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凭什么给你弟弟买房？他结婚关我什么事？你们别找我，我又不是他妈！＂我挂了电话，手还在发抖，指尖的温度仿佛被抽离，冰凉一片。
＂我凭什么给你弟弟买房？他结婚关我什么事？你们别找我，我又不是他妈！＂我挂了电话，手还在发抖，指尖的温度仿佛被抽离，冰凉一片。
窗外的梧桐叶子沙沙作响，夏蝉不知疲倦地鸣叫着，小区的公共广播里传来《今天是你的生日》的旋律。
这是1991年的夏天，比往年来得更早些。
父亲的单位终于分了一套六十多平的两居室，家具只有几把靠背椅、一张方桌和两张铁架子床，却让全家人开心得合不拢嘴。
终于告别了筒子楼里一家三口挤一间的日子，不用再为上厕所排队，不用再为洗澡跑到单位的公共浴室。
我刚从师范学院毕业，分配到市里一家国营厂做技术员，每月工资六十八块五，在当时已经算是体面的收入。
晚饭后，我喜欢坐在窗前，听着老式收音机里传来的评书和戏曲，看着楼下的人们悠闲地散步，心里总算有了些安定感。
那年，弟弟周明才十六岁，正读高二。
他比我小八岁，从小被父母宠得不行，家里有什么好吃的好用的，总是先紧着他。
记得最清楚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物资最紧缺的时候，母亲用粮票和肉票换回来的鸡蛋，总会先煎给弟弟吃，而我和父亲只能喝稀粥就咸菜，咸菜还是用破旧搪瓷盆腌的，带着一股铁锈味。
＂闺女是泼出去的水，儿子才是自家人。＂母亲常这么说，每次都是脸上挂着理所当然的表情，语气里满是毋庸置疑。
这话我听了二十多年，早已麻木，就像每天都要经过的那条坑坑洼洼的小路，习惯了也就不觉得颠簸了。
弟弟不爱学习，但特别机灵，很有经商头脑。
高中没毕业，他就开始在学校门口摆地摊卖香水和塑料花，一个月能赚个一两百，比我这个堂堂大学生的工资还多。
记得有次母亲炫耀地对邻居说：＂我们家明子就是有出息，不像他姐，读了那么多书，工资没他一个月倒腾小玩意儿赚得多。＂
邻居笑着应和：＂可不是嘛，现在这年头，会做生意的比读书人吃香多了！＂
我站在厨房里，手里的饭碗差点掉到地上。
父亲看出了我的难过，等母亲走后，悄悄对我说：＂多念书总是好的，别听你妈瞎说。＂
1994年，弟弟正式辍学，跟着本市最早一批下海经商的人做起了服装生意。
街上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百货商店里，衣服款式单一，颜色暗淡，而弟弟卖的衣服颜色鲜艳，款式新颖，很受年轻人欢迎。
那几年，国家政策松动，镇政府也不再抓＂投机倒把＂，敢闯的人都赚了钱。
弟弟也不例外，不到二十岁就在步行街租了间店面卖服装，生意红火得很，经常是半夜才回家，裤兜里塞满了皱巴巴的票子。
父母眼里更是有了个＂金疙瘩＂，每天变着法子给他做好吃的，生怕他累着。
＂我们家明子真有出息，这么年轻就能赚这么多钱！＂母亲逢人便这么夸，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来，眼睛里闪着光。
我也为弟弟高兴，每次他请客吃饭，我都会去捧场。
弟弟虽然年轻气盛，但对我这个姐姐还算尊重，常说：＂姐，你虽然赚得少，但有文化呀，将来肯定比我强！＂
每逢过年过节，他都会给我买些小礼物，有时候是街上新开的服装店里的针织衫，有时候是从广州带回来的小首饰。
虽然都不贵重，但我很珍惜，因为那是弟弟为数不多的，对我的关心。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和厂里的同事们每天骑着二八大杠去上班，下班后挤公共汽车回家，周末去新华书店看书，日子平淡却也满足。
直到1996年春天，我在厂里的联谊会上认识了丈夫王建国。
他是车间主任，个子不高，肩膀结实，说话慢条斯理，笑起来眼睛弯成一条缝，像极了记忆中小时候村里的邻居叔叔。
王建国比我大四岁，为人老实厚道，总是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干活麻利，从不偷懒。
车间里的女工都说他是个好男人，适合过日子。
我们相处了半年，一起去看了几场露天电影，在公园里散过步，他还带我去城郊的小饭馆吃过几次饭，饭菜很普通，但他总是把好菜夹到我碗里。
半年后，他上门提亲，手里提着两条红塔山香烟，几斤水果糖，还有一件从百货商店买的粉色毛衣。
父母见王建国工作稳定，人也实在，很快就同意了这门婚事。
婚礼在厂里的食堂办的，马蹄形的桌子摆了十几桌，席面简单，但热闹。
我穿着红色的确良旗袍，头上别着塑料花，脸上擦着从供销社买的雪花膏，显得格外青涩。
按照当地习俗，新郎家要给新娘家一笔＂见面礼＂，一般是几千块钱。
但王建国家境不宽裕，父亲早逝，母亲靠微薄的退休金生活，家里还有个读高中的弟弟要养，实在拿不出那么多钱。
我知道这情况，主动跟父母说不要见面礼。
没想到母亲当场变了脸：＂怎么能不要？这是规矩！别人家姑娘嫁人都有见面礼，你怎么能例外？让街坊四邻看不起我们家吗？＂
她的声音尖利得像冬天的寒风，钻进我的耳朵，让我浑身发冷。
最后在弟弟的劝说下，父母勉强同意只收五千元见面礼。
我至今记得弟弟当时对母亲说的话：＂妈，姐姐嫁人是大事，咱别太计较这些，只要姐姐过得好就行。＂
母亲听了，脸色才好了些，嘟囔着说：＂也只有你疼你姐，知道心疼我这个当妈的。＂
婚后，我和王建国省吃俭用，靠着每月攒下的工资，一年内还清了这笔钱的借款。
我们在厂里分了一套四十平米的小房子，水泥地面，白墙，家徒四壁，但好歹是自己的小天地。
家具是从旧货市场淘来的，柜子上还残留着前主人家孩子贴的小人书剪影，我用湿布反复擦了好几遍，也没擦干净。
床上的被褥是母亲从家里拿来的＂嫁妆＂，还是她结婚时用的老式纯棉被面，印着喜鹊登梅的图案，洗得发白，但还算整洁。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新婚生活，虽然简朴，但很甜蜜。
每天早上，我都会给王建国做一碗素面，放些小葱和榨菜丝，偶尔加个鸡蛋。
晚上下班回家，我们会一起到附近的自行车修理铺旁边的小摊上买几两熟食，回家就着咸菜下饭。
1997年底，我有了身孕，那年冬天特别冷，王建国每天早上都要去公共水龙头排队打热水，让我洗脸。
他怕我滑倒，上下班都坚持骑车接送我，即使厂区就在家门口不远处。
1998年五月，我生下女儿小雨。
公私合营的医院条件简陋，产房里挤着好几个产妇，连个帘子都没有。
我生产时疼得死去活来，医生护士却习以为常，一边聊天一边催我用力。
等小雨出生后，护士把她递给了王建国，他笨拙地抱着女儿，眼睛湿润，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
弟弟在女儿满月时送来一个大红包，里面是一千块钱。
他抱着小雨，满脸笑容：＂姐，你生了个闺女，以后我可要多疼她一点！＂还特意从广州带来一件小洋装，鹅黄色的，上面绣着小白兔。
母亲看了，撇撇嘴：＂生了个丫头片子，有什么好高兴的。＂
我没接话，只是默默把女儿抱紧了些。
王建国看出了我的心思，轻声说：＂女儿好，贴心。以后是我们的小棉袄。＂
然而，好景不长。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国内经济也受到波及。
我们厂效益下滑，车间里的订单越来越少，工人们开始轮休，每月只拿基本工资。
后来，厂里开始裁员，先是合同工，然后是固定工。
王建国虽然是车间主任，但因为不善钻营，没有送礼打点关系，也被列入了裁员名单。
厂长找他谈话那天，他回来后整晚没说话，只是坐在床边，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直到把一包大前门抽完。
好在厂里还算讲良心，给了一万块钱的补偿金，算是对他十几年工作的认可。
失业后的王建国一度很消沉，整天闷在家里不说话，连续几天不洗脸刮胡子，下巴上冒出了硬硬的胡茬，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
我一边照顾刚满周岁的女儿，一边安慰他：＂没关系，大不了我们一起做点小生意，日子总会好起来的。＂
小雨好像知道家里的困难似的，很少哭闹，每天只是静静地玩着塑料小桶和面粉袋子，偶尔冲着我们笑，露出两颗刚冒出来的小乳牙。
就在这时，一个电话打破了平静。
母亲打来电话，说弟弟谈了个对象，想年底结婚。
按照当地风俗，男方结婚要准备新房和彩礼，少说也要十几万。
弟弟虽然生意做得不错，但资金都投在了货源上，手头紧张。
＂你和建国现在都没工作了，手里有些积蓄吧？弟弟结婚是大事，你们得支持一下，拿出五万块钱来帮忙付个首付。＂母亲在电话里直截了当地说。
声音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感，就像我小时候她命令我给弟弟让糖吃一样。
我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应。
王建国的那点补偿金是我们一家三口的救命钱，哪有余力去帮弟弟买房？
＂妈，我们现在也很困难，建国刚下岗，家里还有小孩要养...＂我试图解释。
话没说完，母亲的声音就提高了八度：＂什么困难不困难的！你弟弟要结婚了，你这个做姐姐的怎么能不管？你是不是嫁出去就忘了娘家了？＂
电话里传来父亲的咳嗽声，他低声说：＂你妈说得对，明子是咱家的独苗，成家是大事，你们能帮就帮帮吧。＂
我心里委屈，却不知道该怎么反驳。
挂了电话，我在厨房里偷偷抹眼泪，害怕吵醒了熟睡中的小雨。
墙上的老式挂钟＂咔嗒咔嗒＂地走着，厨房的水龙头滴着水，滴落在搪瓷盆里，发出清脆的声响。
王建国凑过来，轻轻拍着我的肩膀：＂怎么了？＂
我把事情告诉了他，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要不我们再想想办法，凑点钱给你弟弟？＂
我抬头看着他，眼泪止不住地流：＂我们现在自己都顾不上，哪有能力帮他？再说了，他赚的钱比我们多，为什么要我们出钱给他买房？＂
王建国叹了口气：＂你别难过，我明天去找找以前的同学，看能不能借点钱应急。＂
他的话让我心里更不是滋味，抽噎着说：＂我不能让你去借钱给我弟弟，咱们已经够艰难的了。＂
几天后，弟弟亲自登门，穿着一身名牌，手腕上戴着金表，一看就是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的样子。
一进门，他就说：＂姐，我知道你们现在困难，但我真的很需要这笔钱。你放心，等我结了婚，生意稳定了，一定加倍还给你们！＂
我看着弟弟，满脸都是渴望和期待，像极了小时候央求我给他买冰棍的模样。
小雨这时候爬过来，拽着弟弟的裤腿。
弟弟蹲下身，从口袋里掏出一颗水果糖，剥开糖纸，小心翼翼地塞进小雨嘴里：＂来，小雨，尝尝舅舅给你带的糖，甜不甜？＂
小雨含着糖，咧嘴笑了，伸出小手去摸弟弟的脸。
＂你看，小雨多喜欢我。姐，就当是为了小雨，帮帮我吧。＂弟弟笑着说。
我心软了，毕竟是一起长大的亲弟弟，还记得他小时候生病，我背着他去镇医院打针的情景，他瘦小的身体贴在我的背上，滚烫的体温透过衣服传了过来。
在王建国的同意下，我们拿出三万块钱给了弟弟，几乎是我们全部的积蓄，只留下几千块钱应急。
这笔钱，原本是准备给小雨上幼儿园和给王建国看病用的。
弟弟千恩万谢地离开了，临走前还信誓旦旦地说一定会尽快还钱。
他走后，王建国一语不发地坐在沙发上，点燃了一根烟。
那天晚上，我听见他在半夜里轻轻咳嗽，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1999年春节，弟弟如期结婚了。
他在市中心买了套九十平米的新房，装修得雅致大方，婚礼在当地最好的酒店举行，摆了四十桌酒席，每人发了红包和喜糖，排场十足。
新娘是县城百货公司的售货员，比弟弟小两岁，长相甜美，说话轻声细语，特别懂事。
婚礼上，我和王建国作为主家人，坐在主桌上，心情却很复杂。
王建国穿着他唯一一件像样的中山装，已经洗得有些发白，但熨得笔挺。
我穿着三年前买的那件粉色毛衣，外面套了件深蓝色的夹克，生怕被人看出寒酸。
酒席间，母亲在亲友面前夸赞弟弟有本事，能挣钱，还给父母买了新衣服，添了新家电。
＂这孩子，有出息，懂孝顺，真是我的好儿子。＂母亲举着酒杯，眼中闪烁着骄傲的光芒。
父亲则在一旁点头微笑，时不时拍拍弟弟的肩膀，满脸欣慰。
没有人提起我和王建国的贡献，仿佛那三万块钱不值一提。
婚后，弟弟的生活越发红火。
他和弟媳妇张丽开了第二家服装店，还从广州进了一批高档服装，生意越做越大。
2000年，他们有了儿子，取名周小虎。
全家人都欢天喜地，特别是母亲，每天一大早就赶到弟弟家帮忙洗衣做饭，带孙子，乐呵呵地直说这是＂老周家的根＂。
弟媳妇张丽也很会做人，逢年过节都会给父母买礼物，经常请他们去饭店吃饭。
母亲逢人便夸：＂我这个儿媳妇真会过日子，比那些只知道读书的强多了。＂
言下之意，我就是那个＂只知道读书＂的人。
每每听到这些话，我只能苦笑。
与此同时，我们家的境况却每况愈下。
王建国终于找了份保安工作，每月工资只有八百多，天天站在写字楼门口检查出入证件，风吹日晒，原本白净的脸晒得黝黑。
我在一家私营企业做会计，月薪一千二，老板还总拖欠工资。
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更别提要回那三万块钱了。
每次我试图提起这事，弟弟总有各种理由推脱：＂姐，我这不是刚开新店，投了不少钱嘛＂＂最近行情不好，亏了不少＂＂小虎刚上幼儿园，学费交了不少＂...
我也不好强求，只能暗自叹气。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当初不借那三万给弟弟，我们的生活会不会好一些？
王建国看在眼里，抽空在工厂食堂打了份工，每天下了班再去食堂洗碗洗锅，多挣一百多块钱。
他的双手因长期泡在洗洁精里，开裂流血，但他从不抱怨，只是在深夜的灯光下，偷偷涂上一层风油精。
2001年底，女儿小雨上小学了。
我们省吃俭用，给她买了崭新的书包和文具，还有一双鲜红的小皮鞋，就像当年电影里那个扎着红领巾的小女孩穿的一样。
可其他的孩子都穿着名牌运动鞋，拎着印有卡通图案的书包，让小雨很是羡慕。
有一天，她从学校回来，满脸委屈地说：＂妈妈，为什么表弟小虎穿的衣服都是新的，而我的都是旧的？＂
原来，那天她和表弟小虎在学校门口偶遇，小虎穿着一身耐克运动服，脚上是刚上市的篮球鞋，手里还拿着最新款的变形金刚。
而小雨穿的衣服是邻居家的姐姐穿剩下的，洗得发白，肘部还打了补丁。
我心里一酸，蹲下身抱住她：＂因为妈妈爸爸现在没有那么多钱，等我们有钱了，一定给你买新衣服。＂
小雨点点头，眼睛里闪着泪光，但她很懂事，没有再多说什么。
那一刻，我下定决心要改变现状。
我开始自学电脑，白天上班，晚上去街边的电脑培训班学习操作系统和办公软件。
王建国每天下班后会来接我，骑着那辆老旧的二八大杠，在秋风中瑟瑟发抖，等我下课。
2002年，我跳槽到一家外资企业做财务主管，工资一下翻了三倍。
王建国也在我的鼓励下考取了电工证，找了份工厂电工的工作，收入比之前稳定多了。
生活终于有了起色，我们换了新床垫，给小雨买了书桌和学习灯，还添置了彩电和电冰箱。
＂妈妈，我们是不是变富了？＂小雨天真地问。
我笑着摸摸她的头：＂还没有，但我们会越来越好的。＂
生活刚有起色，母亲又打来电话，说要我帮忙照顾小虎。
原来弟弟和弟媳妇决定去广州拓展业务，需要半年时间，而母亲年纪大了，照顾不了活泼好动的小虎。
＂你们家小雨都上学了，你下班后正好可以照顾小虎。再说了，你是他姑姑，帮忙照顾一下怎么了？＂母亲理所当然地说。
我为难地看着王建国，他微微摇头，示意我拒绝。
老实说，我已经够累的了，每天早上六点起床给小雨做早饭，然后赶公交上班，晚上八点才到家，还要辅导小雨的功课。
我鼓起勇气说：＂妈，我现在工作很忙，下班回家还要照顾小雨写作业，实在抽不出时间照顾小虎。＂
＂你这是什么态度？你弟弟妹妹要发展事业，你就不能支持一下？你这个当姐姐的也太不像话了！＂母亲生气地说。
我心里憋屈，但还是坚持了自己的立场：＂妈，不是我不想帮忙，是真的没有精力。小雨正是需要人辅导的时候，我不能耽误了她。＂
母亲气呼呼地挂了电话，随后又是一阵电话轰炸，都是数落我不懂得帮助弟弟，不知感恩。
后来听说，弟弟花重金请了个保姆，解决了照顾孩子的问题。
这件事过后，我和母亲的关系降到了冰点，甚至过年回家，她也很少和我说话。
2003年，我和王建国靠着双方的工资，终于攒够了首付，买了套七十平米的小房子。
房子虽小，但总算是我们自己的家了，再也不用害怕单位收回宿舍。
我们请亲友来家里吃饭庆祝，弟弟一家也来了。
弟弟送了一套茶具作为乔迁礼物，看起来挺贵重的，他还特意说明是从江苏宜兴带回来的紫砂壶。
我很感动，觉得弟弟还是心里有我这个姐姐的。
酒过三巡，弟弟突然说：＂姐，之前你借我的钱，我一直惦记着呢。最近生意不错，我打算还你。＂
母亲插嘴道：＂什么借不借的，那是姐姐应该出的。＂
弟弟笑着摆摆手：＂不，那是借的，我得还。＂
我心里一喜，正想说感谢，弟弟却话锋一转：＂不过现在手头还是有点紧，要不这样，我先还你一万，剩下的过段时间再说，行吗？＂
我笑了笑，说：＂行啊，什么时候方便都行。＂
弟弟连连点头：＂过两天我就让丽丽给你送来。＂
结果，等了一个月，那一万块钱也没见到。
我打电话问弟弟，他支支吾吾地说刚给小虎报了个昂贵的特长班，暂时没钱，让我再等等。
弟媳妇张丽在一旁解释：＂姐，真不是我们不想还，是最近真的手头紧。等过段时间一定还你们。＂
就这样，一等又是两年。
我渐渐明白，这钱怕是要不回来了。
王建国看我整天为这事闷闷不乐，劝我：＂钱财都是身外之物，别为这个伤了兄妹感情。＂
我点点头，决定不再纠结这件事。
毕竟，我们的生活已经好转，那三万块钱虽然不少，但也不至于影响我们的日常开支。
2005年，我升职为财务经理，收入更可观了。
王建国也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在一家机械厂做车间主任，工资虽然不高，但有医疗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我们把女儿小雨送到了市里最好的初中，还在每年暑假带她出去旅游，生活总算过上了正轨。
小雨学习很用功，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老师常夸她聪明懂事。
看着女儿一天天长大，一天天进步，我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
弟弟的事业也蒸蒸日上，他在市中心开了一家大型服装批发店，还注册了自己的品牌。
他经常出差到广州、上海采购货源，社交圈也越来越广，常常能见到他和一些商界名流的合影。
我们兄妹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除了逢年过节在父母家碰面，几乎没有私下交流。
他忙着做生意，我忙着工作和照顾家庭，各自的生活轨迹渐行渐远。
母亲每次见到我，总要提起弟弟最近又取得了什么成就，又赚了多少钱，好像生怕我不知道他的好似的。
而对于我的工作和生活，她却少有问津。
2008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
弟弟的服装生意受到重创，加上之前盲目扩张，欠下了不少债务。
前脚刚听说他在高档小区买了新房，后脚就听说他的公司资金周转不灵，供应商催债不断。
一天晚上，我正准备休息，弟弟突然登门拜访。
门铃响起时，我正在给小雨检查作业。
打开门，看到弟弟站在门口，神色憔悴，眼睛布满血丝，下巴上冒出了胡茬，西装也皱巴巴的，像是好几天没换。
我让他进来，给他倒了杯热茶。
他一口气喝完，捧着杯子的手微微发抖，然后开门见山地说：＂姐，我需要二十万周转，银行贷不下来，你能不能帮帮我？＂
我愣住了：＂二十万？我哪有那么多钱？＂
＂你现在不是财务经理吗？工资那么高，存款肯定不少。再说了，你们买房子也有几年了，房子升值了不少，可以抵押贷款啊。＂弟弟分析道。
这话听着熟悉又刺耳，就像当年母亲说的＂你们应该支持弟弟结婚＂一样理所当然。
我有些生气：＂我的工资虽然不低，但也要养家。小雨明年就要上高中了，学费不少，我们还要考虑她将来的大学费用。房子是我们辛辛苦苦买的，怎么能随便抵押？再说了，之前的三万块钱你都没还，我怎么敢再借你钱？＂
弟弟脸色一变：＂你这是什么意思？我现在有困难，你不但不帮忙，还翻旧账？那三万块钱算什么？我结婚时不是送了你不少东西吗？这些年过节我也没少给你送礼！你这个姐姐也太小气了吧！＂
他的声音高得惊人，以至于正在房间里学习的小雨探出头来，好奇地看着我们。
我示意她回房间，然后压低声音说：＂小声点，别吓到孩子。我从来没把那些东西当回报！当初你结婚，我们拿出几乎全部积蓄帮你，那是我们最困难的时候。现在你有困难，我也想帮你，但二十万不是小数目，我真的拿不出来！＂
弟弟冷笑一声：＂我就知道，你嫁出去就忘了娘家人。你放心，这是最后一次找你帮忙，以后不会再麻烦你了！＂说完，他摔门而去。
我呆呆地站在门口，耳边回响着门被狠狠关上的声音，就像我和弟弟的关系，＂砰＂的一声，关上了。
王建国回来后，我把事情告诉了他。
他叹了口气：＂你弟弟这些年被宠坏了，遇到困难就想到别人帮忙，从不想着自己克服。＂
第二天，母亲打来电话，劈头盖脸地责备我不懂得帮助弟弟，说我太自私，只顾自己家，不管弟弟的死活。
＂你弟弟快破产了，你还这么无情！他当年怎么对你的？你这个姐姐怎么当的？＂母亲声音哽咽，带着哭腔。
我试图解释，但母亲根本不听，直接挂了电话。
父亲后来偷偷打来电话，语气要缓和许多：＂闺女，我知道你们也不容易。但是你弟弟确实遇到了大麻烦，能帮就帮帮吧，毕竟是亲兄妹。＂
我心里很矛盾，一方面想帮助陷入困境的弟弟，一方面又担心钱财两空。
最后，在王建国的建议下，我决定借给弟弟五万块钱，但要签借条，约定还款日期。
这个决定让母亲非常不满，她在电话里说：＂什么借条不借条的，一家人还讲这个？你这是不信任你弟弟！＂
我没有反驳，只是坚持了自己的立场。
弟弟接受了这个提议，但明显不太高兴。
他拿着钱的时候，脸色阴沉，连声谢谢都没说，只是冷冷地在借条上签了字就走了。
这次争执后，我和弟弟的关系彻底降到了冰点。
过年回父母家，他对我爱答不理，甚至刻意避开与我交谈。
小虎和小雨玩在一起，小虎却时不时对小雨说：＂你爸妈真小气，连我爸爸借钱都要写借条。＂
小雨不明白，困惑地看着我，我只能苦笑。
母亲看在眼里，却总是埋怨我不该为钱伤了兄妹感情。
＂你是姐姐，应该让着弟弟。他有困难时你不帮忙，还让人家写借条，太伤人心了！＂母亲在我耳边数落。
我不想在过年期间起争执，只好默默忍受。
王建国看我心情不好，提议我们提前回家。
临走时，我在弟弟家留下了给小虎准备的新年礼物和红包，希望能缓和一下关系。
令我失望的是，弟弟连句谢谢都没说，只是让弟媳妇客气地道了声谢。
那一刻，我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和失落感。
回家的路上，我眼眶湿润，王建国握着我的手，轻声说：＂别难过，你已经尽力了。亲情是双向的，不能只有你一个人付出。＂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到了2010年。
弟弟的生意渐渐恢复，还在郊区开了个小型服装加工厂。
但之前借的五万块钱，他始终没有提出要还。
借条上写的还款日期早已过去，我也不好意思再提。
每次过节见面，他总是若无其事，好像从没有借过钱一样。
那年夏天，女儿小雨参加中考，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市重点高中。
我们一家三口去了趟青岛，住在海边的小旅馆里，每天早上起来就能看到日出。
小雨第一次见到大海，兴奋得像个小孩子，在沙滩上又跑又跳，笑声清脆得像风铃。
那几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和幸福。
回来后，我收到母亲的电话，说弟媳妇怀上了二胎，是个女儿。
按照计划生育政策，他们需要缴纳一笔不菲的社会抚养费。
母亲问我能不能帮忙出一部分。
＂明子现在手头紧，你能不能支援一下？毕竟是你亲侄女。＂母亲的语气中带着请求，但仍有一丝命令的意味。
我心里叹了口气，给王建国看了这条信息。
他摇摇头：＂你弟弟真是把你当提款机了。他那么大的产业，还缺这点钱？＂
我回复母亲说现在手头紧张，实在帮不上忙。
母亲很生气，说我一个财务经理还好意思说没钱，还说我太势利，人情淡薄。
＂以后别怪我们心冷，你记住你今天的选择！＂她撂下这句话就挂了电话。
我不想再争辩，索性不再回复。
后来听说，弟弟东拼西凑，总算凑齐了社会抚养费。
2011年初，弟弟的小女儿出生了，取名周小莉。
那年春节，我照例回父母家吃年夜饭。
弟弟一家也在，气氛还算和睦，小虎长高了不少，已经是个小小少年了，话也多了起来。
饭后，母亲突然提出，她想帮弟弟带小女儿，让我帮忙照顾三岁的小虎。
＂你家小雨都上高中了，不用你操心。小虎上幼儿园了，放学后没人接送。你和弟媳妇关系那么好，帮忙照顾一下怎么了？＂母亲说。
我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应。
弟媳妇张丽在一旁帮腔：＂是啊，姐，你就帮帮忙吧。我和你弟弟实在太忙了，小虎又特别调皮，只有你能管得住他。＂
我看了看王建国，他微微摇头。
我深吸一口气，婉拒了这个请求：＂妈，我工作很忙，经常加班到很晚。再说了，小雨学习紧张，需要我督促。我实在抽不出时间来照顾小虎。＂
弟弟冷笑一声：＂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你就是不想帮忙！＂
我忍住怒气：＂不是不想帮忙，是真的没有时间和精力。你们有条件请保姆，为什么非要我来照顾？＂
母亲插话：＂请什么保姆！小虎需要的是亲人的关爱！你这个当姑姑的就这么狠心？＂
我感到一阵心累，不想在过年的日子里吵架，就借口女儿身体不舒服，提前离开了。
回家的路上，我心情沉重。
浓重的年味此刻显得格外刺眼，街上挂满了红灯笼，家家户户贴着＂福＂字和春联，空气中弥漫着鞭炮的硝烟味。
王建国握着我的手说：＂别难过，你已经尽力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你不必为难自己。＂
我点点头，泪水却不自觉地流下来。
2012年，女儿小雨升入高三，开始备战高考。
我和王建国都忙着工作，同时操心女儿的学习。
为了给小雨创造一个安静的环境，我们搬到了郊区的一个小区，房子虽然老旧，但环境清静，适合她学习。
生活忙碌而充实，我们很少再提起弟弟的事。
直到那年冬天，一个意外的电话打破了平静。
＂姐，我准备在市中心买套新房，首付差十万，能不能帮帮忙？＂弟弟的声音通过电话传来，依旧是那种理所当然的语气。
我愣住了：＂你不是已经有房子了吗？为什么还要买？＂
＂那套房子给小虎上学用，新房是给小莉准备的。现在不买，以后房价更高了！＂弟弟理直气壮地说。
我深吸一口气：＂弟弟，之前的八万你都没还，我怎么敢再借你钱？再说了，小雨明年就要上大学了，学费生活费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我实在帮不了你。＂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是弟弟愤怒的声音：＂你真是越来越势利了！小时候我吃糠咽菜，把好东西都让给你吃，现在你有钱了，就翻脸不认人了是吧？＂
他的话像一把尖刀，刺进我的心脏。
＂你说什么？明明是你从小被宠着，什么好东西都是你的！现在你有困难，我也想帮你，但我不是你的提款机！＂我几乎是喊出来的。
王建国匆忙从书房出来，关切地看着我。
＂算了，我就不该指望你！你等着瞧，以后你有难处，别来求我！＂弟弟咆哮着挂断了电话。
我气得浑身发抖，手机滑落在地上，发出一声脆响。
王建国连忙倒水给我喝，安慰我不要生气。
我冷静下来后，给母亲打了个电话，想解释一下情况。
没想到母亲根本不听我说话，直接指责我不应该拒绝弟弟。
＂你这个姐姐怎么当的？弟弟有难处来找你，你不但不帮忙，还翻旧账！那点钱对你来说算什么？你就这么见不得弟弟好？＂母亲气呼呼地说。
我苦笑着挂断电话，心如死灰。
父亲总是劝我要顾全大局，说兄妹一场，应该互相帮助。
可是这么多年来，帮助似乎总是单向的，从我到弟弟，从未反过来。
从那以后，我很少再与弟弟和父母联系，只是逢年过节象征性地发个短信问候。
2013年，女儿小雨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的一所重点大学。
我和王建国既自豪又心疼，为她准备了充足的学费和生活费，还特意去北京帮她安顿好住处。
我们还添置了不少生活用品，怕她在外面受委屈。
临别前，小雨抱着我说：＂妈妈，谢谢你这么多年的付出。我知道你和爸爸不容易，我会好好学习，不辜负你的期望。＂
我眼眶湿润，轻抚着女儿的头发：＂你是我们的骄傲，只要你健康快乐，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回报。＂
看着女儿自信从容的样子，我心里满是欣慰。
所有的辛苦付出，所有的不理解和委屈，在这一刻都有了意义。
女儿离家后，家里一下子空了许多。
我和王建国开始规划退休后的生活，计划攒钱给小雨将来买房结婚。
每天晚上，我们坐在阳台上喝茶，看着夕阳西下，听着楼下孩子们嬉闹的声音，享受着难得的平静。
直到2015年的一天，母亲打来电话，说弟弟的小女儿小莉要上幼儿园了，需要有人接送。
母亲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弟弟夫妇工作忙，希望我能帮忙照顾小莉。
＂妈，我已经给你解释过很多次了，我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帮忙带孩子。＂我耐心地说。
虽然心里有气，但我不想对母亲不敬。
母亲冷笑一声：＂你就是不愿意帮忙！现在小雨都上大学了，你有的是时间！＂
我深感无奈：＂小雨虽然上大学了，但我和她爸还要工作。再说了，我们也有自己的生活，不可能把所有时间都用来帮弟弟带孩子。＂
母亲气急败坏：＂好啊，你终于说实话了！你就是不想帮忙！你这个姐姐真是太自私了！＂
我忍不住反驳：＂妈，我这些年帮了弟弟多少忙？借钱给他买房，后来又借钱给他周转，到现在一分没还。我从来没有计较过这些，但你们却总是觉得我理所当然应该帮忙！＂
她沉默了片刻，然后说：＂那点钱算什么？你一个财务经理，工资那么高！＂
我无奈地摇头：＂妈，钱多钱少不是重点，重点是态度。弟弟从来没有把我当成需要尊重和感谢的人，而是理所当然地认为我应该无条件付出。这样的关系是不健康的。＂
母亲沉默了一会，然后冷冷地说：＂你这个姐姐当得真失败。算了，不勉强你，我们自己想办法！＂说完，她挂断了电话。
电话那头传来的忙音仿佛在宣告着什么。
那一刻，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解脱。
多年来积压的委屈和不满终于释放出来，我不再为自己的选择感到愧疚。
几天后，弟弟亲自打来电话。
我以为他是来道歉的，没想到他开门见山地说：＂姐，妈妈说你不愿意帮忙带小莉，我很失望。不过我今天打电话不是为这事，而是想问你能不能帮我买套房子？＂
我一时语塞，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买房子？＂
＂对，就是市中心那个新楼盘。首付要五十万，我手头有三十万，还差二十万。你不是一直都挺有钱的吗？借我二十万，行吗？＂弟弟理直气壮地说。
我几乎要笑出声来：＂弟弟，你是认真的吗？之前的钱你都没还，现在又来借？而且你拒绝了我的帮助，转眼又让我出钱？＂
＂那不一样！带孩子是时间问题，借钱是金钱问题。你不是总说你很忙吗？那就用钱来帮我啊！＂弟弟振振有词。
我深吸一口气，平静地说：＂对不起，我帮不了你。不是我不想帮，而是我真的没有那么多闲钱。我和建国也要为将来打算，小雨以后结婚也需要我们帮忙。＂
弟弟冷笑：＂我就知道！你就是不愿意帮我！从小到大，你就是这样自私！＂
我听着这熟悉的指责，突然感到一阵疲惫。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讨好，在忍让，在付出，却从未得到过真正的尊重和感谢。
我忍无可忍：＂我凭什么给你弟弟买房？他结婚关我什么事？你们别找我，我又不是他妈！＂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是弟弟愤怒的声音：＂好，你等着！以后你有困难，别来找我！我们恩断义绝！＂
听着电话里的忙音，我既心痛又释然。
二十多年的兄妹情谊，就这样走到了尽头。
那天晚上，我翻出了小时候和弟弟的合照。
照片泛黄褪色，边缘已经有些卷曲，但画面依然清晰。
十岁的我牵着两岁的弟弟，站在老家的桃树下，笑得那么灿烂。
那时的我们，怎么也想不到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后来，我从父亲那里听说，弟弟最终通过其他渠道凑齐了钱，买下了那套房子。
他也如愿以偿地把小女儿送进了市里最好的幼儿园，过上了令人艳羡的生活。
而我和王建国依然过着平凡而充实的生活，偶尔去北京看看女儿，偶尔去旅游放松。
2018年春节，我照例回父母家拜年。
意外的是，弟弟一家也在。
看到我，弟弟略显尴尬地点点头，算是打了招呼。
父母家里的布置和往年一样，墙上挂着几幅老照片，餐桌上摆着丰盛的年夜饭，电视里播放着春节联欢晚会。
饭桌上，父亲举杯说：＂一家人在一起过年，是最幸福的事。希望你们姐弟能和好，不要再为些小事闹别扭。＂
我微笑着举杯，心里却明白，有些裂痕已经无法弥合。
不是因为金钱，而是因为那些被忽视的付出和尊重。
席间，弟媳妇张丽悄悄拉我到一边，塞给我一个信封：＂姐，这是之前借的钱。本来早该还你，只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
我打开信封，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八万块钱。
我有些惊讶地看着弟媳妇，她小声说：＂其实你弟弟一直很感激你的帮助，只是他不善于表达。这些年来，是你一直在默默支持我们。我知道你们之间有误会，但血浓于水，希望你们能和好。＂
我鼻子一酸，点点头收下了钱。
虽然这笔钱对现在的我来说已经不那么重要，但它代表的意义却无比重大。
回家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王建国。
他笑着说：＂看来你弟弟还是有良心的。也许，你们的关系还有转机。＂
我摇摇头：＂不是弟弟，是弟媳妇。弟弟可能到现在都不知道这事。＂
王建国沉思片刻，说：＂无论如何，这是个好的开始。家和万事兴，亲情总比金钱重要。＂
我微微一笑，望向窗外。
春节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美丽而短暂。
正如亲情，需要用心呵护，才能长久绽放。
也许有一天，我和弟弟能够重新理解彼此，放下过去的芥蒂。
但那需要时间，需要相互尊重，更需要真诚的付出。
直到现在，我依然记得母亲常说的那句话：＂闺女是泼出去的水，儿子才是自家人。＂
这句话曾让我心痛，但如今我已经释然。
因为我明白，真正的亲情不在于血缘的远近，而在于心灵的距离。
无论是女儿还是儿子，都是父母的孩子，都应该得到平等的爱与尊重。
正如我对待小雨那样，无条件的爱，却不是无原则的溺爱。
而我，会继续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无愧于心，无悔于情。
因为生活教会我的最重要一课就是：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别人。
来源：留住美好旧时光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