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薛介民(1916-1963)，福建仙游人。1938年考入国民党成都空军军士学校，参加对日空战。194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冬随国民党军到台湾。1958年9月13日被捕，1963年1月31日在台北新店安坑英勇就义。
薛介民(1916-1963)，福建仙游人。1938年考入国民党成都空军军士学校，参加对日空战。194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冬随国民党军到台湾。1958年9月13日被捕，1963年1月31日在台北新店安坑英勇就义。
姚明珠(1917一1963)，福建莆田人。毕业于福建医学专科学校。1940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6月与薛介民结为夫妻，1948年冬随薛介民到台湾。1958年9月13日被捕，1963年1月31日在台北新店安坑英勇就义。
1916年2月10日，薛介民出生于福建莆田涵江，祖籍仙游枫亭。1917年11月12日，姚明珠出生于福建莆田，她是薛介民的表妹。他们两人从小青梅竹马，感情深厚。
1928年，薛介民与孪生哥哥薛仁民一同考入福建莆田涵江中学初中部就读。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和青年运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中国青年反帝大同盟对青年学生影响很大。薛介民兄弟俩初中二年级时就参加了中国青年反帝大同盟活动。他们还瞒着家人跑到厦门，想要参加“更大组织”。
在厦门，他们住在工人家里，教工人学文化，深入了解社会，汲取革命知识，但年少的他们很快就被父母找了回去。
举家从涵江迁居莆田后，薛介民转学到教会学校哲理中学就读初中三年级，毕业后考入莆田涵江中学高中部就读。涵江中学革命氛围浓厚，黄苍麟、林嵩龄等老师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在他们的影响带动下，薛介民积极参加进步学生活动，宣传革命主张，结果被学校开除，从而引发学生抗议，导致学校被国民党莆田党部勒令停办。
由于家庭只能负担一个孩子外出求学，在薛仁民的谦让下，薛介民远赴上海，先后在华夏中学、育青中学求学。上海育青中学校长陈荩民是五四运动战将，是火烧赵家楼时翻墙进入曹汝霖宅院的学生之一，他与妻子阎振玉创办的育青中学，在教学理念上非常强调爱国主义精神。在育青中学读书期间，薛介民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
1935年4月20日，薛介民在转学期间与表妹姚明珠情定终身，这是他们人生道路的一个重要节点。
决定他们感情的，除青梅竹马的依恋外，共同的人生观是更重要的因素。
薛介民在给姚明珠的第一封信中写道：
“我俩不该为了爱而忘了生活、大众和国家！…你爱我，不甘为钱势所欺诱，更不怕大人的强迫，这是我极端钦敬你的，也可以说我爱你的动机，就是我俩的志同道合吧。”
路1937年9月，姚明珠考入刚刚创办的福建医学专科学校第一班。1938年初，一心报国、梦在蓝天的薛介民在第一次报考国民党空军官校失败后，也考入福建医学专科学校第二班。但不到一个学期，薛介民就离开了学校和姚明珠，从福建长途跋涉前往湖南长沙，参加国民党空军招收飞行员考试，成功考入成都空军军士学校第二期（空军官校第12期特班)驱逐飞行科，开始了他的蓝天追梦之旅。
从福州到长沙，薛介民一路上看到日寇暴行和祖国山河破碎，更坚定了他报效国家的决心。他在日记中写道：
“自古以来国内外没有像现在中国这样惨乱的…只要中国人知道自私是危险的，那国家才有救。”
文字中显示出他的豪迈报国气概。
在福建医学专科学校求学的姚明珠，很快融入革命队伍，展现出优秀的政治品质。入学不久，她就和同学李学骅、庄劲成立了学生自治会。
大学二年级时，在同学孙坤榕(1944年与薛仁民结婚，为姚明珠嫂子)的介绍下，姚明珠与庄子长、庄劲、林建神等同学一起，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其中，林建神是后来与薛介民、姚明珠人生有重大关系的一位同学。姚明珠学业优秀，1939年底参与组建学校生理学会并担任第一届生理学会副常务干事。
1940年春，在庄子长的介绍下，姚明珠参加了青年抗日读书会。不久，担任学校训导处文书的中共地下党员孟琇焘成立了学校第一个党支部。姚明珠在这年6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学校党支部第一位妇女委员。
福建医学专科学校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很快引起国民党注意，姚明珠经历了一次重大政治考验。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为躲避国民党特务追捕，2月，姚明珠与同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同学林建神、庄劲、庄子长，奉命撤往中国共产党在崇安（今武夷山市)创建的抗日游击根据地，但途中被捕，被关押在国民党设在福建三元镇梅列的战时青年训导营长达一年，其间遭受刑讯。
直到1942年2月，他们才由福建医学专科学校校长侯宗濂担保获释，返校继续完成学业。1944年7月毕业后，姚明珠在福建永安第二医院担任助理住院医师。
在国民党成都空军军士学校追逐飞行梦的薛介民，一方面展现出他的文学风采，以“薛海燕”“林青云”等笔名为《中国的空军》杂志投稿，其中“海燕”更是在杂志中频频出现。多年后，同学们还记得薛介民“风头很健，学业好，会写文章”，“老成持重，不苟言笑”，“自修很勤，笔下不错”。另一方面，更展现出他为人正直的品格与追求进步的思想。
1940年秋，学校发生“殴打教官”事件，肇因于同学蔡汝鑫反对歧视性差别待遇和法西斯式教育管理，与教官发生冲突。学校要求全体学员写“感想”，逼迫大家与蔡汝鑫划清界线。薛介民由于被认为“与思想左倾的蔡同学过于接近”而遭禁闭两个星期，最终写了悔过书才被释放。
此事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被国民党追查，阴影挥之不去。
2、迟到的婚礼1942年1月毕业后，薛介民被分配到驻扎在成都双流机场的国民党空军第五大队。7月，他被调到驻扎在成都太平寺的国民党空军第十一大队，担任四分队队长。他转战梁平、西安和重庆，在空战中多次击落日本军机。
1944年6月，薛介民奉命随国民党空军第十一大队前往印度接收、学习操作美国援华新式战机。1945年2月初，他又随第十一大队从印度孟买乘美舰前往美国，4月辗转到达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卢克空军基地，接受高级飞行训练。
历史记录了薛介民和他的同学们为国家和民族奋斗的轨迹。
薛介民在成都空军军士学校的同学颇多传奇。前述与教官发生冲突的蔡汝鑫是台湾彰化人，为抗日赴祖国大陆报考军校，在被学校处分而肄业后奔赴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蔡汝鑫回到台湾担任基隆要塞司令部中将顾问，开展地下工作。
根据中共台湾省工委委员兼武装工作部部长张志忠的指示，蔡汝鑫与台湾共产党领导人谢雪红保持联系，利用特殊关系保护谢雪红的安全。在二二八起义时，蔡汝鑫利用职务之便，协助地下党组织从基隆要塞运送武器支持起义民众。
同时，蔡汝鑫还联系在台中的弟弟蔡懋棠，帮助被国民党追捕的谢雪红等地下党员搭乘国民党军舰安全撤到厦门。蔡汝鑫也曾与薛介民在台湾有过接触，1953年因涉“北峰区工委会案”被国民党杀害。从成都空军军士学校毕业后前往延安参加革命的同学，还有杨培光、魏坚、欧阳翼、许景煌、胡景廉、邹耀坤等。
赵良璋是薛介民的同学、好友，他们以“野雪”“海燕”的笔名作词谱曲，合写了《游击队歌》《假如我为了真理而牺牲》等振奋人心的抗战歌曲，至今仍在传唱。赵良璋后来按照中共地下党组织指示，到国民党统治区从事情报工作。
1947年10月，赵良璋因北平中共地下情报系统遭到国民党特务破坏而被捕，1948年10月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为“北平五烈士”之一。
在美期间，薛介民经常与一起接受飞行训练的朱铁华、毛履武等同学散步，讨论国家前途。虽然他们彼此没有说破，但都心照不宣。后来驾机起义的毛履武，就是由薛介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1946年4月，薛介民完成在美国的培训，拒绝了美国教官要他留校执教的邀请而毅然回国。“祖国、家乡和明珠，这三位一体在他心中的分量，超过世间一切荣华富贵。”
一个月后，30岁的薛介民在经历了八年多无法见面的异地苦恋后，与29岁的姚明珠在家乡结婚。在那个年代，不算年轻的他们终于踏上婚礼殿堂，他们之间留下的几十封记载着彼此心心相念的书信，至今读来仍令人动容，也让人们为这对具有博大胸怀的革命伴侣对爱情的坚贞而叹服。
3、潜伏台湾的岁月结婚后，薛介民和姚明珠共同的革命道路开启了新阶段。
他们离开家乡赶赴驻扎在西安的国民党空军第五大队，在南京中转时，遇到了昔日同学林建神（改名为林城），一位对薛介民夫妇未来生涯有着很大影响的中共地下党员。林城与姚明珠曾同为福建医学专科学校地下党支部党员，还曾同赴崇安抗日游击根据地而在途中被捕。
1942年2月获释后，林城回到学校继续完成学业，其间与中共闽江工委恢复了组织联系，毕业后经地下党组织批准同意，加入国民党空军，先后在国民党永安空军部队医务所、南京空军医院从事医务工作。在这期间，林城按照中共地下党组织指示，在国民党海、空军秘密发展党员，建立组织，策动起义。
学成回国的薛介民，翱翔蓝天的梦想在西安折翼。虽然与同学赵良璋从事的中共地下工作并无关联，但因与赵良璋关系密切，薛介民仍被押送到南京受审，因证据不足，关押月余后被释放，但他的飞行资格被剥夺。不久，薛介民被调到南京国民党空军司令部担任参谋。
姚明珠在林城的介绍下，进入南京国民党空军医院从事医务工作。随着与林城的交往日益密切，薛介民夫妇未来的人生道路也愈加清晰。
1948年11月，经林城介绍，姚明珠恢复了党组织关系，薛介民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冬，在人民解放军胜利脚步临近之际，薛介民随国民党部队撤往台湾。两个星期后，姚明珠也带着母亲和幼子搭机赴台。他们赴台后，肩负着中共党组织交付的重大任务。
国民党解密档案记载：
“三十七年(1948年)来台前，林城授与薛介民策反陈绍凯等投共任务，并约定以‘京沪刘’为联络记号。”
到台湾后，薛介民历任国民党空军参谋大学少校参谋官、台南供应部少校参谋、屏东三大队作战参谋、空军参谋学校教官、空军总部督察室中校飞行安全官。姚明珠先后在台北国民党空军医院、参谋大学疗养所、基隆医院妇产科、台北军眷第二诊所、三重华南织布厂医务室、康德诊所从医。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加紧了对台湾社会的控制，尤其加大了对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的破坏，台湾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虽然薛介民夫妇遇到了很大困难，但他们仍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党的地下组织工作之中。
1949年3月，薛介民接到林城来信，要求他与“信使”李梦（公开身份是台北国民党空军医院事务员）共同为毛履武办理入党手续。6月15日，在薛介民的策动下，毛履武驾驶P-47战斗机从陕西汉中南郑机场起飞，降落在河南安阳机场，成功驾机起义。10月1日，毛履武驾机参加了新中国开国大典空中受阅式。
而在台北，为了李梦安全撤离，姚明珠冒着危险在台北新公园与李梦见面。临分别时，姚明珠褪下手上的戒指，执意送给李梦以备不时之需。姚明珠深情地说，“你不能出问题，我们是手指，你是手腕”，话语中饱含着她对党组织的忠诚和对战友的深情。
1955年，薛介民、姚明珠夫妇将他们的三个子女改名为“人望”“人星”“人华”，取“希望红星照耀中华”之意，表达了他们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
4、英勇就义1958年是薛介民、姚明珠夫妇人生旅途遭遇最大变故的一年。
这一年，在福建医学专科学校同学张元凯的帮助下，姚明珠在台北开设了育德诊所，以此纪念她第一份工作所在的福建涵江育德小学，期待开启新的人生。这一年，他们与三个孩子开怀大笑的合影最后定格，自此这个家庭再无笑容。
9月14日，一位托名“张伟”的陌生人上门找薛介民，问他是否接到兄长薛仁民的来信，又问他是否认识“林建成”（林建神、林城），由于薛介民非常警觉，来人见问不出什么，就告辞而去。但就在薛介民送客出门时，从门外停着的两辆军车上跳下一群人，称政治部要找他谈话，立即带走了薛介民，随后又带走了姚明珠。
薛介民、姚明珠的被捕，源于“寇新亚、张为鼎案”，整个过程充分暴露了国民党特务的阴险狡诈。
1956年2月，抗战期间曾任职重庆中央信托局的张为鼎，受派从香港赴台湾，在台北找到国民党空军载微波通信大队中校副大队长寇新亚，之后又与张绍桢、薛介民取得了联系。但并非源于理想信念认同的寇新亚，屈服于危险和压力，向国民党空军政治部告发了张为鼎。
国民党特务机关为此严密部署，专门设了反间计，试图放线钓鱼，利用寇新亚向张为鼎反套情报，以求发现更多线索，“期能扩大侦破并混淆地下党”。1958年9月13日，国民党特务逮捕了张为鼎夫妇，他们很快就交代并“充分合作”。国民党特务继续老戏码，循线追查到薛介民夫妇和张绍桢、李和玉，于是就有了9月14日薛介民家门口的那一幕。张绍桢、李和玉随后也相继被捕。
薛介民、姚明珠被捕后，国民党高层非常重视。1958年10月18日，蒋介石下令彻查，“系何人介绍保证暨其在服务期间如何为中共工作，有关保防人员显系疏懈职责，并应彻究”。
在狱中，薛介民夫妇受尽了各种非人折磨。在已公开的国民党档案中，从1960年4月到1962年6月，长达两年两个月的时间里，没有任何审讯记录，直到1962年6月13日，薛介民等才被移送国民党“国防部”军法局审理。
1962年7月15日，国民党军事检察官以“唯一死刑罪”的“叛乱罪”起诉薛介民、姚明珠。
11月8日，国民党“国防部”军法局向薛介民夫妇宣读死刑判决，指控他们“涉嫌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着手实行”，判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没收财产”。
1963年1月19日，蒋介石批写“照准”。1月31日上午，薛介民、姚明珠夫妇在台北新店安坑刑场英勇就义。国民党特务记录了中弹数：“介民五、明珠三。”
5、牵挂的亲人有关薛介民、姚明珠被捕后受到的非人折磨，狱友曾有点滴描述，读来令人发指。
薛介民儿媳李黎在传记《白鸽木兰——烽火中的大爱》中描写的一个细节催人泪下：
薛介民、姚明珠牺牲后，三个儿女跟随舅父舅妈和张元凯夫妇去殡仪馆送别，“焚化成灰之后，听见一名焚化炉员工说：‘那男的（薛介民）身体坏透了，骨头全松了’”。从殡仪馆出来时，“三个孤儿，哥哥走在中间，两个妹妹各一只小手放在他外套两侧的口袋里。他多希望自己有能力给妹妹们更多的温暖”。
这些是国民党档案不会记载的，却是人们无法忘记的。
薛介民、姚明珠是为祖国、为理想付出一切直至生命的革命者，也是牵挂子女的为人父母者。
在他们最后的牵挂里，有对亲情故土的难以割舍，有壮志未酬的遗憾，更有对子女家人的思念。自1958年9月14日被捕后，直到1962年9月14日国民党“国防部”军法局开庭审讯，薛介民与姚明珠时隔四年才第一次见面，但在那种场合，他们除了回答审讯人员的问话，根本无法讲其他的话语。
1962年冬，在薛介民、姚明珠的要求下，他们一家五口终于在监狱里见了面。这是三个孩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同时见到父母。
时隔月余，1963年1月31日，薛介民、姚明珠一同走上刑场。
在薛介民留下的几封家书中，他详细记载了三个孩子的出生时间与地点，其中一封笔迹十分工整的家书再三叮嘱孩子们：“一定每顿都要吃好”，“功课自己先分配好，休息一下再做”，“出门上学小心汽车”，“三个人要互相爱护照顾”，“要乖，做好孩子”。
薛介民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孩子们的牵挂和厚爱令人感动。
对志向远大的薛介民、姚明珠夫妇来说，为理想信念和党的事业奋斗牺牲，似乎早在他们的意料之中。薛介民在日记中写道：“步着先烈同志的血迹前进！光荣的死，才是永远的生。”
姚明珠在给大嫂孙坤榕的照片背后留言：“我宁愿跟真理做个小鬼，而不愿跟虚伪携手做个安琪儿。”
在最后的绝笔中，薛介民写下“木兰溪水长久在流，…白鸽岭高壮地站立，乡亲至爱之恩永不能忘”。他以故乡的山水谣寄相思、坦露心怀，壮志未酬的豪迈气概令人动容。20世纪40年代，擅长写作的薛介民曾写过自传体小说，书名就是《假如我为了真理而牺牲》，而在时隔20年后，他和妻子姚明珠为了坚持理想，为了坚持真理，毅然决然携手走向刑场！
就义后，挚友张元凯夫妇，冒死收养了薛介民、姚明珠夫妇的三个遗孤，并把他们抚养成人。
2013年4月，薛介民、姚明珠被追认为革命烈士。2014年4月22日，他们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三个子女在父母母校福建医科大学设立姚薛奖学金，在家乡仙游设立助学金，弘扬红色文化、赓续红色基因。福建医科大学以姚明珠、薛介民之名，把校园内的一条主干道命名为姚薛路，以此缅怀他们为祖国统一大业付出的牺牲和奉献。
（正文完）
来源：之华说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