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来华西人的汉外、外汉词典作为中国早期的汉学作品，体现了西人对汉语及汉语辞书发展的认识。然而，在辞书体例的深度挖掘及将优秀体例转化为实践经验并应用于我国词典编写等方面，我们还任重道远。

来华西人的汉外、外汉词典作为中国早期的汉学作品，体现了西人对汉语及汉语辞书发展的认识。然而，在辞书体例的深度挖掘及将优秀体例转化为实践经验并应用于我国词典编写等方面，我们还任重道远。

在近代中西学交流的过程中，辞书如何发挥沟通、融合知识体系与学术体系的作用，我们在长达三百余年的明清来华西人辞书编纂史中可略窥一二。明末以来，因传教布道入华的西方传教士，为学习中文，开汉语与西方语言对译词典的编纂先河，并将西方词典体例巧妙地融入汉语辞书的基本框架，打破了中国传统辞书的编纂模式，为中国辞书的现代化转型开辟了一条实践道路。时至今日，这批由明清来华西人主笔的词典仍有被重读的意义和启发今人的价值。

西人汉外、外汉词典编纂史

由明清来华西人开创的汉外、外汉词典编纂事业在中国绵亘了三个世纪。从16世纪末叶到20世纪初叶，这批辞书的编纂主体逐步由天主教传教士过渡到新教传教士，形成了前后两个辞书编纂期。

第一个编纂期是16世纪末至18世纪末的欧汉双语词典编纂。作为近代第一批来华传教士，耶稣会士已意识到学习中国语言文字的先决性，并决定要为西人编纂一套欧汉双语词典。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利玛窦率先投入工作，合作编写了中国境内的第一部欧汉辞书——《葡汉辞典》（1583—1588）。《葡汉辞典》的突出贡献在于其首创了汉语拉丁字母拼音法式。继此之后，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1626）、施方济的《汉语西班牙语词汇》（1640），以及编于17世纪、问世于19世纪的《汉字西译》（叶尊孝，1813）等又对汉语拼音体系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这也是近两个世纪以来天主教传教士所做出的一项最大努力。但除此以外，该阶段在词典收词，特别是释词等方面还没有实现明显突破。

洎乎18世纪，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日渐式微，产出的词典也大多是对前人的模仿。随着19世纪新教传教士东渡中国，我国汉外、外汉词典编纂进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1807年，第一位新教传教士马礼逊进入中国，并借助语言翻译工作实现了中英文化交流。就词典学来说，其取得的突出成就即编纂出了世界上第一部英汉、汉英辞书——《华英字典》（1815—1823）。该字典共分三部六卷，兼顾部首和音序两种编排方式。最后一部实为词典，收录了大量的口语词汇，释词方式也多采用扩展法，以尽量保证语义对译的准确性。以该字典为蓝本，其后出的《华英字典》（麦都思，1842—1843）、《英华韵府历阶》（卫三畏，1844）等基本继承了马礼逊的体例。1866年，罗存德《英华字典》的出版标志着19世纪英汉词典达到了最高水平，并直接影响了后来《英华大辞典》（颜惠庆，1908）、《官话》（赫美玲，1916）等诸多词典的编纂风格。截至《官话》，新教传教士在华编纂的英汉、汉英词典已多达百部。较之早期天主教传教士编纂的欧汉词典，新教传教士不仅完成了从手稿到印刷的辞书形制改观，还实现了词典结构体例的“质”的飞跃，为整个中国辞书结构的变革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

来华西人辞书中的三项革新体例

辞书体例的革新动力与语言质变、用户需求、学理更新不无关系。来华西人从这几个方面为中国辞书的体例革新做出三项重要的贡献。

第一，汉字拼音的拉丁化。汉字的非表音性使其无法作为有效的标音符号来为其自身注音。早期的直音法、读若法，以及传袭千年的反切法，终因与汉字发展规律的不适切而被汰弃。作为第二语言学习者的明清来华西人，其最早将西方的拉丁字母尝试引介至中国，并借此设计出专用于汉字的拼音法式。从“罗明坚方案”到“利玛窦方案”，再到后来的“金尼阁方案”和“马礼逊方案”等，每一次改良的背后都是对汉语音系的进一步深化分析。这种注音形式的转变不仅使汉字拥有了一套字母式的简易标音符号，节省了词典编纂空间，同时也提高了汉字标音、用户识音的准确性，为汉语辞书检索的更新提供了学理参考。民国辞典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现代字、词典所使用的注音方式，无一不是对传教士汉字拼音拉丁化实践的借鉴和创新性延续。可以说，明清来华西人的这一做法为此后中国辞书编排模式的由旧转新提供了变革的“引子”。

第二，裒词入典与雅俗并蓄。“重字轻词”“亲雅避俗”是中国传统辞书的突出特征。古圣先贤之作多以单字传意，“字”自然被冠以“雅正”名号；然“词”兴于民间，俚谚之语更是多出自贩夫走卒，故“字”与“词”便有了雅俗之别，辞书也出现了条目辑录的倾向。明清来华西人并未有中国士大夫们的“弃俗”心态，其编纂辞书的旨意只为能与中国人交流，理解中国文化。如此一来，流通于普罗大众的俗词和藏于经典文书的雅言，就会被西士们等同视之并裒辑入典。如马礼逊《华英字典》就辑入了大量的俗语俗词，如“打把势”“脸面”“打筋斗”等，而体现中国特有文化的词汇，譬如“琵琶”“尊驾”“衙门”等也屡见不鲜。来华西人的收词观为白话词汇争取到了在辞书中应有的地位，使词典同步于汉语变迁，同时也不乏中国文化词汇的收录，维持了汉语古辞书的传统。另值得一提的是，传教士们还将大批西学新词输入汉语，丰富了汉语词库，使汉语辞书进一步向现代化迈进。

第三，语义、语法、语用信息三位一体的释文结构。由于汉字为表意文字，自身的语法信息不明显，且古辞书多服务于书面语，而非口语交际，这就使得以字统御全典的传统汉语辞书，其释文大多为单纯解义。而明清汉外、外汉词典的服务对象为学习汉语的西方人，因此词典的释文结构除了包括基本的语义解释外，语法及语用信息也需要凸显出来。如罗存德的《英华字典》除为每个目标词标注词性外，还通过探索不同词类的释文模式，以尽可能地让释语与被释词的语法属性相适切。譬如该词典形容词的释文模式多为“……的”，如rational释为“能明理的”；名词多用“种+属”模式，如repulse释为“打反之事”；动词或直接用汉语动词对释，或通过例句来体现，如devest释为“脱”，举例“脱衣”。为了能够让用户更好地理解并运用词汇，词典还遍布大量例句，如在马礼逊词典中既有自造句，又有出自《红楼梦》等名著经典的句子。总之，来华西人的双语词典重塑了汉语传统词典的释文结构，使其从一元型转为语义、语法、语用三位一体的多元型，继而提高了词典的应用价值。（社会科学报社融媒体“思想工坊”出品 全文见社会科学报及官方网站）

来源：贴近地面飞行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