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苗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民族。时下,对苗族的研究已然蔚为大观,不但成果丰硕,而且出现了“苗学”。但在20世纪晚期“苗学”提出之前,专门调查、研究苗族的报告与著作其实为数不多,仅有鸟居龙藏的《苗族调查报告》、萨维那的《苗族史》,以及凌纯声、芮逸夫的《湘西苗

苗族文化三题

——芮逸夫《川南苗族调查日志》之介绍与补充

彭 华 王玉杰

苗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民族。时下,对苗族的研究已然蔚为大观,不但成果丰硕,而且出现了“苗学”。但在20世纪晚期“苗学”提出之前,专门调查、研究苗族的报告与著作其实为数不多,仅有鸟居龙藏的《苗族调查报告》、萨维那的《苗族史》,以及凌纯声、芮逸夫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和芮逸夫的《川南苗族调查日志》等。

本文将对芮逸夫的《川南苗族调查日志》作一些介绍,并结合我们在川南苗族的调查,对其相关内容略作补充。

一、介绍:芮逸夫与《川南苗族调查日志》

(一)芮逸夫及其著述

芮逸夫(1898—1991),江苏溧阳人,现代民间文艺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开创者之一。历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国立台湾大学教授,曾至美国讲学。1981年7月,膺选“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

芮逸夫曾多次深入民族地区调查。1933年春夏间,他与凌纯声到湘西凤凰、乾城、永绥等苗族聚集区进行田野作业,完成300万字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1934年,他与凌纯声又到浙江白门、丽水、青田一带做畲民调查。1935年11月至1936年4月,芮逸夫、凌纯声等深入云南佤族土司所辖各山区村寨调查。1939年至1940年,芮逸夫到贵州大定、花溪、贵阳、贵定、安顺、镇宁等地对苗族进行调查。1942年12月至1943年5月,芮逸夫和胡庆钧到川南苗族地区调查。于是,便有了他与管东贵合著的《川南雅雀苗的婚丧礼俗》,以及《川南苗族调查日志》。1946年,芮逸夫、石钟健考察四川珙县、兴文两地的悬棺葬,并对三具悬棺进行清理。1948年,芮逸夫发表《僚(獠)为仡佬(犵狫)试证》,在论文中第一次把“悬棺葬”作为专用名词提了出来。

除《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川南雅雀苗的婚丧礼俗》《川南苗族调查日志》3本著作外,芮逸夫还曾主编《人类学》《苗蛮图集》等。芮逸夫一生著述颇丰,多数论文已收入《中国民族及其文化论稿》。收入该书的代表性论文,有《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僚(獠)为仡佬(犵狫)试证》《仡佬的族属问题》《川南民族的悬棺问题》《僚人考》《僰人考》等。我在写作《百仞高崖之上的千古奇观——中国悬棺葬管窥》、《古礼探源——多维视角的综合考察》时,曾经分别引用过《僚(獠)为仡佬(犵狫)试证》《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

(二)《川南苗族调查日志》的内容及其整理

1942年12月1日至1943年5月18日,芮逸夫和胡庆钧在川南苗族地区调查。整个调查分为4期,调查的地点涉及今天的叙永、古蔺、兴文等县的后山、砚槽、分水岭、海坝、马家屯和大坝等苗族聚居地区,调查的内容涵盖苗族的语言、服饰、音乐、舞蹈、婚姻、丧葬和社会形态等方面。在川南调查时,芮逸夫逐日记载,并附以手绘图解、田野照片等。

芮逸夫川南苗族调查所涉及的区域,主要是四川省的叙永县(今属泸州市)、古宋县(今兴文县)和云南省的双河乡(今属云南威信县)。芮逸夫在兴文县境内所调查的区域,主要是大坝镇和古宋镇,未能到苗族聚居的石林镇(今石海镇)大雪村调查,而笔者恰好曾经到此地做过一些调查,故本文将记述大雪村调查、采访的部分内容。

田野考察归来后,芮逸夫将日志作为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的资料存档,“六十多年来这本日志一直收藏在史语所人类学组的档案柜中”。这本调查日志后经王明珂编校,作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料丛刊之四”,于2010年3月由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书前有“编辑凡例”“简介芮逸夫先生”“编者导读并序”,并配有“芮逸夫川南苗族考察路线图”“叙永地形示意图”;“田野日志”是该书的主体部分,以时间为序逐日记录;书后有“川南田野照片”“芮逸夫先生主要著作”。

2024年5月15日,我到兴文县探亲,温清滏老师将此书借阅给我。于是,笔者方始完成这样一篇小文章。

二、补充:苗族文化三题

(一)语言文字

《川南苗族调查日志》有关于苗族语言文字的调查和记录。比如,第15页有苗文字母图,第97-100页有苗语记录。惜因受体例(调查报告)限制,《川南苗族调查日志》未对苗族的语言文字作详细介绍,以致读者有“语焉不详”之感。为弥补这一缺憾,笔者将对苗族的语言文字略作介绍。

苗语是苗族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根据语言的特点,并参照民族自称、居住地区和生活情况,苗语可划分为湘西、黔东、川黔滇3个方言。湘西、黔东两个方言内部差别较小,只有土语的区别。川黔滇方言内部差别较大,而且还有土语的区别。苗语的主要特点是声母多而复杂,韵母少而简单。

关于苗文(苗族文字)的传说,各地有不同的版本,现已无从考证。20世纪50年代前,苗族地区没有发现仍在使用的传统文字。19世纪末,开始出现苗文。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种版本的苗文,均为人工创制的文字。其情况如下:

1.1949年前创制的苗文。

1905年,英国传教士柏格理为传教需要,与苗族人士杨雅各等运用苗族前辈整理的符号和拉丁字母,以贵州威宁县中水区石门坎村苗语为语音标准,创制了一种拼音文字,用以记录滇东北次方言,并在川黔滇苗族地区推行,通称“柏格理苗文”,又称“石门坎苗文”“老苗文”。之后,曾出版过根据这一文字翻译的《圣经》等。

1922年,英国传教士胡致中与苗族教徒刘文光、顾元亮等合作,在贵州凯里的旁海镇用注音字母创制了一套苗文,用以翻译《圣经》,俗称“旁海苗文”,又称“黑苗文”。这套文字创制之后,当地教会曾用它翻印了大量宗教读物。

清末民初时期,湘西苗族诗人石板塘用汉字和汉字偏旁部首,创制了一种仿汉字苗文,通称“板塘苗文”,又称“方块苗文”。抗日战争时期,湘西苗族学者石启贵创制“速记苗文”,贵州苗族教师龙绍华运用国际音标编制“苗文课本”等。但是,这些苗文受当时条件的限制,未能得到普及和推广。

2.1949年后创制的苗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大苗族人民强烈要求创制文字。为此,党和政府多次派工作组和工作队调查苗语,并组织语言学家为苗族三大方言各创制了一套苗文。1956年,国家对“滇东北老苗文”进行拉丁化改革,采用26个基本的拉丁字母作为声母、韵母及声调的标示,称为“拉丁字母新苗文”,又称“滇东北苗文”“新苗文”。贵阳苗族使用的大部分文字,即采用1956年10月创制的拼音文字。1982年,云南省还曾在“柏格理苗文”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改进与规范,并在楚雄、昆明、玉溪、曲靖等地推广。

3.国外创制的苗文。

在国外,越南、泰国政府用越南文、泰文字母为苗语设计文字,传教士用拉丁字母为老挝、泰国苗语设计文字。20世纪70年代移民到美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苗族,也使用这种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国际间的苗族文字,是为“国际苗文”。

(二)音乐舞蹈

苗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其音乐和舞蹈均颇有特色。苗族的音乐和舞蹈,也是芮逸夫当年调查和记录的对象。比如,《川南苗族调查日志》第16页有芮逸夫手绘的芦笙图画,第134页有芮逸夫拍摄的木鼓及芦笙照片,惜乎未对苗族的音乐和舞蹈作专门介绍。为弥补这一缺憾,笔者将对苗族的音乐和舞蹈略作介绍。

1.音乐。

苗族的音乐,有民歌曲调、芦笙曲调、唢呐曲调、箫琴曲调,每类曲调又有若干种,同种类曲调又有地区差别。芦笙曲调是苗族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曲调分舞曲、代歌曲、问讯曲和祭祀曲等。

苗族的乐器较为丰富,有管乐器、弦乐器、打击乐器。管乐器有芦笙、洞箫、芒筒和唢呐等,其中芦笙是使用最为广泛、最具代表性的管乐器。打击乐器有铜鼓、木鼓、皮鼓和铜锣等。弦乐器只在部分地区使用,有古瓢琴、月琴等。

芦笙,又称“六声”“瓢笙”,苗语叫“嘎都”“嘎在”“更”。芦笙是苗族最古老的乐器,业已成为苗族的符号性乐器,有“苗族人的乐器之王”美称。芦笙最早的文字记载,可以追溯到宋代。芦笙由笙管、笙斗、簧管组成,有大、中、小等多种类型。笙管竹制,有4管、6管、8管等,其中以6管最常用。管外侧有按音孔,上套竹筒或笋壳为共鸣器,下端装有簧片。管长短不一,从20—90厘米不等。笙斗木制,长60—70厘米,呈纺锤形,上接一段小竹管为吹嘴。现经改良,笙管可多至25根,共鸣器换作薄铜皮制作。演奏时,两手扶笙斗,手指按住按音孔,口含吹嘴,利用吹气、吸气发出声音。音色明亮浑厚,常用于芦笙舞伴奏,亦可独奏、合奏和重奏。近年来,又根据单管芦笙“大筒”改造成排笙。芦笙演奏的最大特色,是吹奏者边吹边舞,这种舞蹈被称为“芦笙舞”。

2.舞蹈。

苗族的舞蹈是围绕乐器命名的,有管乐舞(芦笙舞)、鼓乐舞(鼓舞)、响乐舞(金钱棍)、弦乐舞(古瓢舞)和笙鼓乐舞。苗族舞蹈的最大特点是,所使用的道具就是乐器,而舞曲由舞蹈者演奏。其中,芦笙舞和鼓舞在苗族舞蹈中最具代表性。

苗族的芦笙舞,又称“踩堂”,苗语叫“究给”。芦笙舞有以下几种形式:一是群众性的芦笙舞,苗语叫“宪给”。每逢节日,群众都拥上芦笙场,由一支庞大的芦笙队伴奏领舞,芦笙队集大小芦笙数百支,大的高齐屋檐,小的不过尺余。密集如林,声震山谷,群众围芦笙起舞,少则数十人,多时上万人,景象十分壮观。二是表演性芦笙舞,苗语叫“丢捞比给”,是一种具有竞技性的男子舞蹈。舞曲节奏强烈,动作技巧性很高,多由各寨选出的优秀芦笙手参加,有各种跳跃、旋转、矮蹲、头肩着地倒立吹笙等技巧。三是风俗性芦笙舞,苗族叫“跳花”或“跳月”,是未婚青年社交择偶的一种形式。在“跳花”或“跳月”时,青年们还通过芦笙舞选择对象、寻找爱情。川南流行的芦笙舞,有板凳舞、品字舞、跷脚舞、安形舞和立庄舞等。

除芦笙舞外,苗族地区较为普遍流行的便是鼓舞。根据鼓舞的伴奏乐器,鼓舞分为木鼓舞和铜鼓舞两种。根据鼓舞的表演形式,鼓舞分为猴儿鼓、对跳鼓、四面鼓和团圆鼓等四类。鼓舞在形式上分为两种:一种是舞蹈者一边击鼓、一边舞蹈,其中以湘西苗族的鼓舞为代表;另一种形式是舞蹈者环绕击鼓者而起舞,如黔东南苗族的鼓舞。根据跳舞的人数,鼓舞分为单人、双人和群体鼓舞三类。湘西苗族的鼓舞,又分为“男鼓”和“女鼓”两套舞蹈动作。鼓舞的基本舞步,有走三步、点步翻身、两进跳小踢步,以及走三步踩三步等。各种鼓舞的节奏,有2/4、3/4、4/4等节拍数种。

(三)苗家见闻

四川南部的叙永、古蔺、兴文、珙县、筠连、高县和长宁等县,是苗族分布比较集中的地区。就兴文县石林镇(今石海镇)大雪村(俗名绵苕坡)而言,原五、六、七、十一队的苗族分布最为集中。

1998年8月,我们到兴文县探亲,便萌生了对当地苗族做调查的念头。8月15日,石林镇石林一小的袁永科老师愉快地答应做我们的向导,带着我们夫妻二人前往大雪村做调查。一大早,我们三人先乘车到铜锣坝,然后步行到大雪村教师陶玉泉(时年38岁)家进行采访。

兴文县的苗族基本上与汉族杂居,所以日常采用双语交流。在与汉人交流时,就说汉语;在与本民族交流时,就说苗语。我们与陶玉泉直接用汉语交流,完全不需要翻译。就双语而言,当地的实际情形是汉语有取代苗语的趋向。陶玉泉有一子一女,儿子陶友刚(时年15岁)、女儿陶艳梅(时年10岁),他们都不会讲苗语。而陶玉泉对于有些苗语已经不大清楚,因此在他们家里,平常基本上都讲汉语。

根据陶玉泉自己的说法,苗族群众的亲属称谓与汉人差不多,只是苗语的发音与汉语不同。他举了几个例子,如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哥哥、姐姐、弟弟、伯父、二伯和三伯等。我们发现,由大伯、二伯、三伯的称呼可以看出,他们是在伯父的称呼后加了一个序数词。我们就此问陶玉泉,在他们苗语里面,数字怎么说。两相比较,基本上印证了我的判断。

当地的苗族群众,其经济生活基本上与当地的汉族群众一样。他们的家庭收入,一般都比较低,过着简朴的农村生活。普遍种植小麦、玉米、红薯、土豆和黄豆等作物,在条件允许的地带,也种植水稻;主食是大米,主要通过交易获得。在他们的房前屋后,也因地制宜地种植一些果树,如梨树等。家庭养殖业方面,主要养殖猪、牛、鸡、鸭等。蔬菜方面,主要种植南瓜、黄瓜、茄子、四季豆和豇豆等,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

根据陶玉泉讲述,苗族群众的服饰分家居和外出两种情形。在家里面一般穿得比较随意,而外出则比较注意服饰,尤其是节日集会和婚娶之日,更是盛装。老年人普遍喜欢包头,还穿一些民族服饰,但少年则多喜欢穿汉人服装。在他家里,我看到他的父亲陶定财(时年82岁)包头,穿一身深蓝色上装,脚上穿的是草鞋。

苗族的住房与当地农村的汉族也差不多,基本上都是木结构的砖瓦房(有的是草房),并喜欢将房子的空间一分为二,即中间加一层木板,木板楼上可以堆放杂物。

当地的苗族群众,不论是老年还是中青年,一般都喜欢抽叶子烟,不大喜欢抽纸烟。在陶玉泉家,我们递给他和他的父亲纸烟,他们都礼貌地接过去;但抽了两三支以后,他们都说还是抽叶子烟吧,然后各自卷起叶子烟来抽。

苗族群众平素也喜欢喝茶、喝酒。在陶玉泉家采访时,他的妻子用一个大壶泡茶,然后给我们一人一个小杯,并往里面倒茶。茶过几盏以后,他的妻子又给我们倒酒。我们就这样一面喝茶,一面喝酒,一面聊天。

苗族群众虽然生活简朴,但待人很大方,也很朴实。下午一点过,他们热情地留我们吃饭。餐桌上摆的是腊肉炒辣子和南瓜,还有一锅煮的茄子和豇豆。米饭里加了一些小麦粉,味道也比较可口。

三、尾声:感受与希望

《川南苗族调查日志》完成于80多年前,是实地调查并加以记录的考察资料,是非常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王明珂将《川南苗族调查日志》加以整理并且出版,可谓嘉惠学林。除文字记录外,芮逸夫还拍摄了许多照片,可谓名副其实的“老照片”。可以说,这些“老照片”的价值与文字一样珍贵。由此,笔者还有一点真诚的希望与期望。

时下,影视人类学呈方兴未艾之势。影视人类学使用录音、录像等手段,对人类学、民族学进行资料的记录、保存、展览、研究和教学,具有丰富、直观、立体等优势。笔者希望影视人类学的有志之士,能够关注川南乃至西南或中国的苗族,积极开展影视人类学的调查、记录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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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彭 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

王玉杰(俄罗斯联邦萨拉托夫国立音乐学院副博士,现就职于新疆喀什地区歌舞剧团)

来源：方志四川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