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也让我联想到中国在近代积贫积弱时期，同样有一批外交家以智慧、坚韧甚至悲壮的方式在国际舞台上争取国家权益。

安理会会场

“弱国无外交，但历史的巨轮不会永远偏向强者，崛起之路，虽远必达。”

今天看到一则关于联合国安理会的新闻，不觉心中一紧。

这一幕，也许发生在曾经中国身上，不免有些同情。

巴勒斯坦代表在安理会上控诉以色列的行径，不将巴勒斯坦民众当人。

那悲愤场景，实在让人感到无助。

自古以来，弱国无外交，这年头，得靠实力。

这也让我联想到中国在近代积贫积弱时期，同样有一批外交家以智慧、坚韧甚至悲壮的方式在国际舞台上争取国家权益。

巴勒斯坦观察员

1945年6月，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制宪会议现场，有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安静地坐在中国代表团的座位上，亲眼见证着《联合国宪章》诞生。

这位老人就是施肇基，当时他已经卸任驻美大使八年了，是以“高等顾问”的身份来参加会议，看着中国重新在国际舞台上站稳脚跟。

施肇基

别看施肇基已经没有了外交大使的头衔，可他从来没停止为国家做事。

1937年，淞沪会战打响，日军进攻上海。在这混乱危险的时候，日本人想拉拢他为伪政府做事，可他坚决拒绝了。

他在上海租界创办了防痨医院，还担任“国际救济会主任”，忙着救助那些因为战争无家可归、受伤生病的难民。

在夜深人静的病房里，他经常对身边的护士说：

“救一个人就像救国家一样，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为老百姓拼尽全力。”

把时间倒回到1931年9月21日，在瑞士日内瓦的国联大厦里，施肇基收到了从沈阳发来的紧急电报，手都忍不住微微发抖——原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日本军队突然占领了沈阳。

九一八事变

施肇基连夜把日军侵占沈阳的28份电报翻译成英文和法文，第二天一大早，就向国际联盟提交了《紧急声明》，这可是国际上最早收到的关于此事的官方控诉。

在国联会议上，面对日本代表松冈洋右颠倒黑白、胡搅蛮缠，施肇基拿出了沈阳邮政总局被炸毁前发出的最后一份电报原件。

上面写着：

“日军炮火已至屋顶，全体职员誓与邮权共存亡。”

泛黄的电报纸上，还有斑斑血迹，在场的各国代表看了都深受触动。

1932年，李顿调查团发布报告书，明确认定了日本的侵略事实。

这份报告书凝聚了施肇基三年的心血，虽然没能马上阻止日本继续侵略，但却为后来审判日本战犯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

施肇基

再往前追溯到1909年10月26日，哈尔滨的火车站台上寒风呼啸。

当时32岁的施肇基担任吉林西北路兵备道，负责接待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谁也没想到，突然有个叫安重根的人开枪打死了伊藤博文。

事情发生后，施肇基反应特别快，马上封锁了电报局，还亲自审问刺客。

他发现一个重要线索：

“刺客本来打算在铁路弯道处动手，但怕连累到中国，所以改在了有俄军警戒的区域。”

施肇基连夜把这份口供翻译成英文发了出去，消息比全球任何一家媒体都要早。

日本外务省看到报道后无话可说，原本一触即发的中日危机，就被他用公布真相这一招巧妙化解了。

施肇基（右）

1897年，在康奈尔大学的校园里，20岁的施肇基在斯迪芬斯教授的办公室里立下誓言：

“我一定要用学到的知识，帮国家把失去的权利拿回来，让国家强大起来，洗刷耻辱！”

当时，谁也没想到这个为了省学费，天天啃黑面包的中国小伙子，日后真的在外交战场上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为了凑够学费，施肇基白天在驻美使馆做翻译兼职，晚上就熬夜学习。

有一次，他陪着公使夫人去参加舞会，竟然偷偷在礼服口袋里塞了一本《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英译本。

后来被公使夫人发现了，还笑着调侃他：

“施先生连跳舞的时候都在琢磨怎么帮国家收回权利呢！”

1958年，施肇基在华盛顿去世。

施肇基

他的长女施蕴珍把父亲一直珍藏的《李顿报告书》原稿捐给了祖国。

在这份已经泛黄的文件第147页上，施肇基当年写的批注还很清楚：

“都说弱国没有外交？不对！越是弱小的国家，越需要有勇有谋的外交家。”

现在，如果你去苏州吴江的施氏旧居参观，还能看到他当年留学用的皮箱。

在箱盖内侧，贴着康奈尔大学的校训：

“I would found an institution where any person can find instruction in any study”（我要建立一所学校，让任何人都能学到任何知识）。

在下面，施肇基还用毛笔认认真真写了一行小字：

“但为中华故，万死以赴之”。

1985年的一个深秋，纽约的芬克里夫墓园下着细雨。

98岁的顾维钧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他的枕边还放着《联合国宪章》的英文原稿。

就在三天前，他还用颤抖的手在纸上画嘉定古塔，在“孔庙”两个字旁边认真地写着：

“这座塔千年都没倒，就像我们中华文明，永远不会断绝。”

在顾维钧住的公寓里，一直挂着一幅1930年代从故宫带出来的《千里江山图》仿品。

顾维钧

他的女儿顾菊珍说，父亲晚年每天都要用宜兴紫砂壶泡龙井茶，闻着茶香，总是念叨：“这味道，和苏州河的水汽一个味儿。”

顾维钧到去世都没有加入美国国籍，书桌抽屉里锁着一张上海老城厢的地图，上面还标着小时候常去的“得意楼”茶馆。

把时间拨回到1945年6月26日，在旧金山退伍军人纪念堂里，57岁的顾维钧拿起派克金笔，在《联合国宪章》第一行写下了自己的英文名“Wellington Koo”。

下笔的时候，他想起了26年前在巴黎和会上被自己摔断的钢笔。

顾维钧

那时候，他坚决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而现在，他正为中国赢得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郑重落笔。

签字仪式结束后，有美国记者问他：

“这算不算弥补了巴黎和会的遗憾？”

顾维钧轻轻摸着宪章扉页上的联合国徽章，说：

“1919年，我守住了中国人的气节，今天，我要为世界和平打下基础。”

当天晚上，他在日记里写道：“这不是终点，而是中国重新走向世界的起点。”

再往前回到1919年1月28日，巴黎和会“十人会”现场。

31岁的顾维钧解开黑色燕尾服的纽扣，把《山东问题说帖》重重地拍在橡木桌上。

顾维钧

面对日本代表牧野伸显的强词夺理，他举起一张泛黄的电报纸：

“这是德军占领青岛时，山东巡抚衙门发出的最后一封明码电报，上面写着‘全体官员宁碎玉，不瓦全！’”

当顾维钧说出“山东对于中国，就像耶路撒冷对于西方一样重要”时，法国总理克里孟梭都摘下单片眼镜擦了擦眼睛。

第二天，《费加罗报》在头版惊叹：

“中国的这位外交官，用国际法在凡尔赛宫打破了僵局！”

虽然最后列强还是背弃了正义，但顾维钧拒绝签字时钢笔断裂的声音，就像一声惊雷，点燃了国内的五四运动。

顾维钧

1904年深秋，16岁的顾维钧攥着船票，登上了“太平洋皇后号”轮船。

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图书馆里，这个总躲在角落啃黑面包的中国少年，花了三年时间，研读了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到《维也纳会议文件》等2000多份外交档案。

有天夜里，他在《门罗宣言》的书页边上写下批注：

“强国的霸道不是真理，弱小的国家一定要自强！”

教授穆尔发现了这个天才学生，还破例带他去参加白宫的外交酒会。

当时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问他中国的未来会怎样，顾维钧举起香槟杯，坚定地说：“总统先生，就像美国当年摆脱英国的统治一样，中国也一定会收复每一寸被抢走的土地。”

这话让在场的外交官们都震惊了，而这也成了他此后半个世纪奋斗的预言。

顾维钧

十二岁那年，顾维钧偷偷爬上货船，远远地看上海租界，结果看到印度巡捕欺负中国商贩。

回家后，他把《马关条约》抄下来挂在床头，还用红笔把“割让台湾”的条款圈出来。

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他晚年——2013年公开的日记里，98岁的他还在“九段线”地图旁边写着：“老祖宗留下的土地，拼了命也要守住。”

现在，上海嘉定法华塔下的顾维钧纪念馆里，陈列着他1919年演讲的手稿。

泛黄的纸上，当年被咖啡渍晕染的“正义必胜”四个字依然清晰可见。

更让人感动的是他1949年日记里的一句话：

“虽然政权变了，但外交的根本在于人民，而不是当官的。我们这代人追求的目标，以后一定会有人实现。”

在纽约故居的拍卖会上，那支用来签署《联合国宪章》的派克金笔，拍出了230万美元的高价。

买下笔的人匿名把笔捐给了中国外交部，笔盒里还附了张字条：

“这不是普通的古董，是打破困境的利器。希望新时代的外交官们，继续书写传奇。”

1997年冬天，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气氛庄严肃穆，90岁的伍修权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他去世时，枕边还放着一支刻有“特别法庭”字样的钢笔。

这支笔可不简单，1980年，伍修权就用它写下了对林、江反革命集团的判决书，如今它也随着伍修权一同载入了历史。

到了晚年，伍修权常常拄着拐杖，在书房里盯着1949年开国大典的照片看。

伍修权晚年

在照片下面压着一张已经泛黄的《联合国安理会发言稿》，他在旁边批注道：

“真理就像长江水，不管遇到多少阻碍，最后一定能冲开一切封锁。”

1995年，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一边摸着联合国徽章的复制品，一边说：

“当年在联合国安理会，我背后站着四亿多中国同胞，这就是我搞外交最大的底气！”

1950年11月28日，在美国纽约成功湖的联合国总部，一场激烈的外交较量正在上演。

42岁的伍修权解开深灰色中山装的纽扣，把《开罗宣言》的英文本重重地拍在桌子上。

伍修权

当时，美国代表奥斯汀在那儿强词夺理，伍修权直接举起一张泛黄的电报纸，质问对方：

“这是1943年罗斯福总统亲手签署的文件，明确说了台湾是中国的，难道杜鲁门总统要否定自己的前任吗？”

说到激动处，伍修权还反问：“要是别的国家的舰队开到美国夏威夷和本土之间，美国能忍吗？”

这句话一出口，英国代表杨格手里的咖啡杯都吓掉了。

伍修权（左）

第二天，有报纸在头版惊叹：“来自红色中国的外交官，竟然用美国宪法狠狠反击了美国的霸权！”

虽然那次提案最后没通过，但伍修权在记者会上把300份发言稿发给在场的人，坚定地说：“历史早晚会证明，正义永远不会缺席！”

1946年，在长春的军调处，38岁的伍修权和美国代表罗伯特展开了一场“没有枪炮声的战斗”。

伍修权偷偷把国民党的密电“东北剿总兵力部署图”缝在大衣夹层里，想尽办法穿过敌人的封锁线，把情报送到了延安。

伍修权

有一天晚上，敌人突然来检查，千钧一发之际，伍修权淡定地掏出一本书盖住密电，还不慌不忙地说：

“我在研究赤壁之战呢，就像你们美国军队现在陷在东北的困境里一样。”

这话表面说的是历史，实际在讽刺对方，气得美国代表脸色都变了。

后来在筹建我国第一所航空学校的时候，伍修权带着苏联专家扮成商人，坐着马车穿过国民党统治区。

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他们住在农民家里，伍修权笑着说：“以后咱们国家的飞行员，肯定会从这里起飞，守护我们的蓝天！”

1935年1月，26岁的伍修权穿着破旧的棉袄，在遵义会议现场负责速记。

当时，博古一直在推卸责任，伍修权突然用俄语对李德说：“你得为之前错误的军事路线道歉！”他这个“翻译的反戈一击”，把在场所有人都惊到了。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拍着伍修权的肩膀说：“小伍同志，你可真是捅破了‘太上皇’（指李德）的窗户纸啊！”

毛主席

在过草地的时候，伍修权还想出了“倒穿草鞋”的办法，迷惑追赶的敌人。

有一次遇到国民党的骑兵，他指挥战士们用绑腿结成绊马索，还笑着说：“诸葛亮能草船借箭，我们就能用草绳抓住敌人的马！”

1923年冬天，15岁的伍修权在武昌高师附小第一次见到了陈潭秋。

陈潭秋问他：“你觉得什么是革命？”

伍修权指着长江说：“革命就像这江水，哪怕一路上弯弯曲曲，最后也一定会流向大海！”

这句话让陈潭秋特别惊讶，直说：“这孩子以后肯定能成为国家的栋梁！”

现在，武汉辛亥革命博物馆里，还陈列着伍修权1950年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发言手稿。

在第17页上，他写的批注依然清晰可见：

“外交战场上虽然没有硝烟，但说的每一句话都像刺刀一样重要。”

更让人感动的是他1982年日记里写的：

“要是再有机会去联合国，我一定要带上三峡工程的蓝图，让全世界都看看中国是怎么崛起的！”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档案馆里，伍修权当年那场历史性发言的录音已经被数字化保存。

伍修权

2015年，在纪念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45周年的展览上，当人们戴上耳机，听到伍修权带着湖北口音的英语，依然能感受到那股力量：“一个民族站起来了，就再也不会被世界忽视！”

无论是巴勒斯坦的观察员，还是中国的外交官，他们都一个共同点。

在国力薄弱时，以国际法为武器、以多边平台为战场，将民族悲愤转化为理性抗争。

顾维钧的法理雄辩、施肇基的证据提交、伍修权的安理会控诉，都展现了弱国并非无外交，而是需要更坚定的智慧与勇气。

正如巴勒斯坦代表的悲壮发声，历史反复证明：国际道义与法律斗争，始终是弱势国家争取权益的重要路径。

来源：历史记录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