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妈，这次住院费用高，您找大哥商量了吗？＂电话那头，女儿欣然的声音透着迟疑。

老有所依

＂妈，这次住院费用高，您找大哥商量了吗？＂电话那头，女儿欣然的声音透着迟疑。

我躺在病床上，默默望向窗外的梧桐树，叹了口气。

我叫杨秀芬，今年六十八岁，是七十年代初参加工作的一代人。

那时候，我刚从农村到城里，揣着一张介绍信，怀着激动的心情进了市里最大的纺织厂。

记得第一天报到，我穿着唯一一件蓝格子衬衫，脚上是母亲特意给我做的黑布鞋，拎着装有两身换洗衣服和几本书的竹篮子，站在厂门口发愣。

＂新来的吧？跟我走。＂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姑娘把我领进了厂区，她叫林小芳，后来成了我一辈子的好姐妹。

纺织厂的工作辛苦，车间里满是轰隆隆的机器声，每天下班，耳朵里还嗡嗡作响。

我被分配到了细纱车间，负责看管十几台纺纱机。

机器转动时棉絮漫天飞舞，不一会儿，我的脸上、头发上就沾满了白花花的棉絮，像个小雪人。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认识了车间主任周建国。

那是冬天的一个下午，我值大夜班，困得睁不开眼，不小心被纺纱机的零件划伤了手。

周建国二话不说，脱下自己的外套裹着我，一路小跑把我送到了厂医务室。

＂同志，你这手得缝针，我陪你。＂他的声音不大，却很坚定。

在医务室的煤油灯下，我第一次仔细看清了他的脸——浓眉大眼，国字脸，嘴角边有一颗不明显的小痣。

他的手粗糙却稳当，在我包扎时一直握着我的肩膀，让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安心。

那个年代，谈恋爱是件正经事，我和周建国处了半年，才在车间主任的家里见了他的父母。

他父亲是老工人，母亲是小学教师，家里挂着毛主席像，下面摆着一台黑白电视机，那在当时可是稀罕物。

结婚时，厂里给我们分了一间十八平米的房子，一张床、一个衣柜、两把椅子和一张桌子就摆满了。

晚上，我们靠着床头，听着窗外广播喇叭里传来的《东方红》，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七六年，儿子志强出生了，那会正赶上批判＂四人帮＂，厂里开批斗会，我忙得脚不沾地。

志强是我婆婆帮着带的，那时候没有尿不湿，孩子一天要换好几次尿布，每天晾满了我们家的小院子。

八零年，我们迎来了女儿欣然。建国特意请了半天假，骑着自行车带我去照相馆拍了一张全家福，那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全家合影。

那时的日子虽然清苦，但也有说不完的甜。每个周末，建国都会骑着自行车带着孩子们去人民公园，五分钱一个的冰棍，是孩子们最大的奢侈。

我呢，就在家里洗衣做饭，打扫房子，听着收音机里的评书，日子过得简单而充实。

建国为人正直，在厂里有口皆碑，可就是这份正直，让他常常与领导意见不合。

＂秀芬，我又和老刘顶牛了。＂有一次他回到家，沮丧地坐在桌前。

原来厂里有批原料不合格，他坚持要退货，而主管的老刘想蒙混过关。

＂你做得对。＂我递给他一碗热汤，＂咱们睡觉踏实就行。＂

但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国企开始走下坡路。八十年代末，纺织厂效益越来越差，先是减产，然后开始分批次让工人下岗。

建国作为中层干部，是最早一批被分流的。厂里给了一笔不多的补偿金，从此他就成了＂待业在家＂的人员。

刚开始，他还积极找工作，可年近五十的人，技能单一，又不愿去私人企业当＂打工仔＂，慢慢地，他开始借酒消愁。

＂你看看你，又喝！孩子马上要高考了，你就不能给他们做个榜样？＂我终于在一天晚上忍不住发了火。

＂榜样？我现在就是个废人，有什么榜样可做的！＂他摔了酒碗，碎片溅了一地。

门外，欣然抱着书包，怯生生地看着我们，眼里含着泪水。

那段日子，家里的争吵成了家常便饭。建国的脾气越来越暴躁，我的心也越来越凉。

最终，在孩子们高考那年，我和建国办了离婚手续。

女儿欣然考上了外地的财经大学，儿子志强成绩一般，在本地的技校学了机械。

按照约定，欣然跟我，志强跟了父亲。

离婚后的日子异常艰难。我被安排到厂里的食堂帮工，工资只有原来的一半。

每个月发了工资，我先留出一部分寄给在外地上学的欣然，剩下的勉强维持自己的生活。

有时候夜深人静，我会对着月光独自流泪，怀念过去的日子，也担心孩子们的未来。

九十年代中期，国企改革全面推进，纺织厂最终难逃倒闭的命运。

四十五岁的我，拿着一笔微薄的遣散费，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下岗工人。

＂杨大姐，跟我去菜市场摆个摊吧，卖点小百货，总比在家干等着强。＂隔壁的张大姐给我出主意。

就这样，我在菜市场租了个小摊位，卖些日用百货。

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骑着自行车去批发市场进货，然后赶在早市开始前摆好摊子。

中午，就在摊位上啃个馒头，喝口凉白开，一直忙到天黑才收摊回家。

就是在这个菜市场，我认识了现在的丈夫李向阳。

他比我大三岁，是个刚退休的中学教师，妻子早年因病去世，留下一个儿子李明。

第一次见面，他是来买毛巾的。

＂师傅，您看这条怎么样？纯棉的，结实。＂我递给他一条蓝白相间的毛巾。

＂多少钱？＂他戴着一副老花镜，声音温和。

＂两块五，便宜点，两块给您了。＂我爽快地说。

他笑了笑，从口袋里掏出两枚硬币，却掉了一枚在地上。

我赶紧弯腰去捡，他也俯身下去，我们的头碰到了一起。

＂对不起，对不起。＂他连声道歉，脸上泛起了红晕。

那一刻，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仿佛回到了年轻时。

后来，他时不时来我的摊位前转悠，买些不值钱的小物件，渐渐地，我们熟络起来。

＂杨师傅，今天卖得怎么样？＂他有时会在我收摊时出现，帮我整理货物。

＂还行，马马虎虎。＂我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暗暗期待他的到来。

一个雨天的傍晚，他撑着伞来到我的摊位前。

＂今天雨这么大，早点收摊吧，我送你回家。＂他的眼中透着关切。

在回家的路上，他轻声对我说：＂杨师傅，我们年纪都不小了，也都有过人生的起起落落。如果你不嫌弃，我想照顾你，也希望你能照顾我和我儿子。＂

我愣住了，没想到他会这么直接。

想到自己的年纪，想到独自一人的日子，我点了点头。

我们简单地办了手续，组成了新家庭。他有一套学校分的两室一厅的住房，比我租的小平房宽敞多了。

向阳的儿子李明那年十六岁，正是叛逆的年纪，也是对父亲再婚最难接受的时候。

刚开始，他对我爱答不理，常常一整天不说一句话，吃饭时也是埋头扒饭，从不抬头看我一眼。

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便没有强求，只是默默地关心他的生活。

记得有一次，我在市场上看到一件很适合李明的毛衣，二话没说就买了下来。

＂这是给你的，天冷了，多穿点。＂我小心翼翼地把毛衣放在他的床上。

晚上回来，发现毛衣还放在原处，纹丝未动。

我有些失落，但没说什么，只是第二天又炖了他爱吃的红烧排骨。

＂李明，多吃点肉，长身体。＂我夹了一块最大的排骨放在他碗里。

他看了一眼，一言不发地回了自己房间。

那晚，我悄悄将饭菜放在他门口，第二天早上，碗空了。

虽然他没说什么，但我知道，这是一个小小的开始。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总是默默关心着李明。

他高考那年发高烧，正好赶上向阳出差去参加教育研讨会。

那三天，我没合过眼，每隔两小时给他量一次体温，熬了一锅又一锅的红糖姜水，用毛巾为他擦身降温。

＂妈，我渴。＂半夜，他迷迷糊糊地叫了我一声。

那一声＂妈＂，让我眼眶湿润。我赶紧倒了温水，小心地扶他起来喝。

或许就是从那时起，他渐渐接受了我这个继母。

高考后，李明考上了省城的工程学院，学的是电子工程。

每次他放假回来，我都会提前准备好他爱吃的菜，蒸一锅香喷喷的米饭等他。

＂李明，多吃点，学校食堂的饭菜肯定没家里的好。＂我总是这样说。

＂妈做的红烧肉是最香的。＂他笑着回答，那声＂妈＂，喊得自然而亲切。

儿子志强和女儿欣然也渐渐成家立业。

志强在一家汽修厂工作，娶了同厂的会计；欣然毕业后留在了外地，嫁给了一个创业的小伙子。

每年过年，孩子们都会回来团聚，屋子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去年冬天，我突发脑梗住院。

＂老杨，你怎么了？说话啊！＂那天早上，向阳发现我坐在床边，一边嘴角下垂，说话含糊不清。

他立刻拨打了急救电话，我被送进了市中心医院。

医生说我是轻度脑梗，需要立即住院治疗，还说幸亏送医及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向阳因前些年下楼梯时不小心摔伤了腿，落下了病根，行动不便。

他坐在病床前，握着我的手，眼中满是担忧：＂老杨，别怕，会好的。＂

医院很快开出了住院单和检查清单，初步估算需要五万元左右的费用。

向阳的退休金不多，我做小生意的积蓄也所剩无几，这笔钱对我们来说不是个小数目。

他打电话给了孩子们，志强和欣然很快赶到了医院。

＂妈，你怎么样？＂欣然握着我的手，眼中含泪。

＂没事，就是说话有点不利索，过几天就好了。＂我挤出一丝笑容。

当谈到住院费用时，气氛变得有些尴尬。

＂最近刚买房，首付和装修花了不少钱，手头实在紧张。＂志强搓着手，不敢看我的眼睛。

＂公司效益不好，老公的项目资金都投进去了，现在周转不开。＂欣然低着头解释。

听着孩子们的推诿，我心里一阵酸楚。

不是怪他们，我知道年轻人确实不容易，房贷、车贷、孩子的教育费用，样样都是大数目。

但在这关键时刻，他们却没能伸出援手，这多少让我感到失落。

向阳坐在一旁，叹了口气：＂没关系，我再想想办法。＂

就在我心灰意冷之际，李明匆匆赶到了病房。

他刚从省城赶回来，脸上还带着风尘仆仆的疲惫。

＂妈，您感觉怎么样？＂他二话不说，先来到我床前询问。

听完医生的诊断和治疗方案，他当即拿出银行卡，说：＂费用的事不用担心，我来处理。＂

他悄悄地将五万元交给了医院，又安排好了后续的检查治疗。

＂妈，您别担心，养病要紧，其他的事情我来搞定。＂他对我说，眼中满是关切。

那一刻，我热泪盈眶，他唤我一声＂妈＂，胜过千言万语。

住院的日子并不好过，但有李明的陪伴，我的心里踏实了许多。

他请了两周假，每天往返于医院和家里，照顾我的饮食起居，还不忘照顾家里的向阳。

我观察到，志强和欣然来看我的次数越来越少，每次来也是匆匆忙忙，问候几句就走。

有一次，我听见他们在走廊上低声争执。

＂他又不是亲生的，献什么殷勤？＂志强的声音中带着不满。

＂人家愿意照顾妈妈，我们有什么好说的？再说了，我们也确实没那么多闲钱。＂欣然反驳道。

＂哼，别以为我不知道他打的什么算盘，不就是想在老头子那里得到更多吗？＂志强冷笑一声。

听到这些话，我的心像被针扎了一样疼。

李明对我的好，是真心实意的，并非他们想象的那样别有用心。

出院后，我暗自盘算着如何报答李明的恩情。

虽然我们并无血缘关系，但这些年来，他待我如亲生母亲，比我亲生的儿女还要亲近。

我开始从自己的养老金中一点点攒钱，每个月省下一百来块，积少成多。

又悄悄地将当年周建国留给我的几件金饰变卖了。

那是我们结婚时，他父母给的嫁妆——一对金耳环、一枚金戒指和一条细细的金项链。

这些年我一直舍不得动，想着留给欣然做嫁妆，但现在我觉得，拿出来帮助李明更有意义。

日复一日，我终于凑足了十万元。

我知道李明刚成家，孩子才一岁，正是用钱的时候。

他在省城买了房子，每个月的房贷压力不小，还要负担小家伙的奶粉钱和尿不湿钱。

虽然他从未向我们提过经济上的困难，但做母亲的，心里都明白。

五月的一个周末，我特意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家宴，把所有的孩子都叫了回来。

桌上有红烧肉、清蒸鱼、炖鸡汤，还有李明最爱的糖醋排骨，都是我一大早起来准备的。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妈，这么隆重？＂欣然好奇地问。

＂没什么特别的日子，就是想和孩子们聚一聚。＂我笑着回答。

酒过三巡，我拿出一个信封，当着所有人的面，郑重地交给了李明。

＂李明，这是妈给你的一点心意，你收下。＂我的声音有些哽咽。

李明疑惑地接过信封，打开一看，脸色变了：＂妈，这是什么意思？＂

信封里是整整十万元现金，他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妈，这是什么意思？＂志强不解地问，眼睛死死盯着那叠钞票。

＂李明住院时垫付的五万元，我得还给他，另外五万是妈的一点心意。＂我平静地说。

＂这孩子对我如亲生，比亲生的还亲。不是所有的亲情都靠血缘维系，有些情分，是日积月累的关心和付出换来的。＂

我环顾四周，目光落在每个人脸上：＂我已经老了，没什么能给你们的，但我希望你们记住，家人之间，不在于索取多少，而在于愿意付出多少。＂

餐桌上一片寂静，只有筷子碰到碗的轻微声响。

李明红着眼眶，将信封推了回来：＂妈，我不能要这个钱。当初帮您交医药费，是我应该做的。＂

＂是啊，妈，李明说得对，那是他应该做的。＂欣然突然开口，声音里带着一丝愧疚。

＂你什么意思？＂志强皱起眉头。

＂我的意思是，我们都是妈的孩子，都应该尽一份力。＂欣然深吸一口气，＂我和老公商量过了，我们决定每个月给您和爸爸一些生活费，不多，但表示我们的心意。＂

志强低着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妈，对不起，我当时确实手头紧，但这不是借口。以后我会经常回来看您和爸，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

我没想到事情会有这样的转折，心里既欣慰又感动。

＂孩子们，妈不需要你们的钱，妈和你爸的退休金够用。妈只希望你们和睦相处，互相关心，这就是对妈最大的孝顺。＂

说着，我把面前的鱼头夹给了李明：＂来，多吃点，你最喜欢的。＂

那天晚上，我看到欣然偷偷抹泪，志强则默默为李明倒了一杯酒。

饭桌上，向阳紧握我的手，眼中满是欣慰。

酒足饭饱后，李明提议大家在院子里拍张全家福。

＂来，大家挤一挤，笑一笑！＂他架好相机，设置了自动模式，然后跑回人群中。

咔嚓一声，定格了我们全家人的笑脸。

这张照片后来被洗出来，装在相框里，放在了我家的客厅正中央。

每次看到它，我都会想起那个温馨的夜晚，想起孩子们脸上真诚的笑容。

如今，我们一家人时常聚在一起。

李明常说，家就是彼此扶持的地方。＂妈，您和爸把我当亲生的对待，我又怎么能不把您当亲妈看待呢？＂

志强和欣然也渐渐改变了态度，不再像以前那样疏远，反而经常带着孩子来看我和向阳。

有时候，我会想起年轻时的岁月，想起和周建国在一起的日子，想起那些艰难困苦却也温暖的时光。

人生路上，我们遇到很多人，有些人来了又走，有些人却留下来成为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

向阳和李明，就是命运给我的第二次礼物，让我在人生的下半场，依然感受到家的温暖和亲情的力量。

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看着夕阳西下，我常常感慨：人到老年，最大的幸福不是儿孙满堂，不是荣华富贵，而是有人在乎你，有人记挂你，有人把你放在心上。

这，就是老有所依的真正含义。

来源：一遍真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