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人均粮食占有量

B站影视 内地电影 2025-05-29 18:48 2

摘要:要得到清朝某一时期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就要了解清朝这个时期的人口和粮食产量。史料上有关于人口的详细记载,粮食产量一般是通过全国耕地面积和平均亩产相乘得到。清朝的耕地面积有详细记载,各种农作物的亩产前文已经推得,但每种农作物详细的种植面积我们已不得而知,那么该如何得

每个王朝末期都会出现粮食短缺的问题。所以清朝人均粮食占有量对我们了解清朝为何衰落很有帮助。

要得到清朝某一时期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就要了解清朝这个时期的人口和粮食产量。史料上有关于人口的详细记载,粮食产量一般是通过全国耕地面积和平均亩产相乘得到。清朝的耕地面积有详细记载,各种农作物的亩产前文已经推得,但每种农作物详细的种植面积我们已不得而知,那么该如何得到清朝粮食的平均亩产么?根据常识,一个地区的水热条件决定当地适合什么农作物同时也影响这些农作物的亩产,所以我们没必要纠结清朝每种农作物的详细种植面积,只要知道清朝在每种气候区有多少亩耕地就行。封建时代中国的粮食基主要产自长城以南、横断山脉以东的季风区,这个季风区又可以秦岭——淮河为界分成温带季风区和亚热带季风区。在清朝温带季风区主要种植小麦、小米等,两年三熟,亩产在每亩一石到两石间;亚热带季风区主要种植水稻,一年二到三熟,亩产在每亩三石到四石间。清朝的田地主要是民赋田,因此清朝温带季风区民赋田面积和亚热带季风区民赋田面积之比可视为清朝温带季风区田地面积与亚热带季风区田地面积之比。据《大清会典》记载乾隆十八年清朝各省民赋田面积:

直隶布政使司民田六十五万七千百九十一顷八十七亩

盛京民田二万五千二百四十三顷二十一亩

山东布政使司民田九十七万千有五十四顷七亩

山西布政使司民田三十二万九千五百八十六顷二十一亩

河南布政使司民田七十二万二千八百二十顷三十六亩

江南江苏布政使司民田六十八万九千八百八十四顷四十五亩

安徽布政使司民田三十三万八千百二十顷九十三亩

江西布政使司民田四十七万九千二百七顷六十二亩

福建布政使司民田十有二万八千二百七十顷八十七亩

浙江布政使司民田四十五万九千七百八十七顷七十亩

湖广湖北布政使司民田五十六万六千九百十有三顷四十九亩

湖南布政使司民田三十一万二千二百八十七顷九十八亩

陕西西安布政使司民田二十五万二千三百七十一顷三亩

甘肃布政使司民田十有七万七千八百三十一顷三十三亩

四川布政使司民田四十五万九千百四十六顷六十七亩

广东布政使司民田三十二万八千八百三十二顷九十三亩

广西布政使司民田八万七千四百顷六十亩

云南布政使司民田六万九千四百九十九顷八十亩

贵州布政使司民田二万五千六百九十一顷七十六亩(以上均取自卷十)

温带季风区民赋田面积:直隶布政使司民田➕盛京民田➕山东布政使司民田➕山西布政使司民田➕河南布政使司民田➕陕西西安布政使司民田➕甘肃布政使司民田=313609808亩

亚热带季风区民赋田面积:江南江苏布政使司民田➕安徽布政使司民田➕江西布政使司民田➕福建布政使司民田➕浙江布政使司民田➕湖广湖北布政使司民田➕湖南布政使司民田➕四川布政使司民田➕广东布政使司民田➕广西布政使司民田➕云南布政使司民田′➕贵州布政使司民田=394504480亩

温带季风区民赋田面积:亚热带季风区民赋田面积=313609808:394504480≈3:4

按温带季风区亩产为每亩1.5石,亚热带季风区亩产为每3.5石,清朝耕地平均亩产为(3×1.5+4×3.5)÷7=2.642857143≈2.6石/亩

据《大清会典》乾隆十八年:

宗室王、贝勒、贝子、公、将军、赐畿辅庄园各有差,通计八旗万三千三百三十八顷有奇

世爵、职官、军士赐畿辅庄田各有差,通计八旗十有四万百二十八顷七十一亩有奇

凡直省田赋,以乾隆十八年奏销册计之,共民田七百八万千一百四十二顷八十八亩

各省布政使司屯田,以乾隆十八年奏销册计之,共田二十五万九千四百十有六顷四十八亩

凡免科田、郊坛、社稷山川、厉坛、学校、阙里、孔林四氏学、周公庙各圣贤祠墓寺观地计三千六百二十顷有奇(以上均取自卷十)

乾隆十八年清朝全国耕地共749764607亩,按作物出粮率70%算,全国粮食产量约749764607×2.6×70%=1364571584.74≈1364571585石,据《大清会典》乾隆十八年清朝全国直省共103050000人,则人均粮食占有量约为1364571585÷103050000=13.24183974≈13石/人,这个值比现在中国的人均粮食占有量还高。再往前,清朝全国人口更少,人均粮食占有量更高。

68年后道光十四年清朝人口达到峰值,这时清朝全国人口约四亿,全国耕地约九亿亩,按出粮率70%算,人均粮食占有量约4.1石/人,这个值已经远低于国际公认的400公斤粮食安全线。

跟据以上计算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清朝在刚统一全国时因人多地少,粮食非常充足,后因人口快速增长而耕地面积难以扩大,导致人地矛盾激化,粮食不足。这个结论看似合理实则大错特错,因为它无法解释很多历史现像,比如:

如果这个结论是正确的,那么根据市场规律粮价应随人口的增长、人地矛盾的激化增涨。但据史料清朝粮价长期在每石一两左右,甚至清朝前期人少地多时的粮价比清朝后期人多地少时的粮价高,如顺治五十五年热河民间粮价高达每石银一两七钱,清政府为压平粮价规定粮价每石一两,而到乾隆四十八年青黄不接之时,全国粮价最高地区的粮价也才每石一两三钱二分,最低地区的粮价每石仅值银七钱。

下面是雍正五年雍正令官员张贴全国各处的诏书:“谕自古帝王致治諴民,莫不以重农为首务,书陈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诗载豳风备叙田家之力,作孟子云民事不可缓也,葢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农事者,帝王之所以承天养人,久安长治之本也。我国家抚绥寰宇,圣祖仁皇帝临御六十馀年,深仁厚泽,休养生息,户口日増,生齿益繁,而直省之内,地不加广,近年以来,各处皆有收成,其被水歉收者,不过州县数处耳,而米价遂觉渐贵,闽广之间,颇有不敷之虑,望济于邻省。良田地土之所产如旧,而民间之食指愈多,所入不足以供所出,是以米少而价昂,此亦理势之必然者也。夫米谷为养命之宝,既赖之以生,则当加意爱惜,而不可存轻弃之心,且资之者众,尤当随时撙节而不可纵口腹之欲,每人能省一勺,在我不觉其少,而积少成多,便可多养数人,若人人如此,则所积岂不更多,所养岂不更众乎?养生家以食少为要诀,固所以颐神养和,亦所以节用惜福也,况脾主于信,习惯便成,自然每见食少之人,其精神气体,未尝不壮,此显而可见者,至于各省地土,其不可以种植五谷之处,则不妨种他物以取利,其可以种植五谷之处,则当视之,如宝勤加垦治,安可舍本而逐末?弃膏腴之沃壤,而变为果木之场,废饔飱之恒产,以幸图赢余之利乎?至于烟叶一种,于生人日用,毫无裨益,而种植必择肥饶善地,尤为妨农之甚者,小民较量锱铢,且但顾目前而不为久远之计,故当图利之时,若令其舍多取寡,弃重就轻,必非其情之所愿,而地方官遽然绳之以法,则势有所难,行惟在良,有司谆切劝谕,俾小民醒悟,知稼穑为身命之所关,非此不能生活,而其他皆不足恃,则群情踊跃,不待督课,而皆尽力于南亩矣。朕闻江南、江西、湖广、粤东数省,有一岁再熟之稻,风俗如此,而仍至于乏食者,是地土之力有馀,而播植之功不足,岂非小民习于怠惰,而有司之化导者有未至耶?或者曰:米谷太多,则价贱而难于粜卖,昔人有谷贱伤农之说,谚语所谓熟荒者,此则不必过虑,假若小民勤于耕作,收获丰盈,至价贱而难于出粜,朕必多发官价以籴买之,使重农务本之良民,获利而有余赀也,朕生平爱惜米谷,毎食之时,虽颗粒不肯抛弃,以朕玉食万方,岂虑天庾之不给,而所以如此撙节爱惜者,实出于天性自然之敬慎,并不由于勉强,且以米谷乃天所赐,以生养万民者,朕为天下生民主,惟有敬慎宝重,仰冀雨旸。时若岁获有秋,俾小民家有葢藏,人歌乐土,尔等绅衿百姓,独不自为一身一家之计乎?若果加意爱惜,随时撙节,则天必频频赐赉,长享盈宁之福,若恣情纵欲,暴殄天物,则必上干天怒,不蒙赐赉,而水旱灾祲之事皆所不免,其理岂或爽哉?又闻江西、广西地方,竟有以米谷饲养豚豕者,试思谷食之与肉食,孰重孰轻?孰急孰缓?而乃以天之所赐小民终岁勤苦之所获者,为豢养物类之用,岂不干天和而轻民命乎?朕所以惓惓训谕者,惟期天下之人,专务本业,以杜浮靡,爱惜物力,以图久远,共体朕意,则尔等家室,必至于丰饶,尔等子孙,必绵其福泽,思之思之,毋忽朕言,著将此晓谕内外官民人等,并通行远乡僻壤,咸使闻知。(《皇朝文献通考》卷三)”文中皇帝雍正认为清朝粮食安全没有得到保障,他认为造成这一现像的原因是:人口增长过快而耕地面积几乎不增长导致人地矛盾激化,进而导致粮价上升。文中雍正帝为了保障清朝的粮食安全采取了提倡节约、鼓励种植粮食作物、打击用粮食饲养牲畜的现像等手段。雍正帝认为雍正五年清朝缺粮的原因与我们上文讨论清朝末期为何缺粮得出的结论一样,但据我们上文得出的结论推算雍正五年清朝的人地矛盾并不激烈,粮食非常充足。如果我们假定上文得出的结论正确,雍正帝的结论也正确,那么就必须得承认清朝在雍正五年人口就超过三亿或清朝在雍正五年粮食亩产不到每亩一石,这两个结论没任何史料支持,显然是不可信的;如果我们假定上文得出的结论是正常的,雍正帝对粮食安全的担忧是多虑,那我们就得承认雍正帝对经济一窍不通,在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远高于国际公认粮食安全线的情况下竟然认为“至于各省地土,其不可以种植五谷之处,则不妨种他物以取利,其可以种植五谷之处,则当视之,如宝勤加垦治,安可舍本而逐末?”和打击乳畜业发展,这些措施既不利于经济发展也不利于国民健康,而中国人非常讨厌乳畜产品,在粮食充足的情况下竟然只有江西、广西等少数地方出现了用谷物饲养牲畜的现像,以上这些观点显然是错误的。所以我认为前文得出的关点和雍正帝的观点都不正确,清朝在雍正五年确实缺粮,但原因不是人口增长。

让我们看看康熙年间清朝粮食贸易状况。清朝粮食进口状况据《皇朝文献通考》:“康熙六十一年,免暹罗国运米收税,奉谕旨暹罗国人言其地米甚饶裕,价值二三钱即可买稻米一石,朕谕以尔等米既甚多,可分运米三十万石至福建、广东、宁波等处贩卖,此米系官运,不必收税。(卷二十六)”我们不难看出清朝在康熙年间渴望大量进口粮食,清朝粮食出口状况据《皇朝文献通考》:“(康熙三十六)年盛京户部所卖米不许过仓石二万石,其朝鲜进贡来使,有贸谷带去者听。(卷三十三)”我们可知清朝的陆路出口粮食有数量限制,海路粮食出口管制更严:“(康熙)四十七年,禁商贩米出洋,都察院佥都御史劳之辨言:江浙米价腾贵,皆由内地之米为奸商贩往外洋之故。请申饬海禁,暂撤海关,一概不许商船往来,庶私贩绝而米价平。户部议:自康熙二十二年开设海关,海疆宁谧,商民两益,不便禁止。至奸商私贩,应令该督抚、提镇于江南崇明、刘河、浙江、乍浦、定海各海口加兵巡察。除商人所带食米外,如违禁装载五十石以外贩卖者其米入官,文武官弁有私放者即行参处得。(卷三十三)”清朝自康熙四十七年后就禁止任何海路粮食出口,甚至有关闭海关以杜绝粮食外流的想法。我们不难看出康熙年间清朝是个几乎只进不出的粮食进口大国,但据前文得出的结论此时清朝的粮食应该非常充裕,而且据雍正五年雍正帝的诏书可知此时清朝几乎没有粮食投入乳畜业,这意味着此时清朝进口的粮食只能储存起来,康熙存这么多粮食干什么?

我们在讨论清朝民众收入时已经题过乾隆十八年清朝是鼓励生育的。如果清朝粮食短缺是因为人口增长过快,那就算不进行计划生肓,也不能鼓励生肓吧。

如果要解释以上问题,我们就必须承认前文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这个结论错在那呢?它忽视了一个问题:粮食不会自己从耕地里长出来,这意味着全国粮食产量不是全国耕地面积乘平均亩产,而是全国被耕种的耕地面积乘平均亩产。

这么看了解清朝全国被耕种的耕地面积很重要。清朝全国被耕种的耕地面积很重要。清朝全国被耕种的耕地面积与两个数值有关:清朝全国耕地的人的数量和清朝耕地的人平均种几亩地。现在我们已经查不到这两个数值了,但我们可以用窥斑见豹的方法,得到这两个数值的近似值。

古代中国的农业生产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且到了清朝各地生产方式的差距已经很小了。所以我们可以计算清朝一个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有多少人种地,平均一个人种多少亩地,然后以此为依据推断清朝全国有多少人种地,平均人种多少亩地。

毛主席在他的自传中题到他出自一个有耕牛的农民家庭,他小时候家里有十五亩水田、五口人,这些水田由他的父亲和祖父耕种,六岁的毛主席也在帮忙,但提一个六岁小孩提供的帮助可以忽略不计,我们可知这时毛家有40%的人种地,平均每人种7.5亩水田。后来毛主席的祖父死了,父母又生了一个儿子,家里又买了七亩水田,此时毛主席的父亲专门经商不再种地,他让他的长工、妻子和儿子去管理田地,农忙时会多雇一个短工;毛主席的父亲有三个儿子,此时第三个儿子还没到三岁,应没有去田地上劳作,这时毛在读小学,他早上和晚间在田间工作,白天读书,所以我们算他是半个农民,短工只在农忙时帮忙,也算半个农民,所以此时毛家有6.5个人(短工算半个人),有4个人在田间劳作,有二十二亩地,一家约有62%的人在田间劳作,平均每人种5.5亩水田,这个数值比前文算出来的低,是因为田间劳作的壮年劳动力的比例低了。

一家庭里在田间劳作的比例取最高值62%以反应一个家庭最多能动员多少人去耕作,人均耕种土地面积取平均值6.5亩水田以反应封建时代农民的劳动强度,考虑到农民耕种相同面积旱田劳动强度更小,而地形崎区农民、水利条件差的地区的农民、无耕牛的农民耕种相同面积水田劳动强度更大,所以将人均耕种土地面积定为6亩。封建时代不是所有家庭都参与农业生产,市民、地主等都参与农业生产,这些人的详细数量已无从考证,但可以确定封建王朝主要是由农民组成的,所以可以粗略的认为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占清朝总人口的30%。

由上我们可得清朝可有70%×62%=43.4%的人口在田间耕作,在有足够耕地的情况下清朝人均粮食占有量为43.4%×6×2.6*70%=4.73928≈4.7石,低于国际公认的粮食安全线。这就可以解释清朝为何在雍正五年发布诏书鼓励种植粮食作物、康熙年间对外粮食贸易几乎只进不出了,因为清朝一直缺粮,那怕在它刚成立的时候。

以道光年间清朝全国耕地约九亿亩为准,按我们前文得出清朝农民每人平均种六亩地,清朝需要约1.5亿农民去耕种这些土地,而按我们前文得出清朝可有43.4%的人口用于农耕,清朝有1.5亿农民时约有人口1.5/43.4%=3.456221198≈3.5亿。这就可以解释乾隆年间清朝为何鼓励生肓,清朝确实需要更多人去耕种田地,人地矛盾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激烈,也可以解释清朝粮价为何长期稳定在米一石值银一两左右,因为清朝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在很长时期没有太大变化。

综上所述,由于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低下,清朝的人均粮食占有量一值低于国际公认的400公斤粮食安全线,粮食安全一直没保障。因此清朝采取大量进口粮食、限制粮食出口、减少人民蔬果肉类消费等手段保障自身粮食安全。人地矛盾在清朝大部分时期并不激,最少没有激烈到影响粮价和政策的程度。

来源: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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