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1年的12月份，日军的阿南惟几对湘北一带虎视眈眈，随即派遣了几十个步兵大队总计6万余人企图再次对长沙发动猛攻。然而就在此时，位于第九战区的作战会议室当中，司令长官薛岳却陷入到了矛盾和纠结当中...

薛岳，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图片来自于网络

1941年的12月份，日军的阿南惟几对湘北一带虎视眈眈，随即派遣了几十个步兵大队总计6万余人企图再次对长沙发动猛攻。然而就在此时，位于第九战区的作战会议室当中，司令长官薛岳却陷入到了矛盾和纠结当中...

在此之前由于第十军作战不力，他出于个人的考量将第十军军长换成钟彬，可没想到却导致了第十军麾下三位黄埔派系的师长激烈反对，并集体向第九战区提交了辞呈！这种举动当属罕见，毕竟大敌当前，第十军作为当时九战区的主力精锐，三位师长做出这样的举动无疑是对薛岳撤换第十军军长的严重不满！

眼看着阿南惟几的6万大军即将跨过湘江向着长沙猛扑而来，正在这时薛岳收到了来自于蒋中正的亲自命令，告诉他，只有重新启用一个人才能镇得住第十军麾下的三位悍将...薛岳不得不收起个人对于第十军主观的“偏见”，重新将该部部署到了日军进攻的中路战场。果不其然第十军重新焕发了新的战力，并在这一战当中给予日军以重创！

在战后第十军更是创下了国民党军的一个纪录：麾下的三个师同时获得了飞虎旗！今天这篇文章我们就来讲述一下，在第3次长沙会战之前薛岳的矛盾和纠结，以及他及时作出的调整，重新启用了一位抗战悍将，让日军六万大军铩羽而归的过程！

从1939到1944这五年间，湘江两岸的烽火从未熄灭...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长沙这座千年古城见证了抗战史上延续最久、投入兵力最多的系列会战。

当第三次湘北决战的硝烟散尽，第十军从低谷一跃而起，犹如经过千锤百炼的钢刀，重新锻造出"泰山军"这个称号。

不过，这支威震敌胆的精锐之师，却在关键战役爆发前经历了内部重组和复杂人事变动...差点就此埋没。

追根溯源，第十军的根基可以回溯到1937年那场惨烈的淞沪抗战。

当时的第八军在上海滩头与日寇激战月余几乎全军覆没，经过武汉保卫战的重新整编和补充，这支部队获得了新生。

李玉堂

1940年5月，崭新的第十军正式诞生，首任军长李玉堂走马上任，统领第三师、第一九〇师以及预备第十师，全军兵员约二万五千人。

其中最为精锐的第三师承继自黄埔军校的嫡系班底，装备着进口的先进武器，师长周庆祥久经沙场。

第一九〇师则是由各地保安团队改编组成，师长朱岳治军严谨，至于预备第十师，主要由新近征召的青年士兵构成，方师长先后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电机系和黄埔三期步兵科。

然而，李玉堂雄心勃勃地准备率领这支新军与侵华日军决一死战之际，意想不到的变故却悄然降临...

湘北会战作为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规模最为庞大的会战系列之一，1941年深秋第二次战火重燃，日军企图"彻底消灭第九战区核心兵力"的战略意图驱动下，挥兵而来。

在这场作战过程当中，李玉堂指挥下的国民党第十军被推到了抵抗日寇进攻的最前沿！

1941年6月，随着日军在其他战线的作战失利和窘境，日本陆军总部火速调整在华作战方针，企图通过有限范围的决定性战斗迫使中国守军彻底放弃抵抗。

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几调集第三、第四、第六、第四十师团外加独立旅团，总计十二万精锐兵力，构成钳形包围态势直扑长沙城下。

他们的作战方案明确提出要将守军主力"引诱至汨罗江南岸地区进行歼灭战"，意图一举摧毁第九战区的整个防务架构。

此刻驻防湘北地区的第十军，正在承受着战后重建过程中的种种困难...

在此前的第一次湘北会战中，该军因坚守阵地不退而获得第九战区的肯定，但半年来的连续征战已经让部队元气大伤，军长李玉堂虽然在开战前紧急进行了兵员补充，但麾下三个师，第三师、预备第十师、第一九〇师的总兵力还不到两万人，而且新兵所占比例高达四成。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战区司令部竟然将预备第十师调归直接指挥，这一决定让李玉堂精心布置的防御体系变得支离破碎...

24日黎明时分，日军第三、第六师团在上百架战斗机的空中掩护下，对第十军把守的高桥、金井、福临铺防线展开全面进攻，首先遭受冲击的预备第十师阵地被日军毒气炮弹覆盖，由于缺乏防毒面具，新兵们成批中毒倒地。

方师长急忙调派预备队填补防线缺口，但在日军装甲集群的猛烈冲击下伤亡极其惨重，根据当时的作战报告，仅仅在金井外围一个高地的争夺战中，守军一个连队在八个小时内完整换了三茬人，最后只剩下炊事班的老兵和日军进行白刃战！

随后日军采用"中心突破、两翼迂回"的战术，接连攻破三道防御工事，预备第十师参谋长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日军骑兵联队竟然冲破了师部的警戒圈，当战马上的军刀劈开通讯帐篷时，方师长还在拿着电话向军部请求支援。"这种突然袭击彻底破坏了指挥通讯系统，李玉堂不得不下令放弃汨罗江北岸的全部阵地，撤退到浏阳河一线重新组织防御。

接下来，当日军因为补给线过长而显露疲态时，预备第十师的残余部队发动夜间偷袭，这支严重减员的队伍竟然运用"火攻战法"奇袭日军第四十师团的后勤联队，烧毁粮食弹药车辆四十多辆，与此同时第三师周庆祥部在影珠山设置伏击，用集束手榴弹击毁日军装甲中队，迫使第六师团的先头部队后撤整顿！

这些局部性的胜利虽然没有扭转整体战局，却为战区主力部队争取了极其宝贵的时间。

随后，日军因为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而匆忙北撤时，第十军残部配合第七十九军展开追击作战，在福临铺追击战中，士兵们发现数百具的日军脖子上都系着"武运长久"的白布条，这是日军精锐部队“集体玉碎”的标志。

这一幕被视察团亲眼目睹，某位高级参谋感慨地说："抗战四年来，从未见过日寇遗留如此众多的遗体！"

尽管最终恢复了开战前的态势，但第十军在此战中伤亡超过万人，基层军官几乎损失殆尽。

而战区司令官薛岳的严厉指责电报已经如雪花般飞来...

在此之前，薛岳以"天炉战法"重创日军，但此刻面对败局，他坚决认为李玉堂过早撤退第十军，导致了"天炉"的火门失守。

长沙失陷后，在追责会议上，预备第十师被指控"作战不力"，方师长遭到记大过处分，而作为军长地李玉堂更是当场被撤职。

薛岳任命钟彬接任第十军军长，但钟彬深知此战指挥体系的混乱，竟然拖延半个月拒绝上任...

其实当时他也清楚第十军就是一个"烂摊子"，知道即使去了也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因此导致第十军一度陷入"群龙无首"的尴尬境地。

被免职的李玉堂在日记中愤怒地写道："从新墙河到浏阳河二百里纵深，战区竟然没有部署任何预备队，以残缺不全的师对抗三倍于己的敌人，即使孙武、吴起重生也难以为继！"

这番控诉，直接指向薛岳将主力过于集中在外线反攻、忽视正面防御的战术失误，但薛岳毕竟是当时第九战区的最高司令官，李玉堂作为军长，他的声音很快就被压制下去。

而李玉堂被免职后，麾下三位师长集体提出辞职，表示强烈抗议！

当时薛岳坚定地认为，第十军的失利造成战区"天炉战法"出现漏洞，必须严厉惩罚主将以维护军纪。

然而，这一裁决不但让三位师长不服气，也彻底激怒了第十军全体官兵！

他们坚信，第十军本部以少敌多拖延了日军的攻势并为后续援军的包围争取了时间，纵然有过失也功大于过，作为第九战区的司令长官，薛岳更关注的是整体战略部署的完整性和连贯性，而第十军作为中央军系统中的王牌部队，其根深蒂固的黄埔军校背景，让他们天生就对薛长官的严厉指责心怀抵触情绪。

李玉堂虽然算不上老蒋的核心嫡系，但他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的资历，依然让整个第十军被外界视为黄埔派系的扛鼎之一，这种与生俱来的身份“嫡系优越感”，进一步加剧了10军对薛岳处分决定的强烈不满。

薛岳撤换李玉堂的军令传达下来时，第十军内部立刻炸开了锅！

三位师长，第三师师长周庆祥、第一九〇师师长朱岳以及预备第十师方师长联名向战区司令部递交了辞职信，公开声明："军长离职，我们也一同离职！"

这种近似哗变的集体抗命行为，在抗战期间是颇为罕见的。

这三位师长都毕业于黄埔军校，与李玉堂存在着深厚的同窗情谊和师生关系，方师长更是在其回忆录中毫不掩饰地表达："李军长是带领我们抗击日寇的典范，怎么能够因为一次战斗的挫折就将他抛弃？"

这种"护主"行为，实际上是黄埔派系为了维护自身话语权的本能反应。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第十军经过三次大规模整编后已经形成了以山东籍官兵为主体的"泰山军"传统文化，士兵中间广泛流传着"跟着李军长就能吃上白面馒头"这样的民间俗语，从侧面证实了李玉堂在这支部队中的威望，如果强行更换将领，很可能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哗变。

而当时，日军准备对长沙发动第三次大规模进攻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

临阵换将必然会导致整个指挥体系的严重混乱，三位师长正是以"临阵换帅是兵家大忌"为理由，将薛岳逼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如果坚持处分李玉堂，第十军很可能会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消极避战。

面对这样的僵持局面，薛岳试图通过巧妙的人事安排来打破僵局，他委任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的钟彬接任军长职务。

但是钟彬深深了解第十军内部关系的复杂性，以与桂系首领李宗仁私交甚好为借口，一再拖延赴任时间，实际上是不愿意卷入这个派系斗争的漩涡。

而此时，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几已经调集六万精锐兵力直扑长沙城下。

距离第二次湘北会战结束仅仅过去三个月时间，第九战区的各部队尚未完全恢复战斗力。

此时，老蒋亲自出面，改变了这场派系博弈的格局。

根据侍从室的机密电报记录，蒋中正得知第十军内部动荡的消息后立即召见薛岳面谈："伯陵，第十军是我们黄埔的精锐力量，玉堂虽然有些过失，但在危急关头更换将领绝非上策。"

这番看似平常的表态，实际上暗藏着深层的考量，既默认了薛岳作为战区司令官的处分权威，又暗示他必须兼顾黄埔系统的整体利益...

最终，蒋中正亲自致电李玉堂，用三句简洁的话完成了定调：

"你还是第十军军长吗？"

"你是黄埔第一期的学生吗？"

"长沙城就交给你来守卫了！"

这充分展现了他对李玉堂能力的信任和倚重，既维护了薛岳作为战区司令官的颜面，又安抚了第十军三位黄埔系师长的情绪。

在他的直接命令下，薛岳被迫收回之前的命令，重新启用李玉堂担任第十军军长！

此时，第十军下辖周庆祥指挥的第三师、朱岳指挥的第一九〇师和预备第十师，全军总兵力还不到两万人。

面对气势汹汹扑来的日军，李玉堂的战术部署可以说是相当精妙。

他将彭位仁指挥的第七十三军用作机动增援力量，替换预备第十师的原有任务，将第十师调回长沙城南地区填补防线的空隙...并充分利用城内密布的交通壕、地堡、街垒等工事，在城外构筑半圆形的阵地体系，依托湘江与浏阳河构建起天然地理屏障！

1942年初，日军第三师团率先对长沙东门发起猛烈的总攻。

第十军以"寸土必争"的作战意志，依托各种防御工事进行节节抵抗，周庆祥的第三师拼死守卫天心阁，士兵们将手榴弹捆绑成束来阻击日军的装甲部队，朱岳的第一九〇师在兴汉门与敌军进行反复的拉锯战，甚至一度通过惨烈的白刃战重新夺回了失守的据点。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成为了整个战局的转折点：由于日军一名少佐军官在战斗中被击毙，他随身携带的作战文件意外暴露了日军弹药储备不足、后勤补给困难的致命弱点！

第十军得悉这个重要的情报后，李玉堂迅速将这一重要情报上报给第九战区，随即调整整体战略，紧急调集增援部队从外围实施包抄，形成了"瓮中捉鳖"的有利态势。

此时的长沙城内，战斗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胶着状态。

预备第十师拼死坚守城南地区，日军使用燃烧弹大面积焚毁街区，守军竟然在熊熊烈火中构筑临时掩体，用刺刀与敌军进行贴身的白刃格斗！

一名参战士兵在战后回忆道："城墙被敌人的炮火炸塌了，我们就用倒下的战友垒成新的工事！"

到了4日日军虽然成功突入城区，却陷入了巷战的泥潭，第十军化整为零，采用房顶狙击手、巷道伏击小组等灵活战术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甚至组织敢死队夜间突袭敌军指挥所。

4日深夜阿南惟几终于意识到战局已经完全失控...日军弹药消耗殆尽，士兵们饥寒交迫，而守军的包围圈已经收缩到捞刀河一线，薛岳下达了全面总攻的命令，第十军从防守部队转变为进攻先锋，与外围援军形成里应外合的态势。

第三师一部迂回到日军侧翼用缴获的日军火炮轰击其撤退路线，预备第十师则从城南地区突围而出，成功截断了日军第六师团的退路！

这一战日军伤亡超过五万人，仅第三师团就损失三千多人，在撤退过程中日军丢弃了大量装备，甚至出现了士兵争抢民船结果溺亡在湘江中的惨状。

16日，残余的敌军逃窜到新墙河北岸，第三次湘北会战以守军的惨胜而宣告结束。

战后，第十军创造了在抗战期间的一项纪录：下属三个师同时获得了象征战时最高荣誉的飞虎旗！

当时，第十军三个师同时获得飞虎旗，这在以往的抗战过程当中是绝无仅有的...要知道飞虎旗在国民党军的作战系列当中，是属于最高荣誉的嘉奖令，而在此之前，即便像是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这样的大规模对日作战过程当中，也没有一支军队能够同时获得如此多的飞虎旗。

但在第3次长沙会战当中，李玉堂率领的第十军却以“阵地稳如泰山”而获得了三面这样的集体嘉奖，打破了记录。

而这个记录，直到后来在1943年12月的常德会战当中，才被第七十四军打破。

当时，第七十四军的军直属指挥部、虎贲第五十七师以及直属炮兵团，同时获得了三面飞虎旗，与第十军在第3次长沙会战当中的表现持平。

而李玉堂的第十军也在这一战过程当中被称为“泰山军”，不过关于第3次长沙会战的具体歼灭日军的人数却存在一些争议。

日军的战史当中却声称他们这次仅伤亡6000多人，显然，这与第九战区所呈报的歼敌人数数万相差巨大，但由于各方的统计口径不同，加上日军为了掩盖他们战败的狼狈和不堪，所以在战场上掩盖了伤亡人数也是极有可能的！

但是从战后日军的猖狂逃窜来看，日军所发动的第3次长沙会战损失惨重，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来源：凝眸观史，流沙万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