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在一九三七年一月，感到上海人口倍增，诊务繁忙，原来慈安里的诊所，候诊的人，无处容身，因此想到要自己造些房子，那时节跑马厅跑马停了多年，收入全无，就把跑马厅马霍路（今黄陂北路）正门对面的一块地皮，划成小块，分块出售，这地段很好，可是地价究竟贵不贵？造楼要花多少

买地漏风 费尽口舌

我在一九三七年一月，感到上海人口倍增，诊务繁忙，原来慈安里的诊所，候诊的人，无处容身，因此想到要自己造些房子，那时节跑马厅跑马停了多年，收入全无，就把跑马厅马霍路（今黄陂北路）正门对面的一块地皮，划成小块，分块出售，这地段很好，可是地价究竟贵不贵？造楼要花多少钱？我都无从估计，因此我又请教于丁福保老先生。

那天我午后去访问他，他不在家，晚上恰巧是我参加他儿子丁惠康聚餐之期，丁惠康曾经造过一个虹桥疗养院，我就问他，我想买的地段好不好，造价大约要多少？惠康本来是我的至交，他一口说："好，好，好。"同人们也说："你不妨买下来。"我说："好，我明天一定去付定洋。"于是第二天我就到跑马总会去付定洋，我去的时候是上午九时十分，谁知道那边的职员对我说："在九点零五分，已有人买去了。"我一看定洋条上的名字却是丁惠康，这一下子，我心上就有些不自在，用电话遍找丁惠康，却找来找去找不到。到了晚间我约了聚餐会的中坚分子郑耀南、姚君伟、陆守伦三人，一同商议，如何应付这件事情，陆守伦最爽直，他说："买地皮，谁先付钱谁先得，本来是不错的，但是存仁兄先向丁惠康讨教，他不出一声地就去付了定洋，这在道义上是说不过去的，我们几人应该当夜去找他，晓以大义。"

晚间找寻丁惠康是很容易的，只要连走几家舞厅，必然可以找到。我们先到百乐门舞厅，问门口的小郎，丁先生来过没有？小郎说：正在这里面。可是我们走遍了舞池，还是找不到，后来在楼上一个酒吧才找到他，他被莺莺燕燕包围着，一见到我，就心知肚明，有些不好意思，再看后面还跟着几个老友，明知我是为了这块地皮问题而来的，惠康很不好意思地说："我怕你错过机会，抢先付了两千元定洋。"耀南马上对我说："好极了，你马上还他两千元，拿了收条去过户就算了。"惠康连说："好，好，好，过几天再办这个手续。"

陆守伦听了他的话，就觉得他明明在推诿，就说："你这样说，太不适意了。"惠康说："这块地皮，我想来想去，地位好，形势好，价钱又相宜，最好请存仁兄让给我吧，我贴一些钱，倒无所谓。"他此言一出，陆守伦、郑耀南大起反感说："你以为这块地皮好，存仁兄也以为好，从前你办虹桥疗养院时，存仁兄大力帮你的忙，昨天存仁兄认为你是老朋友来同你商量，你竟然起一个早，捷足先得，实在是太不讲道理了。"丁惠康讪讪地说不出话来，只说："我们明天再谈吧！'

陆守伦轻轻地对我说："明天还是要去追他，明知他总在这几家舞厅，我们一班朋友一定帮你力争过来。"我说："好极了，这件事只能用情理来说服他，一翻脸便会全功尽弃。"大家说："对的。"

次日下午，我邀了一班老友，约惠康吃饭，惠康推说事忙不来，我们吃罢之后，陆守伦用电话向各舞厅打听惠康的行踪，他对各舞厅的人熟得很，一会儿就知道丁惠康在丽都舞厅跳舞，于是我们一行就到丽都去找他，那时节舞厅还是一元三跳，茶资一元，他叫了一桌子舞女，我们就自动地和他并桌而坐，临走都由我付账，惠康见了我，只摇头苦笑。

第三天我们又在仙乐斯舞厅找到他，第四天我们又在斜桥弄圣爱娜舞厅碰面，第五天我们又在大都会舞厅找到他，这样一连几天，我花了不少钱，他心里有些不好意思，到了第六天，他躲在一家较为冷僻的大沪舞厅也给我们找到了，这天他同座的一个舞女正在哭泣，别人逗她笑，她哭个不停，惠康百般安抚她，她越发高声大哭，这时惠康窘得很，陆守伦是此中老手，细细地盘问，才问出这个舞女原是个处女，被惠康玷污之后，一无安置办法。陆守伦说："叫惠康赔一只钻戒了事。"那舞女说："我也说过，惠康不肯哟。他一味拖，连人都找不到。"陆守伦说："有办法。"就拉着惠康和我，在舞女面前讲明："这个钻戒言定二千五百元，由存仁兄来付，不过购地的定洋收条要过户给存仁兄，否则的话，我明天陪那个舞女到虹桥疗养院院长室来看你。"惠康一听见这句话，顿时软化下来，连说："好了，好了，就这样吧！"他就在口袋中拿出这张定洋条来，交给陆守伦，我当堂也就签了一张二千五百元支票，双方就算了结这件事情。

兴建新厦 谣诼频传

记得旧时有句谚语，叫做"与人不睦，劝人造屋"。这句话由传统上看来，的确是经验之谈，我这次地皮还没有买到，已经饱受丁惠康种种磨折，虽然终于被我买到手，而麻烦也就接踵而至。

第一个麻烦，到跑马总会去换收条的时节，柜面的职员就作梗了，看形势非要用一些小钱，不能完成更换户名的手续，幸亏我认得跑马总会的买办洪君，是我远房的亲戚，我就把收条换名的这件事拜托他，洪君说："这件事可大可小，一定要直接去跑马总会见外国经理，否则，换不成也有可能。"我说："好，我准备明天停诊，请你陪我去见他。"

到了次日上午，洪买办就陪我去见外国经理，外国经理说："最初付定洋的人一定要到场。"于是我就打电话到丁惠康的小房子（即金屋）中，恰巧接电话的就是那个接受过我二千五百元的舞女，这个舞女倒还讲义气，搁了电话没有多时，就和丁惠康联袂而至跑马总会经理室，外国经理问了丁惠康几句话，惠康期期艾艾地说不清楚，那舞女说："不要吞吞吐吐，爽爽气气地讲。"惠康迫于无奈，只好签了转移户名的合约，这样才算得到一个结果。

经理室外面的几个中国职员，见到这种情形，认为本来有一些油水可捞，这样一来，财路断了，面色很不好看，有一个人对外国经理说："陈某人看来实力不充实，他买了地皮，搁置不造房子，将会影响我们的整个计划。"外国经理看我年纪很轻，是否能建屋还有问题，所以一张正式契约，他不肯签发给我，洪买办偷偷地问我："你买成了这块地皮，造屋的钱是否已有准备？"我对他说："洪老伯请你放心，签约之后，我立刻就要动工兴建，预定十个月完成。"洪买办很高兴地对外国经理说："你可以在契约上加注一句，半年内兴建完竣，否则，就要收回。"外国经理说："好。"我就付清了一部分地价，外国经理当堂把地契签了给我，那几个中国职员目击此事，顿时呆然若失。

接着第二个麻烦，就是怎样去找一位打样师（即划则师），我和几个朋友商讨之后，想起我有一个病家，叫做奚福泉，他是上海有名的大建筑师，朋友们都说奚福泉承包的都是上海大建筑，你这一幢房子他未必感兴趣。我又特地停了半天诊，去探望他，只见他的写字楼规模很大，职员有数十人之多，他看了我的地契和图则，说："我现在手中有四个大建筑物尚未完成，实在不能再接受。"我再三再四地要求他，他仍然加以婉拒，我在这般情形之下，只好怅然而退。

又回家之后，打电话给郑耀南，耀南说："奚福泉为人诚恳，如果接受了你的工程，他绝对不会受建筑工头的贿赂，一切都能掌握到不超过预算和限期。"我听他这样一讲，不加考虑地打了一个电话给奚福泉太太，因为奚太太曾患重病是我看好的，她说："包在我身上，明天你去签委托书好了。"第二天，我再到奚福泉写字楼，奚氏见了我，只是笑，不出一声地拿出一份委托书来给我签字，笑着说："你真有办法。"

第三件麻烦就要找"作头"（即承包建筑的人），这个麻烦就更多了。风声传了出去，来接头的人倒有六七人，还有许多掮客（即经纪）硬要拖我去吃饭，日日夜夜有人来谈这件事，弄得我如丈八金刚，摸不着头脑。我去请教丁福保老先生，他说："这件事是最麻烦的，没有信用的作头，是会廉价承包，半途抛工（即停工再谈价），那真要弄得你啼笑皆非。你不如爽性委托奚福泉，他找出来的作头，是不会有这种事发生的。"于是我就照他的话，去拜托奚福泉，他也勉勉强强地答应了。

待到图则打好样，奚福泉约同四个作头让他们估价，估价最高的一张标纸是三万二千五百元，最低的一张是三万元，我听奚福泉的话，就选了最高价的一张标纸。

第四件麻烦就是要筹一笔建筑费，从前人的储钱都在银行里开定期存款，不到期，要全部提出来是办不到的，除非你自己肯牺牲利息，才有得商量，这件事又经过好多周折。

从前造房子，没有分期付款的办法，地价是要一次付清的，建筑费三层楼宇是分四期付的，签约时，先付四分之一，作为开工打桩之用。打罢了桩，就要付第二期。一层造好之后，就要付第三期。两层造好就要付第四期。入伙时，还要付许多改装的附加杂费。

造这般一座三层的楼宇，时间快得很，一开工三月就造好了，造价预先准备好，是一天也不能拖欠的。

本来我预备的款项，只是想买了这块地皮，慢慢地才建屋，但是跑马厅的合约，要我即刻兴建屋宇，我就不得不想尽方法来动工兴建。我有一个病家，是上海粤籍大律师冯炳南，我先和他商量这个合同的内容，因为他是全上海各大银行的法律顾问，他看了我这个合同说："合同没有什么话可说，你一定要准时付地价，准时造屋，一点也不可延宕的。"他又微微笑着说："要是你手头紧的话，我可介绍两个银行贷款，银行方面对放款收息总是欢迎的。"于是地价方面，我得到分期付款的优待，造屋的款项则由银行按期代付。我说："这个办法很好，因为造屋往往会超过预算，能够如此，我就没有顾虑了。"那时节币制一点没有动摇，万不料付了两期之后，百物飞涨，币值大跌，所以等到我全数清付时，币值已经贬值了一半，我大大的获益，这是事先料想不到的。

这些麻烦完全解决之后，就择吉破土动工，我的母亲不免有些迷信，她对我说："破土动工之日，你要对工人有一些表示，让他们开开心心地动工，才不会整蛊作怪。"我虽不迷信，但是经母亲这样一讲，倒也不能不信。所以在开工这天，我预备了些馒头糕，每人另发红封包一个，里面放了五元钞票一张，这数目在当时算很大，工人们接了红封包，一连说了许多好口彩。

这时有一件不幸的事，就是嗣父因病谢世，享年八十二岁。没有目睹新屋建成。

到全部工程完竣，我才对几个同学说，岂知一说之后，竟然在极短期间，遍传整个上海市医界，因此谣诼丛生，有些人说我中了奖券，有些人说我得到几个病家帮忙，也有人说在忆定盘路空地里掘到了藏。已故同道吴子深说得最妙，他说三个指头是绝对搭不出自造洋房的，其实这笔款子，确确实实是我历年从三个指头上一元一元地积起来的。但是一个私人医生，建造一所大楼，未免招摇太甚，所以我和几个同学和门人组织一个国医研究所，用这个名义，似乎比私家医室更来得名正言顺。

这座屋子，方向正对马霍路跑马厅的大门，可是我的新屋落成之后，法币就开始动摇了，内部装修没有一样不涨价，这样就令我超出了预算好多。

币制动摇 比数惊人

我的威海卫路新居落成，工部局给我的门牌号数是二号，亲友们都纷纷前来道贺，在请入伙酒的那晚，每桌菜是八十元，大家听了，十分惊骇，认为这是从来没有听到过的高价，因此人人感觉到币制已经动摇了。

币制动摇的情况，最显著的是米价，天天涨，初时大概涨三成，经过当局的禁令和限制，就跌一成，但是不到几天，跌了的一成又涨了起来，涨了三成，又跌一成，这般周而复始，天天涨，月月涨，年年涨，这个数字现在已无法查明，但是人人都知道打仗是打什么，战场上的是军器和人命，战场之外，打的是经济和币值，在这个时候，我也渐渐明白到黄金和外汇的重要，这时所谓外汇，以美钞为标准，于是谁都关心黄金和美钞的市价。

在我离沪的后期那二三年之中，我过的不知道是什么生活，早晨六时半起身，写上三五行日记，就开始出诊，八点半开始门诊，一直要看到下午六时，门诊号数最高的纪录达到一百四十多号，出诊最多的一天是十四家，精神虽然还好，到晚间结账，拿到手的都是纸币，那时纸币的纸质越来越坏，我太太点数时，总说纸币气息难闻，一沓沓地包扎之后，只能应付次日的支出。

本来我是小家庭，自从新屋落成之后，大哥的家人都搬到我家来，母亲和弟妹，当然住在我家，岳丈岳母也搬了过来，每天上下午要开两桌饭，真是可说食指浩繁，不易应付。

买米一担，没有几天就吃光了，向米店去买米，还要讲人情，先把钞票放在麻袋中送到米店，然后才能拿到一担米，有时要三大麻袋钞票，才换到一袋米。

我还算幸运，有收入可以天天支付，最苦恼的是公务人员，虽说能获得物价指数的加薪，但物价一日数变，加到的薪水永远追赶不上物价，因此贪污丛生，贿赂百出，把从前上海的廉洁作风一扫而空。我只要讲两个故事，可见其余：

第一个故事：那时燃料绝迹，煤球成为天之骄子，行政当局下令，煤球不可囤积，也不可成担地买进，每天限买十个，但是煤球的成分，泥质多而煤质少，几个煤球，不够一个炉子生火，那怎样可以取到大量煤球呢？有办法，等警察上门来兜，问每天需要多少，可以委托他们代买，他们会在下班之后，押着送到你家中，任何人也不敢留难他，那时上海人为这种警察题了个外号，叫做"煤球警察"，这名称虽刻薄些，但是那时上海人的境况，由此可见一斑了。

第二个故事：就是上海多旧屋，很容易着火，救火车很快地就到了，救火员迅速地灌救，这是常例。但到了这个时候，救火员都懒洋洋不管事情，打电话报告火警时，救火会就要问有没有贴补？报火警的人总是说有，等救火车一到，首先就要向业主讲价钱（讲数），讲妥之后，一手缴钱，一手救火，凑钱的时候，四邻都把钞票搬出来，谁也不敢迟一步，如果不缴钱的话，火头蔓延全条街，他们也不管，市政当局也明知其事而无法追究。

至于此时物价之高，高到什么地步，我也可以举两件日用品来代表一下：

一种就是最不值钱的油炸桧（即油条），每一条要卖到二千元，后来涨到五千元，再后来涨到一万元。

还有一样东西，就是买一盒火柴，要一万元，什么纸币我已记不清楚，我却算了一算，究竟一根火柴要值到多少钱，拿凤凰牌（最有名的一种）来说，我叫学生细细点一下，一盒火柴大致七十根，用一万元计算，就是一根要值到一百三十三元。大家看到了这一段，可能认为是神话，但是事实确是事实，是无可否认的。

又记得那时节我到五芳斋去吃汤面，吃罢之后，付了十五万元，有一个时期，大家一开口就是讲多少多少万，一场麻将，输掉两三千万也不足为奇。

那时节的治安，除了政治性的暗杀之外，一般盗窃案却少得离奇，因为那时的钞票不值钱，抢了一袋也没有多大用处，倒是有一个风气，大家认为很严重，就是在闹市时有人购买生煎馒头、鸡蛋糕，或是臭豆腐干，乞儿就会走过抢去塞入口中，对你面露笑容而并不逃走，一般市民认为毕竟是小事体，也没有人加以拘捕，所以乞丐们倒也不愁没有东西吃。

从前走私贩毒，都是一些外省籍的黑社会分子所做的，一般瘾君子认为日本人来了，鸦片和红丸一定是很普遍的到处可以买到，但是事实上，战事越紧张，鸦片等毒品越缺乏，鸦片烟膏越来越少，烟质也越来越差。那时节吗啡并不流行，由于鸦片缺货，一般人都改吸红丸，这种红丸价格也跟着飞涨，好多人在无法可想的情形下都戒除了这个嗜好。但有些自暴自弃的人，吃尽当光还是要吸，只要北风一起，一夜之间，街头巷尾都是冻死冷僵的瘾君子，数字极高。

买米是要排队轮候的，这时候市上发现一种斑疹伤寒（医书上称做饥饿伤寒或战争伤寒），是由跳虱传染的，那些排队购米的人，很容易沾染到这一种带菌的虱，在上海于一季之中，竟然因此死了一千多人，连我的同道中人，也死了好多个。

钞票不值钱，但是钞票的纸张向来是很贵的，到了此时，钞票的纸越来越坏，又黄又皱，简直完全不像钞票纸，有些人鉴于购买花纸涂墙价值太贵，爽性把从前一元五元的老钞票替代花纸涂在墙上，倒也很好看，而且有讽刺的意味。

钞票这般不值钱，银行却麻烦死了，存入付出都是大包大捆，放在大麻袋中，大家连点数都不愿点。但是印钞票的印刷厂，实在来不及印，银行为了便利起见，爽性由各行发行一种"拨款单"，一百万一千万都写成一张拨款，彼此支付便利得多，因此各银行纷纷倡行拨款单，起初限于高层阶级相互使用，后来连街市都用拨款单来买菜。

所谓"拨款单"，相等于银行的本票，拨款单风行之后，好多家庭妇女连这拨款单三字都说不清楚，把它说成"八卦丹"，彼此往来就说八卦丹多少多少。

币制这样的混乱，币值天天跌，只有黄金与美钞，却相反天天涨，一个风潮一来，黄金的价格就会高了一倍，美钞成为稀世之珍。但是从前上海的黄金以十两为一大条，可是要购进十两黄金，在普通人也不是容易办到的事。

金行中为了适应这种环境起见，另外发行一两重的黄金条子，这种小条子俗称"小黄鱼"。大概因为金子是黄的，所以就称它为黄鱼。

美钞流动性比较活跃，但是购买十元美钞，也不知用多少万的钞票，总之，钞票不值钱，大家都过着数字游戏的筹码生活。

战争前期的银行，任何存款，最多的是五年期的长期存款，到了后期，钞票天天跌，等到期拿出来时，已经完全不值钱。有一个朋友，按月存款已存了四年以上，到这个时候，再也没有心情去继续存入，有一次把存折缴销，结算出来的钱，账面上明明有二万余元，可是领出来之后，只换到一篓枇杷，所以银行都大大地发了财。

捣乱毒计 抛售银元

抗战到第七年时节，日本人想捣乱上海金融，因为上海的市面可以影响到内地，上海的币制一混乱，内地的币制也会跟着混乱，不知道哪一个人想出来。把储存多年在日本银行的银元搬出来，交给小贩，由小贩到处设摊出售，或者抓在手中兜售。

这一个计划，真是毒计，因为普通人黄金美钞买不起，买一块银元毕竟轻而易举，所以购买银元的人争先恐后。

本来废两改元、废元改钞的政策实行之后，市面上的银元早已绝迹了，而且银元也久已不在市上通用之列。我们只知道日本人抢购许多银元运回日本，其实大部分银元，还存在上海几家日本银行库中，因为数量太多，运不胜运，经正式开战之后，日本军舰到上海，运来的都是军人和军用物资，回去的时候，装的都是伤兵和被服，最初还有些战利品，后来连放战利品的位置都没有了，所以在那时节，一切日本货也没有运到上海，他们收购的废铁，也没有运回日本，可见运输困难，他们战争的脚步也大乱了。

至于存在银行中的银元，更没有想到继续运回去，况且那时节，日本人需要的是米粮、棉布和煤。银元即使运回去，也派不了用场，所以上海积存的银元还是相当多。日本人有棉布统制委员会、米粮统制委员会等，统制虽是统制，还是要付一些钱，钞票既来不及印，只有把银元抛出来，换钞票使用。

大家见到银元重复上市之后，一部分人叮叮当当地敲起来，认为实物毕竟是实物，尤其是乡下人，看到银元就眼红，把物品运到上海之后，就买进银元回去。

民间的财富阶级，在实行废元改币，政府实施时，表面上拿出一些银元去换钞票，实际上贮藏在地下窖中还是很多不动的，埋藏了好多年，不能流通，一旦见到银元恢复使用，有些人心也活动起来，他们把地下银元掘出来，有些拿它来换美金美钞，有些用来购买房屋地产。

我就有一个亲戚，向来住在江苏安亭，全家都穿得破破烂烂，务农为生，其实他们在地窖中，世代相传，有三千块银元，我家的老坟在安亭，他们在上海只认得我。有一天，那位亲戚率领了子女儿孙二十多人到上海来，他说："我们乡间苦了几十年，现在四乡不安，银元既可复用，我们也要到上海来谋生。"说罢之后，身强力壮体格伟岸的青年人，腰间多缠上了二三百银元，好几个老年人身边也各带了几十元，连小孩子身边也塞上几元，我和他们是世交，我对他说："财不可露眼，快快放进我的小房间中。"细细地点数之后，真是三千大元。我从这件事知道了，法令归法令，人民的财富埋在地窖中的，还是不在少数。

银元的市价，当时已经很高，我劝他用一小部分银元先安置一个家，其余的银元，慢慢待善价而沽，一下子卖出是不合算的，我的亲戚深以为然。

这时候，银元的身价已经脱离了现实，从前上海人租屋，很小的一个亭子间也要八元十元，一个统厢房也要三十四十元，但是这时出租房子的人，喊出很大数目的钞票，而折合银元只不过六七元，所以只有银元的身价是平步青云地涨起来。

在抗战将要结束时期，储备票不值钱，大家抢购银元，银元的摊档，全上海总有几千处，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摊档，只是一个人手里拿了几十块银元，叮叮当当地敲着，就有人走近和他做交易，交易分两种，一种叫大头，价钱贵一些，一种叫小头，价钱便宜些。

这时候，我每天收入的诊金，虽是成捆的钞票，但是陆续换取银元，也不过十七八个银元，虽然我的诊金也跟着加，然而总是追不上银元的价格。

银元买卖的猖獗情况，震动了整个上海，大家只要手头有一些拨款单或钞票（这时的钞票面额是万元），就要赶着去买进银元，这是第一个时期的情况。

胜利来临，储备票以二百元折合法币一元，银元重又销声匿迹，但是法币的币制也是月月低落，市面上钞票不够用，于是市面上又出现了一种关金券，每一张关金券换法币二十元，但是究竟战争了八年之后，币制不易做到稳定，银元依然蠢蠢欲动。过了一个时期，法币关金券都站不住，又出了一种金元券，金元的政策是好的，可是只维持了几十天的正常价格，金元券又崩溃了。金元券一崩溃，银元又出头了，整个上海沿街又重见卖银元的人。街头上只听到一片叮叮当当之声，全是做这种交易的。

从前银元的市价，几天一变，渐渐地成为一日一变，更进一步，成为早晚市价不同，总是涨，涨，涨！币值总是跌，跌，跌！

银元涨得最厉害的时期，就是一九四八年的秋间，我每天收入的诊金，每隔二小时派人出去换银元，每次银元的价格都不同。有一天，我收到一笔钞票，叫挂号先生去换银元，他老实得很，认为附近一个银元摊索价太高，他走远一些向另一个摊去买，不料这个摊档价格更高，再走几档，价格更高，于是走回来仍旧向附近一个摊去买，不料这个摊的索价又高了，可以说在一个小时之内，会变几变。

在这种千变万化的情状之下，许多人都劝我从速离开上海，我听了他们的话，只是默不作声，依然按时临诊。

最后一天，我看了一百个病人的诊金，只换到四个大头，晚上一位西医朋友何云鹤，仍然按时到我家来为我讲述西医的内科学，那一晚讲的是心脏病，他见我神色自若，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半钟头，讲罢之后，他忽然泪盈于眶地说："这样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你有能力的话，不如早早离开上海，我家累甚重，行不开，走不动，如此情况，真不知伊于何底？"他说罢了，我就答："好，我们的讲学就至今晚为止。"我就拿出二十块银元来送给他，他面色大变，似乎又感激，又悲哀。这位何医生的学识丰富，讲解详细，我从他那里获益不少，在此以前，我已听他讲了两年有余。正在这时候，又有五六个老同学来，看见我还在听讲书，他们觉得非常奇怪，见到我和何云鹤最后的一幕，他们说："存仁兄，你还是走吧！"这一晚我真无法入睡，眼巴巴地等待天明，整理了一下东西，觉得没有一样东西不想拿，也觉得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拿，只是走到母亲身边和两位老师讲了几句辞别的话，拿起一个藤包，就此离开上海，我的太太和子女，是后来到香港的。母亲坚守自建的楼宇，不肯离沪，后来仙逝，享年八十三岁，其时我已不在上海了。

我到了香港之后，依然以行医糊口，一九五0年，有一天，我走过一家小兑换店，我就想起了红极一时的银元，在港究竟能卖多少钱？一问之下才知道港币三元两毫可以换到所谓大头的银元一个，我为了"留念"起见，曾经买了一个，但是在任何场合，从未见有人使用这种银元。

光阴真快，不知不觉已在香港过了二十二年，去年八月我到美国去，在时报广场区内，见到有许多古钱铺，他们卖的是全世界金银杂币，在橱窗中我见到中国的银元也赫然陈列其间，我好奇心动，走进去问了一问价钱，他就取出一块乾隆龙洋，索价美金三十元，我只是对他笑，他说这块钱已成为古董，这一块卖了给你，我没有第二块了。我听了这两句话，苦笑不已。

【陈存仁（1908—1990），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名医。原名陈承沅，出生于上海老城厢一衰落绸缎商人家。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后，师从丁甘仁、丁仲英父子。1928年创办国内第一份医药卫生常识方面的报刊《康健报》。1929年自设诊所，独立行医。1929年3月17日被中医界推选为五个代表之一，赴南京国民党政府抗议“废止中医案”。1935年主编三百余万字的《中国药学大辞典》，后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1937年东渡日本，收集汉医书籍四百多种，整理出版《皇汉医学丛书》。1949年赴港行医。1957年被推选为香港的高级慈善机构华东三院总理。1964年获韩国庆熙大学名誉博士衔。同年编撰出版《中国医学史》。1970年被选为香港苏浙同乡会副会长。1979年应日本“讲谈社”之邀，编撰《中国药学大典》（共四大册，1982年正式出版）。1980年初，获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名誉博士衔。1990年9月9日，病逝于美国洛杉矶寓所。】

来源：读书有味聊忘老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