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圣临朝”权利架构分析——李治才是真权谋高手！

摘要：永徽元年，唐将高侃击降东突厥余部，生俘车鼻可汗，东突厥土地皆隶唐朝；又数发大军击破西突厥，活捉沙钵罗可汗，把西突厥分为两部，基本解决了突厥问题；显庆年间又击灭野心勃勃的百济；龙朔二年，薛仁贵三箭定天山，坑杀铁勒九姓十几万；总章元年，李勣攻克高丽，朝鲜半岛纳入大

世人皆说，李治庸劣无刚之君，盛年即成为老婆的傀儡，最后还被悍毒之妇窃取了江山。

其实不然，不说大唐在他在位的三十多年间仍旧前进不辍，国力达到鼎盛，单就其对外扩张的武功就值得大书特书——

永徽元年，唐将高侃击降东突厥余部，生俘车鼻可汗，东突厥土地皆隶唐朝；又数发大军击破西突厥，活捉沙钵罗可汗，把西突厥分为两部，基本解决了突厥问题；显庆年间又击灭野心勃勃的百济；龙朔二年，薛仁贵三箭定天山，坑杀铁勒九姓十几万；总章元年，李勣攻克高丽，朝鲜半岛纳入大唐治下，让炀帝、太宗这对表叔举杯相碰；西域方面，李治更是把原在高昌的安西都督府移至中亚的龟兹国，并设濛池、昆凌二都督府……

关键是，他虽然赋予武媚参政的权利，但一直掌握着最终的决策权，这是他在疾病缠身的情况下，所能做出的对个人最佳选择。

显庆五年（660年），李治首次病危，“风眩头重，目不能视”；咸亨四年（673 年）八月，他于九成宫犯病，差点不醒，“以不豫诏皇太子听诸司启事”；调露二年（680 年）病情加剧，目疾恶化，几乎失明；永淳二年（683 年）十一月，李治再次病重，双眼不能视物；十二月，崩于洛阳贞观殿。

李治患的是“中风”，且伴有严重的“眼疾”，症状为：头痛眩晕、口眼歪斜、言语不利、突然昏倒、目不能视。

也就是说，李治虽然脑子清楚，但接近于“半瘫”，这对于一个皇帝来说，无疑是坐上了火山口，要想活命，乃至继续保有权利，必须找一位“可靠”的代理人，大臣不行，宗室不行，儿子更不行，只有宦官、枕边人可行，因为他们需要皇帝这个“象征”，不会轻易“踢开”自己。而武则天的政治才能又恰好符合这一条件。

在李治看来，历史上虽然有不少后宫干政，遗祸匪浅，但最终都会被拨乱反正，帝室中兴，更关键的是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一位真正的“女皇帝”。

在他有生之年，无论是过程还是结果基本都符合预期，只有武周改朝换代是他没有想到的。

1. 废王立武事件（655年）

武媚入宫初期，李治掌握着绝对话语权。他通过李勣“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的暗示，绕过门阀阻力完成“废王立武”，证明其对朝局的掌控力。这一过程中李治的意愿起到了决定作用，武媚的一系列操作连辅助都谈不上。

显庆三年（658 年），李治又借“韦季方案”清洗长孙无忌集团，将朝政大权收归己有。他亲自任命李勣为司空，许敬宗为侍中，形成完全听命于自己的新核心班子。

显庆四年（659 年），他亲自出题考察考生对西域治理的见解，提拔了狄仁杰、李昭德等寒门英才。

另外，李治在处置危及帝位的事件中，也从不见荏弱和缩手缩脚。最有代表性的是永徽三年（652年）房遗爱谋反案。不论事实如何，李治处理的可谓果断、狠辣——驸马房溃爱、柴令武，大将薛万彻被斩首，高阳公主、丹阳公主、荆王元景、吴王恪均被勒令自尽，同时还有一大批人像侍中宇文节、江夏王李道宗、吴王恪弟、房遗爱弟被流贬，株连很广。

李治如此手段，又岂会容忍武则天“专作威福”？

从李治登基（649年）到他首患风疾（660年）的十一年间，史书上丝毫未见武则天参政的影子。

李治让后宫参政，绝不是受什么“美人蛊惑”，而是深思熟虑后的政治考量。

2、武媚参政（660年）

显庆五年，李治首次出现风疾症状，“头重不可忍”，无法正常处理政务，武则天开始代批奏章，但李治并未失去权力，如公元665年，他曾将武后的心腹李义府贬官流放，还批准了武后一党宰相许敬宗的退休申请。

还有上官仪事件（664年），因宦官告发皇后施行法术，李治一度打算废武，虽然后来因武则天控诉：“奈何弃忠臣之言，欲废无罪之皇后”（《资治通鉴》），而收回成命，但这一事件本身就证明了李治有主动决策的能力。

3、征高句丽（660-668年）

征高句丽之役，李治深度参与，直接指挥：

显庆五年后，武则天虽开始参与朝政，但征讨高句丽的战略部署、将领任命（如苏定方、李勣）均由李治决策（《旧唐书·高宗本纪》）；

龙朔三年（663年）的白江口之战，唐军战术也由李治批准；总章元年（668年）平壤城破后，高句丽行政划分也还是出自李治之手。

4、二圣临朝（665年）

麟德二年（665年），李治与武则天共同主持泰山封禅大典。按照礼制，封禅由皇帝初献、公卿亚献，但李治打破传统，让武则天以“亚献”身份参与仪式，“皇后率六宫升坛亚献”（《旧唐书・礼仪志》）。封禅后，李治下诏改元“乾封”，并正式赐予武则天“天后”称号，与自己的“天皇”并称“二圣”。

尽管“二圣临朝”被视为武则天崛起的标志，但本质上还是李治巩固自身权利的政治工具，一方面是利用武则天的政治能力缓解自身压力，另一方面通过赋予其合法参政地位，防止相权独大；第三，李治并非被动放权，而是主动将武则天纳入权力体系，自身始终保留最终的裁决权。如，乾封二年（667年），武则天建议“父在为母服丧三年”（《建言十二事》之一），需经李治下诏批准才得以实施；咸亨二年（671年），李治否决武则天关闭西市的提议，称“商旅往来，家国所资，岂可废也”（《唐会要》卷八十六）。

5、武则天摄政事件（675年）

上元二年（675年），李治因病情恶化，提出让武则天摄政，虽然最终因宰相郝处俊等以“牝鸡司晨”反对而作罢，但李治仍赋予武则天 “北门学士集团”参决奏疏的权力，形成对宰相班子的制衡。

这一事件表明李治对武则天的信任和依赖，也反映出朝堂并未在武则天的控制之下，李治即便身体不佳，是否让武则天摄政的最终决定权仍在其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