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翻阅2024年的新闻，这一年逝世的人物里有一些为人熟知的名字，他们在各自领域走到了顶峰，把一生倾注于自己所选择的那条职业道路上，在他们离开的时候，人们往往是凭借他们的职业代表作记住了他们，留在大多数人印象中的是一个人和一种理论、一部电影、一个新粒子、一场演出、

翻阅2024年的新闻，这一年逝世的人物里有一些为人熟知的名字，他们在各自领域走到了顶峰，把一生倾注于自己所选择的那条职业道路上，在他们离开的时候，人们往往是凭借他们的职业代表作记住了他们，留在大多数人印象中的是一个人和一种理论、一部电影、一个新粒子、一场演出、一种数学模型、一瓶饮料，或是一本书。

然而，一个人的生命还有新闻之外的另一面，在他们各自鲜活的生命里，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在日复一日的具体生活里，是什么吸引着他们活下去，在定义自我的时刻，他们又做过怎么样的抉择？

接下来要讲述的是一些在2024年逝世的新闻人物，你也许已经在很多地方看到过关于他们的纪念文章，早已熟知他们的成就，知晓他们的代表作，但是定义一个人的，不应只是他们的成就，也应包括他们的具体生活——在真实的生活中，一个人如何度过一天又一天，又是如何从生活里，寻找只属于他的色彩。

文｜查非

李政道（1926-2024）

图源视觉中国

纽约地铁上，一位老人正在试着求解微积分。在笔记本上费力地算了好一会儿后，他还是没做出来。坐在他旁边的陌生人安慰说，自己懂一点微积分，可以帮忙。就这样，这个好心人接过本子，耐心地跟老人讲解了一遍解题思路，帮他顺利完成了这个问题。

这是一件在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颇为有名的趣事，后来被物理学家里昂·莱德曼（Leon Lederman）记录在自己的书里，他这样打趣故事里主角的运气——在纽约坐地铁，并不是每天都能遇到好心人教你学微积分，尤其是那个人也并不天天都是诺贝尔奖得主、理论物理学家李政道。

这是李政道活着时的一个瞬间。所有人都知道的李政道是一个学术明星。1957年，他与杨振宁因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年31岁的李政道成为二战后诺贝尔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他和杨振宁也成为最早的两位华人诺贝尔奖得主。很多人因为他而开始学习物理。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上课的时候，台下总是座无虚席。李政道是一位勤奋的老师，他会早早起床开始工作，细心准备讲座内容，但不管讲多少次，他的研究依然晦涩、复杂，离大部分人很遥远，连系里同事去听他的讲座，回来的第一反应也常常是，「我听不大明白」。

真实生活里的李政道并不遥远。熟悉他的人常常说，他很亲切，习惯于照顾周围的人。李政道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的时候，物理系有「一起吃中餐」的传统，每到星期五中午，同事们都聚在李政道的办公室外，等他带着大家去附近的上海餐馆吃饭，全程他负责点餐、记住所有人的口味偏好，还会时不时帮身边的人夹菜。

直到现在，许多中国物理学家都能拿出来李政道寄给他们的新年祝福，那是他每年春节期间亲手制作的贺岁明信片。人们能讲出许多李政道的工作瞬间，他如何帮助国内科学家建立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如何促成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少年班」，设立CUSPEA（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还有更多影响深远的科学大事——博士后制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制度、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的设立等等——都与李政道直接相关。他们在讲述李政道的时候，一半时间在讲他的科学贡献，另一半则是与他相处时的种种温暖回忆。

在孩子们的回忆里，下班后的李政道是个有爱的爸爸，他每天晚上陪两个儿子玩上半个小时，临睡前给他们讲故事，最喜欢讲《水浒传》和《三国志》。他的妻子秦惠䇹病重的时候，李政道开始随身带着画笔，每次外出见到好看的景色，就把它们画下来，回家后拿给妻子看，让卧病的妻子也能看到外面的世界。秦惠䇹在1996年因肺癌去世，李政道将两个人的积蓄拿了一大部分出来，成立了䇹政基金，支持更多年轻人求学，去看更大的世界。

2011年，85岁的李政道从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退休，三年后，他从纽约搬去旧金山，和儿孙们生活。一开始他还会继续做物理，儿子去看望他时，发现他还会用过去讲课用的习题锻炼脑力，只是后来物理在他的生活里渐渐变淡了。晚年的李政道没有办法坐车超过两个小时，所以人生剩下的大部分时间只能在家的附近。天气好的日子，他会在金门大桥一边晒着太阳一边散步，也会和孙女一起在公园里临摹。留在家里的时候，他在书房写字、画画。他晚年喜欢画竹，以悼念病逝的妻子。

在自己热爱的事情上，这个人有一种潇洒底色。李政道喜欢中国文化，喜欢大泼墨的中国画，也喜欢古诗词，最爱的一句诗来自杜甫，「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

人生最后的日子里，他提出不希望住在医院，于是家人接他回家。那时候的他已经很虚弱了，但还是会在家人的帮助下，在家里试着走一小段路。后来实在站不起来了，只能躺在床上的时候，他就跟孩子们说说话。生命的最后几天里没有物理，李政道是在亲人爱的围绕中告别世界的。孩子们陪在他身边，和他聊天，彼此诉说着爱，说到后来，他越来越多讲到的是思念，他想念自己的妻子，想念故去的亲人，他想回家。

弥留之际，他留给儿子的最后一句话是安慰，也是祝福：「我永远会是你的一部分；你永远会是我的一部分（I will always be a part of you.  You all will always be a part of me）」。

这些都是他的儿子李中清在父亲去世后回忆的细节。三个月后，他带着父亲的遗骨回到苏州，按照父亲的遗愿，将李政道与秦惠䇹合葬。在国内的告别仪式上，他见到了更多认识李政道的人，包括父亲的学生、同事、同行，从他们那里听说许多关于父亲的细节——父亲每年寄给他们亲手制作的贺年卡、留学困难时期父亲请他们吃过的晚餐、无助的时候父亲给予他们的支持……历史记住的李政道是一个物理学天才，但与他同时代的许多人记得的李政道，是一个具体的人的善意。

在北京的追思会上，李中清重述了父亲临终前的故事，把他活着的最后瞬间分享给了更多他所关心过的人：「尽管这个时候只有家人在身边，但我想，父亲这句话既是说给我们的，更是说给他多年来的各位老师、同道、朋友，永远的科学和祖国。」

2024年8月4日，李政道逝世于美国旧金山家中，享年97周岁。

宗庆后（1945-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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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庆后是一个不招人恨的老板。他是娃哈哈集团的创始人，在集团董事长的位置上一直干到最后。他去世的消息公布后，娃哈哈老总部门口就开始陆陆续续有人来悼念，当地人都知道，这里是宗庆后工作的地方。周边的花店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从花束卡片信息上推测，有些是亲朋好友，更多是素未谋面的陌生人。

宗庆后是一个足以写进教科书的商业人物。他是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企业家，42岁才开始创业，但是他有异常准确的商业嗅觉。他在给小学送货的时候注意到小学生面黄肌瘦，调查发现这是因为家里长辈宠爱孩子，导致很多孩子偏食，营养不良，他请了专家帮忙开发儿童营养液，改善儿童营养结构，这就是他开发的第一个产品，娃哈哈儿童营养液，这个产品精准抓住市场需求，在几年间将娃哈哈打造成中国最大的食品饮料生产企业。

他是来自上个时代的实干家，有一种把事干成的决心，愿意蹬上三轮车上街拉冰棍，一分钱一分钱地挣。他又是讲情义的人，重视人情，能留住很多人才。但另一方面，这样的风格和现代管理理念大相径庭。宗庆后一直坚持经营管理「四不原则」——「不上市、不贷款、不设副总裁、不做房地产」。仅仅是「不上市、不贷款」这两项，就和现在绝大部分的公司运作模式和经营目标截然相反。

宗庆后不上网，不用微信，不用微博，直到去世之前，他还在坚持纸质办公。他的秘书要把每天的汇报文件打印出来给他看，等他签字处理完后，再扫描上传。这在现代企业管理中是非常少见的情况，但这就是宗庆后。

这样的特点让他在晚年很受争议，有时候人们说他落伍了，有时候又有人说这样才好。对那些生活在他身边的人来说，重要的是，宗庆后是一个能让人看到奔头的人。他让员工勤奋工作，与此同时，他也会为他们着想，为他们谋福利。他曾在采访中说，「我本身是从社会最底层起来的，过过穷日子，理解穷人的生活，我也还在接触社会的最底层。现在很多人，特别是留在城市工作的人社会压力大，房子买不起，甚至租都租不起，教育、医疗成本也都很高，政府也要努力去解决这些问题，提高他们的收入。」

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他作为人大代表提出了一系列关乎民生的议案。宗庆后从2004年就建议提高个税起征点，修改征税税率。在2008年建议将个税起征点提高到5000元，「富人对2000元还是5000元起征个税根本无所谓，而广大工薪阶层会算得很清楚，税后的收入，才算是拿到手的真正的收入，是实实在在可以消费的」。新税法将个税起征点提高至5000元后，他还呼吁工薪阶层免缴个税，建议国家建立阶梯式的供房制度，给刚参加工作、收入不高的工薪阶层，提供一室一厅的廉租房；给有一定工作年限、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工薪阶层，提供一套经济适用房。多年来他还在人大和许多其他公开场合呼吁通过税制改革，提高老百姓收入。

从自发来悼念他的人那里，能看到一个更日常的宗庆后：

——一个退休员工专门来跟宗庆后告别，他说宗庆后是一个好人，帮员工解决房子问题，盖起了员工公寓，像他这样在娃哈哈工作的老员工都分过房子；

——一个曾经给他做过厨师的人带了三盒小菜，一盒炒青菜，一盒四季豆，还有一盒西芹豆腐干。他一边打开盒盖，一边感慨，「三个菜，再加上米饭，这就是老板的三餐」；

——一个老员工说，宗庆后会为老员工着想，从不辞退45岁以上的员工；

——还有一位年轻母亲带着孩子来，她并没有见过宗庆后，只是小时候喝着娃哈哈长大，「听到宗庆后去世的消息，感觉突然失去了什么，特别难过」……

宗庆后曾在2010、2012和2013年三度登顶《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榜，被问到成为中国首富的心情时，他的回答是，「我并没有做那些暴利行业，比如房地产，我白手起家来做饮料，利润是一瓶一瓶卖出来的，卖饮料也能卖出首富，这是福布斯对我们企业价值的肯定。上榜对于我个人生活没有什么改变，我照样一天抽两包12元的香烟，两杯茶，三餐食堂饭。该怎么生活还怎么生活，娃哈哈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宗庆后每年都会跟员工吃年夜饭，到现场给每个人发红包，这是他从创立娃哈哈就有的传统。除了疫情期间，只在今年他缺席了这场团圆宴。那时候他已经进入ICU治疗，而就在那之前的几天，他仍在坚持工作，早上7点开始一直工作到晚上11点，就像以往的每一天一样。

2024年2月25日，宗庆后逝世于浙江杭州，享年79岁。

西田敏行（1947-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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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电视台在街上录节目，请路人讲出一个让当地人感到自豪的名人，有人讲起自己见过的一位老演员——她去福岛的一家拉面店，刚进门就发现，这位演员正坐在店里吃饭。他经常出现在电影电视里，最出名的作品是长寿剧集《钓鱼迷日记》，在里面他饰演一个成天迟到早退、只喜欢钓鱼的大叔，而现实中的他就像在电视剧里一样，热心、爽朗、和谁都自来熟，明明是第一次见面，他却一抬头就朝她挥挥手，「哟！好久不见啦！」

这位大叔拥有天生的凝聚力，自然而然地把素不相识的人聚在了一起。那天店里的客人们一边吃着拉面，一边坐在一块儿聊天，就像一场老友聚会，开开心心热闹了一番。发生在拉面店里的一切让这位路人难忘，也让她坚定地宣布：「要说让我们最自豪的人，一定是西田敏行先生。」

西田敏行是个喜欢和人在一起的人。他的父亲是个电影迷，老带他去电影院。父亲喜欢看电影，而他更喜欢看电影内外的人。有次在老家福岛看电影，大银幕上演到坏蛋想要非礼公主，主人公骑马飞奔去营救，观众席上的大婶本来正在吃橘子，看到电影里的主人公快要赶不上了，急得把橘子扔向银幕上的坏蛋，厉声呵斥道，「混犊子，还不住手！」他一直记着这一幕，那天电影院的幕布被大婶的橘子打得一抖一抖的，以至于电影画面都跟着变形，坏蛋的脸一会儿长一会儿短，公主的眉毛一会儿高一会儿矮，就连策马飞奔的主人公也跟着幕布呼扇呼扇，顶着不断变形的脸，赶来营救公主。

他着迷于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共鸣感。长大之后，他更加看重人与人的交流。他是最早到中国拍戏的日本演员之一，也是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成员。他到云南大理旅游，在当地电影院看电影，当时银幕上的坏人从好人背后逼近，准备暗箭伤人，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他身边的中国大叔「砰」的一声站起来，扯着嗓门儿大声嚷嚷着危险，要给电影里的好人提醒。后来他在访谈节目中感叹，「那个年代人们身上的那种热情，我真的发自内心地喜欢。」

西田敏行把他对人的喜欢融入了自己的表演，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创造人与人的情感连接。他说电影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共同语言」，无关时代，无关国别，它能把人与人的心紧紧凝聚在一起。为了这样的理想，他在光与影的作品里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他演过将军，演过武士，演过《西游记》里的猪八戒，也演过街坊邻里的小老百姓。他塑造的人物有时候是好人，有时候是恶霸，还有很多说不清善与恶的人物形象。他在医疗剧《白色巨塔》中扮演财前五郎的岳父，这个人有狡黠市侩的一面，带着女婿攀关系、走后门，渴望通过女婿让自己家飞黄腾达，但当他知道女婿罹患癌症，时日无多，苦心经营的争权夺利计划要破产时，他只是坐在病床边，摸着女婿的头发，嘴里说的是俏皮话，眼睛里却是父亲般的怜爱和悲伤。《家族的形式》里的他是一个催儿子结婚的父亲，自顾自跑到儿子家里住，拉着老朋友在儿子家里聚会唱歌。这是一个光看角色简介就会让人生气的人物，但西田敏行演出来的形象却让人多了一份理解，他一个人坐在公寓大堂，小心翼翼询问初次见面的陌生人，言语之间是一个生长在不同时代的父亲的困惑：「我这个人啊，不怎么跟儿子交流，所以我真的不知道儿子的想法。孤单到底是什么呢？你看，住在这么豪华的楼里，这里也不是他的家，就算回到家，也没有人跟你说一句『你回来啦』，一定会很孤单吧。」

他的表演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西田敏行把自己融化在了一个个角色里，演绎出人的复杂与多样，让你没有办法彻底恨一个人，关上电视的时候，只想感慨一句，这就是人啊。

NHK在给西田敏行准备的纪念节目里，收录了一小段他曾经的视频：节目组让他宣传自己当时正在热播的电视剧，镜头前的西田敏行只提了一句剧中主角的名字，剩下的所有时间就像在跟朋友聊天一样，跟电视另一端的人一边比划一边讲解，「觉得辛苦的时候，把嘴角这样推上去吧！」他先做了一个鬼脸，假装苦哈哈的样子，然后用手推着嘴角，把耷拉下来的嘴推成了笑，「早起想到新的一天，觉得熬不下去的时候，试着推推看怎么样？就算日子不好笑，也请这样试一试。」那是来自西田敏行——一个素不相识也会热情跟你打招呼的朋友——的嘱咐，「把苦反过来，偏偏笑一笑」。

2024年10月17日，西田敏行逝世于日本东京家中，享年76岁。

希格斯（1929-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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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希格斯（Peter Higgs）喜欢一个人待着。按照他的说法，人生最美好的状态就是一个人待在房间里，面前要是还能有一张白纸、一支笔，那就更好了。

基于这样的生活理念，他成了全世界最不爱跟人打交道的理论物理学家。他的孤僻几乎无人能敌，所幸他的职业也允许他一个人待着。人生大部分的时间里，他一个人住在爱丁堡的家里，不看电视，没有电脑，从没发过电子邮件，甚至不怎么喜欢接电话。他和外界的主要交流方式，是每周翻看订阅的物理学期刊。

只要一个人坐着，新想法就会在脑海中一个接一个冒出来。最经典的例子发生在1964年的夏天，一个新奇而深刻的想法缠绕在他的大脑里，以至于他去苏格兰山地野营的时候，忘记了怎么搭帐篷。他先写了一篇只有一页半的论文说明自己的想法，过了一个周末，他又写了第二篇文章，在仍然只有一页半的篇幅里，他描述了一种有质量却没有任何自旋的粒子，这是一类全新的粒子，也正是希格斯玻色子（Higgs boson）的雏形。

他的文章很快被退了回来，后来他才知道，英国的物理学期刊编辑觉得这位35岁的研究者想法飘得太远，「跟物理学没什么明显的关系」。最后，这个理论在美国物理学刊物《物理评论快报》（Physical Review Letters）发表，与此同时，该杂志也发表了比利时物理学家弗朗索瓦·恩格勒特（Francois Englert）和罗伯特·布罗特（Robert Brout）联合撰写的文章，他们发现了与希格斯相同的结论。

这个想法在近半个世纪里一直只是猜测，直到2012年，同事打来电话，他们有新消息告诉他。他买了打折机票去了一趟日内瓦，坐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的报告厅里，看到了LHC的两个实验组公布的结果，一个质量在125GeV左右的新粒子，所有测量出的性质都与希格斯玻色子吻合。实验证明了他年轻时的想法是成立的。他从口袋里掏出来手帕，低着头擦了眼泪。那一年的希格斯已经83岁了。

后来他告诉同为物理学家的朋友弗兰克·克洛斯（Frank Close），那一瞬间他闪过了三个念头，「第一反应是松了一口气，实验证实了新粒子真的存在，这让我安心了一点；随之而来的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感动，大自然原来真是这个样子啊，了解到这一点让我有种深切的触动；最后一种感受是恐慌，我预感我的生活会发生改变，这可完了。」

2013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宣布授予希格斯与恩格勒特（注：当时布罗特已去世），工作人员需要在公布名单之前通知获奖者，但那天谁也找不到希格斯。他早早出了门，躲在没有人懂物理的海边小酒吧，喝了一中午啤酒。回家半路上，他还跑去看了一场艺术展。最后诺奖组委会只能在未告知他的情况下公布了获奖名单，而他的获奖通知人是在家门口遇到的热情邻居，「我女儿跟我打电话说，你得奖啦！」

后面的日子并不快乐，至少在他看来是这样。路上总有人找他合影，作为一个英国人，他不会主动说「不可以」，但他真的不愿意。社交媒体的照片上留下了他越来越多的尴尬微笑。他有一次在采访中抗议，为什么学校里面要到处张贴诺奖得主的照片？本来很多人是不认识物理学家的，这下可好了，人们像是警察寻找通缉犯一样，凭借照片一眼就能认出他来。

一开始，没有人把他的抗拒放在心上，因为很多诺贝尔获奖者的最初发言都是，「我没想过要拿奖」、「我只想要平静」，但他们后来都会渐渐陷入自己的声名，变得健谈、热络，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聚光灯下。后来，人们才发现，希格斯说的是真话，他是真的想要平静，只想一个人待着。

活着的日子里，希格斯真正地接近过平静。他一辈子只写过8篇纯学术论文，全部都是独自完成，他没有和别人合写过文章，没有申请过科研经费，也不带研究生，只专心教书，直到退休。笼统地说，他的一生只干过3件事——教书，写文章，一个人思考物理。

人们不理解希格斯的平静，希格斯也不理解人们的热闹。等待希格斯粒子的50年里，外面的世界发生了许多热闹事。人们轰轰烈烈地讨论要建造SSC（超导超级对撞机）去寻找希格斯粒子，又轰轰烈烈地争吵、抗议、互相指责，最终否决了它，把做了一半的设备扔在半路上。美国物理学家莱德曼写过一本书，讲到了这个寻找历程困难重重的希格斯粒子，他原本打算叫它「该死的粒子」（Goddamned Particle），但出版社不同意书名有粗话，顺手删掉了「该死的」（damned）这个词，就这样变成了「上帝粒子」（God Particle）。

这是人们津津乐道的物理学趣事，也是希格斯厌烦了一辈子的事。他讨厌哗众取宠的高声演讲，讨厌一群人轰隆隆来了，又轰隆隆去了，尤其讨厌人们以一知半解的方式理解世界，不想听复杂的理论，只想听一个简单的结论。他很害怕人们看到希格斯粒子的研究拿了诺贝尔奖，就以为世界不再需要大科学实验了。这让他想起中学时代，他听到了物理学家们讲述原子弹原理，也看到了新闻里的广岛和长崎，这让他有一种复杂的感受，为科学的可能性感到兴奋，也为物理的后果担忧。他恐惧人类的狂热和愚蠢。

晚年的希格斯一直害怕他的声名会阻碍真正的科学进步。他清楚地知道很多人并不是真的理解他，也不是真的关心希格斯粒子，只是想要一阵热闹，而真正的物理不是热闹，也不需要热闹。活着的最珍贵之处在于跟自己的对话，一个人走向自己的深处，让不同想法自由交战，扎进一个问题的内核，一层一层拨开，直到尽头。

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希格斯还是一个人住在爱丁堡，不上网，没有手机，他拒绝了绝大多数的公开露面，也没有利用自己的成就换取更大的声名。他过得和往年差不多，只偶尔接听老朋友的电话，抱怨一下那个毁了他的平静生活的诺贝尔奖。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十多年，他和他的思考相处到了最后，直到再也没有人能打扰他的安宁。

2024年4月8日，彼得·希格斯逝世于英国爱丁堡家中，享年94岁。

小泽征尔（1935-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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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家小泽征尔是一个天真的人，总是相信奇迹。他在75岁那年发现罹患食道癌，出院后还是坚持彩排，准备新的音乐会。不止一个人告诉他，他已经不可能完成全场演出了，但他还是照常公布了满满当当的节目表。宣布确诊癌症后的那年生日，他是在彩排中度过的，乐团成员为他拉起「祝你生日快乐」的旋律，他像个小孩子一样坐在指挥台的椅子上，摇晃着身体打拍子应和，「祝我生日快乐」。

他的天真来自于一种信念，小泽征尔相信音乐，相信音乐能够带来改变，哪怕是再大的悲哀与创伤，也能在音乐中得到拯救。他觉得自己的老师卡拉扬像个魔术师，带领柏林爱乐乐团在二战后走向巅峰，所有的声音在他的指挥下都「变得」如此和谐；后来他成为伯恩斯坦的助手，看着伯恩斯坦在电视上为普通人讲解贝多芬，到剧场给小孩子做讲座，让美国掀起了古典乐的热潮，在柏林墙倒塌后在现场演奏改编后的《欢乐颂》，让曾经隔阂的「两德」响起同一种音乐。

小泽征尔也是这种信念的一个例证，他38岁的时候就成为了美国五大交响乐团之一的波士顿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此后连任长达30年，同时他长期和柏林爱乐、维也纳爱乐合作，连续8年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担任音乐总监，他也是第一个担当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指挥的日本人。作为一个亚洲人在欧洲的古典乐坛得到认可，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不同文化之间的桥梁，他也被称为「世界的小泽征尔」。

在他的职业鼎盛时期，这份音乐信念支撑着他完成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1979年，他率领波士顿交响乐团访华演出，时逢中美建交、中国逐步改革开放，他的演出一时间成为北京城里最轰动的事。最后一场演出的下半场成为佳话——小泽征尔在首都体育馆的一万八千名观众面前，让波士顿交响乐团的美国乐手和中央乐团的中国乐手坐在一起，共用同一个谱架，一起演奏了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217名乐手语言不通，但他们在音乐里实现了共鸣。小泽征尔后来描述这段回忆时说，「由我这位日本人做中间人，中美乐师们一起演出，我为此感到十分高兴，简直像做梦一样」。

小泽征尔出生在沈阳，后来又在北京生活了五年，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他第一次以指挥家身份回到北京是在1976年，还和中央乐团合作过演出。见到中国乐手，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对不起，说起自己对战争的反思，他在指挥台上捂着脸哭了起来，说这是自己的赎罪和道歉之旅。他的真诚为他换来了许多珍贵的情谊，他在这里结交了许多可以跟他一起聊天到天亮的朋友。他们一起喝茅台，吃烤鸭，在小区里找人借了自行车，一路骑着就去了小时候生活的四合院，跟住在那里的人讲自己小时候如何在院子里爬树。他更加确信自己对音乐的信念。

直到人生的落幕时刻，他才一点点意识到，生命里也有音乐无法弥合的缝隙。疾病一点点偷走了他的力量，他越来越瘦，手臂能抬起来的幅度越来越小，站在指挥台上的时间越来越短，直到最后必须依靠轮椅走路。年轻时他以张扬的表现力出名，指挥强音的时候总是使劲挥舞胳膊，有次不小心撞上讲坛，生生折断了一根手指。最后一次演出的时候，他坐在轮椅上，只有手指能动一动。

晚年病重的时候，他的女儿负责照顾他，接管了他的音乐事务。他不再能自由见到自己往年的老朋友，只能见到女儿同意他见的人。新闻不再热衷报道他的音乐，更多的是刊登在八卦杂志上的财产纠纷，女儿希望他继续演出，妻子希望他解散事务所，儿子想让他见证自己的新婚。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他们围站在他的病床前，互相指责，大声争论他的财产分配协议。

小泽征尔是在一个大雪天离开的，与他一同消失的还有这个人身上的纯粹、赤诚、热情和善意，以及一个人一往无前渴望弥合差异的决心。在他离开后，只有报纸的讣闻里还在讲述他的音乐如何创造过奇迹，「世界的小泽征尔促成了人类的团结」。在真实的生活中，小泽征尔连告别仪式都无法统一，儿子一家举办了告别会，女儿也举办了告别会，他们互相没有出现在对方组织的仪式上。音乐里的共鸣没有出现，毕竟，世界上再也没有了小泽征尔。

2024年2月6日，小泽征尔逝世于日本东京家中，享年88岁。

詹姆斯·西蒙斯（1938-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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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西蒙斯（James Simons）决定改行全职做投资，这把身边几乎所有人都吓了一跳。他原本是数学家，在美国纽约大学石溪分校当数学系主任，有一份终身教职。一开始同事们只是私下里议论，知道他喜欢投资，热衷于今天赚一点，明天亏一点。可他选择彻底脱离学术，还是给数学圈带来了不小的震动。他的父亲一直懊悔他放弃了终身教职，而同行说，「我们有点儿看不起他，仿佛他已经堕落了，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明明是一个数学家，却跑出去说自己特别喜欢钱。

西蒙斯非常喜欢钱，他对这一点毫无避讳。他说过他要发明一种理解市场的数学工具，换个人都会扯上一点高尚的理由，说自己热爱数学、渴望挑战、热衷探索未知，他没有。他在访谈中和盘托出自己的欲望，目的就是赚钱，「我想要在我睡觉的时候都能帮我赚钱的模型」。

如他所愿，西蒙斯赚到了钱，而且是远比预期还要丰厚的收益。他创立的文艺复兴科技公司（Renaissance Technologies）是历史上最赚钱的投资公司之一，开创了量化交易的先河，其中规模最大的「大奖章基金」自从1988年成立以来，在30年里赚了超过1000亿美元的交易利润，年化收益率为39%，费前收益率高达66%，这一长期业绩远超过巴菲特、索罗斯等知名投资人，迄今无人能敌。

这样的结果并不让人意外。西蒙斯改行做投资那年40岁，在此之前，他在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读大一的时候就达到了本科毕业生水平，23岁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拿到数学博士学位，当年就被聘为哈佛大学数学系教授。他的博士生导师是陈省身，他们在1974年发表的论文首次提出了陈-西蒙斯常量，这让西蒙斯在38岁就获得了美国数学学会最高奖项。这中间还穿插了两年跑去国防部下属机构当破译密码的特工的经历。这份惊人的智商和适应力是他赚钱的第一大要素，而他的第一任妻子道出了他能持续赚钱的另一大动力，「西蒙斯很早就明白金钱就是力量」，更重要的是，「他不想让别人比他更有力量」。

活着的大部分日子，西蒙斯完全忠于自己的感受，某种程度上，他活得非常简单——赚钱的时候他十分开心，亏钱的时候暴跳如雷，「我在赚钱的时候，觉得自己是个天才，在亏损的时候，又觉得自己是个傻瓜」。

接下来轮到他周围的人不适应了。每次他出现在公共场合，人们总要给他对钱的追求找个好听点的理由，把它跟慈善、冒险、好奇心搭上关系。文艺复兴科技公司的300多名员工中，有60多位专家，包括人工智能专家、量子物理学家、计算机语言学家、统计学家和数学理论家。他们因为选择跟随西蒙斯改行做投资也开始渐渐变得富有。公司停车场里保时捷随处可见，一些高管甚至坐着直升机去纽约吃午餐，他们开始为财富自由感到喜悦，这个曾经的科学圈子也不再谈论放弃数学多可惜，改行是「把灵魂出卖给魔鬼」了。

但钱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西蒙斯的儿子保罗在刚过完34岁生日后，在一次车祸事故中不幸去世，西蒙斯躲在家里好几个星期，活得像是行尸走肉，很长时间不能振作起来。7年后，他的另一个儿子尼古拉斯在自由潜水的时候不幸溺水，西蒙斯在葬礼上几近虚脱。他甚至去问自己的公司同事，「我的运气到底是好还是坏？我不理解。」

72岁那一年，西蒙斯宣布退休。他从40岁开始努力赚钱，接下来他打算努力花钱了。他买了很多昂贵的东西——花了1亿美元，买了一艘以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命名的豪华游艇；又承诺资助1亿美元，召集科学家研究孤独症；他在曼哈顿第五大道买了一套公寓，又买了一片可以俯瞰长岛海湾的土地。由于他不喜欢在办公室熄灭香烟，他每年有一笔钱专门用来缴纳罚款。还有一大笔钱，他投给了数学教育，协助成立了美国数学协会，希望用金钱奖励留住更多公立学校里的数学教师。他还出资7500万美元，在智利的沙漠上建立一座巨型天文台，找来天体物理学家，委派他回答「宇宙是如何产生的」，要求他「尽量在几年之内解决这个问题，趁我还活着的时候」……

那些崇高的、伟大的、为科学奉献的英雄主义叙事，在西蒙斯身上统统失效了。他的人生故事充满了自相矛盾。他一方面大力支持基础研究，担心学校流失好的教师，与此同时，他的对冲基金挖走了大量本可以继续从事基础研究的顶尖科学家。他每天关注涨跌，以利润为生存动力，但当他的儿子不幸去世后，他根本没办法从收益率中得到快乐，他从绝望中走出来的方式是解数学难题，他说只有游弋在数学里，才能让他的心暂时得到安宁。

不论如何，西蒙斯的成果将继续留在世界上。他和导师陈省身提出的陈-西蒙斯规范理论对理论物理学具有重要意义，如今广泛用在凝聚态、弦论和超重力领域；他所创造的市场策略——量化投资——到2020年已经占到整个华尔街交易业务的三分之一。

西蒙斯活着时候所创造的赚钱模式，一直在为他积累着财富，直到现在。宣布退休那一年他的身价达到110亿美元，十年后，他的财富翻了一番。去世的时候，西蒙斯以314亿美元的身价位列2024年《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排行榜第55位。他是人类历史上从投资市场里赚了最多钱的数学家。

2024年5月10日，詹姆斯·西蒙斯逝世于美国纽约家中，享年86岁。

门罗（1931-2024）

图源视觉中国

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Alice Munro）从37岁开始写作，当时她是一个带着3个孩子的家庭主妇，住在小镇，会趁孩子午睡的时间构思故事。她的很多故事主角也都是小镇上的普通人，没有什么波澜壮阔的变革，只是平淡日常生活的细节。

最初人们不相信这样的环境中能够诞生好作品，后来，越来越多人开始欣赏到这位女作家笔下的力量。她的写作绵密、幽深，总是在平淡的叙事中掀起情感的波澜，以此揭开人性的幽微和生活的阴暗。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她时形容她的写作风格是，「阅读她的一段文字，就好像看着一只猫，走过摆好餐具的晚餐桌面」。

人们开始对坐在家里写作的作家产生了好奇。来自世界各地的读者都想知道她的写作路径——门罗到底是如何写作？为什么你能写出这样的故事？你的灵感来自于什么？如此直指人心的作品，你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门罗活着的时候，人们只能从她的采访中拼凑出答案。她结过两次婚，她说她的两任丈夫都非常支持她的写作，「这是魔法般的礼物」。她说她喜欢观察、分析他人的生活，她会花至少一个月来写一个故事，还在一次采访中说，「书里所描绘的情感，都是我真实经历过的。但故事不是」。

门罗去世后，答案揭开了另一面。门罗的小女儿安德莉亚在9岁那年，遭到了门罗第二任丈夫弗莱姆林的性侵犯，一直持续到她的青春期。小女儿一直不敢告诉妈妈，直到她25岁那年读到门罗为另一位作家的新书写的宣传短文，里面提到了一个女孩遭到父亲性虐待后自杀的故事，门罗在文字里同情了小说里的女孩。安德莉亚把自己的遭遇写在信里，寄给了母亲。

读到这封信之后，门罗短暂地离开了家，但很快和丈夫和好。安德莉亚在38岁那年选择报警，得知丈夫被指控时，门罗一开始计划与丈夫分开，搬去另一位作家朋友家里，但当发现丈夫的判决并未公开审理，没有媒体报道，她突然取消了搬家计划。丈夫在80岁那年承认犯下强暴猥亵罪，并被判处两年缓刑，此后门罗依然和丈夫生活在一起，他们会花整个上午一起工作，门罗写她的小说，丈夫写他的二战回忆录。他们还一起挑选了未来合葬的墓地。

对门罗来说，婚姻生活和写作都在继续。她有不止一篇小说是基于女儿的经历创作的，这是她最擅长书写的女性感受。不同于她在小说里所展现出的细腻与关切，现实中的她在写给经纪人的信里，形容自己听到女儿遭遇后的感受用了一个简单的词——「麻烦」。

门罗去世一周后，安德莉亚将自己的故事发表在网站上，她以为这件事会这样公开，但事情并非如此。铺天盖地的报道都是怀念诺奖作家的纪念文章，没有人关注安德莉亚的遭遇。直到门罗去世两个多月后，《多伦多星报》刊发了安德莉亚的故事，这则消息才得以真正传播出去。

安德莉亚写道，「我想要的是某种真相的记录，某种公开的证据，证明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并不是我应得的……同时我还希望这个故事，我的故事，成为人们谈论我母亲的故事的一部分」。

生命最后十多年里，门罗罹患阿尔兹海默症。女儿珍妮希望她能反思自己和安德莉亚的关系，但绝大多数时候她依然逃避，拒绝谈起小女儿的经历，也拒绝承认女儿因此感受到伤害，生病之后她渐渐认不出安德莉亚，偶尔在周围人的帮助下想起她的事，但几分钟后，她又忘记了。

门罗临终前告诉女儿珍妮，她「不想葬在那个人旁边」，于是她没有和丈夫合葬，而是埋葬在女儿们为她选择的另一个墓地。

门罗留下了14部作品，被翻译成13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加拿大最大的连锁书店宣布，它们会继续出售门罗的书，只是不再张贴印有她照片的海报。门罗一辈子写过许多女性故事，在文字中雕琢一个女人的种种幽暗心理，但现实中的她活得远比她笔下角色更复杂、更幽暗，也更麻木。因为安德莉亚的存在，关于她的讨论不再只是「伟大作家」的叙事，她所留下的忽略和伤害，如今也构成了她作为作家的一部分。

2024年5月13日，门罗病逝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南部霍普港的疗养院，享年92岁。

还有他们……

还有一些人在2024年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些只属于自己的瞬间，无关事业，也不涉及价值、意义或是成就，它们只是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可正是这些真实存在过的细节，构成了他们曾存在于这个时代的鲜活的例证：

——乐黛云，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奠基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她从上世纪80年代投身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创建，也培养了许多学生，讲起比较文学的时候，乐黛云是明亮的，但她的生命里还有很多同样明亮的瞬间，其中一个发生在1949年，那时候她正在农村义务劳动，干活的时候正是春末夏初，暖融融的太阳晒着嫩绿的小草，她沉醉在这种生活的美意里，汤一介摘了几棵小草放在她的口袋里，她一下子被这几棵小草打动了。后来他们从同学成为朋友，结为夫妻，直到晚年还经常一起绕着未名湖散步。2024年7月27日，乐黛云逝世于北京，享年93岁；

乐黛云

——鸟山明，日本漫画家，代表作有《阿拉蕾》和《龙珠》，这些作品在全世界都颇有影响力，以至于在他去世后，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的官方社交平台也发文悼念，「孩提时的憧憬，足球与七龙珠」。鸟山明画漫画的时候有个习惯，把反派画成要他改稿的编辑的样子，《阿拉蕾》里的大坏蛋原型是当时的责任编辑鸟岛和彦。后来他花了长达十年时间创作《龙珠》，期间与他打交道的三位责任编辑也全都以超级大反派的形象留在了他的作品里。三位编辑还组织过座谈会，一起笑着打趣鸟山明的这个创作习惯。2024年3月1日，鸟山明逝世于东京，享年68岁；

——毛里齐奥·波利尼（Maurizio Pollini），意大利钢琴家，擅长的曲目是肖邦、贝多芬和舒伯特，他弹琴的时候对琴很挑剔，总说「每一件乐器都有自己的脾气」，而他的钢琴是与他脾气磨合得最好的朋友，所以不管去哪儿演出，他都坚持带上自己的调音师，和自己的钢琴，一起出发。他和他的钢琴朋友一起去过许多国家，完成了数十年的巡演。2024年3月23日，波利尼逝世于米兰，享年82岁；

——叶嘉莹，古典文学研究学者，一个一辈子活在诗词里的人，人生的苦与乐都有诗词陪着她，想家的时候读到杜甫的「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她几乎要哭了；生病的时候胸痛气喘，她就想起王国维的「开时不与人看，如何一霎蒙蒙坠」，感慨自己像不曾开发就零落的杨花；而她也在工作夜归的路上，把自己的生活写进了她所爱的诗词里，「莲实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千春犹待发华滋。」2024年11月24日，叶嘉莹逝世于天津，享年100岁；

叶嘉莹

——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第39任美国总统，也是美国历史上最长寿的总统，一生见证了许多重要历史时刻，他在任期间促成了中美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也通过签署历史性的戴维营协议促成了中东和平，78岁那一年还拿过诺贝尔和平奖。他的生命里有许多个决定性瞬间，而其中有一个瞬间对一代中国留学生至关重要。那是一通凌晨3点打给他的电话，他接电话的那一刻很紧张，因为深夜打给总统的电话通常意味着十万火急的危机，电话那端是他的科技顾问弗兰克·普雷斯（Frank Press），他说自己正在北京，「邓小平想问你，能不能接受5000名中国学生去美国大学？」大石瞬间落下的卡特爽快地回答，「告诉他，我们可以接受10万名中国学生！」说完挂断电话继续睡觉。这个电话发生在中美正式建交之前，它开启了中美留学的大门，推动了中美科技交流。直到卡特晚年，他还会常常提起这通凌晨3点的电话，它昭示着改变与合作。2024年12月29日，卡特逝世于美国佐治亚州的家中，享年100岁。

这些生活的瞬间，证明了人的难以定义。还有很多普通人，他们的故事可能不会印在新闻版面上，但他们的生命中也有各自的瞬间，或许温暖，或许苦涩，里面有着生命的挣扎、人性的幽暗，抑或是命运的无奈。人活于世并不总是只有一种色彩，或许正是因为人世间有形形色色的人，有迥异的具体人生，正是这些多样的存在构成了丰富的世界，正是这种复杂与变动，才是真正的我们的生活。

来源：是个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