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我的恩师与义父王晋三

摘要：日前，收到义弟王明元（王晋三老师的三儿子）寄来的一组文稿。看了以后，心中久久不能平静：日有所思，夜有所想。觉得无论从那个角度讲，我都应该写点东西，方可释怀。否则，将会遗憾终身------

三晋名医王晋三

文/李夫明

日前，收到义弟王明元（王晋三老师的三儿子）寄来的一组文稿。看了以后，心中久久不能平静：日有所思，夜有所想。觉得无论从那个角度讲，我都应该写点东西，方可释怀。否则，将会遗憾终身------

义弟寄来的文稿题为《追思先贤，弘扬国粹----名老中医王晋三先生功德追思会侧记》。文章介绍了来自稷山、临汾、永济的社会名流、时贤、方家，以及王晋三老先生的部分生前好友、同事参加的，在临汾市乡宁县招待所会议中心举办的王晋三老先生追思会的盛况。

缅怀老先生的生平，追忆他秉德行医、悬壶济世、对中医学习传承发展中的所做的贡献，我是很有发言权的（注意：是很有，不是一般的有）。

常言道，知父莫若子。我十三岁跟老先生学医，历时十余年，朝夕相处，吃的是一锅饭，睡的是一盘炕，基本上可以说是形影不离，情同父子，情胜父子。(刚开始时，由于我年龄尚小，有时候生活上还需要老师关照。)

这一阶段，对我终生十分重要。在这一阶段中，我完成了从少年到青年的过渡，对医学从一窍不通到初通医理的进化，对世事从混沌茫然到渐晓礼仪的转化，也对老师的情感从师生关系到义父子关系递进的过程。一言蔽之，没有这一阶段，没有王老先生对我关怀教育，就没有现在的我。

说起老先生，不禁使我想起伟大领袖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里的那段话：我的老师就是一个“大有利于人民的人”。就是我们学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的光辉榜样。

一九六一年三月，当时13岁，在我舅父王德志的请求下，王晋三先生收下我这个嘛事不懂的徒弟。开始了我和他朝夕相处的学医生涯。

从一开始他就对我严格要求，并语重心长的教导我，要当好个医生，首先必须树立“孝、德、善”的思想观念。孝，就是在病人面前，低下身段，放下架子，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有一个孝敬的心态；德，就是要有高尚的品德，全心全意、竭力的服务于病人；善，是要和气待人，热情周到。他常说，“善为至宝，一生用之不尽；心作良田，百世耕之有余”。要求我将此话作为我一生的座右铭。至今想起，言犹在耳。

老师不但思想品格高尚，而且学识渊博，远非一般庸医可比。在学习方面，他要求我要认真刻苦钻研，专心致志学习，精力一定要集中。他经常提醒我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心如平原走马，易放难收。”此类高屋建瓴、醍醐灌顶的警句，不但时时提醒我努力奋进，而且提高了我的文化素养，使我终生受用不尽。

在学习业务方面，他不但知识渊博，医术高深，而且循循善诱，传授教导有方。对我的学习是有针对性的因材施教，因势利导，把握的宽严有度，循序渐进，既不强求，也不懈怠。他要求我在学习中医“四大经典”理论知识的同时，要灵活机动，充分运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举一反三，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触类旁通。他还教导我说，学习不是要你把经典理论从头到尾全背下来，而是要你勤于思考，善于理解，心胸要宽，思路要广，在深刻理解的基础上融会贯通，灵活运用。“大道从简”，要深入浅出，辩证的看问题。好多时候，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最有用的方法，能解决好多疑难问题，能破解好多迷局。把这些方法利用到临床上，辩证施医，就会收到良好的治疗效果。

我按照着老师的教导去做了，所以我一直朝着成功的道路走去-----终于，不负老师厚望:1965年，经有关部门审核，上级比准，我被转为正式中医医生。在此，我再次向我可敬可爱老师表示深深地谢意和怀念！

精医求精是白求恩的精神，也是众多名老中医的共同特点。而这个特点在我老师身上体现的更是淋漓尽致。他能够与时俱进，对自己从不满足于现状：他痴迷于学习，每天坚持学习，结合临床实践，做好笔记。长期的潜移默化，不但使他的医学理论更加高深，医疗水平不断提升，而且他的名声随着他精湛高超的医术和良好的医风医德在乡宁境内广为传闻。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毛主席对白求恩的最高评价。学习这种精神，王老师身体力行。

上世纪六十年代，山区的交通不便，信息不灵。道路多以羊肠小道为主，缺医少药看病难是百姓生活中的一大难题。有时候“两家只隔一座山，相见要转十里弯”。家离医院较远和年老体弱的病人，都得在家人的陪伴下，骑着小毛驴来医院就诊,十分的不便。所以，邀医上门成为约定俗成的一种习惯。只要有人邀他上门行医，他都会立刻前往。无论路途多远，无论严寒酷暑，无论刮风下雨，无论白天黑夜，他从不计较，从不推诿，随叫随到。十多年来，他几乎走遍了乡宁县城以南所有的道路：东至乡宁关王庙公社，和襄汾交界；西至乡宁枣岭、谭坪，黄河岸边；南至乡宁西交口公社，和河津、稷山两县接壤，都是他的诊疗范围。其中大小路径、近远距离他都了如指掌，被治人数难以数计。

他时刻为病人着想，从病理出发，为患者及家属解困，尽量在减轻病人痛苦的同时，减轻其经济上的负担。他致力推广一根针、一把草，配合丸、散、膏、丹、推拿按摩的治疗手段，使患者花钱少而且能得到良好的治疗效果。如尉庄乡切村高秀山之父患了脑中风，导致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王老师接诊后，通过详细诊断，开始治疗。他在使用中草药的同时，加用针灸疗法，使其症状很快得到恢复，达到能够生活自理的效果。又如：尉庄乡张官村张志学之子，患肺结核，曾多次到外地医院治疗，打针输液均效果不佳。王老师接诊后，硬是用中草药治疗，使其恢复了正常。再如：尉庄乡范家河村王喜明因咽喉严重肿痛，当时呼吸短促。心率加快，在当时无任何医疗器械的情况下，可谓命悬一线，危在旦夕。王老师凭着高超的医术、丰富的经验、过人的胆识，进行变通性施救：他那一根竹筷子，用刀削尖，采用刺血疗法，将患处淤血放出，立马见效，使患者呼吸正常，转危为安，家属感恩不止，在场人无不为王老师拍手叫绝。

另外，王老师的名老中医的称号绝不是浪得虚名。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王老师深知防重于治之理。所以他十分重视季节性的疾病预防。每年秋末春初，因气候变化，都是外感的多发时期。这时，他都会不失时机地主动到学校和校长联系，对学校这一特殊群体进行防病教育，防止风、寒、暑、湿对人体的侵袭。他还利用当地野生药材资源，亲自采集、加工、炮制，把药方配好，交给学校领导，用大锅煎药，让学校师生人人饮用，以达到群防群治外感侵袭的效果。所用草药，王老师分文不取。是典型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1961年至1963年的几年里，是尉庄公社境内“梅毒”传染的高发期。其发病率高，传播速度快，给患者带来极大地痛苦。患者群体中，老年人居多，抗病能力较差，治愈难度大，复发率高。当时治疗的方法就是采取静脉注射德国进口的“六六六”。因进口药价格昂贵，不易购到，注射后对患者身体副作用很大，家中经济条件较差的患者都放弃了治疗。

对此，王老师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对我说，中医记载的“三仙丹”是治疗梅毒的特效药，咱们现在就开始配药、炼丹。在老师的精心指导下，我们把“三仙丹”顺利炼成。患者通过口服和局部外敷我们自制的“三仙丹”之后，效果明显好转，连续服用之后，很快治愈。既节省了钱，还治好了病，打内心对老师感恩戴德。

就地取材，造福于民。尉庄公社地处吕梁山南部，属黄土高原，有山有水有森林，受地理位置和大自然环境的眷顾，十分有利于各类野生中草药的生长。作为名老中医，他不忘就地取材，因地制宜，造福于民。他专门购置了一本《山西中药志》，利用一切可用时间，携书本上山，对照图文和植物进行现场甄别，并熟记于心，以备不时之需。比如在下乡巡回医疗途中，大部分是不走大路，而是有意翻山越岭，寻找药源。十余年中，我跟随老师不断学习，先后能识别当地生长的草药达百十种。如：黄芪、党参、黄精、百合、何首乌、柴胡、防风、荆芥、薄荷、苍术、连翘、蒲公英、马齿笕、败酱草、枸杞等，均为临床常用之药。他能活学活用，因病施治。在农村给患者治病时，他首选利用当地药材资源，自采、自炙，对症配方，水煎服用，再配合针刺疗法，使患者既能看好病，又能少花钱，甚至不花钱。

尉庄公社属深山僻壤之地，各村医护人员严重短缺。加之交通不便，导致患者看病困难。于是公社卫生院的中心任务就是巡回医疗。执行巡回医疗任务的人，在出发前需要携带好常用药，作为备用。都是执行先到药房记账领药，回来后按消耗情况付款报销的结算方式。老师虽然用的西药数量很少，但当他看到患者家庭经济确实困难的，便分文不取，自我垫付。当我回医院替老师结算手续时，没有一次不给药房打欠条，到月底从老师工资里扣除的。他就是这样的舍己为人的好榜样。

想想现在有些医生开违心药拿回扣、看病要红包，真是天渊之别！

看到这篇文章的读者，千万别认为我的老师是个傻子。老实告诉你，他不痴不傻。他是像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所说的那样，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的人。

他的个人生活方式十分的简单、节俭，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任何不良嗜好。穿着很朴素，仪表很绅士，举止很安泰，说话很谦和。谨言慎行，平易近人，对任何人都能热情接待，服务周到。

医生是一份受人尊重的职业，山区人民热情好客。跟老师下乡出诊多年，无论到哪一家，都做到不收礼，不改善。尤其是在困难时期，仅吃一些当地产的豆角、土豆、或野生的苦苣、马齿拌菜，就些生胡萝卜丝，喝玉米粥就行了。平时在本院吃饭时，职工吃饭限量，每人一份饭菜。老师怕我吃不够，每次都要把自己的那份分给我1/3，当我拒绝时，他严厉地对我说，你正在长身体的时候，身体是立业之本，没有健康的身体怎么能工作好呢？

老师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使我深深的感动：我已经享受了他自己亲生儿女没能享受到的待遇。1962年春节，我父亲带我去给老师家拜年时，对我老师和师娘说，“从今以后，夫明就是您们的干儿子，您好好地管教他！”从此，我和老师的关系就有了新的变化。

老师的家在稷山，离工作单位大约百十里地。他的家境也不宽裕，尤其是在全国人民都很困难的时候，老师家也没有例外。那时，老师家里还有师母、三个姐姐、一个兄长和三个弟弟八口人，经济拮据是不争的事实。在我跟从老师的岁月里，多次见师姐（老师的大女和二女）跋涉百里，来找父亲要一点钱，用来维持家中生活，但都是满怀希望而来，空手流泪而回。原因无二：老师把省吃俭用积攒的工资，都替困难患者垫付了药费了。

老师在我心中的形象是伟大的，他的一生是光辉的。他的事业和功绩是有目共睹的。不可遗忘的是他的背后还有一位伟大的女性，一直在默默无闻的支持着他。那就是我的师母！

每当我春节到他家，为义父母拜年的时候，都有一种无以名状的感觉。每当我看见义母那高挑而日渐消瘦的身躯，神色憔悴的面孔，不禁心中酸楚。家务的操劳和岁月的洗刷，使她的容颜比同龄人苍老了许多。在那个年代，一个女人单独支撑一个家庭，承担包括日常生活、孩子上学、男婚女嫁、人情往来、门户应酬等琐事，谈何容易？但义母欣然面对，苍老的面孔中透露着刚毅，在艰苦生活中寻找快乐，无怨无悔地支持着义父的工作！而从不过问义父的工资收入和开支情况，她，相信自己的丈夫，支持丈夫一心一意工作。义父的所取得的业绩和成就，和她强有力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所以我说，她是一位心底善良、通情达理、豁达宽容、可亲可敬的老人，值得我们做晚辈的学习、为她点赞！

老师在国学中医的传承发展中所做的贡献，值得我们歌颂赞扬；老师高尚的道德情操，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以及值得我们终身学习；老师的医风医德和医术绝学，值得我们代代传承。

无论何时何地，我不敢忘记我老师对我谆谆教导和业务传授。

1971年，因家庭情况的原由，我离开了尉庄公社卫生院，后来到河津县地方国营老窑头煤矿职工医院任院长之职。1981年元月24日，运署卫防字（81）第二号文件颁发，

决定任命我为运城地区矽肺诊断领导小组成员（共五人）。1988年7月，被评定为中医师职称。2008年受聘于河津市樊村镇中心卫生院，主管中医科工作。因我所管科室工作成绩突出，该院于2013年被评为山西省第一批“特色乡镇卫生院”。现在，在河津市市区开办了“李夫明中医诊所”，继续为患者服务，继续传承中医文化。

为了使老师教给我的医风医德和医疗技术不断赓续，发扬光大，我也教育子孙后代学习中医，传承中医。目前有儿子李康，中医主治医师，就任万荣县光华乡卫生院业务院长；孙子李卓芫，山西省中医药科技大学在读生；女儿李霞，卫校毕业后从事农村妇幼保健工作，曾被评为地市省先进工作者、当选过河津市人大代表、党代表；外孙谭博，山西医科大学读研后，受聘于西京医院。总之，我要将通过不懈的努力，使中医这一国学文化永远发扬光大，造福人民。

王老师、我的义父精神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