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2022年底chatGPT揭开新一轮AI狂热，一年多来全世界都在进行热火朝天的“AI军备竞赛”，仿佛一向以实际成果论英雄的科技界，也开始比拼谁的嗓门大。从李飞飞到山姆·奥特曼，从张一鸣到周鸿祎，每隔一小段时间就要跳出来亲自为AI吆喝。相反的声音自然也会猛烈“

自2022年底chatGPT揭开新一轮AI狂热，一年多来全世界都在进行热火朝天的“AI军备竞赛”，仿佛一向以实际成果论英雄的科技界，也开始比拼谁的嗓门大。从李飞飞到山姆·奥特曼，从张一鸣到周鸿祎，每隔一小段时间就要跳出来亲自为AI吆喝。相反的声音自然也会猛烈“反弹”，临近2024年底，越来越多的声音开始质疑这一轮AI狂热是否只是又一个收割韭菜大泡沫。

毫无疑问，只要引发了投资狂热，其中必有泡沫的成分，但这一轮基于大语言模型和生成式AI的人工智能“大跃进”也是实实在在的。只要看看价值观一向偏保守的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悍然”将多个奖项颁给实际上属于AI领域、以前最多只能染指图灵奖的科学家，如杰弗里·辛顿，就知道科学界感受到的冲击是何等级别的。AI 4 ScienceE已经成为科学研究、发现、发明动力最澎湃的引擎，大量以前必须靠天才人物灵光一现才能取得的成果，如今可以在AI和算法的加持下轻松获得。

人类曾经因为对科技的盲目乐观付出巨大代价，2023年大热的电影《奥本海默》生动地展现了量子物理学和核能发展过程中的吊诡，以及伟大的科学家们为此感到的深深纠结，这一点在《爱因斯坦的战争》一书中也有充分体现。《撒哈拉海计划》则从科学家们出于“一片好心”而规划的各种规模浩大的“地球工程”出发，深入解析了政治、文化、意识形态怎样将科技变成自身的工具，来为人类的扩张欲、占有欲服务。

科技的力量的确已经发展到足以毁灭我们自身，但怎么办？退回到“自然主义”，一味提倡原生态、有机、环保、绿色吗？但人的欲望不可能因此得到扼制，人性如此，历来的宗教和哲学试图教导人们守戒、自律，但实践证明效果怎样有目共睹。其中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是自然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认知能力，正如基因和生态学家罗布·邓恩在《未来自然史》中强调的，早在上世纪70年代，昆虫学家特里·欧文的发现就引发了科学认知上的“欧文革命”。地球上可能有50万种昆虫、800万~3000万种节肢动物、1万亿种细菌、10万亿种病毒/噬菌体，以及我们甚至无法设想其数量的地壳微生物。所有这些数字中的绝大部分都处于人类的命名和认知范围之外，至今我们都对之只有极为模糊的了解。

数学家、统计学家奥布里·克莱顿则在《伯努利谬误》一书中指出，现代世界早已不再是一个确定性的世界，而是概率的世界，但对于怎么理解概率，连最优秀的科学家们都尚未达成共识，这又为世界巨大的不确定性增加了一重认知上的不确定性。我们是时候清楚地认识到一个颇为根本的问题：真正的自然/生态主义，或者说绿色革命，是不可能由人来主导完成的，因为人的智能天然的极简主义倾向无力掌握和应对自然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以至于由其自身主导的生存模式必然要以简单粗暴地破坏自然环境为代价。哪怕你在主观上完全是个环保主义者，就人类的渺小及其认知能力的孱弱而言，你对所提倡的环保措施是否真的有益于自然，总是只能做出极为片面和暂时的判断。

另一个极端则是所谓“加速主义”。既然问题多到、难到我们不可能根本解决，不如埋头向前冲，科技带来的问题，用科技自身更快更高的发展来解决。DeepMind联合创始人、现任微软人工智能CEO穆斯塔夫·苏莱曼和著名计算机科学家、发明家、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是其中的代表。苏莱曼在《浪潮降至》中预言了DNA的计算化和AI化，从而彻底解决目前人类所面临的算力、能源等问题；库兹韦尔则更激进地将纳米机器人和脑机接口结合起来，预言了人类完全超越自身——因此当然也就能够彻底超越各种人性缺陷的“奇点”时刻的到来，并基于目前的AI大潮，将其从20年前预测的2045年提前到了21世纪30年代末，也就是说，眼下生活在地球上的大多数人都能亲眼看到这一天。

不管你是否相信加速主义者们的乌托邦，“退回去”肯定是不可能的，但自然主义者对于科技力量的警惕无疑有助于我们保持谦逊和谨慎：加速固然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但肯定也会带来另一些可能是更严重的、我们预料不到的问题，就如同原子弹的爆炸甚至连奥本海默本人都被其毁灭力量所震惊。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更多像斯蒂芬·沃尔弗拉姆那样深刻地、能够跳出人类自身视野极限去思考和实践的人，正如他在《万物皆计算》里所展现的，将自然和机器、感知和计算、人性和AI在更深的层次上连接起来。因为真正的自然/生态主义，看上去很吊诡的，必然是机器的自然/生态主义——只有远远超出人类固有能力的机器智能，才能与极度多样和丰富的自然达成一定程度的和谐，反过来营造出一个真正适合人生存的环境。

《撒哈拉海计划：技术、殖民与气候危机》

[美]菲利普·莱曼 著 赵昱辉 译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中科书院2024年8月

“撒哈拉海计划”是19世纪基于气候科学研究和论战的工程设想，由法国工程师弗朗索瓦·鲁代雷提出。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早被归类为“地球工程”的项目之一，撒哈拉海计划将19世纪后叶最新的气候学和荒漠化理论与现代技术结合起来，试图彻底改变殖民地恶劣的自然生态，让它们变成适合殖民定居者生活和进行农业生产的土地。

虽然该计划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流产，但其思维方式却影响深远。到20世纪20年代，德国建筑师赫尔曼·索尔格尔又提出“亚特兰特罗帕项目”，要在地中海和大西洋之间建造一座完整的屏障，将欧洲和非洲连成一体。十余年后，第三帝国的景观建筑师海因里希·维普金，通过制定臭名昭著的“东方总计划”中的《景观法令》，试图以一系列规模浩大的工程，使“东方”成为适合“德国新主人”移民的“家园”。

全球环境史专家菲利普·莱曼追随法德两国工程师、规划者和政策家的狂热梦想，向我们详细描绘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几大项庞大的气候工程计划，并将其置于环境、文化、政治的背景下加以解读。

《未来自然史：掌控人类命运的自然法则》

[美]罗布·邓恩 著李蕾 张玉亮 译

新星出版社2024年1月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通过充分运用科学技术，对自然界的了解和掌控似呈一日千里之势，以至“科学主义”和“技术至上”成为现代社会或明或暗的主流意识形态。而生态和基因专家罗布·邓恩则强调，无论我们自以为对自然界了解多么透彻，我们所见、所命名和所能够解释的都只是其冰山一角。

邓恩在书中列举了诸多人类很难影响到，但如果我们忽视它们就会产生很多麻烦，甚至影响到我们自己生存的“自然法则”，如“物种面积法则”“走廊法则”“躲避法则”“生态位法则”等，从而深入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让人印象尤其深刻的，是昆虫学家特里·欧文的发现在上世纪70年代引起的科学认知上的“欧文革命”。地球上可能有50万种昆虫、800万~3000万种节肢动物、1万亿种细菌、10万亿种病毒/噬菌体，以及我们甚至无法设想其数量的地壳微生物。所有这些数字中的绝大部分都处于我们人类的命名和认知范围之外，至今我们都对之只有极为模糊的了解，“人们对生命的探索和研究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浅显得多”。

《浪潮将至：技术、权力与未来的冲击》

[英]穆斯塔法·苏莱曼、迈克尔·巴斯卡尔 著 贾海波 译

中信出版集团2024年10月

AI和生物科技早就是最火的两个领域，但通常它们相互之间的相关度并不是很高。不过今年诺贝尔奖公布后，人们已对AI 4 Science刮目相看了，在未来的物理学、生物学等学科的基础和应用研究中，AI将越来越凸显其人力所不能及的价值。但是反过来，生物科技的突飞猛进会不会也为AI的发展提供独特的动力呢？著名人工智能公司DeepMind的联合创始人、现任微软人工智能CEO穆斯塔夫·苏莱曼给出了肯定的观点。

“最终，计算机也许不仅可以被制造出来，还可能像植物一样生长出来。要知道，DNA本身就是一种极为高效的数据储存方式，能够以现有计算技术密度的数百万倍存储数据，且稳定性和准确性近乎完美。理论上，我们可能只需要一千克的DNA，就能储存下全世界的所有数据。有一种名为转录器的生物晶体管，它以DNA和RNA分子作为逻辑门，进行运算处理。虽然这项技术距离实际应用还有一段距离，但理论上，我们已经能够利用生物材料复制计算机的所有核心部件，包括数据存储、信息传输以及基本逻辑系统。”

《奇点更近》

[美]雷·库兹韦尔 著 芦义 译

湛庐文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24年9月

如同苏莱曼一样，著名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也认为不远的未来，AI和生物科技将完全结合为一体，不过具体的技术发展设想却不一样。苏莱曼倾向于将无所不在的生物体，尤其是其DNA改造成更高效的计算机器，库兹韦尔则更倾向人与AI的深度结合，也就是马斯克已经在做的事情：脑机接口。不过和一般所设想的真的在脑颅上开个“脑洞”不同，库兹韦尔的设想是无创的，但要等纳米机器人成熟以后才能实现。到时候，无数纳米机器人通过血液注射遍布人的大脑，就能高速收发信息、连接云端，从而形成新的AI皮质层，人也就此成为“超人”。这就是库兹韦尔20年前那本影响巨大的《奇点临近》中所定义的“奇点”。

20年后，库兹韦尔认为自己当时的预测还是保守了，在新书中，他将“奇点”的到来从2045年提前到21世纪30年代末。越过“奇点”之后，我们将迎来“宇宙觉醒”，智能将扩展到整个宇宙，普通物质都将能转化为高密度的“计算介质”，进化则将以秒来计算……

《万物皆计算：科学奇才的探索之旅》

[美]斯蒂芬·沃尔弗拉姆 著 刘永鑫 芮苏英 寇育新 赵丽娜 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图灵教育2024年11月

如果要和外星人进行真正有意义的交谈，我们需要做什么、怎么做？当斯蒂芬·沃尔弗拉姆2016年被好莱坞科幻电影《降临》请去做科学顾问的时候，思考最多的就是这个问题。沃尔弗拉姆实在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适合这个任务的人，因为他是世界公认的超级天才——15岁发表有关量子场论的学术论文，20岁取得理论物理学博士学位，22岁获麦克阿瑟天才奖；研究领域横跨数学、计算理论、理论物理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等，研发出了应用广泛的多个计算机软件系统，还是成功的企业家，35年来一直担任自创的科技公司Wolfram Research首席执行官。

沃尔弗拉姆的思维方式中有一种一以贯之的“釜底抽薪”式的冲动，要把一切东西里最基础的假设挖出来，看看它是否是不可置疑的“公理”。事实上，在沃尔弗拉姆式的拷问下，它们都会显现出其前提，而这我们不可能摆脱的前提，就是我们作为人类的历史，给我们自己的视野所预设的边界和框框。

《伯努利谬误：不合逻辑的统计学与现代科学的危机》

[美]奥布里·克莱顿 著 陈代云 译

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2月

现代世界与古代和近代世界的最大不同，可能很多人认为是现代工业或现代科技所体现出的巨大力量，也有些人会归结到人口、城市化等。但在这一切言之成理的因素底下，却很可能是一个更根本看待世界方式的质变，那就是世界不再是确定的，相反，不确定性成为我们思考和应对一切的基础，牛顿式的“定律的宇宙”已经瓦解，取而代之的是统计学意义上的“概率的宇宙”。一切都只是概率而已。

“概率”虽然如今已成为常用词，是“常识”的一部分，甚至天气预报都每天在你耳边唠叨“降水概率”，但对于究竟什么是概率，怎样理解概率的真正所指，不要说普通人，甚至科学家、数学家、统计学家都从来没能达成共识，比如“频率主义者”和“贝叶斯主义者”就一直都处在“思想战争”中。《伯努利谬误》作为一本深刻意识到我们对概率以至整个统计学的理解混乱的科普著作，用相对通俗的语言，为我们廓清了其中的种种误解。

《爱因斯坦的战争：相对论如何征服世界》

[美]马修·斯坦利 著孙天 译

译林出版社2024年10月

爱因斯坦最高产的时期，恰好是1914~1918年欧洲被残酷战争蹂躏的时候。他对相对论的研究，与人们口中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难解难分，国际科学界也分成了壁垒分明的阵营，合作让位于敌意和分裂。

在英国，科学家爱丁顿为相对论所折服，他对抗着同僚的疏远，始终与爱因斯坦并肩作战。1919年5月，经过良久的筹备，爱丁顿与另外三位科学家进行了一次远征观测，通过对日全食的观察，证实了光线存在偏折。

以时间为轴，《爱因斯坦的战争》讲述了爱因斯坦与爱丁顿的成长与研究，相对论将他们联系在了一起，他们的合作打破了科学界的坚冰，弥合了战争的裂痕。马修·斯坦利不仅以其学识讲清了相对论的内核，也奉献了一个精彩的故事，这个故事不仅关乎科学与规范，更关乎良心与政治、友谊与选择、理性与民族主义。

《一人公司： 失业潮中的高新技术工作者》

[美]卡丽·莱恩 著 李磊 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2024年1月

2001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新技术行业随即大规模裁员。人类学家卡丽·莱恩对400多名高新技术工作失业者进行访谈后发现，在精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理念下，白领很少将自己的失业归咎于“制度”或雇主，而倾向于责怪自己不够努力，或将失业视为全球经济中商业周期和竞争的必然结果。由此，他们对工作的理解也和以前讲究忠诚的观点不同，所有工作都变成临时的，个人为自己的职业生涯负责，做自己的后勤与财务，把自己当作商品来推销，当作一家“一人公司”来经营。

在这套职业生涯管理哲学的指导下，这些失业的互联网高新技术白领和高管选择理解公司的决定，在他们眼里，指望家长式的雇主提供工作保障属于落伍的行为。讽刺的是，多数受访者能度过失业的困难期，主要是靠在职配偶。作为一位女性学者，卡丽·莱恩从性别分析的新角度，呈现了裁员对个人与家庭的影响。

来源：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