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们这些人少年的成长，恰好与“文革”时期重叠。在最喜欢看电影、看演出的年纪，置身在“样板戏”年代文化生活与政治宣传的氛围里，我们与这一座礼堂相遇。

文/王从军

我想念父母的时候，会想起他们工作过的地方，想起北京车道沟10号院，特别是那里的几座老楼。

从当年的解放军“二三八部队”，到今天的央企中国兵器，老楼见证了这个大院的变迁。

一、大礼堂

1970年，我随父母来到车道沟10号院，在这里生活了15年。当时，在这个院子东营门的附近，有一个大礼堂。

我们这些人少年的成长，恰好与“文革”时期重叠。在最喜欢看电影、看演出的年纪，置身在“样板戏”年代文化生活与政治宣传的氛围里，我们与这一座礼堂相遇。

1977年1月28日晚上，我来到礼堂看节目。这一天，来这里表演的是著名的中央乐团。过去，这个乐团的节目，我们只能在收音机里听到，从钢琴协奏曲《黄河》到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现在终于能看到现场演出。这个乐团有指挥家李德伦、韩中杰，钢琴家刘诗昆，琵琶演奏家刘德海等众多国宝级名人，他们身为国家首席艺术家的影响力，让礼堂里座无虚席。

那天，节目一个个上演着，等到一位年轻的女高音歌唱演员登台。她的形象俊美，演唱效果独具魅力，与众不同的嗓音和唱法，吸引了全场观众。

忽然，这位女演员停止了歌唱，乐队伴奏也随后停止。她站在舞台中央，满脸歉意，傻傻地望着台下，尴尬的不知如何是好。很显然，她是在一瞬间记忆力短路，忘记了下面的歌词。

这时，礼堂内安静了约10秒钟后，全场观众开始用掌声鼓励她，越来越热烈。掌声是最好的救场工具，这位女演员带着满脸的感激，频频向观众致谢。在与乐队稍作沟通后，她改唱了另一首歌，赢得了更加热烈的掌声。

我清楚记得，报幕员在预报节目时，提到了这位女高音歌唱演员的名字，她叫李谷一。

在这座大礼堂里，我看到的那些电影和节目，都是在政治运动年代，国内外大事件的投影。从国外的越南战争，到“两报一刊”的批判文章。

在这里，我看过无数期的“新闻简报”，看过“文革”时拍摄的“火红的年代”、“第二个春天”等电影，看过彩色宽银幕电影“杂技英豪”，看过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国的电影，如“看不见的战线”，“海岸风雷”、“铜墙铁壁的永灵”等。我还记住了不少片中人物的对白和插曲。

有一次，礼堂里放映一部“内参片”，不允许家属观看。我从礼堂北面的厕所翻墙，在一片黢黑里摸进礼堂。电影正在演着，听说片名叫“啊海军”。我虽然对故事情节看得不是太完整，但是记住了电影插曲的铿锵节奏。

1976年10月之后，那些在“文革”后解禁的电影，开始井喷似的放映。那些日子，我们像过年一样兴高采烈，一趟趟地奔向礼堂。

对于礼堂这座建筑，我曾经为它拍过两张照片，一张是在2005年，一张是在2024年，期间相隔近20年。这时的礼堂功能已经改变。从照片对比看，这座楼的外观，以及它的背景，都有着很大的变化。

与这个礼堂一墙之隔，是我曾读书的那个京工附中。照片里，学校的楼房作为礼堂的背景，显示出改革年代对教育的福利。当年，我印象中那个又穷又破的学校，想必现在也与时俱进了。

在部队营区生活过的孩子，有时习惯于把礼堂又称作俱乐部。礼堂舞台上节目的转换，是大时代变革的缩影。我们这群人，站在七十年代的观众席上，既是旁观者，更是节目的参加者。

看舞台上风水轮流转，看自己一天天长大。

二、工字楼

在我家的窗台上，放着一对沉甸甸的镇尺，是用黄铜类的金属制作的。它们来自车道沟10号院，是当年那座“工”字形办公大楼的一部分。如今这座楼已经不复存在。

那时，人们在修理工字楼的窗户时，将不用的支架拆下来，再做成镇尺，老物件再利用。类似的东西在我家里还有，如用加榴炮炮弹壳做的笔筒，用迫击炮弹壳做的台灯。

在车道沟10号院，工字楼是最重要的地标建筑。隶属军队的时候，这里是院务部、科研部、政治部领导机关所在地，是院长、部长、处长军师团三级干部办公的地方。

这里的军用电话和传真，联系着四面八方，近处有北京的南口和槐树岭，远处有东北的科尔沁草原和云贵川陕“大三线”。从这里的一架架“卡尔蔡司”军用望远镜的镜头里，军人们观察着各类常规兵器的应用现场，从冲锋枪到装甲车，从远程火箭炮到防空导弹。

当时的工字楼，满楼尽飘橄榄绿。

有一位同学了解工字楼的历史。他告诉我，上一个五十年代，工字楼开始建设，由苏联援助，最初设计为八层。但后来由于中苏关系突变，苏方撤走了专家和物资，并停止供应电梯等设备，最后这座办公楼只能建到四层为止。

我掂量着厚重的金属镇尺，体会着那段风云岁月，还有苏联的建筑风格。

当年，对于我们这些中小学生来说，工字楼就是文体活动中心。我们去那里只为了两个事，一个是打乒乓球，一个是看书借书。

在工字楼一层，有一个乒乓球台，那是我们常去的地方。在举国打乒乓的1973年，标准球台属于稀缺资源。往往是两个人约好时间，提前吃了晚饭，在傍晚人们下班后，溜进工字楼。我们打球的时候，外面的广播喇叭在播放着好听的歌曲，那真是享受的时刻。

有时，遇到执勤的战士来轰我们，也只好暂时离开，瞅着人家走开了，我们再悄悄回来接着打。

我记得，那时人人都打直拍，从国家队到老百姓。当看到有极少数人用横拍打球时，我就觉得太别扭了。而且，横拍只能是从国外带，国内商店看不到有横拍卖。想想那时，就是这样少见多怪。

工字楼的二层有一个会议室，当时被用作阅览室。每周定时开放，我常常去那儿借书。那里主要是“文革”时出版的书，像小说“江畔朝阳”、“飞雪迎春”、“征途”、“万山红遍”和“黄海红哨”等。

有时候，我在这里也能翻到一些新鲜玩意。有一次，我读到一本奥运会成绩手册，译自国外出版物，觉得很新鲜。我专门找到男子1500米跑世界纪录那一页，看到当时的世界纪录是3分30多秒。

为什么要找这个成绩看？因为我们在中学的体育课上，人人都要跑这个项目。如果能跑上5分钟，在班里就名列前茅，要是能跑上4分几十秒，那就是学校纪录了。中学时，除了跑步之外，可玩的项目不多，类似“从北京到延安”象征性长跑之类的活动，一个接一个。那时，北京每年春节期间，都会举行环城赛跑，冠军一直是谢宝江。

我还记得一个细节。当时，在那间会议室的桌子上，摆着一排漂亮的白色陶瓷茶杯，茶杯上印着五个大字“最高的奖赏”。过去，我看到的各种茶杯上，都印着革命口号或单位名称。而这五个字，让人觉得很另类。

2005年6月，我曾为工字楼拍摄了一组照片，距今将近20年。

三、9号楼

如今，车道沟10号院的个子，已经长得很高，但当年它是个“矮个子”。那时，它被四季青人民公社包围着，周围是田地和村落。

在隶属军队时期，这个院儿军人和职工的住房，处在最困难时期。除了“东平房”、“北平房”等几处住宅外，只有一座家属楼，人称“9号楼”。院里几乎所有的干部，从院长到处长，都挤在这座五层楼里。哪怕有的领导在原单位住的是将军楼，现在也只能屈尊窝在这里。

9号楼的外形如同英文字母L，一共有5个单元，我家住在5单元7号。从我家的阳台和窗户看出去，楼前的情景看得很清楚。各个楼门不时有人进出，楼前的空地，是孩子们玩“撞拐”游戏的地方。

1971年秋季，有一天上午，我站在家里的阳台上，看着楼下热闹的场面。就在这一天，院里一位技术干部因为工作调动，将带着全家离开北京，前往西安。单位的许多同事来为他送行。这位干部原来的家，正好就在我家楼上，他的女儿是我的小学同学，他的儿子也经常和我一起玩。

当时，我作为小学生，并不懂分别的含义，我与这位女同学，也没有说什么话。只是在楼上，远远地看着他们一家，登上一辆挂“辰4”车牌的汽车，开往北京站。当时我好像有过这样的想法：“可惜她不是北京人了”，“转学真麻烦”。多年后，在曙光小学的微信群里，才看到这位同学的消息。

住在9号楼的日子，对我是难忘的，这是陪伴我成长的美丽老家。

我住的是一间朝东的屋子。在我的书桌抽屉里，存放着一个菱形红小兵臂章、一个浅蓝色的“后字二三八部队入门证”，还有两块红卫兵袖标。

在这间屋子里，我经历了大杂烩式的读书，从鲁迅杂文到米格21飞机和C5A飞机的介绍，从“解放军文艺”到“无线电”，从“李白与杜甫”到“怎样正确估计曝光”。

在我的书桌和书架上，放着从书店里买的书。有“越南短篇小说”、“朝鲜短篇小说”等。有李瑛的诗歌集。有“七月槐花香”、“门板背后的秘密”和“向阳院的故事”等。在一本杂志上，贴着我从“参考消息”上的剪报，有赵浩生的文章、文幼章的文章，还有“七十年代”杂志的连载文章。

在这个房间里，我读的书还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和马雅可夫斯基诗选。我曾在房间的烛光里，复习高考课程。

我常坐在一台“上海”牌收音机旁边，收听广播节目。其中有几个主要国外电台，我更喜欢听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开始曲，乐曲辽阔而宽广，如同他们的国土。

在屋子里，那时少年人喜欢做的一些事，我基本都做过。包括集邮、养蚕、吹口琴、组装半导体收音机、自己洗印照片等。

我有时站在窗户旁，看楼下人来人往的光景：

在二单元，一个打篮球的高个子男孩走出来了，他穿着蓝色回力鞋，骑车去了汽车队旁的篮球场，也可能又去了122中学；

还是在二单元，一位老干部走出来了，他虽然已经转业，但还是喜欢披着“55”式军大衣去上班；

在四单元，一个身穿海军舰艇兵蓝呢子军装的年轻人走出来，他是一位副院长的儿子，回北京来探亲；

还是在四单元，一个阿姨站在楼门外，正用河北口音对着别人说话。她说到自己的儿子在空军飞战斗机，“在天上打仗，说不定谁把谁赚下来”；

在三单元，一位老军人走过，他曾是红军战士。旁边，有一户人家正在搬家，他们刚从河北蔚县“五七干校”回来......

在9号楼前的空地上，不知什么时候，设立了一个哨兵岗亭。不久，又悄悄取消了。在隶属军队时期，起床号和熄灯号，是营区的标配。

终于，从9号楼的许多个窗口，人们看到了这样的时刻：在车道沟10号院脱下军装之后，所有的军人都离开了9号楼，一去不复返。

2024年9月的一天下午，我来到9号楼的五单元门前，想重新走一次少年时走过的那条路。

我向左转到楼的西面，沿着当年的围墙边的小道，走到当年南营门的位置。虽然路两边的环境已经改变，但大方向仍然走得通。

当年，我顺着这条路，或去运河游泳、跑步，或去收发室查询2418信箱的邮件，或去院内洗澡、打开水,或去路北的小邮局寄信，遇见军乐团那些少年兵。

1977年12月，我沿着这条路，骑车前往我的高考考场。

四、其他的楼

除了上面写到的这三座楼，那时，车道沟10号院还有几座楼，一座是招待所的楼，一座是情报所的楼，一座是卫戍区战士的楼。

招待所的那座楼也是五层。我们有时会登上这座楼的顶层平台，去远眺城市的风景。那个年代高层建筑很少，站在五层楼上，可以看到颐和园和军博塔尖的红星。如今，这座楼也已经拆除。

今天的车道沟10号院，楼房的密度大的让人伸不开腿，还有无数的汽车。新楼和老楼，高楼和矮楼，混搭在一起。在北京的东高地、云冈、阜成路等地的其他央企，估计也是类似情况。

虽然高楼林立，但在我们这一代人心里，只会给那几座老楼，保留着位置。

作为车道沟10号院的子弟，我们感谢父母！他们经历的艰难岁月，将永远激励我们的意志！

王从军，男，高级记者。北京广播学院（中传）新闻系毕业，77级。曾长期在政府媒体工作。

来源：大院子女