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摘自《湖南会战》(正面战场：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2013年1月)，作者赵子立、王光伦(赵子立，当时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参谋长。王光伦，当时系第六十军第一八三师第五四八团团长)，原标题《长衡会战》

引子

＃本文摘自《湖南会战》(正面战场：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2013年1月)，作者赵子立、王光伦(赵子立，当时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参谋长。王光伦，当时系第六十军第一八三师第五四八团团长)，原标题《长衡会战》

正文

长衡战役前第九战区的人事情况和战斗序列

第九战区参谋长吴逸志于一九四三年秋让参谋处第一科科长林方策，代他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了一个建议：强调亚洲战场的重要性，并设计了一个加强亚洲作战的方案，由他的一个在外交界工作的襟兄转给罗斯福。罗斯福复电嘉许，并说已经把那个文件交美国参谋机构研究了。吴逸志大喜，即时将这件事的经过打电报报告蒋介石。他估计加强亚洲作战，于中国有利，蒋见此电，一定也会嘉许他。想不到蒋介石一见此电，不仅不嘉许他，反批了一个“免职，交军法执行总监部法办”。当时军法执行总监来电，让他到重庆去报到，他不敢去，后经薛岳说情，免职了事。

第九战区参谋处处长赵子立，于第一次长沙战役后，因薛岳突将长官部副官处长赵复汉、军务处长贺执圭降为第九战区干部训练团总务处长和教育处长，赵子立因与赵复汉感情甚好，不满此事，表示和他们同进退，向薛岳辞职，未准。第二次长沙战役，因在作战中与薛岳意见不合，战后二次辞职，又未准。第三次长沙战役后，杜建时任国民政府国防研究院副主任，杜提名赵为国防研究委员兼研究员去重庆学习，薛岳不准去，赵只好报病住在湘雅医院而坚决辞职，薛又未准，并给赵晋升中将。至吴逸志去职后，薛岳保赵子立任参谋长。赵现在的“留”，和以后的“去”，全在薛岳的掌握之中。

长衡战役时的战斗序列如下：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副司令长官杨森、王陵基、王缵绪，参谋长赵子立，指挥下列部队：

一、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孙渡（参谋长悬缺未补），辖新编第三军杨宏光，第五十八军鲁道源，第一挺进纵队康景濂。新编第三军辖第一八三师余建勋，新编第十二师唐宇纵。

二、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参谋长宋相成，辖第七十二军傅翼，第二挺进纵队盛瑜。第七十二军辖三个师。（编者注：后会战开始，第一集团军第五十八军由第三十集团军指挥，防守普迹、金刚头地区）

三、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参谋长邵陵，在名义上指挥第二十军杨汉域、第三十七军罗奇、第四十四军王泽溶、第四挺进纵队王翦波。第二十军辖第一三三师周翰熙、第一三四师刘席涵。第三十七军罗奇辖第九十五师何旭初、第一四O师毛定松。第四十四军似辖三个师。

在实际上除第二十军外，均等于归薛岳直接指挥。

四、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王耀武，辖第七十四军施中诚、第一OO军李天霞。第七十四军辖第五十一、第五十七、第五十八师；第一O0军似辖两个师。

五、战区直辖部队

战区直辖军三：第四军张德能，辖第五十九、第九十、第一O二师；第十军方先觉，辖第三师、预备第十师、第一九O师；第二十六军丁治磐，辖第三十二、第四十一、第四十四师。

战区直辖师一：暂编第五十四师饶少伟。

战区直辖特种兵团队：炮兵指挥部（王若卿），指挥约一个炮兵团；

工兵指挥部（朱焕庭），指挥约一个工兵团；通信指挥部指挥官（孙某），副指挥官（唐明辉），指挥两个通信兵营。湘北破坏队（常章濡）；南浔线破坏总队（詹藜青）。宪兵第十八团（姚应龙）。

第一集团军：新编第三军担任高安、奉新方面，第一线阵地的守备，第五十八军控置于上高、万载方面（战役开始集结于浏阳河南岸普迹市、金刚头地区，归第三十集团军指挥）。新编第三军以新编第十二师在锦江口一淞湖一高邮市（含）之线占领阵地，与生米街方面的日军对峙，师部驻珠湖（高安南）；以第一八三师在高邮市（不含）一大城一赤田一奉新一草坪岗之线占领阵地，与牛行、安义方面的日军对峙，师部驻肖坊

（在高安奉新间）；军部驻卢家圩（高安西）。康景濂纵队仍以九仙汤为根据地在靖安以西九岭山山区活动。总司令部驻上高附近。

第三十集团军：仍以第七十二军在修水（城）武宁间、醴溪方面对东北占领阵地，与武宁方面的日军对峙；一部控置于醴溪、修水（城）间。盛瑜纵队以九宫山为根据在幕阜山山脉活动。总司令部驻修水（城）附近。

第二十七集团军：第二十军以主力在通城、平江间南江桥方面，对北占领阵地，与通城方面的日军对峙；一部控置于平江以北地区。第四十四军以主力在新墙河南岸占领阵地，与北岸日军对峙；以一部在汨罗江口至新墙河口间担任洞庭湖东岸警戒。第三十七军，仍以一部在汨罗江口一营田一湘阴一临资口之线，沿洞庭湖东岸、南岸占领阵地，担任湖防，以主力控置于湘阴以东地区。王翦波纵队，在通城、临湘间地区活动。总司令部驻平江附近。

第四军控置于长沙、湘潭地区。第十军控置于衡山、衡阳地区。

王耀武集团军于战役开始前，似在湘西北，归第六战区指挥，战役开始后，才归第九战区指挥。

第二十六军于战役开始前，似在赣东，战役开始后，才归第九战区指挥。战区直辖的特种部队任务同前。

自一九四二年春，第三次长沙战役后，一直至一九四四年夏长衡战役在第九战区当面的兵力只有第六、第三十三等三个多师团。在这两年内，日军曾先后抽兵去参加第三战区浙赣路战役，第六战区的宜都、常德等战役；第九战区除了于一九四二年以第四军在清江抚州间参加浙赣路战役，于一九四三年以第十军在汉寿西北沅江南岸，参加常德战役（预备第十师师长孙明瑾阵亡）外，第九战区本身并无大的战役发生。至一九四四年五月间，综合本战区的情报及军令部与各战区通报情况大体如下：平汉路南段、粤汉路北段，长江航路运输频繁，不仅第九战区赣北方面，连长江中下游，南北两岸沦陷区，日军都在大量抓夫。湘北日军到处不准中国人通行，日军显有增加。最初参谋处处长林方策向薛岳报告，薛岳不信，继又综合各方情况作了一个敌情判断：“日军要攻长沙。”签给薛岳，薛岳仍是不信。

很快日军进攻了，薛岳如此执拗，怎么办呢？由于薛岳对内部控制甚严，每当作战中，重庆军令部的参谋，常来电话问情况，在战区的参谋，回答电话时，薛岳如听见不合他心意的话，他都发脾气。后来他规定无论谁和军令部通电话，都得按他判行的情报和战报说，并且当时赵与薛同住一个楼，前后左右都是薛的耳目。因此，赵子立既不能打电报，也不能打电话向重庆报告。正在苦闷，事情恰恰凑巧，新到长沙的副司令长官王缵绪要到重庆去。王到长沙虽然没有几天，因为王是前清的秀才，赵子立把自己写的诗、词、曲名为《峰集》的书送给王，请他指教，因此，赵与王还谈得来，敢于向他说心里话。当王向赵辞行，赵子立说：“日军正向湘北集中兵力，我判断这次日军集中的兵力，较之第一、二、三次长次会战要大得多，可能要打通湘桂与越南的交通。但薛长官硬不相信日军会进攻长沙，他说：‘自第三次长沙战役以后，敌人不敢再攻长沙了。’这样，要误大事！您到重庆恳切地向委员长报告，并对军令部说，要赶快计划这次的作战，要充分预备兵力，在衡阳决战。”

王缵绪走了以后，赵子立既怕耽搁事情，又怕王讲得不确实，又将对王缵绪说的话，示意给金远询——军统局派在湖南的负责人，让他电军统局转报蒋介石。

到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或翌年初赵子立在重庆时，到王缵绪的家中去看他。王一见赵就说：“我离长沙时，你对我说的话，我一到重庆，就向委员长报告了。”

关于长衡战役，具体的作战计划是根本谈不上了，关于这一战役的作战指导方针，大体可分为三案：

第一案

战役开始的前几天，蒋介石派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到桂林，指导目前就要发生的战役。桂林本来有李济深——行营主任在那里，为啥又派白崇禧去呢？因为那时李济深与共产党有联系，蒋介石不怎么相信李，所以派白去。薛岳一听白崇禧到桂林，指导第四、六、七、九等战区的作战，就开始叫骂，闹腾着要辞职。有一次薛岳和白崇禧通电话以后，赵子立看薛岳怒容满面，口里骂着说：“丢他妈！我就不去给广西看大门，不在湖南打，把部队都拉到广西——他家里去，可恶！”赵子立在旁估计白是要在湘桂边区或广西境内决战。这一案虽有缺点（下文可见），但有一定的理由，对攻者来说，像橡皮带子一样，拉得愈长，就愈薄弱，超过了极限，它就要绷折。显然到广西境内与日军作战就有这样的利益。

第二案

薛岳过去夸大第一、二、三次长沙战役的战果，别人倒不一定都相信，而他自己却深信不疑。先是认为“日军于三战之余，不敢再问津长沙”。及日军陈兵湘北，大战迫在眉睫，他的预言破灭了。但他又起了“守株待兔”的念头，认为在第三次长沙战役，祭起了他的所谓“天炉”战法，把敌军打败了，第四次日军进犯，仍应如法炮制，坚决要照第三次长沙战役的老样，一成不变地在长沙外围与日军决战。赵子立这时想起了第三次长沙会议时的会外意见——“不能用一个‘死架子’打人”，现在薛岳正是要用一个“死架子”打人。赵子立只好婉言说：“看敌人在江南江北到处抓夫，水陆运输繁忙，其形势与第一、二、三次会战显然不同，兵力很大，仍在长沙照老样决战，到时敌人有打内线的，有打外线的，还有预备的，我们难以取胜。并且敌人自第三次战役吃了亏，必然妥筹对策，我们不宜老用一个‘死架子’打人。长官考虑，我们再让敌人深入一段，时间宽裕些，请军事委员会多给我们一些兵力，改在衡阳与敌决战怎样？”不管怎样说，薛岳总是认为日军东拼西凑，不会有什么大的兵力。

第三案

赵子立当时认为必须使用第九战区的全力，第三、第六、第四、第七战区的大部或有力一部在衡阳与敌决战，才有获得胜利的希望。原因是：

如果日本真是要打通湘桂与越南的交通，集中的兵力准不会少，中国只有集中江南的兵力，才能战胜日军。决战的地点，最好是在衡阳，它是当时江南交通的中心，第三、九、七、四、六战区及军事委员会直辖的兵力，均易于向那里集中，其余全州、桂林、柳州、长沙、衡山等处，均没有这个条件，它的地形好，北临蒸水，东临湘水、耒水，四周没有可以瞰制它的高地。市区适宜于三四个师兵力的守备。其余长沙、衡山、全县、桂林都没有这个条件。

由新墙河至衡阳约五百余里，实施有计划的逐次抵抗，至少可赢得一个多月的时间。在此期间内，江南任何战区的部队，均可赶到衡阳。

当衡阳的核心部队和外围部队与敌决战时，另以有力部队，由衡山（城）方面，湘江东西山区向衡山（城）夹击，易于切断日军后方的交通。

当第三次长沙会议时，赵子立受到会外议论——“不要用一个死架子打人”的启发，曾经想：“后退决战”、“争取外线”这两个方针是不能变的，要变只得依敌人兵力大小，改在衡山或衡阳决战，或依敌我态势不再进行求心攻击，而决战地区的重心，改在敌军的一侧（或湘江西岸或东岸），让敌人摸不到我军的行动。但遗憾得很，由于两年的平静生活，除了看例行公文外，总想看自己想看的书，对作战方案一度想过后，就没有再去想。及至一九四四年五月，有了具体情况，最初只争论日军敢打不敢打的问题，没有着重去研究作战计划。直至王缵绪由长沙去重庆时，赵子立尚未考虑成熟，仓促之间，没有能写一个书面的具体方案，带给蒋介石，只如上文所述，请王缵绪口头向蒋介石转达那几句简单的话。及考虑成熟，再想写成一个成文的东西，让金远询的电台报给蒋介石，初则没有机会和金见面（不便公开找他），继则听说金疏散到后方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对薛岳说，但是那时薛岳是听不进去不同的意见，赵子立也不能尽其词。

至八月赵子立到桂林见白崇禧，赵向白报告长沙作战经过，赵刚说道：“薛长官囿于第一、二、三次长沙会战的经验，不管敌人的目的、兵力和行动如何，硬要用老一套，在长沙决战……”白不等赵说完，就用手一敲桌子插言说：“当时我就很反对在长沙决战！荒谬！荒谬！——你知道，薛伯陵是不听我的话，委员长当时也没个一定的主意！”从白崇禧的这句话看，蒋介石也是同意第二案的——至少未制止薛岳进行第二案。

在薛岳离开长沙以前，蒋介石把第三战区的丁治磐军、第六战区的王耀武集团军交薛岳指挥，仍如第一、二、三次长沙战役一样，全听薛岳摆布。赵子立请王缵绪向蒋介石所作的“薛岳要误事”和“要充分预备兵力在衡阳决战”的报告，一点也没有效力。

长衡战役于一九四四年五月下旬开始，至八月初结束，共约三个月，分为第四次长沙会战及衡阳保卫战两个阶段来说。

现在先说第一个阶段——第四次长沙会战，它约自五月下旬新墙河战斗开始，至六月中旬长沙失陷，约近一个月。

在新墙河战斗时期

日军由新墙河北岸及通城方面，向第四十四军、第二十军的全正面进攻，速度不快，步兵在炮空的支援下，步步向南压迫。同时以许多小型舰艇由新墙河口开始扫雷，破坏我军封锁线。薛岳此时仍认为敌人兵力不大，进展不快，没啥！

新墙河的战斗开始了，是决定长沙会战整个部署的时候了。首要的问题，就是谁来守长沙。这时第四军正驻在长沙、湘潭，第十军正驻在衡山、衡阳。薛岳几次向赵子立说：“让哪个部队来守长沙呢？第四军这个部队长于攻，而不善于守……”薛岳是启发赵子立说话。赵总是把头低下，装糊涂。此时赵思想上萦绕起一九三八年夏吴逸志关照自己的话：

“……要知道第四军与伯公（薛岳）的关系，什么事情，不要等伯公自己说话……”但赵子立终于咬紧牙关，不开口。最后，薛岳很不高兴地说：“好吧！那就让第四军守长沙吧！”赵子立不开口主要的原因是：以第四军守长沙，将来赵子立好建议薛岳仍在衡阳决战，把长沙只作为逐次抵抗中的一个抵抗线。到那时，薛岳为保全第四军，容易接受赵的这个意见。

第四军守长沙的问题决定了，就开始下达作战命令。这个命令的内容在洞庭湖和湘江以东，完全是照第三次长沙战役的老样描，其要旨如下：

“第四军（附战区直辖的炮工兵）守备长沙。

“第二十七集团军：一、先以第二十、第四十四军利用现阵地拒止敌人；继应确保外线，一面采取逐次抵抗，一面以第二十军转移至平江及其东北地区；同时以第四十四军转移汨罗江南岸。二、次以第三十七、第四十四、第二十军守备临资口一湘阴一汨罗江南岸一平江东北线阵地，拒止敌人；继应确保外线，一面以右翼为轴采取逐次抵抗，一面以第三十七、第四十四军主力向平江东南地区转移；同时以一部潜伏于汨罗江、捞刀河间地区。三、尔后待命以第二十军向汨罗江以北攻击，断敌归路；以第四十四军、第三十七军向捞刀河以北长沙外围攻击。

“第三十集团军以一部守备修水方面现阵地，以主力向社港市、相公市以东地区前进，待命沿捞刀河左岸向长沙东北攻击。

“第二十六军向浏阳前进，待命沿浏阳河右岸向长沙以东攻击。

“第一集团军以第五十八军（附新编第三军一个师）向上栗市前进，待命沿浏阳河左岸向长沙东南攻击。

“第十军向渌水南岸前进，待命向长沙以南攻击。

“王耀武集团军向宁乡以西前进待命，向岳麓山外围攻击。”

这个命令下达以后，薛岳让司令长官部大部人员到耒阳，以一部人员组成指挥所，搬到岳麓山去住，他要重温第三次长沙战役的旧梦。

这时候，前第四军军长、现任第二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欧震，此时怕薛留他在长沙指挥第四军。他对赵子立说：“我不愿意留在长沙指挥第四军，你和长官商议，给我一个任务，离开长沙吧。”赵和薛商议，让他帮助杨森去指挥第二十六军、第三十七军、暂编第二军了。

薛岳同赵子立搬到岳麓山，没有两天，就看出大势不好了！湘北前线部队在战斗中发现敌人兵力十分强大，综合部队及情报人员的报告，已查明的师团及独立旅团的番号有八九个之多（当然还有未发现的）。第二十军在第一、二、三次长沙战役中，都是一度战斗后转到梅仙、平江以东准备侧击敌人。此次在汨罗江以北站不住脚，第四十四军、第二十军都被敌人压迫到汨罗江南岸，薛岳始则说“报告不实”，继见日军湖面部队连破我封锁线，侵入营田以北、汨罗江以北，大为惶恐，坐卧不宁，想要逃跑。尤其是薛岳的太太不断由耒阳打来电话，让薛岳离开长沙。

接着薛岳提出了指挥所的转移问题。薛岳说：“将来本部要移湘东指挥。”

赵说：“将来的战事，是要向西南发展，本部移驻湘西指挥怎样？”薛岳带着气说：“我不去给重庆守大门！”赵子立这才明白，他是要躲在粤汉路以西，让开日军的箭头，必要时就去拉游击队。

薛岳临由岳麓山向耒阳走以前，很客气地对赵子立说：“我先去后方，你在这里照料一下。”赵子立当时认为薛岳是先去后方，将来仍会让自己到后方去；如果不让回去，对长沙守军，岳麓山指挥所当然可以指挥。到那时就让第四军向远方多派些前进部队，以空间换取时间，磨上几天。薛岳决不会牺牲第四军，白崇禧又是反对在长沙决战的，到那时建议薛、白由长沙向衡阳进行逐次抵抗，这样，自然就造成衡阳决战的形势了。所以当时赵子立就接受薛岳的话，留在岳麓山。赵子立送薛岳走时，对薛岳说：“我们赶快把已发现的敌人番号报军事委员会，并说明战斗刚开始，敌人就用了这样大的兵力，一定还有后续部队，还是要多调部队，在衡阳决战好。”薛岳不加可否，“唉”、“唉”了两声就走了。

薛岳走后，赵子立看第四军守长沙的部署是：长沙两个师，岳麓山一个师。赵不同意，打个电话给第四军军长张德能，让他把第四军的主力调过岳麓山来。张未说话。赵又说：“你放心！岳麓山要是守不住，长沙决守不住。换言之，只要守住岳麓山，就是守住了长沙。”赵表示很坚决，张德能不得不说实话了。他说：“长官走时有交代，部队仍归他指挥。你要想变更部署，先打电话给长官吧！”赵子立一听，身上气得哆嗦，立时向薛岳要电话，赵问：“我在这里是否指挥第四军？”薛答：“你不要指挥它。”赵说：“那我在此地干啥？要不我就回去吧？”薛说：“不！——你在那里联络。”赵再也忍不住了，说：“联络，为啥不派参谋？要是看房子，为啥不派副官?”薛岳无言以对，摔了电话机，赵也摔了电话机。从此，赵、薛再没有直接通过电话。并听说，薛岳已让中将高级参谋沈久诚办理参谋长的业务。接着薛岳就把他的亲信、半亲信，甚至稍亲信都从岳麓山调走了。赵子立一看这种情形，更明白薛岳是要安心整自己了，就让岳麓山指挥所除了一个通信班、一排武装兵（长官部特务团的）和赵子立随从士兵外，全由高级参谋马良骥带着回耒阳去。

马良骥不愿走（马与赵是陆大十四期同学），当时赵硬让他走，还有上校参谋陈驭远和一个李副官说啥都不走，也留在岳麓山了。

正当岳麓山指挥所的人纷纷去耒阳时，有由军令部和美国的首席顾问联合派在长沙担任陆空联络的一个美国军官来找赵子立说：“你们都走了，怎么不让我走?”赵对他说：“他们在此地没有任务了，所以要走，你担任对空联络，现在长沙要作战了，正是你要履行任务的时候，你怎能走呢？”那时，日机天天去炸长沙，也不见美国的飞机去助战。那位美国军官又停了一天，吓得又哭又嚷，再来找赵子立。他说：“你让我走，我也走，你不让我走，我也要走！”赵子立无奈他何，他就走了。

在这个时候，赵子立的妻子由耒阳来电话说：“前几天我问薛夫人：‘长官回来了，一峰（赵别名）怎么没有回来？’她说：‘迟几天就回来。’昨天我又问她：‘留岳麓山的人，大部都回来了，一峰怎么还不回来？”她吞吞吐吐，不肯明说。我又说：‘您对长官说让一峰回来吧！他又不是带兵的，老把他留在前方干吗？’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啥时候回来？”赵说：“他们是就把我留此地了，你们带着孩子离开耒阳到桂林去住吧！”这样，赵与薛决裂的痕迹更加明朗化了。

在汨罗江战斗时期

日军开始进攻汨罗江南岸，它的主力是在平江方面。它的兵力虽大，进展的情况和在新墙河战斗一样，仍是不快。这是因为：日军洞庭湖湖面部队进展不快，在岸上、洲上、堤上都有我步兵战斗，树上也设有鸟巢工事，大部雷区都在岸上、洲上、堤上的炮兵掩护下，一切峡道港汊（水面窄的)还有竹木或其他材料构筑的封锁线，它须一面战斗，一面扫雷和破坏我其他封锁线。日军地面部队，一面前进，一面在后方强迫民夫修路。这与第一、二、三次长沙战役的情况，大不相同。

在汨罗江战斗开始，赵子立不愿再直接向薛岳说什么，便在电话上对张德能说：“现在我不是指挥你，我是向你建议。这一次敌人进攻是从湖面和地面两路来的，这与第一、二、三次长沙会战不同。你想想，敌人要是占领了岳麓山，长沙与岳麓山只一水之隔，长沙全在岳麓山瞰制之下，你能守住长沙吗？如以主力守岳麓山，就是敌人占领了长沙，我们仍可居高临下，隔河对战。主力转到岳麓山之后，向北向东，远远地派前进部队进行逐次抵抗，只有这样才能争得守长沙的时间，你可以将这个理由报告长官。”张德能的回答是：“长官教我以主力守长沙，我只好以主力守长沙。”

赵子立气极了，想先向桂林白崇禧、重庆军令部和蒋介石侍从室将自己的处境备个案，将来活着呢，好打官司；死了呢，也要让别人明白。但是糟得很，后方的长途电话，又忙又乱，不是要不通，就是要通了说不成。赵子立正在着急，机会来了：一个是王耀武率部到了常德、益阳，途中来电话与赵子立联络，赵除了将洞庭湖、汨罗江的情况告知王外，并对王说：“我现在处境很恶劣，薛长官先到耒阳去了，把我留此地，你赶快向军令部和委员长给我备个案，我在岳麓山既不能实行参谋长职权，薛岳又不让我指挥长沙守军，他安的什么心？千万替我说明。”一个是第三战区副长官兼吉安指挥所主任上官云相（他是赵子立在第九军工作时的老长官）由吉安来电话问湘北的情况，赵除了将湘北情况告诉他以外，又将对王耀武说的话，对上官说了一遍。除此以外还接第二十六军军长丁治磐、第一八三师第五四八团团长王光伦等部队长在湘赣途中打来电话联络。赵子立除了告诉他们湘北的情况外，怕他们重蹈第二次长沙战役时第七十四军的覆辙，总告诉他们搜索前进，特别注意右前方的情况和友军的联络。此后，岳麓山与湘东湘西的部队电话就不通了。

渡过汨罗江的日军把它的左翼（东面）一直延伸到献钟方面，向南猛攻第二十七集团军，使它在平江东南——预定的反攻准备位置——立不住足，纷纷向捞刀河以南败退。此后，岳麓山与湘北的部队电话就不通了。日军再度向南猛攻，连新到达浏阳附近准备向长沙进攻的第二十六军，连新退到捞刀河以南的第二十七集团军都立足不住，纷纷越浏阳河向渌水败退。日军于向南进攻的同时，向东、向东南击攘。向社港市、相公市方面进出的第三十集团军，向上栗市方面进出的第五十八军、第三十集团军似停止于东门市附近，第五十八军与日军连日激战于蒋埠江上流，文家市附近地区，两翼受敌包围，第一八三师长余建勋负伤。部队撤至上栗市继续抵抗。

日军湖面部队，一面以扫雷艇扫雷，一面以飞机狂炸封锁线。在这一时期，它要开辟的航道，主要只是营田到靖港段，其次是营田到临资口段，湖面战斗的范围，仅东南一隅。经四五日的战斗，日军在资水、湘江间——即临资口、靖港一带登了陆，并将王耀武集团军阻止于益阳附近地区。

在这个时候，有一次电话兵对赵子立说：“委员长要找你说话。”赵子立拿着耳机子听着，一会电话兵又说：“电话局试不好电话，已报告委员长不能说。”此时湘北部队已退到株洲方面，电话乱成一团，蒋介石也打不成电话。此后岳麓山和后方的电话，也就断了，长沙、岳麓山成了孤岛。

自日军占领靖港后，日军由湘江东岸铜官方面向湘江西岸靖港方面过河，一连过了几天。赵子立曾让第四军电报薛岳，要求空军前来轰炸，亦未见到。

在长沙战斗的时间

长沙的战斗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的，东面的部队被敌人击攘于东门市一上栗市概略线上，南面的部队被敌击攘于渌水两岸，这两方面不仅无力反攻，连防御都感不支，北面根本没有部队了，西面的部队，被敌拒止于宁乡以西，不能进展。距长沙最近的部队也有百里之遥。在这种情况下，薛岳所说的什么“天炉”，早被敌人打得粉碎。仍要在长沙决战，仍要固守长沙，已毫无可能，毫无意义。但这时白崇禧主张要在广西与日军决战早已失败，不再争执了。赵子立本想于战况发展到一定阶段，提出在长沙决战不利时，再向薛岳、白崇禧建议在衡阳决战，可是想不到自己被薛岳“置诸瓮中”，业经窒息了。薛岳是坚决主张仍在长沙决战的，他后来虽想保存第四军的实力，但他没脸请求放弃长沙。他一意孤行，早已乱了步骤了。至于蒋介石呢，他从来是不分青红皂白，只知道要求部队与阵地共存亡。

在未说长沙战斗以前，再把长沙的工事和阵地说一下：长沙的地堡工事，仍基本完整，岳麓山是野战工事，也有少数地堡。第四军受命守长沙后，加紧修补工事。第三次长沙战役时，湘江两岸无情况，以一个军守长沙，兵力尚嫌少，此次，敌人于湘江的东西两岸同时进犯，仍以一个军守长沙和岳麓山，守备的兵力与阵地根本不相称。就按岳麓山说吧，北、东、南三面，总共约十三四里，对最优势的敌人，如企图作最坚强的持久防御，一个团只宜给予二里的正面，尚必须有充分的预备队，以此而论，仅岳麓山就需一个军兵力，何况尚有长沙呢？

战斗开始，日军对第四军派在长沙、岳麓山外围的前进部队、警戒部队驱逐以后，以较第四军绝对优势的兵力，进攻长沙和岳麓山。第一日长沙的战斗，十分激烈，日军的攻击重点似指向长沙的东北面。日军攻击进展很快，在第三次长沙战役中曾经大显神通，遏制了日军前进的庞然大物——街市地堡，在此次战役中，是一蹶不振，变成守兵的坟墓！

岳麓山的炮兵，在第三次长沙战役中，曾经大显神威，叱咤风云，此次则力竭声嘶，终于噤若寒蝉。这是什么原因呢？形势变了。第三次长沙战役道路破坏了，日军没有后方交通。此次日军开辟了水上的航线，又修复了陆上交通，开来大量的各种炮兵。对于暴露的地堡，是一炮或几炮就破坏一个，尤其大量的平射炮，于近距离直接瞄准射击，命中十分容易。岳麓山的炮兵，在第三次长沙战役时，都是在山头占领阵地，直接射击，容易发挥威力。此次敌人炮火优势，制压了我军的炮兵。更加上日军的飞机，此去彼来，不断猛烈轰击。在这种情况下，长沙只经一日的战斗，就失去三分之一。第一天岳麓山的战斗还稳定，日军的攻击重点，指向岳麓山的北部。日军不顾伤亡，冒着我炮兵及机枪的火力，向我阵地接近，至黄昏前后，被拒止于山脚下。

入夜后，张德能沮丧地给赵子立打电话说：“敌兵强大，长沙难守，我想按你的意思以主力守岳麓山。”赵说：“能过来吗？晚了吧！”张说：“能过来。”赵想第四军主力在长沙完了，岳麓山绝对守不久，第四军主力过来死守几天，薛岳绝不会让第四军全部牺牲。此时如仍想进行逐次抵抗，是已经迟了，但如薛岳同意，将来仍可向西突围。湘江以东部队虽多，距长沙远，且战斗力不强，湘江以西的王耀武部，距岳麓山近，且战斗力较强，或不会被敌人驱逐得过远，只要突出包围线，容易与王部会合。纵使不突围，与阵地共存亡，将兵力集中在一起，予敌人损害也要大些。赵考虑之后，对张说：“你知道，你不归我指挥，但如你一定要转移时，我仍同意，并仍负建议的责任。”

于是张德能以一部——约一个团守长沙，以主力——两个师欠一团，由湘江东岸向西岸漕渡。由于船只不多，渡河迟慢，敌人发觉后，进行夜袭，渡河部队，有的渡过，有的溃散。当时张德能并没有亲自指挥渡河。他先过西岸，因连日疲乏，就蒙胧了一下。这时岳麓山部的敌人，利用暗夜，向我阵地前进，我军照明材料不多，射击效力减少。这种情况，守岳麓山的第九十师找到张德能报告。张让渡过河的部队去增援岳麓山北部。但糟得很，就是渡过河的部队，也发生了混乱，军长、师长都不能掌握部队，错乱之间，逼近拂晓，尚未能进入阵地。

赵子立在这一夜间，因找不到张德能，曾亲至第九十师师部见了师长陈侃和参谋长罗旷，才知道第四军主力于长沙撤退和渡河中出了纰漏。

至拂晓前，第四军军部于赵子立处的电话通了，和张德能通了电话，又晓得已渡河的部队，也大部发生混乱。长沙市区也没有枪声了。赵子立知道“完了”，走吗？怕给薛岳以“口实”——说赵子立先逃跑影响了第四军；不走吗！自己又不指挥第四军。考虑的结果是：“张德能走，就走；张德能不走，就不走！”赵子立一面派人在爱晚亭附近的山顶瞭望情况的变化，一面不时在电话上和第四军联络。拂晓前后，岳麓山北部、西部枪炮声最为激烈，不久枪炮声渐渐稀了，瞭望人报告说岳麓山北部第四军部队纷纷后退。赵子立再在电话上找张德能说话，先是找不到，再是连电话也不通了！这时陈参谋、李副官匆忙走进屋来，他们说：“敌人已到我们北面的山头，距此不远，第四军全部溃了，张军长已经走了，我们再不能不走了！”赵子立就同他们和留下的那一排士兵一同向南走。这次敌人是急于要占领长沙，采取了“围攻必缺”的战术，岳麓山的南路并无日军拦阻，日军仅在路的西面高地向路上射击，有的被打死打伤了，有的跑过去了。赵子立脱离了敌人射界以后，赶上了张德能。赵子立说：“长沙是丢了，我建议你要赶快收容部队，拖向岳麓山以西反击岳麓山。”张德能说：“你看部队这个样子，怎能收容起来！哪能反击岳麓山呢？”赵说：“不管收容多少，都应这样做，都能这样做，只要你放着枪，你的责任就要轻些。”看样子，张无心接受赵的建议，赵就走了。从此，一直到八月间赵和张才又在桂林见面。长沙的战斗，步兵是溃了，伤亡并不大。可惜的是炮兵连一门炮也没有拖出来。由新墙河战斗开始至长沙失陷，将近一月，而长沙的战斗仅占一天一夜多。

衡阳会战和长沙失守

赵子立自留岳麓山以后，就没有行使参谋长职权，于衡阳战役的中期，就赴桂林、重庆去了。所以衡阳会战，只知梗概，不能详细叙述。

日军占领长沙时，仅进行战场内的追击，并没有进行战场外的追击。因为第四军是溃的，而不是有部署的撤退，有由湘江东岸溃的，有由湘江西岸溃的，落荒而逃，没有整体的目的，使日军无法追击。日军占领长沙后，也需休息，补充弹药器材，再开始而后的作战。

赵子立等由岳麓山经湘潭以西走了四五天到了衡阳，见到第十军军长方先觉，知道薛岳已令第十军并指挥暂编第五十四师饶少伟部守衡阳。

薛以暂编第五十四师参加守衡阳，非出自意愿亦系为当时形势所迫。方先觉对赵说：“薛岳这样对待你，他已经把事做绝了，你没有再去耒阳和薛岳见面的必要了，就去桂林、重庆和薛岳打官司去好了。”这几句话，正合赵的意思，赵就上了湘桂路的火车（此时衡阳以南湘桂路、粤汉路尚未被破坏）。此时，陈驭远已决定不回耒阳，但他却力劝赵子立回耒阳。此时，又遇见一个人，似工兵指挥官朱焕庭或政治主任徐中岳，他们说：“你径向桂林，要是薛岳报你潜逃，怎么办呢？”赵子立这才由湘桂路的车厢里，转到粤汉路的车厢里，忍着气回了耒阳。

衡阳战斗开始前的时期

日军以有力一部，由宁乡方面向南进攻，经湘乡、永丰，将王耀武集团军压迫至衡阳、宝庆（详细地点不知道）间地区。与此同时，日军以主力由上栗市、株洲方面向南进攻，第二十七集团军（第三十七、第四十四、第二十军）及第二十六、第五十八军，虽经各军力战，但终不支。第五十八军转战于湘东、老关、安源、麻山、莲花等地区。在麻山战斗中，鲁道源杀了第十一师的两个作战不力的营长，其中有一个是鲁道源的外甥。结果，这五个军被压迫至莲花一攸县一衡阳之线。在这一阶段的战斗，约经过二十日之谱，日军到达衡阳附近时，似届七月中旬。

我军由株洲向衡阳撤退中，对湘江东岸的铁道未能彻底破坏，对湘江西岸的公路更说不上破坏，湘江航线，亦未封锁。日军一面向南进攻时，就一面恢复了交通。从长沙失守后，第三十集团军就以铜鼓为核心，东对武宁，西对通城、平江，采取警备和自卫态度。它对衡阳会战来说，已不发生什么关系。

赵子立到耒阳见薛岳，用在路上已经想好的一句话对他说：“此次作战，我未有能尽到我职责上应尽的责任！”薛岳呆着脸说：“你回来了，你休息吧！”赵子立回到耒阳以后，有许多人劝赵忍耐免生意外，俟战役结束后再想法脱离。赵并从许多和自己接近的人员中知道了下列的情况：薛岳到耒阳，曾接到蒋介石的电报，让他到湘西去指挥，他不去，并且说：“不去给重庆守大门。”

自赵子立留岳麓山，由沈久诚在薛岳左右办理参谋长业务后，沈竭力破坏赵，并从中挑拨赵与薛的关系，说什么：“既不接受蒋的命令到湘西去，赵是中央军校的学生，就不宜再用赵做参谋长。”

长沙战斗开始前，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林蔚曾在电话里向薛岳说：“你很忙，还是让赵参谋长回来帮助你吧。”薛岳说：“现在交通有困难了（实际上当时并无困难）。”

自长沙失陷后，薛岳又不接受蒋介石的命令到湘西去指挥，要闪开敌人的箭头，躲在粤汉路以东，因之威信大失，各部队对于他的命令皆不如以前重视。

赵子立在耒阳的时候，只有开饭的时间才和薛岳见面。在开饭的前后，薛岳总是骂张德能给赵子立听。赵总忍耐，但他没个完了，赵子立只好说：“事情过去了，再痛恨也是枉然。第四军在变更部署和渡河中发生了混乱，以致长沙迅速失守，固然是值得痛心的事情，但纵使不发生这个错误，第四军守一个星期，守两个星期……外线的部队能打上去吗？第四军全部牺牲了，能会使此次作战，得到胜利吗？目前衡阳的战事还不是一样，外线部队现在连守都不能守，将来还能打到衡阳去吗？应当研究怎么办。至于第四军，此次损失不太大，虽然溃了，无异于前方解散，后方集合，收容起来还可作战，‘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不必再生气了。”

衡阳战斗的时间

衡阳的战斗，从前进部队开始与日军接触起，至衡阳失陷止，共四十余日，可分为三个阶段。

在衡阳战斗的第一个阶段：日军仍一面以主力继续进攻衡阳以东以西的外围部队，将他们压迫到莲花一茶陵一耒阳一常宁一洪桥一佘田桥这一概略的弧形线上，使他们远离衡阳；一面以一部由驱逐衡阳派出的前进部队和警戒部队，围困消耗疲敝衡阳的守军。这个阶段约经二十余日。

这个阶段，薛岳在耒阳也待不住了，赵子立又跟他们逃到郴州。当衡阳快要合围的时候，薛岳于开饭时，悲痛地说：“第四军完了！暂编第五十四师也要完了！”又骂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对暂编第五十四师指挥不当，是要牺牲饶少伟。

到郴州没有几天，薛岳对赵子立说：“军事委员会让张德能去桂林、重庆报告作战经过，你也去一趟吧。张德能的熟人少，你的熟人多，到那里好帮他说些话。”赵当时正如坐针毡，认为这样离开薛岳是最好不过了。在赵子立起身之前，突有中央通讯社驻长沙的记者胡定芬同大公报驻长沙记者高元礼，去找赵子立，并对赵说：“我俩也要到桂林去，同你结伴走。”这样，就别离了工作七年之久的团体，踏上征途。

衡阳战斗的第二阶段：在本阶段和次一阶段，赵子立已经离开第九战区了，以下所写的情况都是战后听第十军的朋友，如萧圭田（守衡阳时任团长，一九四六年定陶战役时任整编第三师的参谋长，与赵是陆大十四期同期同学)，姚少一（守衡阳时任参谋，一九四六年任郑州绥署参谋科长，一九四九年任第一二七军赵子立的参谋长）等所说的。尤其姚少一以后与赵子立两次相处，多次谈过第十军当年守长沙、守衡阳的情况。衡阳的地形，前面说过比长沙好，长沙与岳麓山是为一水——湘江——所隔，东西交通和联络不便。而衡阳为三水—蒸水、湘江、耒水——所绕，东、北两面有天然的障碍力大的外壕。衡阳市区的阵地，较之长沙和岳麓山的阵地，要少二分之一以上，以三个师担任守备，兵力与阵地相称。衡阳的工事，市区边缘是一临时构筑的野战工事；市区之内亦是预行和临时构筑的地堡工事。一切衡阳市战争的设备都是照它于第三次长沙战役时守长沙的经验进行的。日军向市区进行总攻时，日军又增加了生力部队。进攻的重点是由蒸、湘两水间指向衡阳市区。日军凭借它的空军和绝对优势的步炮兵进攻非常猛烈。第十军各部队的官兵，有守长沙的经验，战斗是沉着的，部队均能自动作战。屋宇地堡虽被敌机炮轰倒，士兵们或利用断壁颓垣，以火力坚决抗击；或奋不顾身，挥舞白刃，与敌格斗。尤以衡阳西南部最为激烈，一沟一壕，一堡一垒，一街一巷，一屋一宇，皆失而复得，得而复失者数次。有很多士兵在负伤抱病的情况下，坚持战斗，不退出火线，或一时退出了，再自动上去。双方死伤之众，盈街累巷，无暇掩埋，也不能掩埋，尸臭熏天，血凝满地。第十军的士兵们为啥这样坚决呢？他们以为第三次战役能在长沙把敌人打退，现在仍能在衡阳把敌人打退，衡阳打得愈紧，外面的将包得愈紧，他们只知道为完成任务，反抗侵略而战，他们哪知外面战略战役的形势已今非昔比，早已在不战而败之中呢！像这样进行了约十几天，衡阳市区大部仍在我手。此时外围各军，因兵力处劣势，且转战两月，疲劳已甚。据赵子立所知道的，当时并无生力部队参加。就按现有的兵力说，其部署也是错误的。依情况：应当把主力使用在湘桂路方面，集中兵力于一点，向衡阳西南面反攻，才有力量。因为薛岳不到湘江以西去，他就把主力——第五十八、二十六、二十、三十七、四十四军留在湘江以东散处在莲花、耒阳间二三百里的地区，重点不明，毫无力量。衡阳以西仅有王耀武的两个军。虽蒋介石于此时严令各军向衡阳反攻，但各军不能胜任，毫无进展。

赵子立到桂林见白崇禧，报告长衡战役和长沙战斗的经过。白对赵无限同情，给赵向蒋介石写了亲笔信，证明赵留长沙既未能实行参谋长职权，亦未能指挥长沙守军。当时赵又向白说：“长沙失陷之快，固然是由变更部署和渡河搞乱了，但不出这个差错，又怎样呢？一定是全军覆没！张德能不能掌握部队是能力和疏忽的关系，究与临阵退却、贪生怕死有所不同，也请您给他写封信说明一下吧！”白又给张德能向蒋介石写了一封亲笔信。至张德能到桂林见白崇禧后，赵和张就同机飞重庆了。衡阳战斗的第三阶段：衡阳经过二十几日绪战，又经过十几日激战，不能说没有争取了时间！但这个时间争取它干什么呢？真是毫无目的。

等待远方的援军到达吗？没有！等待外围部队攻来吗？没可能！——如果有可能的话，它就不会被敌人撵走了！——让第十军永久守住衡阳吗？是做梦！至此，第十军虽然守了一月多，但外线的友军是愈打愈远，而内线的敌人愈打愈近。弹尽、粮竭、援绝。第十军于失望、悲愤之余，开始突围，又被阻止。这时候，方先觉向蒋介石和国人发出了“来生再见”的电报。但他行不顾言，紧接着就在第十军高级干部中酝酿投降，与敌人往返接洽，又拖了几天，结果挑起了白旗。

赵子立同张德能到了重庆，张德能立时就被捕送往土桥监狱了。赵子立去见参谋总长何应钦报告湖南作战的经过。何说：“薛伯陵说失长沙你也有责任，将来军法执行总监部问你的话时，你就将刚才说的话对他们说好了。”接着，军法执行总监部传赵子立到案。军法执行副监秦德纯对赵子立说：“何总监（成濬）不在家，你暂在本部住一下，等他回来再决定你是否可取保住在外面候讯。”赵子立虽然是住在总监部，但是有武装兵看守着，当晚上赵子立要关灯就寝的时候，猛听“咔嚓”一声，只见看守兵端起枪来，厉声喝道：“不准关灯，开开！”赵子立这才领略到失去自由的铁窗风味，终夜未能入寐，认为秦德纯以副监身份都不敢让“保外候讯”，可见问题严重，怕薛岳将失守长沙的责任都推在自己身上，有生命危险。过了两天，何成濬回来了，赵前在第九军工作过，何曾一度任第九军军长。赵见何除了简单的报告湖南作战的经过外就说：“薛岳既不让我行使参谋长职权，又不让我指挥长沙守军，并且我事先曾托王耀武等代为报告过。而委员长和何总长竟不与我做主，把我押起来是不是要让我负长沙全部失守的责任，这太委屈我了!”何说：“不要难受！我在这里，你还不放心吗？并且这事与你根本没啥关系。我已经看见薛伯陵的电报了。尽他自己说，把你留在岳麓山是帮助张德能的，这话本身就是错误，为啥要让战区参谋长去帮助一个军长呢？中央对你虽然是清楚的，但认为必须经过法律手续，才好处理。刚才卢丰年（卢原第九战区军法执行监，河南人，当时与赵关系最亲密，由赵向薛推荐调任薛驻重庆的代表）见我，我已让他替你办个‘保外候讯’的手续。他在外面等你，你同他去吧。”关于张德能的问题，赵临行前，将在桂林对白崇禧说的话，向何成溶又说了一遍。后来经过预审，正式开庭，由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任审判长，他们的拟判是“赵子立无罪，张德能判处无期徒刑”。何成濬签呈此案时，在签呈中说：“薛岳在长沙走得早，薛岳不应当这样使用参谋长，张德能是因过失失守长沙，请从宽处理。”但这时正值衡阳失陷后，蒋介石要把部队向西拉，来保他的驾；薛岳要把部队向东拉，来保他的驾，蒋对薛是一头火，逼着何成濬处张德能极刑。就这样，赵子立虽加力营救，张德能倒霉，终做了薛岳的替罪羊。

还有第九战区炮兵指挥官王若卿在重庆找到赵子立说：“军法执行总监部，要追究他岳麓山丢炮的责任。请赵给他证明两点：一是他是在步兵溃败后才离开岳麓山的；二是他离开岳麓山前，把炮都破坏了。”关于第一点赵是知道的，应当给予证明；关于第二点赵子立当时只顾逃跑，根本不知道是否将炮破坏了。但也基于私人感情给他证明了。王若卿因此也未受处分。

衡阳失陷后的种种

衡阳失陷时，日军广播守军投降。衡阳失陷后，第十军军长方先觉、暂编第五十四师师长饶少伟都由日军中出来了。据他们自己说是由日军中逃出来的，可是社会上的人谁也不相信，日军会连中国的军长、师长都看不住，会让他们跑掉？方先觉约于十一月到了重庆，赵子立一知道就去看他，想了解一下衡阳的战斗和他脱险的情形。想不到方先觉除骂薛岳外，就是吹嘘他如何打得好，对于他投降的事却讳莫如深。他骂薛岳拉到湘东去是想造反，是要让中央失败后，他好去投效他的广东主子汪精卫、陈公博之流去，他说他打了四十七日，薛岳按兵不动，他说他见委员长时，委员长说：“你们在衡阳激战时，我天天祷告上帝，保佑你们。”说蒋介石对他如何关怀……至于衡阳怎样失陷，他如何脱险，他避而不谈，经赵询问，他说的和报上一样。赵子立听不下去，抬头向墙上一看，只见墙上粘了一张纸，纸上写着某日委员长召见，某日见何总长，某日见某院长，某日见某部长……当赵子立走时思想上大大地打了几个问号：抵抗了四十多天，就有资格投降吗？“党国要人”对作战失误的就一定要杀，对屈膝投敌的则宠爱备至，是何道理？衡阳失陷后，薛岳处境不佳，军队减少。至十月各部的概略位置和番号如下：赣北、铜鼓方面有第三十集团军第七十二军（但薛岳对王陵基已指挥不灵）。赣中、高安、新淦方面，有第一集团军新编第三军。湘南、桂东（第九战区长官部所在地)方面有第四军、第四十四军、第五十八军等。

资料来源：

《湖南会战》(正面战场：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2013年1月)

来源：自然与社会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