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4年的一个下午，几名志愿者来到陕西洋县的一个偏远山村，给一位九旬老人递上了一笔迟到的补助金。

2014年的一个下午，几名志愿者来到陕西洋县的一个偏远山村，给一位九旬老人递上了一笔迟到的补助金。

老人已经94岁，他此前曾找到有关部门认定身份，却因为档案丢失无法核实。

直到多年后，他的身份才终于被认定，政府还给他发放了每月300元的补助金。

可他却坚决不要补助金，而是痛哭道：

“我只要一个名分。”

这位老人是谁？他的档案为何会丢失？他又为何坚持只要名分？

老人名叫任国栋，1920年，他出生在陕西汉中洋县的一个偏远山村。

任国栋家中家境贫寒，父亲早年病逝，母亲带着几个孩子靠种地和打短工勉强糊口。

全面抗战爆发时，他才17岁，心里已经有了参军报国的念头，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

直到21岁那年，国民党派人到村子里征兵，他没有丝毫犹豫，就跟着征兵队伍走了。

部队设在西安郊外，新兵被集中到一起，进行为期一个月的紧急训练，新兵训练结束后，任国栋被编入国军第八十八师。

他第一次上战场，是在河南修武附近，他们奉命阻击日军一支先遣部队，任务是在山区狙击敌人行军路线，拖延其进攻节奏。

那一役，他们的连长中弹身亡，副连长失踪，整个排只剩下七人，他也被炮弹震飞，手臂骨折。

他本可以撤退，但他选择留下，和其他几个伤兵一起坚守山头，他们用仅剩的几颗子弹逼退了敌人。

几天后，增援部队赶到，七人只活下了三人，而任国栋，成了其中之一。

之后的几年，他辗转参加多次战役，从陕南打到湖北，又从河南奔赴广西。

他经历了豫湘桂大撤退，亲眼看见数万大军在长夜中悄然转移，听着后方炮火连天，心如刀绞。

他也参与过虎牢关守卫战，在那片血雨腥风的阵地上左臂中弹，生生咬牙挺了下来，连哼都没哼一声。

1944年春，任国栋所在的部队被调往河南中部，执行阻击日军南下的战略任务。

他彼时已是副排长，他们接到命令，要在汝州一带的山地阻挡一支数千人的日军部队。

全连只有不到一百二十人，装备老旧，补给断裂，弹药告急，而敌军则是重装备精兵。

战斗开始的那天是清晨，日军开始从三个方向同时逼近。

任国栋带着一个排守住了侧翼的山坡，地势险峻、弹药稀缺，但他咬牙坚持。

敌人一波又一波冲上来，他的战友一个个倒下，他始终没有倒下。

弹药打光了，他带头冲下阵地，用缴获的刺刀与敌人肉搏。

激战整整持续了一天一夜，当最后一轮日军攻势被击退时，他的肩头被弹片划开一道大口子。

这场战斗之后，整个连只剩下二十三人，师部后来发来嘉奖令，任国栋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通报上，他也被提为代理排长。

战场上，活下来并不意味着幸运，太多次，任国栋亲眼看着战友中弹倒地，无人掩埋，只能在深夜悄悄将尸体搬到山边，用手一点点刨坑。

他不愿让他们曝尸荒野，那些人和他一样，穿着破旧的军服，胸前别着黄铜的钮扣，曾经一起唱军歌、一起吃干粮、一起在火光中写遗书。

有一次，他掩埋的是自己最亲近的战友老赵，老赵比他年长五岁，是带他入伍的班长，两人一路打拼，从陕西一直并肩杀到河南。

那晚，他们靠着一棵树歇脚，老赵掏出藏了一年多的烟卷递给他，说：

“等仗打完，咱一块儿回家种地，谁多收一斗，谁请喝酒。”

可刚说完这句话，冷不防一发流弹打中老赵的太阳穴，瞬间毙命，任国栋抱着他，呆坐了整整一个晚上，直到天亮。

从那以后，他再没抽过烟，战争还在继续，任国栋所在的部队随后调往南方，参与湘桂抗战。

他们从山地转战丛林，热带蚊虫、水土不服、粮草不济，都成为更严酷的考验。

他的右腿曾被毒虫咬伤，高烧四天四夜，险些丧命，但他咬牙坚持，打着吊针走路，仍坚持带兵上山、守关卡。

1945年的一次战斗中，他的左胳膊被日军打断，被送往后方养伤，休养期间他也时刻关注的战场的消息。

身体基本康复后，他就又赶到了附近的部队营地，继续参加战斗。

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时，任国栋刚从广西战场撤回，还未从连续作战的疲惫中恢复，便接到了部队解散的命令。

任国栋将那枚陪伴自己多年的军装扣解下来，小心翼翼地包在布里，与一张残缺的战地合影一起藏进随身的小木匣。

从这一刻起，他将不再是军人，他带着满身伤痕、两手空空踏上归乡之路。

没有欢迎仪式，也没有颁奖典礼，他回到家乡，重新拾起锄头，回归农人的生活。

村里人不知道他这些年去了哪里，更不知道他曾参加过多少场血战。

战争的阴影并未完全散去，社会也尚未恢复安稳，随着国内政局的再次动荡，一些曾在国军服役的士兵被怀疑、被追查、被排斥。

任国栋意识到，自己的军人身份，必须从此封存，他爬到后山，将自己的军装，配章和日记本都埋到了土里。

从那以后，他成了村里最普通的庄稼汉，春种秋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他娶妻生子，辛勤养家，从不谈军旅生涯，甚至连家人也不清楚他过去的事。

特殊时期，有乡干部听说他打过仗，质问他是哪支部队、在哪个阵线服役，他低头沉默，不肯透露半点过往。

八十年代开始，国家开始陆续为抗战老兵平反，一些地方政府开始收集老兵信息，准备发放证书与补助。

2008年，任国栋找到当地的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但由于时间久远，而且他的部队在抗战之后就解散了，没有多少资料留下来，仅有的档案也丢失了。

而他自己此前保存的能证明身份的资料，也因为被埋在土里过去太久，都腐烂了。

资料中查不到他的名字，就无法完成身份认定，他只能失望地回到家乡。

直到任国栋94岁那年，地方志愿者在一次抗战口述史征集中，偶然听说了这位“村里老人说自己打过仗”的消息。

他们带着好奇找上门来，一开始只是简单地问几句：

“您在哪打过仗？哪一年入伍？”

可没想到，任国栋一开口，就将战役地点、作战细节、连队部署如数家珍地说了出来，还说出当年战友的名字、番号，甚至有些连志愿者都未查到的历史节点。

志愿者决定帮老人搜集证明，开始向全国多地的抗战资料库发出请求，查阅1940年代西北、华中战线的部队调动与人员登记档案。

果然，在某段战役简报中发现了与任国栋描述高度吻合的内容，虽然无法直接与名字对上，但至少为其口述增加了历史可信度。

更让人动容的，是老人的战友们，在网络上传播的记录中，几位分散各地的同年老兵看到任国栋的照片，立刻认出这是“老任”。

他们纷纷写来证词，这些信，被一封封送到了有关部门，作为证明他身份的证据。

最终，在社区与民政局的共同推动下，任国栋被确认身份为“抗战老兵”。

政府为他补发了荣誉证书，并按照政策给予每月300元的补助，但他坚决不要钱，只是捧着证书哽咽道：

“我只要一个名分。”

那一夜，他把证书小心包了三层油纸藏进枕头底下，又从箱底翻出一枚锈蚀的纽扣，那是他唯一留存的军装纪念。

他用老花镜看了半天，又轻轻擦了擦，像是擦拭一件失而复得的勋章。

2016年10月，任国栋因病去世，享年96岁。

幸运的是，他在临终前终于得到了自己最想要的名分，不留遗憾地离开了人世间。

任国栋，一个默默无闻的抗战老兵，用一生诠释了何为忠诚与坚守，他不为金钱，不为荣耀，只为一个“中国军人”的名分。

而这份迟来的正义，不止是对他个人的慰藉，更是对千万个曾为国浴血、却埋名荒野的战士的尊重。

来源：钎城墨客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