秘密。
可我万万没想到，六十年后，他的儿子，会带着一百斤粮票，站在我的面前。
客厅里，一片寂静。
我和老伴儿柳书兰都沉浸在巨大的震惊和感动中，久久无法言语。
卫家良看着我们的反应，似乎也松了一口气。他从随身的包里又拿出一个相框，轻轻地放在了那堆粮票旁边。
相框里是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的男人，穿着一身朴素的工装，笑容憨厚，眼神……那双眼睛，虽然多了岁月的风霜，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
就是他！
就是六十年前那个在风雪中，把生命分给我一半的大哥！
“这是……卫大哥？”我的声音颤抖着，伸出手，想去触摸那张照片，又怕惊扰了他。
“是，这是我父亲。这是他四十岁时在厂里评上劳动模范时拍的。”卫家良的声音也有些哽咽，“他……上个月刚走。”
我的心，猛地一沉，像是被一块巨石砸中。
走了？
那个我念叨了一辈子，感谢了一辈子，寻找了一辈子的恩人，就这么走了？我甚至……都没能当面跟他说一声“谢谢”。
眼泪，再也控制不住，顺着我脸上的皱纹，肆意地流淌。
柳-书兰在一旁，也红了眼圈，不停地用纸巾给我擦泪，可怎么也擦不干。
“冉大爷，您别太难过。”卫家良安慰道，“我父亲走的时候，很安详。他临终前，一直拉着我的手，跟我说的，就是您的事。”
我抬起泪眼，看着他，想听他继续说下去。
“我以前，也听我爸说过这件事。”卫家-良陷入了回忆，“他总说，他这辈子，心里一直装着两个人。一个是我妈，另一个，就是一个在破庙外遇到的，素不相识的小兄弟。”
“他说，那天他发了工资，换了点粗粮，揣着两个窝头准备回家。路过破庙，看到了缩在墙角的您。他说，您当时就剩下一口气了，眼睛都直了。他把您救活，他觉得比自己评上劳模还高兴。”
“可是，他也很后悔。”
“后悔？”我不解地问，“他救了我的命，有什么好后悔的？”
“他后悔当初走得太急，没有问清楚您的住处，也没给您留下他的名字和地址。”卫家良叹了口气，“他说，他给您的那半个窝头，根本不够。他应该把您带回家的，家里再苦，也多不了一双筷子。可那时候厂里纪律严，迟到了要扣工资，扣口粮，他……他也是没办法。”
我听着，心里翻江倒海。
我一直以为，我是那个被施舍的人，他是那个高高在上的恩人。可我从不知道，他因为没能帮我更多，而内疚了一辈子。
这是怎样的一种善良啊！
“后来，他也回去找过您。”卫家良继续说道，“第二天，他揣着家里仅剩的一点粮食，又去了那个破庙，可是您已经不在了。他在附近找了很久，问了很多人，都没有您的消息。从那以后，这就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他总说，不知道那个小兄弟，后来怎么样了。有没有熬过那个冬天？有没有吃饱饭？有没有成家立业？”
原来，在我惦念着他的时候，他，也同样惦念着我。
我们两个素未谋面的人，就这样，被半个窝头牵绊着，在各自的人生轨迹上，互相牵挂了六十年。
“那……他是怎么找到我的？”我问出了心中的疑惑。毕竟时过境迁，人海茫茫，找到我，无异于大海捞针。
“是那个军用水壶。”
“水壶？”我愣住了。
“对。”卫家-良点头，“我父亲说，他当时给您的，是他当兵的哥哥留下的水壶，上面刻着一个‘征’字，是他名字里的‘远征’的‘征’。他说，那个水壶很特别，一般人不会有。”
我猛地站起身，冲进卧室，在床底下的一个旧木箱里，翻找起来。
那个箱子里，装的都是我这辈子觉得最珍贵的东西。孩子的出生证明，第一张奖状，我和柳书兰的结婚证……在箱子的最底层，我摸到了一个冰凉坚硬的物体。
我把它拿了出来。
正是那个军用水壶。经过岁月的洗礼，壶身已经斑驳，但依然很坚固。我把它擦了又擦，在壶底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我看到了，一个用小刀刻上去的，歪歪扭扭的“征”字。
我一直以为，这只是个普通的划痕。
我从不知道，这里面藏着恩人的名字！藏着找到他的线索！
我捧着水壶，走回客厅，递给卫家-良看。
卫家良看到水壶，眼圈又红了：“就是它，就是它……我小时候还玩过这个水壶。”
“我爸退休后，身体一直不太好。但他心里，始终惦记着这件事。他没事就去旧货市场、古玩市场转悠，希望能找到这个水壶。他说，只要找到了水壶，就能找到您。”
“他觉得，您是个重情义的人，肯定会留着它。”
“可是，他找了十几年，都没找到。直到上个月，他病重了，他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他把我叫到床前，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他让我发誓，一定要继续找下去，一定要找到您。”
“他为什么，要还我一百斤粮票？”我抚摸着桌上那厚厚的一沓粮票，不解地问。
“我爸说，他当年给您的，是半个窝头。这半个窝头，救了您的命。他觉得，他欠您的，是一辈子的口粮。”卫-家良解释道，“他说，钱，太俗，也还不清这份情。只有粮票，才能代表那个年代的‘命’。他说，他一辈子省吃俭用，通过各种方式，攒下了这一百斤全国粮票。就是为了有一天，能亲手还给您。”
“他说，这不是施舍，也不是还债。这是他作为一个大哥，对小兄弟的补偿和交代。”
我的眼泪，再一次决堤。
一个善良的举动，他记了一辈子。
一个微不足道的承诺，他用一生去履行。
他过得好吗？我哽咽着问。
卫家良沉默了片刻，摇了摇头。
“我父亲……他这一生，没享过什么福。”
从卫家良的叙述中，我拼凑出了卫远征大哥这六十年的人生。
他和我一样，也是工厂的普通工人。他娶妻生子，兢兢业业地干了一辈子，把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在了工厂和家庭上。他为人正直，乐于助人，在厂里人缘极好，谁家有困难，他都第一个伸手。可也正因为太大方，太不懂得为自己算计，他们家的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的。
他没能像别人一样，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抓住机遇，发家致富。他住的还是厂里分的旧房子，用的还是几十年前的旧家具。
“我劝过他很多次。”卫家良说，“我说，爸，您别这么实在了，也为自己想想。可他总说，钱财都是身外之物，人活一辈子，活的是个情义，活的是个心安。”
“他攒下这些粮票，我妈都不知道。他是从牙缝里省出来的，有时候是帮别人做了事，人家给的谢礼，有时候是用自己微薄的积蓄，托人从收藏市场上买的。他说，他怕有一天，您会回来找他。他怕您过得不好。他说，有了这些粮票，您心里就能踏实点。”
我听着卫家-良的讲述，心如刀割。
我过得很好。我有爱我的妻子，有孝顺的孩子，我有一个温暖的家。
可我的恩人，那个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的大哥，却为了一个六十年前的承诺，节衣缩食，过了一辈子清贫的生活。
我欠他的，我怎么还得清？
“我爸临走前，还有一个愿望。”卫家良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恳求，“他说，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再见您一面。他想知道，您……您过得好不好？”
我挺直了腰板，抹干了眼泪，用尽全身的力气，清晰地回答他：
“你回去告诉卫大哥，我，冉青石，过得很好！”
“我有一个好妻子，一个好家庭。我没有辜负他给我的那条命！我活下来了，而且活得堂堂正正，活得有滋有味！”
“你告诉他，他给我的那半个窝头，我冉青石吃了一辈子，暖了一辈子！他不是欠我，是我欠他！这份恩情，我下辈子做牛做马，都还不完！”
那天，卫家良在我家待了很久。
我们聊了很多，关于他的父亲，也关于我的过去。我仿佛看到了那个在工厂里挥洒汗水，在生活中乐于助人，在夜深人静时，默默攒着粮票，惦念着一个素不相识的小兄弟的，可敬又可爱的卫远征大哥。
临走时，卫家良执意要把粮票留下。
“冉大爷，这是我爸的遗愿，您一定要收下。不然，他在天上，也不会安心的。”
我没有再推辞。
我知道，我收下的不是一百斤粮票。
我收下的，是一个普通人，一颗金子般的心，一份跨越了六十年，比山还重，比海还深的情义。
送走了卫家良，我一个人在客厅里坐了很久。
夕阳的余晖透过窗户，洒在那一沓厚厚的粮票上，也洒在卫远征大哥的照片上。他依旧在笑，笑得那么憨厚，那么温暖。
老伴儿柳书兰默默地走过来，坐在我身边，握住了我冰凉的手。
“老冉，别太难过了。卫大哥在天上看着呢，他知道你过得好，他肯定很高兴。”
我点点头，拿起最上面的一张粮票。那上面的油墨味，仿佛还带着那个年代的温度。
这些粮票，现在已经不能再换来粮食了。但它们在我心里的分量，却比一千斤、一万斤黄金还要重。
我该拿它们怎么办？
烧给卫大哥？不行，这是他一辈子的心血，我不能就这么毁了。
锁在箱子里？也不行，这份情义，不应该被尘封。
我想了很久，终于做出了一个决定。
第二天，我让儿子开车，带我去了银行。我把家里所有的积蓄，一共十万块钱，都取了出来。然后，我联系上了卫家-良。
我把钱交给他，我说：“家良，这钱，你一定要收下。这不是我还给你父亲的，这是我这个做叔叔的，对他的一点心意。你父亲一辈子清贫，没享过福。这钱，你拿着，改善一下家里的生活，也算了却我一桩心愿。”
卫家-良说什么都不要。
我把脸一板，说：“你要是不收，就是看不起我冉青石！你父亲把我当兄弟，你就是我侄子！叔叔给侄子点东西，天经地义！你要是不收，我这辈子心里都过不去这个坎！”
在我再三坚持下，卫家良最终含泪收下了钱。
至于那些粮票，我留下了一张。
我把它和我与卫远-征大哥唯一的“合影”——那张照片，一起镶进了一个相框里，端端正正地摆在了客厅最显眼的位置。
剩下的，我联系了我们市里的历史博物馆。我决定，把这九十多斤承载着深厚情义的粮票，无偿捐献给他们。
我希望，能有一个小小的展台，来讲述这个关于半个窝头和一百斤粮票的故事。我希望，所有看到这个故事的人，都能感受到那个年代的艰辛，更能感受到，在艰辛的岁月里，人性中那最质朴、最闪亮的善良和情义。
捐赠那天，博物馆的馆长紧紧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说：“冉老先生，您放心，我们一定会把这个故事，完完整整地传承下去。这不仅仅是文物，这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站在博物馆里，看着那些粮票被小心翼翼地收进展柜，我的心里，前所未有的平静和温暖。
卫大哥，你看到了吗？
你的善良，没有被遗忘。
你的情义，也找到了最好的归宿。
它将会被更多的人看到，被更多的人记住。
从此，每当有客人来家里，我都会指着那个相框，给他们讲起这个故事。讲那个大雪纷飞的冬天，讲那个叫卫远征的大哥，讲那半个救了我的命的窝头。
故事的最后，我总是会忍不住流泪。
这不是悲伤的泪水，而是感动的泪水，是幸福的泪水。
我的一生，是何其幸运。在最绝望的时候，遇到了那样一个善良的人。又在生命的尽头，知道了这份善意，被他用一生来守护。
卫大哥，虽然我们此生只见过一面，但你的情义，早已刻进了我的骨子里。你不是我的亲人，却胜似我的亲人。谢谢你，让我看到了人性中最光辉的样子。这份恩情，我会带着，一直走到生命的终点。并且，我相信，它会像一颗种子，在我后代的心里，继续生根、发芽。
亲爱的朋友们，听完我的故事，我想问一句：一饭之恩，当真能记一辈子吗？在今天这个物质越来越丰富的时代，人与人之间最宝贵的，究竟是一次性的物质偿还，还是那份跨越山海、惦念一生的精神牵挂呢？
来源：健康艾伯特9W9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